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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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马丁·海德格尔是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先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科学、真理等重要观念也有深入地分析。从海德格尔的思想背景出发,厘清海德格尔关于技术本质的反思进路,探讨技术与真理、科学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力图展现出海德格尔审视科学与技术之本质的独特视域。
  〔关键词〕 海德格尔;技术;真理;科学;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 N 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84-06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在海德格尔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引起了他对于科学技术传统观念的重新思索。技术中所体现的功利价值诉求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们丧失自我而深陷于对功利价值的近乎疯狂地追求;科学甚至也演变成了真理的典范或化身。海德格尔针对科学与技术在生活世界中所占有的统治地位,向科学与技术的本质提出了质疑。科学与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何能取得如此强大的话语权?科学与技术为何产生于生活世界中抑或生活世界具有其他可能性向度?科学技术对生活世界的这种决定性影响会将人类带入自由与真理的殿堂,还是引向单向度的乏味的深渊?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海德格尔开始了对科学与技术本质的追问。
  海德格尔并非职业的科学技术哲学家,他从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即从存在主义的向度出发,运用现象学方法对科学与技术之本质进行追问,并对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伊德曾评价道:“技术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中,可以说根源于海德格尔的著作。”[1](110)笔者通过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解析出海德格尔眼中的科学技术之本质,以及科学技术与真理的内在联系。
  一、现代科学何以成其所是?
  (一)“存在”之被遗忘
  现代科学如何成其所是?其本质又如何?海德格尔在以全新维度解读整个西方哲学史,重新审视西方形而上学史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深刻地回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决定了此后西方哲学思想的走向。柏拉图看到了万物变动不居、恒常地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万物在主体内产生的表象更不具有主体所追求的那种永恒属性。因此,柏拉图企图将“理念”作为存在的最高形式安置于另一个世界中,并将这一“理念世界”作为经验世界中存在者的最终规定者,万物只能通过对某一理念形式的模仿(分有)才能获得其存在根据。亚里士多德则主张通过“范畴”来把握经验世界。“范畴”是先于存在者存在,并内赋于认知主体的东西。主体自然地凭借“范畴”来认识和规定世界中的存在者,存在者通过范畴为主体所表象。这样一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只能来自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性——“理念”或“范畴”了。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因此取得了那种绝对的优先地位:对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追问取代了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自身的追问。“形而上学不是从在出发进入在的敞开境界之可问之处”,而是“从在者出发又归结到在者上去”。[3](86)这样,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最终造成了“存在”长期地被“遗忘”。此在也作为主体与作为客体的存在者对立而置,并最终从与真理的那种无遮蔽的关联中滑落。
  (二)流俗真理观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前苏格拉底时期,此在源始的在真理之中,处于与涌现着的自然的无遮蔽的关联之中。此时真理之内涵还是那“依其自身显示出来”的东西,即与“自己显示着的东西”是同一的。随着形而上学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引入,必然导致流俗真理的产生。流俗真理本质上具有几个鲜明的特征:(1)真理以命题形式来表达;(2)真理以符合论为前提;(3)真理要求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正确性与统一性。
  以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为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不变”。如果现实世界中实然地发生了一个物理事件,譬如一颗炸弹的爆炸,物理学使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得出炸弹能量释放过程的本质:火药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成弹片的动能、势能和热能,其余能量以热能形式散失到周围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会十分确定地认为炸弹爆炸这一物理事实,与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这一命题真理是相符合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实以这种符合论的形式证实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与可靠性,这一命题也便作为真理——“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被广泛地接受为确证无疑的。
  事实上,在新的物理事实被纳入这一命题解释范围之前,这一真理自身已经强制性地预先设定了符合的标准。也就是说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迫使我们在判定物理事件本质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计算性、可测量的能量作为度量标准,它使我们用“能量流向”的这一表象方式来表象物理事件。我们以“能量”这一表象方式,迫使炸弹爆炸事件以能量转化的形式向主体展现出来,并最终以“能量”为标准来衡量这一物理事件与“能量守恒定律”相符与否。从本质上看,炸弹在爆炸之前,“能量转化与守恒”已经历史性地先在于事件本身之中了。我们所说的真理之正确性,无非是主体对于事件本身规定性的自身统一性。这种规定性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规定性,它以主体对于事物的认识和表象活动为必要前提。流俗真理在“主体——表象——对象”这一进程中获得其源始依据。
