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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短篇小说在其文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由注重情节的传奇性到侧重情感的真实性的转变。《故乡》《我的叔叔于勒》是中外两篇经典性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在结构的架构上有相同之处，即都完成了情感转换的环形结构。但在风格上则体现了不同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倾向。莫泊桑作为传统小说家，非常注重故事的情节性，并关注小说结构的完美、精巧和完整。而鲁迅的小说散文化倾向明显，语言精练隽永，具备浓厚的情感意蕴和丰富的阐释角度。这不仅反映了两位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倾向，而且也表明了两位作家在艺术天分上的不同特质。
〔关键词〕 环形结构；传奇性；真实性；创作追求；艺术天分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74-05
短篇小说在其文体的发展中，出现了由注重情节的传奇性到侧重情感的真实性的转变。对此，以两部中外短篇小说为切入点，进行比较。一篇是鲁迅的《故乡》，一篇是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研读之余，有两个有趣的发现，两篇小说在结构上是异中有同，而在艺术追求上则是同中有异。
说到不同，人们很容易理解，毕竟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主题的两篇小说，人们很容易找出它们的差异。但要说到相同的东西，恐怕难以有相同结论。其实两篇小说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即都实现了小说的环形结构。
在笔者看来，《故乡》和《我的叔叔于勒》都是描写人的变化带动“相关者”的情绪的变化。《故乡》写“我”1919年回故乡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尤其是作者见到故乡人（闰土、杨二嫂）的变化所带来的情绪波动。鲁迅在小说中着重表述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变化，由活泼好动的少年变成了麻木“苦得像木偶一样”的中年男人，这些变化有些是决定于自然和自身因素，比如岁月的侵蚀、育有过多的子女，有些是社会环境使然，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的压迫，也有些是自身的局限。但鲁迅更从闰土的一声“老爷”中感受到两人巨大的隔阂，少年时纯真的友谊已难以再续。作者的情绪是由对回乡的希望转到面对现实故乡的失望。（从另一个人物杨二嫂身上也能看到作者同样的情绪）。同时在小说的尾部却又借助与侄儿宏儿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变成了路”。[1]（67）从而把故事从希望—失望—希望，完成了鲁迅小说的环形结构。
《我的叔叔于勒》也是通过人物的变化带动了相关者的情绪的变动。“我”的叔叔于勒年轻时是个败家子，糟蹋钱，家人于是把他打发到美洲去自谋生路。到美洲后于勒便来信说他发了财，希望偿还哥哥（“我”的父亲）的损失，并表示以后要一块过幸福的生活。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的家人因为二姐的婚事去一个小岛上旅行，在船上意外的发现了贫困潦倒的于勒在卖牡蛎，顿时使一家人从天堂的梦想中坠入现实的地狱，一家人便只好仓皇躲开。于勒的变化主要是他的不断改变的经济能力。他从败家子到富翁再到衣衫褴褛的靠卖牡蛎为生的老水手，其中的原因已经无法分析，但是菲利普一家人的态度和情绪却是鲜明的，从失望—希望—失望，同样完成了小说的环形结构。
然而，两篇小说更体现着两位作家在艺术追求上的巨大差异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小说的对传奇性追求和真实性追求方面。
一
所谓小说的传奇性，也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故事性。它一直被认为是小说的根本性元素。自小说诞生之始，小说便被等同于讲故事。如《汉书 艺文志》记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2]（563）那么既然是故事，而且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当然就无所谓真实性了，而是要有趣，于是便免不了要讲究传奇性。回看一下中国的小说史，从魏晋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发源，大都是志怪和名士的逸闻趣事；到了唐朝，古典小说达到繁盛，更直接称之为“唐传奇”；其后宋元说书，及至清代的《聊斋志异》，盖如此类。民国后张爱玲作短篇，仍以《传奇》结集，不能不说传奇性对小说作者的影响之深远。由是观之，人们喜爱小说，与小说的传奇性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不但中国小说如此，反观国外亦然。欧洲的长篇小说从拉伯雷的《巨人专》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再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莫不如是。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对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情节技巧都别具匠心，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
短篇小说依靠它的故事性要素而存在，自有其道理。因为世人都有猎奇窥探的心理，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需借助小说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丰富自己对人生的幻想。尘世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如此平凡无趣，而个人又无力改变现实，便只能到小说中去寻找暂时的满足。正因为如此，爱情和武侠类的小说最为流行。女人最心仪的是在完美爱情里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而男性最渴望的是成为建功立业的英雄并最终抱得美人归。对芸芸大众而言，这些在现实中都难以如愿，小说便给了他们一个艺术的世界，使他们藉身其中求得一时的高兴和成就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迁，小说的基本要素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相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现代小说的开拓者鲁迅，其两部代表性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除了《阿Q正传》外，其余24篇小说的故事性都不甚强，也可能是作者有意强化小说的现代性因素比如语言的简练、结构的精巧和情绪的渲染而有意淡化其故事的传奇性。
