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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节，一拨拨人流从大城市奔回故乡。一位北京的网友称：“哥不是急着回家，哥是急着吸口新鲜空气。”
不料，逃得了北京，却逃不了雾霾。华东、华中、华北诸多城市，甚至成都等西部城市，都叫苦不迭，“原来家乡都已沦陷”。
官方正式承认“霾”这一污染源的严重危害，不过两、三年的时间，现在却几乎成为全国性的生态公害。这也让更多公众意识到，生态环境不再是虚头巴脑吓唬人的词汇，更是事关自身生存质量的“烟雾弹”。
与民意相呼应，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十八大报告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
这是一场生态文明的觉醒。
但觉醒，显然不是一张报告就能一蹴而就的。生态文明意识的确立、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破解、城乡环境的改善路径、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知……都是摆在转型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2013年，“生态文明·美丽城市——中国城市访谈录”活动启动。该活动由中国市长协会主办，《中国市长》杂志、《中国周刊》杂志、新华网、新奥集团等多家机构进行战略支持。此活动的初衷即在于探访中国城市的生态现实与困境，并探究中国生态变革的基因与路径。
随着采访的展开，一张张城市的生态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河北衡水、安徽铜陵、河南开封、洛阳、新乡、湖南长沙、浙江湖州、宁夏中卫、安徽滁州、广东湛江、江苏淮安、云南红河……这些面孔各具特色，但又不乏共性，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张中国城市的生态脸谱。
一种轮回——失而复得的故事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故事。巧合的是，每个城市故事，都有一个伤心的桥段：
衡水市的生态代表衡水湖，历史上本是湿地，却一度成为代表污浊与贫穷的“千顷洼”；新乡的后花园凤凰山，曾退化为“吃饭捂着碗，睡觉蒙着脸，看电影要打伞，一年吃块预制板”的粉尘污染源；开封的经典水景包公湖，曾因城市水系的破坏，而成为大量鱼类暴尸的臭水坑；湛江人的骄傲红树林，也曾遭遇过数量骤减的历史时期；承载着悠久中华文明的洛阳市河——洛河，一度变成了挖沙场、垃圾场，甚至是猪圈……
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如此“巧合”的生态故事可讲。但诸多“巧合”叠加在一起，就不再只是个体的“巧合”，而构成一个普遍性的客观规律。
从拥有大自然赋予的优美环境，到经济冲动导致的环境破坏，再到今天觉醒而艰难找寻。这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轨迹中，所有故事的伤心时段，都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比如新乡市的凤凰山，历史上本是风水宝地。但自上世纪70年代，开山炸石的就多了起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国人关于财富的认知。飞速增长的GDP数据，换来了高楼大厦，换来了物欲的满足，也带来了环境的迅速恶化。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建设的提速，基建工程激增，凤凰山变成了大采石厂。从此，山上没了树，也没了水。凤凰山成了城市繁荣的代价。
梳理环保部的沿革，就可以看出中国环境现状的大致端倪：1982年，建设部开始下设环保局；1984年更名国家环保局，依旧在建设部管理之下；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建设部独立出来而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副部级）；10年后，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正部级）；又是10年后，2008年，变身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环保部。
环保职能的逐级升格，既意味着中国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也意味着生态治理力度的日益强化。
经过近些年的努力，部分城市的生态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在一年的城市走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凤凰山又恢复成了森林公园；衡水湖畔则成了国际自行车赛事的赛场；湛江的红树林成了旅游卖点；开封的包公湖上，碧水泛舟成为城市一景；洛阳洛河两岸早已成为风景优美的市民公园。
洛河边的洛浦公园入口处，雕刻着“河洛图书”的神秘图案。这一图案被称作中华文化之源，解读着古人对于天、地、人的朴素认知。
古人的智慧，经常就是这样令人叹服。这一认知，对于几千年后的中国，仍具有独特的深意。洛河、衡水湖、凤凰山、包公湖等美好生态的失去与重建，就像是一场轮回，印刻着一处处生态个体的变迁，也折射着“河洛图书”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一种努力——理念的探索
今天回望起来，“先发展后治理”的生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昨天的痛，已成为今天的财富——生态文明的再认知。
时间再往前倒推几年，或许很多国人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叫做“生态文明”，对于众多政府官员来说，也还陷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纠结之中。
这对矛盾，现在有一个最常用的比方，即“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