  由此可见,在流俗真理的视域内,自然世界中的存在者仅仅具有一种表象性的规定性。因为,真理自身正是基于主体的这种表象性行为才成为可能的。这种表象方式与前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发端具有相同的本质。主体正是通过运用类似“理念”或“范畴”的东西来表象对象性的存在者。在这里,存在者由于主体的表象活动而获得了对象性,并与主体相对而立。流俗真理观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现代科学之本质也是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中必然产生的,无疑已经成为那种流俗真理的代言人。近代自然科学正是建立在流俗真理观基础之上的,科学命题在现代社会中总是被赋予那种颠扑不破之真理的意味。海德格尔对流俗真理观持批评态度,阐述海德格尔语境中真理之本质,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恕不赘述。   (三)现代科学成其所是
  现代自然科学之本质与这种以追求正确性为目标的流俗真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正是在主体以特定的筹划方式与存在者交道过程中的产物。海德格尔认为,传统观点认为近现代科学之不同于古代科学的本质有三:(1)现代科学从事实出发,中世纪科学从普遍性的思辨命题和概念出发;(2)现代科学是实验科学,它注重实验研究,主张实证的方法;(3)现代科学是可计算性和可测量性研究。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划分并不足以说明两种科学的本质区别:因为无论是近代科学还是古代科学都或多或少具有以上三种特征,只是程度或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同时期内此在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谓与物的交道方式就是此在在世界之中的方式。海德格尔把这种方式称为此在的“生存结构”,亦即此在与自身、与世界相关联的基本方式:理解、置身性、言谈。而这种置身性正是此在通过使用工具与世界整体发生有机联系的形式——操劳。科学正是通过此在的这种操劳与世界进行交道的。古代科学之区别于现代科学的本质之处就在于,此在在这两个时期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与世界进行交道的。
  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学是一种最引人注目的‘取’,在这种取中,取者取的只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4](847-884)而这种已事先被取者所拥有的东西就是那种形而上学之筹划,即那种取者通过操劳而对存在者之本质进行的规定。如果我们对此的确以某种方式有所认识,那么我们就对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有所认识了。也就是说,对象只能以主体规定对象的方式向主体显现。在对对象进行认识之前,主体已经具备了某种关于对象之为对象的规定性的知识,而主体所要认识的正是这种已经被主体所具备的东西。那么这种形而上学的筹划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是“数学的东西”、“数学因素”、“数学筹划”。之所以说是“数学因素”而不直接说数学本身,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数学因素”蕴涵着多于数学本身所具有的东西。狭义上的数学只有以“数学因素”为前提才成其为数学。因为“‘数学因素’是那种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必须和终将给予我们的东西来对待物。因此,数学因素是关于物的知识的前提。”[5](847-884)因此,说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因素,本质上并不是想表明现代科学是运用数学进行工作的,而只是说现代科学采取了一种数学的方式与世界进行交往。此在以数学的方式进行操劳,采用数学的态度对存在者进行表象,使存在者以可计算、可测量的量化形式向此在显现。
  然而,古代科学却具有本质上不同的另外一种筹划。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的运动方式和位置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任何物体都按其方式具有其位置,并趋向其位置。圆周运动是最完美的运动,因此,天体必然依此方式运行。“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然运动的原因在于物体自身的本性中,也即在其最本己的存在中”。这种观念本质上可以称之为“自然本性的筹划”。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此在与物进行交道的方式或那种对待物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他们按照自然存在者具有的本性来筹划和领会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高处的物体释放后会自由下落是由于物体具有向下运动的本性;“月球不掉到地球上来,是因为月亮做圆周运动是自身圆满的、无赖于它之外的任何东西,诸如作为中心的地球。”[6](847-884)而这种对待物的基本态度,导致了当时的科学必然会呈现为其所是的样式;正如“数学筹划”必然导致现代科学必定是以数学的方式同世界进行交道一样。因此,两种科学是处于不同的语境与筹划下的必然结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审视古代科学,并将其视为是错误的,这样的做法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先行筹划规定了不同的与物交道的方式和物之为物的存在性根据,而两者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以各自筹划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认识仅仅是从对象或客体中表象那些已经事先筹划好的东西罢了。
  “科学乃是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7](39)可见,科学本质上是此在理解或领会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领会方式首先以主体同其认识对象即客体的对置为前提。只有在这样一种主——客二元论关系中,客体才能以科学的方式为主体所表象,也才成其为科学意义上可计算、可测量的对象:“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是对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8](77-115) 由于这种认知活动确立了主体相对于客体的绝对的优先地位,进而成为了真理之正确性的唯一标准。海德格尔认为:“人在科学之中变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9](77-115)
  正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使主体与客体的这种对置关系得以确立,而这也导致世界整体沦为了一幅“图像”。“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存在者整体被确定为那种东西,人对这种东西做了准备,相应地,人因此把这种东西带到自身面前并在自身面前拥有这种东西,从而在一种决定性意义上要把它摆到自身面前来。所以,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10](77-115)
