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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现场听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十九大代表、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拱市联村党委书记蒋乙嘉兴奋不已，“手掌都鼓红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蒋乙嘉直呼总书记讲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基层代表的心声”。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J『生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立体的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正在消失的乡村
相比于“城市”一词，“乡村”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夏英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一词在我国政策语言中并不多见。因为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是地域或地理空间的概念；而“农村”一词则体现行政管理的概念。
著名学者钱穆说过，“中国文化是白始至终建筑在农业上面的。”从中国人独有的思想情感便可窥见，“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故土难离”，正是人们对乡村浓厚感情的真实写照。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为众多学者所赞同。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看来，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单元就是乡村。
然而，延续几千年的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乡村的何去何从，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时我国还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消失，而其中包含众多古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原本是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套自身运行机制的共同体。”朱启臻告诉记者，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村落的原有平衡，撼动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
朱启臻坦承，村落的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应太迷恋速度而不尊重规律，以致漠视村落的价值和地位，轻视它在人与自然和谐中的纽带作用。
长期以来，乡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社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都将农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或产业，对其研究也集中在农业的经济功能，而对其本身缺乏应有的关怀，朱启臻认为这是乡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人为消失和因环境恶劣等原因村落自然消失外，“乡村还有一种消失方式就是乡村文化的消失。”朱启臻说。这就不难理解，越来越多的人感叹现在的乡村“没有乡村的味道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研究员向记者强调，伴随着城市化发展所产生的乡村衰落问题急需更多人关注。
都说城市化伴有“城市病”，殊不知乡村也有“乡村病”，但二者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后者是在逐渐衰落过程中产生的。”刘彦随说。
两种病都得治，但“乡村病”更为紧迫。
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家园。
而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看来，报告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反映了中央对农村定位的再认识，对乡村价值的重视。
城市与乡村应融合互补
一直研究乡村价值和城乡关系的朱启臻呼吁多年，新农村建设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要在乡村和城市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
刘彦随强调，城市与乡村血脉相融、地域相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然而，长期受“城市优先”战略的影响，城市不断扩张，经济快速增长，农民就业重在推进离乡进城和非农化转移，乡村功能重在强化社会维稳和农民生计安全保障，导致传统农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造、现代农业功能普遍得不到健全。
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乡村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农业仅仅是服务于工业。
在朱启臻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统一了对乡村的认识，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是落后的，必然被城市所取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去比今天好，主张固守乡村。事实证明，两种观点都不对。
此外，刘彦随指出，中国传统体制的“三分”（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弊端日益暴露，“三差”（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问题不断加大，这些都成为困扰当代中国“三转”（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发展转型、体制机制转换）的重要难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而不是往常讲的城乡统筹，恰恰体现了观念上的重大转变。
夏英向记者介绍，城乡统筹更侧重于政府行为，指导资源配置；而城乡融合则更多地体现市场力量的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2017年8月，刘彦随和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玉恒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振兴世界乡村》一文，提出“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呼吁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要更加重视乡村振兴，一时间引发社会关注。
刘彦随认为，中国当首先致力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乡村兴人、兴地、兴权和兴产业，有效激发乡村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协调、一體和等值化。
当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时期，“政府需要同步倡导城市化和村镇化，形成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刘彦随强调。
事实上，近10年来，国家对乡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从未消减。我国针对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有些乡村问题始终未得到系统考量和有效解决。”刘彦随将其深层问题归结为“五化”，即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以及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 这一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值得人们期待。
加速建设“人的新农村”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衰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失。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现在留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严重的主体老龄化已经难以支撑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仅在2016年，我国约有1.7亿农村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刘彦随团队经过多年实证研究发现，寻找工作和增加收入是他们进城的主要原因。在1990年至2014年间，我国农村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0%以上。