湖州市委书记马以向采访团介绍说，2006年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在湖州的太湖边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13年，习近平再次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采访团在对12座城市的采访中，不少负责人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关系的独到见解：
湖州市委书记马以说：“经济强了，财富多了，但生态环境坏了，这不是生态文明。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生态保护得很好，但老百姓生活贫困，这同样也不是生态文明。”
洛阳市市长李柳身提出，对于传统工业起家的洛阳来说，“已经到了不转型没出路，不调整没活路的生死关头”。
铜陵市市长侯淅珉认为：“之前讲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好像是割裂、对立的两个问题，那么现在铜陵的理念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它本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
在中国的政界，经常会有一些跟风式的极端做法，某个概念一旦成为热词，基层政府往往会一哄而上，不见得有自己理性深刻的思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庆幸的是，有些城市并没有极端地迎合生态文明，粗暴地排斥工业文明。 用衡水市市长杨慧的话讲：“生态文明并不是不要工业文明，而是要高于工业文明，实现更好的可持续的发展。”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则向采访团详细介绍了湛江钢铁的发展，虽然看起来是逆环保潮流而动，但实际上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大有裨益，可以减少中国钢铁业的污染排放，所以它“不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是对社会生态的贡献”。
有的城市正在探索生态文明与美丽城市的建设路径，如宁夏中卫市推出了“以克论净”制度，市长徐力群认为美丽需要规划，并引用胡适的话讲：“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然而一个干净的国家，人人都不讲规则而谈道德，不出一段时间，马上就会变得伪君子遍地而道德难寻。”
湖州的生态策略是，搞生态建设要给老百姓实用的东西，不能摆花架子。滁州市副市长汪建中则提出，“生态是一种民生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负责人正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生态文明”的概念。开封市市长吉炳伟认为：“‘生态’两个字，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人文生态、自然生态，甚至包括法治生态等等。所以生态不仅是绿色的意思，绿色、低碳只是生态的一个方面而已。”
湖南省副省长、原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则一直在提倡一种生态理念——“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在长沙市郊区，有一个张剑飞亲自督导的生态建设试点：光明村，这是一个充分尊重自然，“不大拆，不大建”，“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的不拆之村。在此理念下，光明村保留着乡野的味道，发展着农业优势，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一种反哺——企业的力量
“中国城市访谈录”活动中，采访团有着深切的感知：一方地方政府对于生态的理念，直接影响着一方水土的生态治理政策与成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契合了中国式行政的特点。
但“文明”二字，是社会肌理的一种存在状态，也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行为方式。从粗暴式发家，到内涵式增长，这个转身注定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仅仅通过政府负责人的理念、政府强制性的政策，还显然不够。
我们在采访中关注到了另一支生态的力量——企业。
长沙市政府向我们推荐参观了远大住工，在无尘低噪的车间里，我们看到一堵堵墙体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这与平时所见的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墙体再经过现场拼装，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一栋栋楼房。数据显示，相比传统的建筑方式，如此生产可以节时70%、节地20%、节水80%、节能70%。
近些年的中国一直被外媒称为“大工地”，倘若如此节能的建筑得以广泛应用，这个“大工地”能产生多少生态效益将难以估量。目前，该类生产已明确为中国建筑产业化的重要方向，也是企业通过科技开发为生态建设做出的实打实的贡献。
在株洲，作为中国无机硅行业龙头企业的兴隆化工，一直采用水煤气作为燃料，生产一吨产品需消耗200公斤煤，是当地的用能大户。为了缓解环保压力，兴隆化工选择与国内领先的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新奥能源服务公司合作，通过其提供的一站式能源解决方案，研究将水玻璃窑炉的燃料更换为天然气的可行性。如此尝试，在该行业并无先例可资借鉴。
通过双方努力，以新奥自主创新技术为原型，采用系统能量优化思路对生产线进行全面优化升级，目前，兴隆化工以天然气高效燃烧替代传统水煤气，生产单耗仅为140Nm3/t，与行业平均能耗水平相比，其节能率达到17%，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量16000吨，节约能源费用高达600万元，并因此提高了产品品质，扩大了市场范围。兴隆化工此举为该行业的节能改造和工业能量系统优化提供了重要示范。