莫泊桑的小说，如果和现代主义小说相比较而言则归类于古典派。他的小说大都非常注重小说的构思，情节的传奇性特征明显。他的最为著名的短篇，如《羊脂球》《两个朋友》《木隆老爹》《项链》《幸福》《遗产》等，都在构思上别具匠心，情节变化多端，描写生动细致，刻画人物惟妙惟肖，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人情，这些小说帮他赢得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称誉。
然而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生动离奇的故事，但是却缺少杰出的小说家。沉淀为经典的却少而又少，而绝大多数经典小说也并不都有精彩的故事。可见小说并不仅仅靠故事性来支撑。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短篇小说和其他体裁一样，最重要的还是文字的表现力以及文字和结构相组合所形成的语言张力，还有情绪的营造。 莫泊桑的小说，和另一位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有相似之处，两人都追求故事的惊奇性，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结局。譬如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等。然而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也有它的缺陷。莫泊桑的短篇，有很多是只满足于叙述故事，呈现图景，刻画性格，而很少对生活进行深入地思考，很少通过形象描绘去追求作品丰富的思想性，因此缺乏隽永的哲理或者深刻的意蕴。在小说中，他要表达的思想往往是显露而浅明的。给一般读者的印象是简介流畅，紧凑好看。例如《我的叔叔于勒》，读者大都能够迅速抓住故事的情节，并且能够领会文章的主题，而人物也容易把握，和《故乡》的稍显沉闷相比，《我的叔叔于勒》是明快轻松的。但也因为清明如水又缺少耐读性，缺少《故乡》的那种浓郁的隽永之感。莫泊桑的很多小说过分依赖故事性，而在故事之外的意境营造，思想深刻丰富方面明显不足，这也使得莫泊桑和契诃夫、欧亨利一样，作为叙述故事的高手享誉世界，但却并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
二
与小说的故事性相比，真实性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当然这种真实是指艺术的逼真，而不单指事件的真实。因为生活本身的琐碎性、单调性，小说的“艺术的逼真”也难免缺少了传奇性，否则就无从形容其“逼真”。追求真实性的小说常常不容易畅销，但却在长久的岁月中拥有持久的艺术力量。就拿鲁迅的《故乡》为例，作者在情节上按照回乡、在乡、离乡的顺序，描写了自己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我们丝毫看不出其传奇之处，仿佛是回乡的一篇普通散文，但即使如此，我们却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不断有着新的发现，对小说反映的时代、对作者，乃至读者自己的人生，都有新的见解和感悟。其深藏在文字背后的意蕴的丰富深刻令我们吃惊。如果非要从文本里发掘作品意味醇厚的因素。可以寻找从三点中去发现，其一是语言的凝练，其二是情绪的营造，其三是思想的矛盾复杂。
《故乡》的感情意蕴显然是苍凉的，忧郁的，但又富有变化。既有对萧索荒村的描绘，也有“神异的图画”的璀璨的亮色的摹画。又因为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情节和和人物取材于真正的现实生活，所以《故乡》给人的感觉是真实，但是无甚趣味。对于不了解当时社会情境和知识素养不高的当代人来说，阅读起来就难免觉得沉闷，远不如《我的叔叔于勒》读来有趣。但是《故乡》有着《我的叔叔于勒》所没有的浓重的情感和情绪。而且关于故乡的题材能勾起多数人的情感。自古以来，思乡便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与自己的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即使多年以后离乡已久，对故乡的现实感受也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鲁迅在《朝花夕拾 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3]（14）
这“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便是作者对故乡感受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汇合、混合和化合。这样的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浑浊不清的。他要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合中，一丝一丝地往外抽。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需要让读者慢慢的咀嚼，慢慢地体会和感受。它没有阅读传奇的快感，没有那种大欢喜大哀伤的冲动与体验。但是它有着绍兴老酒的那种虽然不强烈但又摆脱不掉的悠长又悠长的情感和思绪。
更加精炼的语言，浓郁的意蕴和主题的多义性是《故乡》超出《我的叔叔于勒》的几个方面，也是鲁迅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的最为出色的表现领域。可以肯定的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在文学类型中的价值会逐渐凸显。中国文学也会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凭借汉字本身的富有艺术性的特征而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的独特的甚至是主流的文学样式而被世界接受。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故事性不足也是鲁迅小说的一个不足。小说不能脱离故事而生存。在现代主义文学盛行以后，小说的面貌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意识流小说，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几乎没有小说情节，一般人都没耐心读完。即使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实验小说和先锋小说，也让多数读者费解。因而没有故事的小说不容易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小说，简单说，小说还是需要故事性和可读性，要让小说成为大众的文艺而不是仅仅作为象牙塔里提供研究的资料。
