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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美国对审讯存在一种偏见，从纽约警察局到反恐部队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恐吓、威胁，必要时甚至进行残酷刑讯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但审讯专家研究发现，尊重而平等的对话才能在审讯中获取真实信息。
“虐囚门”惹轩然大波
2003年，美军“虐囚门”事件曝光，残酷的审讯方式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美军形象从此一落千丈。
设计了这些残酷审讯方式的是军事心理学家米切尔和耶森。他们都曾参与美国空军军事生存科的逃避项目以及反抗与逃跑项目，这两个项目训练飞行员应对被敌方击落的情况，采取了种种酷刑。
米切尔和耶森将防御项目转变为进攻项目，美其名曰“强化审讯”，手段包括：水刑，将囚犯关在棺材大小的盒子里，暴露在极端炎热和寒冷的环境中，猛烈撞击墙以及忍受极端的心理压力。
当时，有过几次审讯经验的审判员反对这些虐囚的做法，但他们的意见往往被忽视。前海军刑事调查局特工法伦称：“那时候，我们尚未掌握审讯的行为科学。”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心理学家、中情局前情报官员摩根研究发现，酷刑会影响受训者的正常记忆能力，大多数人会抽离现实，表现出，OR游离症状。这种情况在重大创伤性事件，如汽车事故中也会发生。
科学研究审讯技巧
同样在2003年，前陆军上校史蒂文·克莱曼开始尝试阻止军方对伊拉克武装分子进行虐待审讯，他是第一位反对这种做法的军官。
作为美国军方最富有经验的审讯人员之一，克莱曼说：“不仅民众认为刑讯更有效，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高级军官们也没有人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讯问嫌疑人更为有效。”
“美国政府上一次投入资源研究审讯是在1956年，想象一下，今天还在使用1956年的科学技术会是什么状况？”
克莱曼认为，刑讯和虐待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起到相反效果。研究审讯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大多数同意这一观点，但军事和执法部门的传统观念很难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依据，由于审讯常常秘密进行，很少研究人员能够参与。
2009年，美国成立了“被拘留者审讯组织”，希望彻底改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虐待审讯，以相对科学的方式进行审讯。
“被拘留者审讯组织”资助了大量与审讯相关的研究，艾奥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迈斯纳负责HIG绝大多数研究的统筹工作。他将严刑逼供称为焦虑式审讯，并表示反对这种审讯模式。
所谓焦虑式审讯是指对嫌疑人施压使其招供，并观察他们理应表现出的压力迹象来判断他们是否说谎。米切尔和耶森的“强化审讯”将焦虑模式发挥到极致，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对抗审讯有用，很大程度上得到的都是虚假供述。
新的审讯研究关注的是面谈技巧，不是给嫌疑人施压，而是帮助他们回忆事件细节。这样嫌疑人一旦说谎，就很难把事情扯圆，细节让谎言无处遁形。
研究千余小时录像
“被拘留者审讯组织”对英国特别感兴趣，英国反恐警察以询问方式的多种多样而闻名。1992年两件涉及个人退休账户的司法裁判在英国成为公众话题后，原有的审讯方式遭到严厉批评。英国议会通过法律，规定所有询问都要记录在案。英国警方停止使用“审问”，改用“询问”这一更中性的词语，这是一个微小但重大的变化。
作为英国审讯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利物浦大学法医心理学主任劳伦斯和专业顾问艾米丽夫妇受邀为美国被拘留者审讯组织进行研究：什么样的审讯方式更加有效？
以往的科学文献表明刑讯和虐待是无效的，其中大部分通过实验验证：学生们假装刚抢劫银行，通过对照研究，发现哪种审讯方式最能获得真相。但这样的实验容易被警察和军队嘲讽为学术游戏，劳伦斯和艾米丽则通过新方法进行研究。
劳伦斯和艾米丽对警察审讯这一问题已经持续关注了20多年，他们研究了1000多小时录像带，观察分析了对数百个涉嫌严重犯罪的恐怖分子的审讯，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真实经验的审讯策略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提供权威的解释。
劳伦斯曾是法医心理学系博士生，在一次备受公众瞩目的事件中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1993年，斯塔格被警察错误地指控强奸并谋杀一名年轻女子。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斯塔格与谋杀有关，但是警方认定他与心理学家创造的“罪犯档案”相匹配，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劳伦斯在为斯塔格提供法律援助时观看了审讯录像，感到十分震惊：审讯者充满侵略性和侮辱性，提出的问题不是为了找出真相，而是威胁斯塔格认罪。劳伦斯随后运用科学的方式澄清了事实，避免了冤案的发生。