  因此,科学的本质与源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形而上学导致了这种“数学的筹划”,在这种筹划中,对象作为客体与主体对立而置,主体在对可计算、可测量的客体进行表象过程中,企图获取一种主体间的正确性与普遍性。这就是海德格尔关于科学之本质的核心观点。
  二、技术的追问
  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在社会话语中往往具有一种天生的同源关系。以至于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只有在获得科学理论的支撑、在科学的指导之下才能获得发展。简言之,技术进步根本上依赖于科学的发展。然而,海德格尔却试图从另一重维度重新解读技术的本质。这种解读认为,当科学与技术都仅仅是此在与世界的一种交道方式时,也即在二者都只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置身性方式时,尽管技术的发展看似在历史上晚于科学,但就二者的本质而言,技术之本质却总是历史性地在先的。现代技术之本质与西方形而上学本在质上是同一的,现代技术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就在西方形而上学开启伊始,技术作为一种交往实践的方式,便立即确立了其本质。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十分明确地将技术之本质作为追问的对象,并运用现象学方法探究这一“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根源。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生活于世界中的方式是一种“操劳”,即我们与世界“最切近地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操劳有它自己的‘认识’。”[11](79)正是在这种操劳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认识”或“揭示”。此在在通过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既规定着世界之本质,同时又设定了此在自身的存在性根据。我们可以通过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锤子”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操劳的本质。“锤子”在被此在运用之前,或者锤子在处于“上手”状态之前,是完全没有获得锤子之为锤子的功能性规定的,锤子在此时还仅仅是一堆“无意义”的物质实体而已。然而,当此在拿起锤子开始与世界进行交道的时候,锤子作为锤子才获得了规定。此时此在也因为使用锤子而获得了规定性,与此在发生联系的世界同时也获得了其存在根据。正是在这种“此在——存在于——世界”的意向性结构中,此在通过使用工具“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工具”作为一种技术形态成为存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树的本质不同于每一棵个别的树一样,“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12](924-954)传统的关于技术的本质有两种流行的观点:(1)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2)技术是人的行为。海德格尔将这种观念称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他认为这种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另一种追问进路,直面技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目的得到遵循,工具得到应用的地方,工具性的东西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就有因果性即因果关系起支配作用。”[13](924-954)因此,海德格尔由对因果性的研究开始对技术进行追问。因果性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结果因。正是通过这四种招致方式将某物由遮蔽状态带入显现中。然而是什么东西先行将这四种招致方式统一起来,并最终导致物的产出呢?海德格尔认为,“产出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而带出。唯就遮蔽者入于无蔽领域到来而言,产出才发生。这种到来基于并且回荡于我们所谓的解蔽(das Entbergen)中。”[14](924-954)因此,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在我们建一座房子或一艘船的时候,“这种解蔽首先把船和房子的外观、质料聚集到已完全被直观地完成了的物那里,并由之而来规定着制作之方式。”[15](924-954)正如上文关于真理的论述,解蔽作为一种揭示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取,在这种取中,取者取得只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房屋与船的本质是那种事先已为主体所拥有的东西,技术作为解蔽方式在先地拥有这种对于存在者的规定。
  然而,这种解蔽的本质又是如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6](924-954)进而,这种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技术与古代的耕作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海德格尔认为,现代农业技术有一种无理地促逼性特征。即我们对土地进行施肥与灌溉的行为是受到那种“产出更多农产品”之目的的促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蛮横地强迫土地产出更多农产品,这种无理要求甚至超过了土地自身的能力。与之相反,在古代的耕作过程中,农民悉心地呵护与照料着土地,每一粒果实都饱含着农民辛勤的汗水与自然的恩赐,果实因此也具有了一种丰富的内涵。因此,古代农耕不仅仅像现代农业中那样,只为着一种可以度量的产量而运作。在现代农业的标准化与量化运作过程中,果实的内涵被单一化为订单上的单纯数字,并最终变成了口袋中钞票数量的多与少。在这种促逼中,土地之为土地,农民之为农民的本质都深刻地被改变甚至扭曲了。
  这种促逼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此在由真理的守护者滑落至一种持存物。也就是说,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格局中,只有物才作为持存的东西与主体对立而置。现在的情形是,在技术取得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表面上是人类取得了这种对于自然的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十分荒谬的是,在这种假象后面却隐藏着此在的被物化倾向,最终沦落为一种持存物。社会中流行的“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等概念,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运用理性来把握、改变甚至控制自然界是此在永恒的旨趣。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已不再遥远。人类最大限度地对自然进行开采与利用,在世俗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在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包括作为“人力资源”的此在在内)都被贴上适切的价码摆上货架,被裹挟于商品经济大潮中茫然地游荡。现代技术在这一危险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技术不仅作为改变自然的单纯手段,更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筹划深刻而迅疾地重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思想的全面的技术化,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文化的单向度化。在技术化浪潮中,功利价值成为人们全部行事方式的唯一指向,它从主体而来指向存在者,而又返归于主体。