鲁迅的小说，收录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的共33篇，基本上都具备传统小说的精炼含蓄的特色，同时又富于西方戏剧文学的动作性强的特点。这些小说选材严，开掘深，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放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精神，在人物塑造上能够运用典型化手法，塑造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在机构上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形式丰富多彩，在艺术风格上具有显著的思辨性和诗化特征。比如《药》和《故乡》的典型性的抒情化的结尾，以及《伤逝》中子君的袒露心声，更是文约意深，简笔传神。但是这些小说故事性明显不足，在33篇小说中，除了《阿Q正传》外，故事性都不强，有的甚至没有情节，比如《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唯一的情节性较强的《阿Q正传》使鲁迅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对故事的构思性不足成为鲁迅创作的短板，这也是鲁迅为什么没有创作出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鲁迅毫无疑问的是一位语言的大师，但不是一个钩织故事的高手。
三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莫泊桑和鲁迅在小说创作上可以形成互补的形势。虽然两人都专注于描写底层人的人生，但莫泊桑更善于通过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吸引人，而鲁迅则用意不在于故事，更注重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中法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创作意图之外，也和他们的自身的状况有着极大的联系。
鲁迅与莫泊桑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两人都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作家，都善于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段，以小见大的概括出生活的真实，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都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职业上，两人都是公务员，且在离职前均任职于本国的教育部。同样不幸的是两人都饱受病痛的折磨，莫泊桑长期患有神经痛和偏头疼。鲁迅则一直受到肺结核的困扰。两人的创作高峰期都是十年，莫泊桑的佳作大都创作于1880—1890的十年间，而鲁迅的佳作则是创作于1918—1928的十年间。 但是两人在学术素养、人格精神、创作动机方面又有所不同。鲁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著有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等，而莫泊桑是典型的作家。鲁迅个人生活十分严谨自律，相反莫泊桑个人生活十分放荡，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加速了他身体的恶化，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态度。莫泊桑的小说更多揭露了人物性格的悲剧，鲁迅的小说侧重于人物命运的悲剧，是人与环境的冲突造成的悲剧。因而莫泊桑的小说更富有情节上的生动，而鲁迅小说的意蕴更加丰富。
除了上述方面，两人在自身立场、观点、创作目的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创作风格。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经说过：“说到‘问什么’做小说吧，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必须改变这人生。”[4]（708）这就清楚的表明，鲁迅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明确的社会意识和目的。他的这一主张的提出，首先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特别是他在故乡时“因为家境的衰落，父亲的病逝所看到的世人的真面目”给他带来的刺激。另一方面也与他留学日本后接触外国进步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有关。这种强烈的启蒙观念和功利意识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的宽度和维度，当然现代文学并不是单维度的文学场景，但“启蒙”无疑是主流的文学样式。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常常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关系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冲突来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使作品能反映出更深广的社会内容。这种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走向。一方面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的结果，特别是梁启超所鼓吹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和鲁迅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
莫泊桑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念也是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思潮的表现之一，特别是自然主义、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使他在创作中流露出宿命论和不可知论的倾向。同时也深受他的老师福楼拜的影响，不参加任何党派，企图超越于政治之上。过分自然主义态度大大削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但同时莫泊桑更注重艺术完美的追求，侧重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场面的变化和情节的照应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因而作品更加精巧、完美。
总而言之，短篇小说作为一种内蕴最为丰富的文体形式，在文体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新的要素。这些当然是文学自身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和时代的潮流、所在的社会环境、作家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正如唐诗发展到宋诗，诗歌的整体追求从对境界的营造发展到对才识、哲理的阐释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小说也需要突破观念上的种种束缚，博采各家之长，综合各大家之长，创造出更多体式兼备、文简义丰，更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来。
〔参考文献〕、
[1] 鲁迅. 故乡[A]. 鲁迅全集 小说卷[C].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2] 班固. 汉书 艺文志，中华书局，2007.