相比于乡村，城市工作的薪酬更高。数据显示，2015年，背井离乡的农村人口在城市的收入比留在农村高21%左右。目前，我国约有2.82亿农民工进城。
在刘彦随看来，这2.82亿农民工难以在城镇安居乐业，大多处于“城乡双漂”状态。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他们正面临“留城”与“返乡”的两难选择。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都作出了很大成就。尤其在大力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方面，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已达700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比例为68.5%。
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公共资源投入少，导致农村人口素质偏低、人才缺乏。
在刘彦随看来，乡村振兴既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建设，包括乡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培智扶志等。
“新时期亟须建立全覆盖的乡村教育培训体系，健全国家管治、城乡同治、村民自治的多层次乡村治理体系。”刘彦随表示，要加快建设“人的新农村”，提升民众自觉学习意识、创业意愿，培养造就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兴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
对此，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述提出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引发了业界的强烈关注。
据统it，截至2015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272万人，比2010年增长55%，农民职业化进程不断提速。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导力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基本确立；“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初步形成。
2017年1月，农业部印发了《“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总量超过2000万人，务农农民职业化程度明显提高；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总体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和经营能力显著改善；农业职业培训普遍开展，线上线下培训融合发展，基本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一遍。
夯实“土地”这个乡村根基
毋庸置疑，土地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带来了大量优质耕地的流失；同时，因耕地分散、细碎、小规模，农田基础设施不配套，导致耕地利用率低，一些地方有地无人耕、良田被撂荒已成为一种常态。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的西口前村就是个典型。该村处在一个山腰上，由于当时人多地少，村大队组织村民开荒地，村里的耕地面积扩大到近300亩，但随着人口的流失，当年开垦的耕地如今又变回了荒地。
记者在基层调研时也了解到，农村部分宅基地空废严重，有的还散落在田间，土地利用格局散乱无序的状况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和乡村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需求。
据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与科学研究所测算，目前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达1.14亿亩，“空心村不整治，新农村难建设。”刘彦随说。
在刘彦随看来，针对土地利用低效和空间散乱的问题，围绕土地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土地空间利用有序化目标，亟须科学开展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有序推进乡村地区组织、产业、空间“三整合”，加大对农村投资倾斜力度、内需拉动强度，塑造中国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新机制。
近年来，上海市以土地整治为平台，重点推进零星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归并。上海市建设用地与土地整理事务中心主任顾守柏向记者介绍，市级8个土地整治项目的搬迁户数达3300户。
上海市科学开展土地整治达到了双赢，既有效整合土地资源，耕地数量质量并重，配套相关农田水利、田间道路、防护林、农业生产辅助设施：同时也将分散的农村宅基地从空间上变成了集中的城镇居住用地，村民居住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一重大政策利好给很多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了一剂强心针。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燕窝湾村第一书记徐志新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农民。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强农支农惠农政策，给乡亲们吃了定心丸，也给我们回乡创业的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做经营，更好地谋划产业布局。”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标志的中国土地整治，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若干重大成功实践之一。
在党中央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战略决策指引下，中国土地整治事业稳步健康发展。“十二五”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建成了4亿多亩高标准农田、补充了2400万亩耕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造了城镇低效用地，提升了旧厂房、旧工矿、城中村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三产融合求索振兴之路
在采访中，专家们向记者强调，农业具有多功能性，而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础。
多功能农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的《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中，其中总结道：“农业的多功能性尤指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的多功能划分并不完全统一，但总结起来无外乎有經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文化休闲功能。
从经济功能来看，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看来，中央始终把确保粮食安全放在农村工作的首要位置。
据悉，2008年和2014年，我国政府分别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资30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用于加强南南合作，分享中国在解决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村发展方面的政策、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
而推动一、二、三产融合之所以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是农业价值及其附加值往往在市场经济中无法在第一产业实现，而需要在第二、三产业实现。实践证明，只有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二、三产业实现的高附加值才能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分配。
此外，“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告诉记者，新世纪中产阶级的大量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乡村业态结构。这个新业态所要求的休闲农业得体现“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的特点。
返乡创业的徐志新就在实践着一、二、三产融合发展。2011年，他怀着乡愁情怀回到家乡燕窝湾村创业，结合大别山资源，成立了湖北省燕儿谷生态观光农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目前，燕儿谷公司有固定员工50人，其中31人属于农民工返乡就业。整个公司已初步形成了“农旅商养建”结合的三产融合模式。7年来，燕窝湾村返乡农民147名，是黄冈市和罗田县的返乡创业示范点。