1996年，艾米丽从美国威斯康星州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劳伦斯。她在美国曾经申请加入警察部队，想以此作为进入联邦调查局的跳板，但最后还是选择以“调查心理学”为职业，将心理学应用于警察工作之中。1998年，艾米丽和劳伦斯结婚，劳伦斯继续他的学术生涯，艾米丽则先是加入柴郡的缓刑服务机构，之后创建了一个咨询机构，为遭受虐待的家庭提供咨询。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兩人开始合作处理刑事案件，通过阅读卷宗、观看视频片段、实时监控审讯来评估嫌疑人的处境，寻找让嫌疑人说出真实情况的方式。2004年两人第一次参与反恐行动，协助北爱尔兰警方调查一宗抢劫事件，找出是谁从贝尔法斯特的银行金库抢走了2650万英镑。
平等对话求取真相
2010年，美国政府机构与劳伦斯夫妇联系，研究如何进行审讯。劳伦斯说：“我不想研究学生，想看看真实的东西，从观察中提取出更有用的东西。”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大胆的目标：请美国反恐部门提供对恐怖嫌疑人的审讯录像。
两年后，他又与负责审讯的官员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对受审讯的嫌疑人进行采访，以研究确定哪些询问策略对嫌疑人有效。他还提出通过他的研究成果来设计培训，锻炼采访者的技能。经过181次访谈，总共录制了878d～时的录像带，被采访的嫌疑人中包括爱尔兰准军事人员、“基地”组织成员、极右翼分子以及高度危险的人员。
每个采访都根据劳伦斯夫妇设计的审讯行为分类法进行细致的分析，采访者和被采访的嫌疑人互动的每一个方面都被分类和打分，包括嫌疑人采用的反询问手段（完全沉默或哼唱歌曲）、采访者提问的方式、嫌疑人的举止以及采访所获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观看录像并分类整理数据花了八个月，随后劳伦斯把数据传给利物浦大学的同事保罗进行统计分析。研究重点是从嫌疑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和采访融洽程度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和谐气氛最能接近真相。
艾米丽说，“讯问在变成争论的那一刻就失败了”，“审讯者需要记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目的是什么，你正在寻找信息，而不是代表受害者或警方说话。但这一切并不容易改变，警察习惯于掌控一切”。
好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去年年初曼彻斯特和伦敦遭受连环恐怖袭击，参与办案的反恐部门情报人员都接受了两位专家设计的课程“人际心理学”，通过尊重而平等的对话获取真实信息。
劳伦斯表示：“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是权力与爱，双方都能公平地感受到这些，对话才能顺利进行。”（资料来源：《新民晚报》）
“虐囚门”惹轩然大波
2003年，美军“虐囚门”事件曝光，残酷的审讯方式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美军形象从此一落千丈。
设计了这些残酷审讯方式的是军事心理学家米切尔和耶森。他们都曾参与美国空军军事生存科的逃避项目以及反抗与逃跑项目，这两个项目训练飞行员应对被敌方击落的情况，采取了种种酷刑。
米切尔和耶森将防御项目转变为进攻项目，美其名曰“强化审讯”，手段包括：水刑，将囚犯关在棺材大小的盒子里，暴露在极端炎热和寒冷的环境中，猛烈撞击墙以及忍受极端的心理压力。
当时，有过几次审讯经验的审判员反对这些虐囚的做法，但他们的意见往往被忽视。前海军刑事调查局特工法伦称：“那时候，我们尚未掌握审讯的行为科学。”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心理学家、中情局前情报官员摩根研究发现，酷刑会影响受训者的正常记忆能力，大多数人会抽离现实，表现出，OR游离症状。这种情况在重大创伤性事件，如汽车事故中也会发生。
科学研究审讯技巧
同样在2003年，前陆军上校史蒂文·克莱曼开始尝试阻止军方对伊拉克武装分子进行虐待审讯，他是第一位反对这种做法的军官。
作为美国军方最富有经验的审讯人员之一，克莱曼说：“不仅民众认为刑讯更有效，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高级军官们也没有人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讯问嫌疑人更为有效。”
“美国政府上一次投入资源研究审讯是在1956年，想象一下，今天还在使用1956年的科学技术会是什么状况？”
克莱曼认为，刑讯和虐待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起到相反效果。研究审讯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大多数同意这一观点，但军事和执法部门的传统观念很难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依据，由于审讯常常秘密进行，很少研究人员能够参与。
2009年，美国成立了“被拘留者审讯组织”，希望彻底改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虐待审讯，以相对科学的方式进行审讯。
“被拘留者审讯组织”资助了大量与审讯相关的研究，艾奥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迈斯纳负责HIG绝大多数研究的统筹工作。他将严刑逼供称为焦虑式审讯，并表示反对这种审讯模式。