[3] 鲁迅. 朝花夕拾 小引[A]. 鲁迅全集 散文卷[C].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4]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 鲁迅全集 杂文卷[C].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环形结构；传奇性；真实性；创作追求；艺术天分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74-05
短篇小说在其文体的发展中，出现了由注重情节的传奇性到侧重情感的真实性的转变。对此，以两部中外短篇小说为切入点，进行比较。一篇是鲁迅的《故乡》，一篇是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研读之余，有两个有趣的发现，两篇小说在结构上是异中有同，而在艺术追求上则是同中有异。
说到不同，人们很容易理解，毕竟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主题的两篇小说，人们很容易找出它们的差异。但要说到相同的东西，恐怕难以有相同结论。其实两篇小说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即都实现了小说的环形结构。
在笔者看来，《故乡》和《我的叔叔于勒》都是描写人的变化带动“相关者”的情绪的变化。《故乡》写“我”1919年回故乡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尤其是作者见到故乡人（闰土、杨二嫂）的变化所带来的情绪波动。鲁迅在小说中着重表述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变化，由活泼好动的少年变成了麻木“苦得像木偶一样”的中年男人，这些变化有些是决定于自然和自身因素，比如岁月的侵蚀、育有过多的子女，有些是社会环境使然，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的压迫，也有些是自身的局限。但鲁迅更从闰土的一声“老爷”中感受到两人巨大的隔阂，少年时纯真的友谊已难以再续。作者的情绪是由对回乡的希望转到面对现实故乡的失望。（从另一个人物杨二嫂身上也能看到作者同样的情绪）。同时在小说的尾部却又借助与侄儿宏儿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变成了路”。[1]（67）从而把故事从希望—失望—希望，完成了鲁迅小说的环形结构。
《我的叔叔于勒》也是通过人物的变化带动了相关者的情绪的变动。“我”的叔叔于勒年轻时是个败家子，糟蹋钱，家人于是把他打发到美洲去自谋生路。到美洲后于勒便来信说他发了财，希望偿还哥哥（“我”的父亲）的损失，并表示以后要一块过幸福的生活。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的家人因为二姐的婚事去一个小岛上旅行，在船上意外的发现了贫困潦倒的于勒在卖牡蛎，顿时使一家人从天堂的梦想中坠入现实的地狱，一家人便只好仓皇躲开。于勒的变化主要是他的不断改变的经济能力。他从败家子到富翁再到衣衫褴褛的靠卖牡蛎为生的老水手，其中的原因已经无法分析，但是菲利普一家人的态度和情绪却是鲜明的，从失望—希望—失望，同样完成了小说的环形结构。
然而，两篇小说更体现着两位作家在艺术追求上的巨大差异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小说的对传奇性追求和真实性追求方面。
一
所谓小说的传奇性，也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故事性。它一直被认为是小说的根本性元素。自小说诞生之始，小说便被等同于讲故事。如《汉书 艺文志》记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2]（563）那么既然是故事，而且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当然就无所谓真实性了，而是要有趣，于是便免不了要讲究传奇性。回看一下中国的小说史，从魏晋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发源，大都是志怪和名士的逸闻趣事；到了唐朝，古典小说达到繁盛，更直接称之为“唐传奇”；其后宋元说书，及至清代的《聊斋志异》，盖如此类。民国后张爱玲作短篇，仍以《传奇》结集，不能不说传奇性对小说作者的影响之深远。由是观之，人们喜爱小说，与小说的传奇性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不但中国小说如此，反观国外亦然。欧洲的长篇小说从拉伯雷的《巨人专》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再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莫不如是。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对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情节技巧都别具匠心，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
短篇小说依靠它的故事性要素而存在，自有其道理。因为世人都有猎奇窥探的心理，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需借助小说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丰富自己对人生的幻想。尘世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如此平凡无趣，而个人又无力改变现实，便只能到小说中去寻找暂时的满足。正因为如此，爱情和武侠类的小说最为流行。女人最心仪的是在完美爱情里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而男性最渴望的是成为建功立业的英雄并最终抱得美人归。对芸芸大众而言，这些在现实中都难以如愿，小说便给了他们一个艺术的世界，使他们藉身其中求得一时的高兴和成就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迁，小说的基本要素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相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现代小说的开拓者鲁迅，其两部代表性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除了《阿Q正传》外，其余24篇小说的故事性都不甚强，也可能是作者有意强化小说的现代性因素比如语言的简练、结构的精巧和情绪的渲染而有意淡化其故事的传奇性。
莫泊桑的小说，如果和现代主义小说相比较而言则归类于古典派。他的小说大都非常注重小说的构思，情节的传奇性特征明显。他的最为著名的短篇，如《羊脂球》《两个朋友》《木隆老爹》《项链》《幸福》《遗产》等，都在构思上别具匠心，情节变化多端，描写生动细致，刻画人物惟妙惟肖，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人情，这些小说帮他赢得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称誉。
