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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种种腐败现象，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围绕如何治国理政、巩固政权有过许多思考，很多内容对今天来说仍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对此，《大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的核心思想理念》将中国历史上廉政思想文化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剖析。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老祖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民本思想的形成，比廉政制度的形成要早，它是我国历代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早在商周时期就看到了重民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表述。如《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尤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清代的思想家唐甄说：“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这些都说明我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民本。
我们要看到，历史上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吏治相对清廉的时期，包括一些皇帝和官吏的一些廉政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思想的影子，就是民本。民本思想主要包含在儒家思想中，但是道家思想当中也有民本思想的内容，比如说“清静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等。这些不扰民思想，也包含着民本的内容。
尚贤思想
“官人，国之急也”“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尚贤用能，是中国历史上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尚贤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在儒家、法家、墨家思想中都有。
尚贤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重视才能。墨子反对“骨肉之亲，无故富贵”；商鞅主张“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有能则举之”；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是宣扬求贤若渴。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晋国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燕昭王“千金买骨”，刘备“三顾茅庐”，曹操“唯才是举”，都是千古佳话。三是辨别贤才的方法。孔子说过，“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德先才后
德与廉紧密相连，历代思想家非常重视德在选拔人才当中的作用。管子提出，君主考察人的第一点，就是要考察他的德，看他的德是否能够“当其位”；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陆贾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康熙皇帝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但怎么衡量德？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大问题。考核“能”好办，“德”怎么考核？没法用指标来衡量。但是，老祖宗有很多关于德的思考，赋予了德很多具体的内涵，如节俭、爱民、正身、谦让都是德的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将具有丰富内涵的德与选官制度相结合。
中国历史上至少从汉代以后，在选官制度当中，都把德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家知道汉代有“举孝廉”，“孝”和“廉”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操守。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历朝历代基本都是这样，即在选拔人的时候，把德放在第一位。如宋代吏部选官有四条具体标准，如果都满足四条标准，先考虑的是“德行”；明代朱元璋要求选拔官吏“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德才并重，以德为先，是一条基本的用人经验。
公私分明
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是腐败者常用的方法。公私分明，把国家利益和个人的私利相区别，将义与利相区别，是我国历史上廉政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传统思想中，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认为应当取之有道。《左传》说“信载义而行之为利”，是说利要建立在信和义的基础上。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关于公私观，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提出了要“任公而不任私”“不以私爱害公义”的思想。公与私、国家与个人利益要分清楚，包括君主都是这样。尽管传统社会是“家天下”，但是从汉代开始，皇帝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思想家认为，皇帝不能因为喜欢一个人而“私赏”，也不能因为恨一个人而“私罚”，一切都應该从公的角度出发。作为官吏，应该“居官无私”“国耳忘家，公耳忘私”。
秦汉以后，思想家又赋予了“廉”新的内容，在“廉”字前面加了一个“公”字，称为“公廉”，这是对廉政思想的新发展。《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一个叫郅都的酷吏，“性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这就是公廉，既公又廉。
正身律己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我国历史上的廉政思想中，特别强调统治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树立典范。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正，你自己身正了，谁敢不正？自身不正，政令再多，也不会有人听。
政风与官风、世风非常密切，特别是高级领导的行为，对社会影响很大。《资治通鉴》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谓王者施政，以自身论，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家国同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国历史上思想家主张通过家庭伦理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礼记》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吕氏春秋》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孝经》说：“孝，德之本也。”
节俭和孝是家庭伦理、个人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和保障官吏的廉政行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考察历史上一些清官廉吏形成机制的时候，可以看到从小的家庭教育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循名责实
廉政不仅仅限于思想道德层面，还需要廉政制度的保障。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主张通过“循名责实”的方式，严格考核，反对徒慕虚名。