  海德格尔认为,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科学与技术自身的悖谬。科技在促逼的意义上摆置着自然、摆置着此在,使世界依照科技化的方式运行。然而这种促逼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促逼的本质是一种“座架(集置)”、一种“命运”,人类被束缚于这一座架之中而丧失了自由。此在也只能毫无选择地按照座架的要求与命令置身于世界之中。这种观点正是技术哲学中技术实体理论的策源地。
  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命运绝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因为,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倾听者而言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17](924-954)因此,尽管此在受到命运的遣送而居于一副座架中,但却并不表明人没有摆脱这种宿命的可能性。科学技术仅仅是人类理性在试图解释与控制世界的进程中走向一种可能性边缘的结果,即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造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从那里获取衡量一切的尺度。但是此在于存在论意义上具有其他可能性,即原初地处于一种无蔽状态:“人更早、更多并且总是更原初地参与到无蔽领域之本质及其无蔽状态那里,以便把他所需要的对于解蔽的归属性经验为他的本质。”[18](944)   人类想要摆脱这种命运的摆置,所要做的就是重新聆听与理解存在的其他可能性,重拾此在及世界整体存在之本质——自由。此在只有在自由中,因而也只有在真理中才能原初地与自己本身照面,在那里才有此在之存在性的根据。在对科技的追求与领会中,此在会感知到自由与真理本身,此在原本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处于技术“座架”统治之下的危险中,然而最危险的地方也恰恰蕴含着最切近的救渡的可能性。海德格尔也曾寄希望于艺术形式,以抵御现代技术对人性的操控与侵袭。与技术同构的艺术,原始地蕴涵着将存在者带入无蔽状态的可能性。艺术成为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另一重可能性。这种置身性使此在原初地同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自由地关联起来。在自由中,此在聆听着真理之本质。
  海德格尔对梵高著名画作《农鞋》的解读说明,艺术中蕴含着真理与自由的原始力量:除了一个不确定的空间外,这双农鞋的用处和所属只能归于无。只是一双农鞋,再无别的。鞋子上甚至连地里的土块或田陌上的泥浆也没沾带一点,这些东西本可以多少为我们暗示它们的用途的。然而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却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 按照科学技术化的思维方式,此在在审视这双农鞋过程中可能仅仅关注它的价值指向,即它有什么用途呢?它的价值何在?总之,这双农鞋在此在的表象过程中获得了其对象性存在,进而成为客体与此在对立而置。在功利价值维度上,农鞋对于此在是很少有价值的。然而,这双农鞋作为美学意义上的存在、作为一件艺术品,更多地凝聚着不在场的存在意义。它自然地折射出破旧的农鞋背后所经历的农人生活的艰辛、大地泥土的厚重、雨水的甘甜……
  三、结 论
  本文简要解析了海德格尔对于科学与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历程,探究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是如何在传统形而上学语境中发展演进的。海德格尔认为,在科学与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有被科技裹挟着前行而丧失自我体认的趋势。科学与技术只有在此在对其存在之领会的前提下才能成其所能是,但应该仅仅是此在中的一种而绝非唯一的存在方式。但这种可能性从诞生伊始似乎就将其他可能性连根拔除,并逐步走向令人绝望的边缘,最终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危险之中。
  尽管有人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技术本质上囚禁了人的存在,并难有解脱之可能。然而,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勇敢者的哲学,其试图从危险的深渊中寻求解救之途——“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摆脱这种命运摆置的第一步便是对于自由与真理之本质的重新领会,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此在与存在者整体的一种交道方式,从此在的这种置身性中发现救渡的可能。技术的本质与艺术之本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挣脱技术“座架”束缚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艺术的东西”重新审视技术的本质。“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他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19](1239)对于科学与技术,人应该采取那种“泰然任之”的态度。这样,此在才能够免受科学与技术的束缚,以艺术的方式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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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钱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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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实证分析了融资性担保行业对支持实体经济、贯彻实施宏观金融政策、维护系统性区域性金融稳定的作用;指出其宏观作用的发挥在于自身经营的成功,总结了样本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本色(即担保而非盈利)实践经验;认为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充分利用了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及其对個人行为的有效约束,在功能上实现了对抵押品的替代,从而突破了融资瓶颈(担保难),通过自身的担保作用和代偿功能在银行与被担保人之间搭建了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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