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来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其效果已在不少地区的实践中得到证明。毫无疑问，在新能源尚未普及的当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说，在“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前行道路上，企业作为参与者与推动者，既是生存之道，也是社会责任所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转身，也为个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成就了大批优秀企业。像王玉锁本人，也是受惠于市场经济才得以不断开疆拓土的。
社会改革使优秀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当社会需要转型时，企业亦应做出回应。或者说，市场环境哺育了企业，企业亦应反哺社会。真正有价值的企业，不只是创造经济价值，更在于创造社会价值。
在城市走访中，我们还看到，长沙联合餐厨垃圾处理公司对城市餐厨垃圾的再利用尝试、新乡市新能电动车创造的“车电分离”换电模式等，都成为生态建设的企业推动力。
一种遗憾——现实的拷问
政府理念的提升、生态治理的样本激励、企业参与的社会责任，都是中国生态前景的利好因素，但客观地看待现状，仍旧令人揪心。
当采访团来到长沙岳麓山顶，俯看城市全景时，双眼却被浓厚的雾霾遮掩，不要说城市建筑，就连山上的树木也难以瞧见。在这座公认的“幸福城市”里，却遇到“霾伏”，实在令我们大失所望。出租司机说：“这里的霾没这么重过，你们来得不巧。”
有意思的是，在所采访的城市里，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哎呀，你们来得真不是时候，最美的景色你们拍不到了。如果有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实话说，一路下来，我们见得真不多。采访团成员们也只好自嘲：“只能怪咱点儿太背了。”
每到一个城市，采访团都会驱车两三天到处采访，所经之处，除了成效显著的生态样本外，沿路所见不容乐观，污染的河道、破坏的山体、乡村的垃圾、飞扬的尘土，不时在眼前闪现。
中国的生态文明之路，只能算是刚刚步入轨道，诸多课题亟待破解。
今年春节，很多人拍了大量家乡照片，在微信或微博上发布，其中不少内容是在追忆童年的故乡。某条消失的河流，某片儿时的田园，某条曾经浓密的林荫道……这是对生态的抱憾，也是对家园的眷恋。
在湛江特呈岛上，村支书陈那佑对打造生态家园的概念，有着更为朴素的理解，他的说法是——生态好了，孩子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正如文章开头那位要回家呼吸新鲜空气的网友一样，这样的回家，有关生态，更有关情感与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方式转型，让生态重归大自然，也是一种“回家”。
“回家”，是一种觉醒。
尽管这觉醒迟了些。
不料，逃得了北京，却逃不了雾霾。华东、华中、华北诸多城市，甚至成都等西部城市，都叫苦不迭，“原来家乡都已沦陷”。
官方正式承认“霾”这一污染源的严重危害，不过两、三年的时间，现在却几乎成为全国性的生态公害。这也让更多公众意识到，生态环境不再是虚头巴脑吓唬人的词汇，更是事关自身生存质量的“烟雾弹”。
与民意相呼应，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十八大报告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
这是一场生态文明的觉醒。
但觉醒，显然不是一张报告就能一蹴而就的。生态文明意识的确立、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破解、城乡环境的改善路径、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知……都是摆在转型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2013年，“生态文明·美丽城市——中国城市访谈录”活动启动。该活动由中国市长协会主办，《中国市长》杂志、《中国周刊》杂志、新华网、新奥集团等多家机构进行战略支持。此活动的初衷即在于探访中国城市的生态现实与困境，并探究中国生态变革的基因与路径。
随着采访的展开，一张张城市的生态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河北衡水、安徽铜陵、河南开封、洛阳、新乡、湖南长沙、浙江湖州、宁夏中卫、安徽滁州、广东湛江、江苏淮安、云南红河……这些面孔各具特色，但又不乏共性，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张中国城市的生态脸谱。
一种轮回——失而复得的故事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故事。巧合的是，每个城市故事，都有一个伤心的桥段：
衡水市的生态代表衡水湖，历史上本是湿地，却一度成为代表污浊与贫穷的“千顷洼”；新乡的后花园凤凰山，曾退化为“吃饭捂着碗，睡觉蒙着脸，看电影要打伞，一年吃块预制板”的粉尘污染源；开封的经典水景包公湖，曾因城市水系的破坏，而成为大量鱼类暴尸的臭水坑；湛江人的骄傲红树林，也曾遭遇过数量骤减的历史时期；承载着悠久中华文明的洛阳市河——洛河，一度变成了挖沙场、垃圾场，甚至是猪圈……
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如此“巧合”的生态故事可讲。但诸多“巧合”叠加在一起，就不再只是个体的“巧合”，而构成一个普遍性的客观规律。
从拥有大自然赋予的优美环境，到经济冲动导致的环境破坏，再到今天觉醒而艰难找寻。这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轨迹中，所有故事的伤心时段，都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比如新乡市的凤凰山，历史上本是风水宝地。但自上世纪70年代，开山炸石的就多了起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国人关于财富的认知。飞速增长的GDP数据，换来了高楼大厦，换来了物欲的满足，也带来了环境的迅速恶化。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建设的提速，基建工程激增，凤凰山变成了大采石厂。从此，山上没了树，也没了水。凤凰山成了城市繁荣的代价。