在徐志新看来，乡村旅游是一项投资长、见效慢的产业，但当前其发展形势好，已经成为实现脱贫攻坚、助推“三农”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需要挖掘新业态、新动能，“农村是相对滞后的板块，也证明其潜力比较大。”夏英说。未来，乡村的发展也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一样，迈入新时代。（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报》）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J『生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立体的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正在消失的乡村
相比于“城市”一词，“乡村”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夏英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一词在我国政策语言中并不多见。因为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是地域或地理空间的概念；而“农村”一词则体现行政管理的概念。
著名学者钱穆说过，“中国文化是白始至终建筑在农业上面的。”从中国人独有的思想情感便可窥见，“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故土难离”，正是人们对乡村浓厚感情的真实写照。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为众多学者所赞同。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看来，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单元就是乡村。
然而，延续几千年的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乡村的何去何从，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时我国还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消失，而其中包含众多古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原本是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套自身运行机制的共同体。”朱启臻告诉记者，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村落的原有平衡，撼动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
朱启臻坦承，村落的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应太迷恋速度而不尊重规律，以致漠视村落的价值和地位，轻视它在人与自然和谐中的纽带作用。
长期以来，乡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社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都将农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或产业，对其研究也集中在农业的经济功能，而对其本身缺乏应有的关怀，朱启臻认为这是乡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人为消失和因环境恶劣等原因村落自然消失外，“乡村还有一种消失方式就是乡村文化的消失。”朱启臻说。这就不难理解，越来越多的人感叹现在的乡村“没有乡村的味道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研究员向记者强调，伴随着城市化发展所产生的乡村衰落问题急需更多人关注。
都说城市化伴有“城市病”，殊不知乡村也有“乡村病”，但二者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后者是在逐渐衰落过程中产生的。”刘彦随说。
两种病都得治，但“乡村病”更为紧迫。
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家园。
而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看来，报告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反映了中央对农村定位的再认识，对乡村价值的重视。
城市与乡村应融合互补
一直研究乡村价值和城乡关系的朱启臻呼吁多年，新农村建设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要在乡村和城市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
刘彦随强调，城市与乡村血脉相融、地域相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然而，长期受“城市优先”战略的影响，城市不断扩张，经济快速增长，农民就业重在推进离乡进城和非农化转移，乡村功能重在强化社会维稳和农民生计安全保障，导致传统农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造、现代农业功能普遍得不到健全。
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乡村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农业仅仅是服务于工业。
在朱启臻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统一了对乡村的认识，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是落后的，必然被城市所取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去比今天好，主张固守乡村。事实证明，两种观点都不对。
此外，刘彦随指出，中国传统体制的“三分”（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弊端日益暴露，“三差”（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问题不断加大，这些都成为困扰当代中国“三转”（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发展转型、体制机制转换）的重要难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而不是往常讲的城乡统筹，恰恰体现了观念上的重大转变。
夏英向记者介绍，城乡统筹更侧重于政府行为，指导资源配置；而城乡融合则更多地体现市场力量的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2017年8月，刘彦随和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玉恒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振兴世界乡村》一文，提出“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呼吁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要更加重视乡村振兴，一时间引发社会关注。
刘彦随认为，中国当首先致力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乡村兴人、兴地、兴权和兴产业，有效激发乡村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协调、一體和等值化。
当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时期，“政府需要同步倡导城市化和村镇化，形成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刘彦随强调。
事实上，近10年来，国家对乡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从未消减。我国针对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有些乡村问题始终未得到系统考量和有效解决。”刘彦随将其深层问题归结为“五化”，即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以及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 这一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值得人们期待。
加速建设“人的新农村”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衰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失。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现在留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严重的主体老龄化已经难以支撑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仅在2016年，我国约有1.7亿农村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刘彦随团队经过多年实证研究发现，寻找工作和增加收入是他们进城的主要原因。在1990年至2014年间，我国农村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0%以上。
相比于乡村，城市工作的薪酬更高。数据显示，2015年，背井离乡的农村人口在城市的收入比留在农村高21%左右。目前，我国约有2.82亿农民工进城。