“循名责实”的思想是战国时期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管理，类似于今天的岗位管理，给你这个职位，就按这个职位的要求来考核你。我国历史上“明主治吏不治民”，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循名责实”就是治吏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国历代严密的考核制度，就是来源于“循名责实”这样一种思想。（资料来源：《天津日报》）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老祖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民本思想的形成，比廉政制度的形成要早，它是我国历代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早在商周时期就看到了重民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表述。如《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尤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清代的思想家唐甄说：“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这些都说明我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民本。
我们要看到，历史上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吏治相对清廉的时期，包括一些皇帝和官吏的一些廉政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思想的影子，就是民本。民本思想主要包含在儒家思想中，但是道家思想当中也有民本思想的内容，比如说“清静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等。这些不扰民思想，也包含着民本的内容。
尚贤思想
“官人，国之急也”“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尚贤用能，是中国历史上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尚贤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在儒家、法家、墨家思想中都有。
尚贤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重视才能。墨子反对“骨肉之亲，无故富贵”；商鞅主张“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有能则举之”；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是宣扬求贤若渴。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晋国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燕昭王“千金买骨”，刘备“三顾茅庐”，曹操“唯才是举”，都是千古佳话。三是辨别贤才的方法。孔子说过，“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德先才后
德与廉紧密相连，历代思想家非常重视德在选拔人才当中的作用。管子提出，君主考察人的第一点，就是要考察他的德，看他的德是否能够“当其位”；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陆贾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康熙皇帝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但怎么衡量德？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大问题。考核“能”好办，“德”怎么考核？没法用指标来衡量。但是，老祖宗有很多关于德的思考，赋予了德很多具体的内涵，如节俭、爱民、正身、谦让都是德的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将具有丰富内涵的德与选官制度相结合。
中国历史上至少从汉代以后，在选官制度当中，都把德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家知道汉代有“举孝廉”，“孝”和“廉”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操守。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历朝历代基本都是这样，即在选拔人的时候，把德放在第一位。如宋代吏部选官有四条具体标准，如果都满足四条标准，先考虑的是“德行”；明代朱元璋要求选拔官吏“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德才并重，以德为先，是一条基本的用人经验。
公私分明
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是腐败者常用的方法。公私分明，把国家利益和个人的私利相区别，将义与利相区别，是我国历史上廉政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传统思想中，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认为应当取之有道。《左传》说“信载义而行之为利”，是说利要建立在信和义的基础上。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关于公私观，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提出了要“任公而不任私”“不以私爱害公义”的思想。公与私、国家与个人利益要分清楚，包括君主都是这样。尽管传统社会是“家天下”，但是从汉代开始，皇帝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思想家认为，皇帝不能因为喜欢一个人而“私赏”，也不能因为恨一个人而“私罚”，一切都應该从公的角度出发。作为官吏，应该“居官无私”“国耳忘家，公耳忘私”。
秦汉以后，思想家又赋予了“廉”新的内容，在“廉”字前面加了一个“公”字，称为“公廉”，这是对廉政思想的新发展。《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一个叫郅都的酷吏，“性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这就是公廉，既公又廉。
正身律己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我国历史上的廉政思想中，特别强调统治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树立典范。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正，你自己身正了，谁敢不正？自身不正，政令再多，也不会有人听。
政风与官风、世风非常密切，特别是高级领导的行为，对社会影响很大。《资治通鉴》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谓王者施政，以自身论，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家国同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国历史上思想家主张通过家庭伦理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礼记》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吕氏春秋》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孝经》说：“孝，德之本也。”
节俭和孝是家庭伦理、个人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和保障官吏的廉政行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考察历史上一些清官廉吏形成机制的时候，可以看到从小的家庭教育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循名责实
廉政不仅仅限于思想道德层面，还需要廉政制度的保障。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主张通过“循名责实”的方式，严格考核，反对徒慕虚名。
“循名责实”的思想是战国时期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管理，类似于今天的岗位管理，给你这个职位，就按这个职位的要求来考核你。我国历史上“明主治吏不治民”，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循名责实”就是治吏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国历代严密的考核制度，就是来源于“循名责实”这样一种思想。（资料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