梳理环保部的沿革，就可以看出中国环境现状的大致端倪：1982年，建设部开始下设环保局；1984年更名国家环保局，依旧在建设部管理之下；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建设部独立出来而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副部级）；10年后，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正部级）；又是10年后，2008年，变身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环保部。
环保职能的逐级升格，既意味着中国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也意味着生态治理力度的日益强化。
经过近些年的努力，部分城市的生态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在一年的城市走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凤凰山又恢复成了森林公园；衡水湖畔则成了国际自行车赛事的赛场；湛江的红树林成了旅游卖点；开封的包公湖上，碧水泛舟成为城市一景；洛阳洛河两岸早已成为风景优美的市民公园。
洛河边的洛浦公园入口处，雕刻着“河洛图书”的神秘图案。这一图案被称作中华文化之源，解读着古人对于天、地、人的朴素认知。
古人的智慧，经常就是这样令人叹服。这一认知，对于几千年后的中国，仍具有独特的深意。洛河、衡水湖、凤凰山、包公湖等美好生态的失去与重建，就像是一场轮回，印刻着一处处生态个体的变迁，也折射着“河洛图书”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一种努力——理念的探索
今天回望起来，“先发展后治理”的生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昨天的痛，已成为今天的财富——生态文明的再认知。
时间再往前倒推几年，或许很多国人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叫做“生态文明”，对于众多政府官员来说，也还陷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纠结之中。
这对矛盾，现在有一个最常用的比方，即“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
湖州市委书记马以向采访团介绍说，2006年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在湖州的太湖边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13年，习近平再次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采访团在对12座城市的采访中，不少负责人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关系的独到见解：
湖州市委书记马以说：“经济强了，财富多了，但生态环境坏了，这不是生态文明。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生态保护得很好，但老百姓生活贫困，这同样也不是生态文明。”
洛阳市市长李柳身提出，对于传统工业起家的洛阳来说，“已经到了不转型没出路，不调整没活路的生死关头”。
铜陵市市长侯淅珉认为：“之前讲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好像是割裂、对立的两个问题，那么现在铜陵的理念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它本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
在中国的政界，经常会有一些跟风式的极端做法，某个概念一旦成为热词，基层政府往往会一哄而上，不见得有自己理性深刻的思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庆幸的是，有些城市并没有极端地迎合生态文明，粗暴地排斥工业文明。 用衡水市市长杨慧的话讲：“生态文明并不是不要工业文明，而是要高于工业文明，实现更好的可持续的发展。”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则向采访团详细介绍了湛江钢铁的发展，虽然看起来是逆环保潮流而动，但实际上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大有裨益，可以减少中国钢铁业的污染排放，所以它“不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是对社会生态的贡献”。
有的城市正在探索生态文明与美丽城市的建设路径，如宁夏中卫市推出了“以克论净”制度，市长徐力群认为美丽需要规划，并引用胡适的话讲：“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然而一个干净的国家，人人都不讲规则而谈道德，不出一段时间，马上就会变得伪君子遍地而道德难寻。”
湖州的生态策略是，搞生态建设要给老百姓实用的东西，不能摆花架子。滁州市副市长汪建中则提出，“生态是一种民生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负责人正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生态文明”的概念。开封市市长吉炳伟认为：“‘生态’两个字，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人文生态、自然生态，甚至包括法治生态等等。所以生态不仅是绿色的意思，绿色、低碳只是生态的一个方面而已。”