然而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生动离奇的故事，但是却缺少杰出的小说家。沉淀为经典的却少而又少，而绝大多数经典小说也并不都有精彩的故事。可见小说并不仅仅靠故事性来支撑。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短篇小说和其他体裁一样，最重要的还是文字的表现力以及文字和结构相组合所形成的语言张力，还有情绪的营造。 莫泊桑的小说，和另一位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有相似之处，两人都追求故事的惊奇性，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结局。譬如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等。然而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也有它的缺陷。莫泊桑的短篇，有很多是只满足于叙述故事，呈现图景，刻画性格，而很少对生活进行深入地思考，很少通过形象描绘去追求作品丰富的思想性，因此缺乏隽永的哲理或者深刻的意蕴。在小说中，他要表达的思想往往是显露而浅明的。给一般读者的印象是简介流畅，紧凑好看。例如《我的叔叔于勒》，读者大都能够迅速抓住故事的情节，并且能够领会文章的主题，而人物也容易把握，和《故乡》的稍显沉闷相比，《我的叔叔于勒》是明快轻松的。但也因为清明如水又缺少耐读性，缺少《故乡》的那种浓郁的隽永之感。莫泊桑的很多小说过分依赖故事性，而在故事之外的意境营造，思想深刻丰富方面明显不足，这也使得莫泊桑和契诃夫、欧亨利一样，作为叙述故事的高手享誉世界，但却并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
二
与小说的故事性相比，真实性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当然这种真实是指艺术的逼真，而不单指事件的真实。因为生活本身的琐碎性、单调性，小说的“艺术的逼真”也难免缺少了传奇性，否则就无从形容其“逼真”。追求真实性的小说常常不容易畅销，但却在长久的岁月中拥有持久的艺术力量。就拿鲁迅的《故乡》为例，作者在情节上按照回乡、在乡、离乡的顺序，描写了自己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我们丝毫看不出其传奇之处，仿佛是回乡的一篇普通散文，但即使如此，我们却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不断有着新的发现，对小说反映的时代、对作者，乃至读者自己的人生，都有新的见解和感悟。其深藏在文字背后的意蕴的丰富深刻令我们吃惊。如果非要从文本里发掘作品意味醇厚的因素。可以寻找从三点中去发现，其一是语言的凝练，其二是情绪的营造，其三是思想的矛盾复杂。
《故乡》的感情意蕴显然是苍凉的，忧郁的，但又富有变化。既有对萧索荒村的描绘，也有“神异的图画”的璀璨的亮色的摹画。又因为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情节和和人物取材于真正的现实生活，所以《故乡》给人的感觉是真实，但是无甚趣味。对于不了解当时社会情境和知识素养不高的当代人来说，阅读起来就难免觉得沉闷，远不如《我的叔叔于勒》读来有趣。但是《故乡》有着《我的叔叔于勒》所没有的浓重的情感和情绪。而且关于故乡的题材能勾起多数人的情感。自古以来，思乡便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与自己的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即使多年以后离乡已久，对故乡的现实感受也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鲁迅在《朝花夕拾 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3]（14）
这“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便是作者对故乡感受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汇合、混合和化合。这样的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浑浊不清的。他要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合中，一丝一丝地往外抽。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需要让读者慢慢的咀嚼，慢慢地体会和感受。它没有阅读传奇的快感，没有那种大欢喜大哀伤的冲动与体验。但是它有着绍兴老酒的那种虽然不强烈但又摆脱不掉的悠长又悠长的情感和思绪。
更加精炼的语言，浓郁的意蕴和主题的多义性是《故乡》超出《我的叔叔于勒》的几个方面，也是鲁迅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的最为出色的表现领域。可以肯定的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在文学类型中的价值会逐渐凸显。中国文学也会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凭借汉字本身的富有艺术性的特征而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的独特的甚至是主流的文学样式而被世界接受。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故事性不足也是鲁迅小说的一个不足。小说不能脱离故事而生存。在现代主义文学盛行以后，小说的面貌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意识流小说，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几乎没有小说情节，一般人都没耐心读完。即使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实验小说和先锋小说，也让多数读者费解。因而没有故事的小说不容易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小说，简单说，小说还是需要故事性和可读性，要让小说成为大众的文艺而不是仅仅作为象牙塔里提供研究的资料。
鲁迅的小说，收录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的共33篇，基本上都具备传统小说的精炼含蓄的特色，同时又富于西方戏剧文学的动作性强的特点。这些小说选材严，开掘深，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放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精神，在人物塑造上能够运用典型化手法，塑造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在机构上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形式丰富多彩，在艺术风格上具有显著的思辨性和诗化特征。比如《药》和《故乡》的典型性的抒情化的结尾，以及《伤逝》中子君的袒露心声，更是文约意深，简笔传神。但是这些小说故事性明显不足，在33篇小说中，除了《阿Q正传》外，故事性都不强，有的甚至没有情节，比如《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唯一的情节性较强的《阿Q正传》使鲁迅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对故事的构思性不足成为鲁迅创作的短板，这也是鲁迅为什么没有创作出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鲁迅毫无疑问的是一位语言的大师，但不是一个钩织故事的高手。