所谓焦虑式审讯是指对嫌疑人施压使其招供，并观察他们理应表现出的压力迹象来判断他们是否说谎。米切尔和耶森的“强化审讯”将焦虑模式发挥到极致，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对抗审讯有用，很大程度上得到的都是虚假供述。
新的审讯研究关注的是面谈技巧，不是给嫌疑人施压，而是帮助他们回忆事件细节。这样嫌疑人一旦说谎，就很难把事情扯圆，细节让谎言无处遁形。
研究千余小时录像
“被拘留者审讯组织”对英国特别感兴趣，英国反恐警察以询问方式的多种多样而闻名。1992年两件涉及个人退休账户的司法裁判在英国成为公众话题后，原有的审讯方式遭到严厉批评。英国议会通过法律，规定所有询问都要记录在案。英国警方停止使用“审问”，改用“询问”这一更中性的词语，这是一个微小但重大的变化。
作为英国审讯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利物浦大学法医心理学主任劳伦斯和专业顾问艾米丽夫妇受邀为美国被拘留者审讯组织进行研究：什么样的审讯方式更加有效？
以往的科学文献表明刑讯和虐待是无效的，其中大部分通过实验验证：学生们假装刚抢劫银行，通过对照研究，发现哪种审讯方式最能获得真相。但这样的实验容易被警察和军队嘲讽为学术游戏，劳伦斯和艾米丽则通过新方法进行研究。
劳伦斯和艾米丽对警察审讯这一问题已经持续关注了20多年，他们研究了1000多小时录像带，观察分析了对数百个涉嫌严重犯罪的恐怖分子的审讯，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真实经验的审讯策略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提供权威的解释。
劳伦斯曾是法医心理学系博士生，在一次备受公众瞩目的事件中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1993年，斯塔格被警察错误地指控强奸并谋杀一名年轻女子。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斯塔格与谋杀有关，但是警方认定他与心理学家创造的“罪犯档案”相匹配，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劳伦斯在为斯塔格提供法律援助时观看了审讯录像，感到十分震惊：审讯者充满侵略性和侮辱性，提出的问题不是为了找出真相，而是威胁斯塔格认罪。劳伦斯随后运用科学的方式澄清了事实，避免了冤案的发生。
1996年，艾米丽从美国威斯康星州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劳伦斯。她在美国曾经申请加入警察部队，想以此作为进入联邦调查局的跳板，但最后还是选择以“调查心理学”为职业，将心理学应用于警察工作之中。1998年，艾米丽和劳伦斯结婚，劳伦斯继续他的学术生涯，艾米丽则先是加入柴郡的缓刑服务机构，之后创建了一个咨询机构，为遭受虐待的家庭提供咨询。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兩人开始合作处理刑事案件，通过阅读卷宗、观看视频片段、实时监控审讯来评估嫌疑人的处境，寻找让嫌疑人说出真实情况的方式。2004年两人第一次参与反恐行动，协助北爱尔兰警方调查一宗抢劫事件，找出是谁从贝尔法斯特的银行金库抢走了2650万英镑。
平等对话求取真相
2010年，美国政府机构与劳伦斯夫妇联系，研究如何进行审讯。劳伦斯说：“我不想研究学生，想看看真实的东西，从观察中提取出更有用的东西。”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大胆的目标：请美国反恐部门提供对恐怖嫌疑人的审讯录像。
两年后，他又与负责审讯的官员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对受审讯的嫌疑人进行采访，以研究确定哪些询问策略对嫌疑人有效。他还提出通过他的研究成果来设计培训，锻炼采访者的技能。经过181次访谈，总共录制了878d～时的录像带，被采访的嫌疑人中包括爱尔兰准军事人员、“基地”组织成员、极右翼分子以及高度危险的人员。
每个采访都根据劳伦斯夫妇设计的审讯行为分类法进行细致的分析，采访者和被采访的嫌疑人互动的每一个方面都被分类和打分，包括嫌疑人采用的反询问手段（完全沉默或哼唱歌曲）、采访者提问的方式、嫌疑人的举止以及采访所获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观看录像并分类整理数据花了八个月，随后劳伦斯把数据传给利物浦大学的同事保罗进行统计分析。研究重点是从嫌疑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和采访融洽程度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和谐气氛最能接近真相。
艾米丽说，“讯问在变成争论的那一刻就失败了”，“审讯者需要记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目的是什么，你正在寻找信息，而不是代表受害者或警方说话。但这一切并不容易改变，警察习惯于掌控一切”。
好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去年年初曼彻斯特和伦敦遭受连环恐怖袭击，参与办案的反恐部门情报人员都接受了两位专家设计的课程“人际心理学”，通过尊重而平等的对话获取真实信息。
劳伦斯表示：“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是权力与爱，双方都能公平地感受到这些，对话才能顺利进行。”（资料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