湖南省副省长、原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则一直在提倡一种生态理念——“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在长沙市郊区，有一个张剑飞亲自督导的生态建设试点：光明村，这是一个充分尊重自然，“不大拆，不大建”，“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的不拆之村。在此理念下，光明村保留着乡野的味道，发展着农业优势，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一种反哺——企业的力量
“中国城市访谈录”活动中，采访团有着深切的感知：一方地方政府对于生态的理念，直接影响着一方水土的生态治理政策与成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契合了中国式行政的特点。
但“文明”二字，是社会肌理的一种存在状态，也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行为方式。从粗暴式发家，到内涵式增长，这个转身注定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仅仅通过政府负责人的理念、政府强制性的政策，还显然不够。
我们在采访中关注到了另一支生态的力量——企业。
长沙市政府向我们推荐参观了远大住工，在无尘低噪的车间里，我们看到一堵堵墙体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这与平时所见的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墙体再经过现场拼装，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一栋栋楼房。数据显示，相比传统的建筑方式，如此生产可以节时70%、节地20%、节水80%、节能70%。
近些年的中国一直被外媒称为“大工地”，倘若如此节能的建筑得以广泛应用，这个“大工地”能产生多少生态效益将难以估量。目前，该类生产已明确为中国建筑产业化的重要方向，也是企业通过科技开发为生态建设做出的实打实的贡献。
在株洲，作为中国无机硅行业龙头企业的兴隆化工，一直采用水煤气作为燃料，生产一吨产品需消耗200公斤煤，是当地的用能大户。为了缓解环保压力，兴隆化工选择与国内领先的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新奥能源服务公司合作，通过其提供的一站式能源解决方案，研究将水玻璃窑炉的燃料更换为天然气的可行性。如此尝试，在该行业并无先例可资借鉴。
通过双方努力，以新奥自主创新技术为原型，采用系统能量优化思路对生产线进行全面优化升级，目前，兴隆化工以天然气高效燃烧替代传统水煤气，生产单耗仅为140Nm3/t，与行业平均能耗水平相比，其节能率达到17%，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量16000吨，节约能源费用高达600万元，并因此提高了产品品质，扩大了市场范围。兴隆化工此举为该行业的节能改造和工业能量系统优化提供了重要示范。
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来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其效果已在不少地区的实践中得到证明。毫无疑问，在新能源尚未普及的当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说，在“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前行道路上，企业作为参与者与推动者，既是生存之道，也是社会责任所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转身，也为个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成就了大批优秀企业。像王玉锁本人，也是受惠于市场经济才得以不断开疆拓土的。
社会改革使优秀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当社会需要转型时，企业亦应做出回应。或者说，市场环境哺育了企业，企业亦应反哺社会。真正有价值的企业，不只是创造经济价值，更在于创造社会价值。
在城市走访中，我们还看到，长沙联合餐厨垃圾处理公司对城市餐厨垃圾的再利用尝试、新乡市新能电动车创造的“车电分离”换电模式等，都成为生态建设的企业推动力。
一种遗憾——现实的拷问
政府理念的提升、生态治理的样本激励、企业参与的社会责任，都是中国生态前景的利好因素，但客观地看待现状，仍旧令人揪心。
当采访团来到长沙岳麓山顶，俯看城市全景时，双眼却被浓厚的雾霾遮掩，不要说城市建筑，就连山上的树木也难以瞧见。在这座公认的“幸福城市”里，却遇到“霾伏”，实在令我们大失所望。出租司机说：“这里的霾没这么重过，你们来得不巧。”
有意思的是，在所采访的城市里，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哎呀，你们来得真不是时候，最美的景色你们拍不到了。如果有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实话说，一路下来，我们见得真不多。采访团成员们也只好自嘲：“只能怪咱点儿太背了。”
每到一个城市，采访团都会驱车两三天到处采访，所经之处，除了成效显著的生态样本外，沿路所见不容乐观，污染的河道、破坏的山体、乡村的垃圾、飞扬的尘土，不时在眼前闪现。
中国的生态文明之路，只能算是刚刚步入轨道，诸多课题亟待破解。
今年春节，很多人拍了大量家乡照片，在微信或微博上发布，其中不少内容是在追忆童年的故乡。某条消失的河流，某片儿时的田园，某条曾经浓密的林荫道……这是对生态的抱憾，也是对家园的眷恋。
在湛江特呈岛上，村支书陈那佑对打造生态家园的概念，有着更为朴素的理解，他的说法是——生态好了，孩子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正如文章开头那位要回家呼吸新鲜空气的网友一样，这样的回家，有关生态，更有关情感与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方式转型，让生态重归大自然，也是一种“回家”。
“回家”，是一种觉醒。
尽管这觉醒迟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