三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莫泊桑和鲁迅在小说创作上可以形成互补的形势。虽然两人都专注于描写底层人的人生，但莫泊桑更善于通过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吸引人，而鲁迅则用意不在于故事，更注重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中法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创作意图之外，也和他们的自身的状况有着极大的联系。
鲁迅与莫泊桑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两人都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作家，都善于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段，以小见大的概括出生活的真实，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都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职业上，两人都是公务员，且在离职前均任职于本国的教育部。同样不幸的是两人都饱受病痛的折磨，莫泊桑长期患有神经痛和偏头疼。鲁迅则一直受到肺结核的困扰。两人的创作高峰期都是十年，莫泊桑的佳作大都创作于1880—1890的十年间，而鲁迅的佳作则是创作于1918—1928的十年间。 但是两人在学术素养、人格精神、创作动机方面又有所不同。鲁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著有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等，而莫泊桑是典型的作家。鲁迅个人生活十分严谨自律，相反莫泊桑个人生活十分放荡，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加速了他身体的恶化，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态度。莫泊桑的小说更多揭露了人物性格的悲剧，鲁迅的小说侧重于人物命运的悲剧，是人与环境的冲突造成的悲剧。因而莫泊桑的小说更富有情节上的生动，而鲁迅小说的意蕴更加丰富。
除了上述方面，两人在自身立场、观点、创作目的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创作风格。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经说过：“说到‘问什么’做小说吧，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必须改变这人生。”[4]（708）这就清楚的表明，鲁迅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明确的社会意识和目的。他的这一主张的提出，首先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特别是他在故乡时“因为家境的衰落，父亲的病逝所看到的世人的真面目”给他带来的刺激。另一方面也与他留学日本后接触外国进步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有关。这种强烈的启蒙观念和功利意识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的宽度和维度，当然现代文学并不是单维度的文学场景，但“启蒙”无疑是主流的文学样式。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常常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关系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冲突来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使作品能反映出更深广的社会内容。这种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走向。一方面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的结果，特别是梁启超所鼓吹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和鲁迅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
莫泊桑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念也是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思潮的表现之一，特别是自然主义、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使他在创作中流露出宿命论和不可知论的倾向。同时也深受他的老师福楼拜的影响，不参加任何党派，企图超越于政治之上。过分自然主义态度大大削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但同时莫泊桑更注重艺术完美的追求，侧重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场面的变化和情节的照应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因而作品更加精巧、完美。
总而言之，短篇小说作为一种内蕴最为丰富的文体形式，在文体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新的要素。这些当然是文学自身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和时代的潮流、所在的社会环境、作家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正如唐诗发展到宋诗，诗歌的整体追求从对境界的营造发展到对才识、哲理的阐释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小说也需要突破观念上的种种束缚，博采各家之长，综合各大家之长，创造出更多体式兼备、文简义丰，更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来。
〔参考文献〕、
[1] 鲁迅. 故乡[A]. 鲁迅全集 小说卷[C].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2] 班固. 汉书 艺文志，中华书局，2007.
[3] 鲁迅. 朝花夕拾 小引[A]. 鲁迅全集 散文卷[C].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4]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 鲁迅全集 杂文卷[C].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