在刘彦随看来，这2.82亿农民工难以在城镇安居乐业，大多处于“城乡双漂”状态。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他们正面临“留城”与“返乡”的两难选择。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都作出了很大成就。尤其在大力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方面，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已达700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比例为68.5%。
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公共资源投入少，导致农村人口素质偏低、人才缺乏。
在刘彦随看来，乡村振兴既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建设，包括乡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培智扶志等。
“新时期亟须建立全覆盖的乡村教育培训体系，健全国家管治、城乡同治、村民自治的多层次乡村治理体系。”刘彦随表示，要加快建设“人的新农村”，提升民众自觉学习意识、创业意愿，培养造就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兴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
对此，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述提出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引发了业界的强烈关注。
据统it，截至2015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272万人，比2010年增长55%，农民职业化进程不断提速。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导力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基本确立；“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初步形成。
2017年1月，农业部印发了《“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总量超过2000万人，务农农民职业化程度明显提高；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总体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和经营能力显著改善；农业职业培训普遍开展，线上线下培训融合发展，基本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一遍。
夯实“土地”这个乡村根基
毋庸置疑，土地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带来了大量优质耕地的流失；同时，因耕地分散、细碎、小规模，农田基础设施不配套，导致耕地利用率低，一些地方有地无人耕、良田被撂荒已成为一种常态。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的西口前村就是个典型。该村处在一个山腰上，由于当时人多地少，村大队组织村民开荒地，村里的耕地面积扩大到近300亩，但随着人口的流失，当年开垦的耕地如今又变回了荒地。
记者在基层调研时也了解到，农村部分宅基地空废严重，有的还散落在田间，土地利用格局散乱无序的状况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和乡村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需求。
据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与科学研究所测算，目前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达1.14亿亩，“空心村不整治，新农村难建设。”刘彦随说。
在刘彦随看来，针对土地利用低效和空间散乱的问题，围绕土地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土地空间利用有序化目标，亟须科学开展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有序推进乡村地区组织、产业、空间“三整合”，加大对农村投资倾斜力度、内需拉动强度，塑造中国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新机制。
近年来，上海市以土地整治为平台，重点推进零星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归并。上海市建设用地与土地整理事务中心主任顾守柏向记者介绍，市级8个土地整治项目的搬迁户数达3300户。
上海市科学开展土地整治达到了双赢，既有效整合土地资源，耕地数量质量并重，配套相关农田水利、田间道路、防护林、农业生产辅助设施：同时也将分散的农村宅基地从空间上变成了集中的城镇居住用地，村民居住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一重大政策利好给很多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了一剂强心针。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燕窝湾村第一书记徐志新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农民。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强农支农惠农政策，给乡亲们吃了定心丸，也给我们回乡创业的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做经营，更好地谋划产业布局。”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标志的中国土地整治，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若干重大成功实践之一。
在党中央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战略决策指引下，中国土地整治事业稳步健康发展。“十二五”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建成了4亿多亩高标准农田、补充了2400万亩耕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造了城镇低效用地，提升了旧厂房、旧工矿、城中村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三产融合求索振兴之路
在采访中，专家们向记者强调，农业具有多功能性，而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础。
多功能农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的《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中，其中总结道：“农业的多功能性尤指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的多功能划分并不完全统一，但总结起来无外乎有經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文化休闲功能。
从经济功能来看，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看来，中央始终把确保粮食安全放在农村工作的首要位置。
据悉，2008年和2014年，我国政府分别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资30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用于加强南南合作，分享中国在解决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村发展方面的政策、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
而推动一、二、三产融合之所以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是农业价值及其附加值往往在市场经济中无法在第一产业实现，而需要在第二、三产业实现。实践证明，只有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二、三产业实现的高附加值才能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分配。
此外，“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告诉记者，新世纪中产阶级的大量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乡村业态结构。这个新业态所要求的休闲农业得体现“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的特点。
返乡创业的徐志新就在实践着一、二、三产融合发展。2011年，他怀着乡愁情怀回到家乡燕窝湾村创业，结合大别山资源，成立了湖北省燕儿谷生态观光农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目前，燕儿谷公司有固定员工50人，其中31人属于农民工返乡就业。整个公司已初步形成了“农旅商养建”结合的三产融合模式。7年来，燕窝湾村返乡农民147名，是黄冈市和罗田县的返乡创业示范点。
在徐志新看来，乡村旅游是一项投资长、见效慢的产业，但当前其发展形势好，已经成为实现脱贫攻坚、助推“三农”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需要挖掘新业态、新动能，“农村是相对滞后的板块，也证明其潜力比较大。”夏英说。未来，乡村的发展也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一样，迈入新时代。（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