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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模式强调私营企业发展，这可以说是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地位提升，有关中印比较的学问已成为国际显学。中印比较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谁的发展具可持续性，谁更具发展潜力。如果能清楚认识两国各自经济体制的优势和不足，并在相互合作中取长补短，中印完全可以在交流和学习中最大限度释放合作潜能。
印度的道路
中印经过长期摸索，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制造业驱动，伴随着国内高储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境外直接投资和外贸扩张，是一种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
印度的发展模式较为独特，它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使印度经济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的抵抗力较强，表现出比较强的韧劲和经济平稳增长的长周期性。
曾几何时，印度的西式民主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经济学界甚至用“大象速度”来总结印度长年的缓慢增长。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推动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就印度模式而言，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值得称道。例如，印度国内的储蓄水平只有中国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资大约只有中国的10％，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中国落后大约10至15年，但近年来却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速，并且印度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
印度模式强调私营企业发展，这可以说是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塔塔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
印度模式在软环境方面还有其他一些长处。经济增长取决于软、硬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如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在个人电脑拥有量、移动电话、互联网联网人数等方面更是幅度领先于印度。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重要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金融市场、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非全面胜过中国。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等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印度在制度层面上优于中国，也不能认为印度在硬件方面全面落后中国，实际上印度航天、生物制药等某些领域也有长处。
龙象如何共舞
当前，众多经济学家在搞“龙象比较”，多数看法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作为不同国情的经济发展选择，是互补的，而非彼此对立的，两国都有很多值得对方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按印度总理辛格所讲，“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
中印经济拥有非常巨大的互补性和合作潜能。长于制造业的中国“世界工厂”和长于服务业的印度“世界办公室”，为中印加强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经济结构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构成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第二产业方面中国和印度的比是50.9:26.9，中国在制造业方面非常突出，印度几乎只是中国的一半；而第三产业方面中印之比是33.2:48.2，这表现在印度的软件产业及为之配套的服务业比中国有明显优势。中国的优势产业在制造业和硬件，印度在服务业和软件，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有着非常强的互补性。此外，中印同为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大国和能源需求大户，对海外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大，随着两国战略合作深化，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步伐也正在逐步加大。
中国企业应该学习印度企业的契约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印度做企业，契约远比私人关系重要，这是印度企业能够与西方接轨并得到西方承认的重要原因。印度企业“不求回报”，为社会付出的行动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的企业家们经常在考虑那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从《薄伽梵歌》和谐思想引申出的“仆人领袖”及“绿色企业”等理念，促使企业管理层摒弃一贯以股东利益为前提的观念，建构更持久的经营观，让公司在盈利之余，兼顾雇员和顾客利益。软件企业萨蒂扬公司在印度的医疗、义务教育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甚至还在中国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继续学习。作为这一经商哲学的回报，印度企业得以获得更深的根基，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也让印度企业得以享有更高的社会声誉，可能是其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一大优势。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企业所需要提升的东西。
在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已决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高耗能、高投资向低耗能和可持续方式转变，大力发展高科技和新经济。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经济建设面临许多相似之处，印度软件业和其他领先科技取得的成功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其一，印度信息产业这一片蓬勃景象和高科技节节推进的背后是强大的科技人才库的支撑，尼赫鲁在1950年代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的6所印度的“MIT”支撑了今天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其二，探寻印度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奥秘，还会发现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高科技之外的“非技术因素”。印度政府在税收、贷款、投资等方面为信息技术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也可为我国制订科学的产业政策提供借鉴。其三，班加罗尔、海德拉巴等城市原来在印度国内并不领先，这与中国西部的重庆、西安、成都、兰州等城市有些类似，或许班加罗尔软件业的成功可为我们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另一思路。
谁能笑到最后
当然，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印度模式下的极端落后与现代高科技的强烈对比让人瞠目结舌。印度整个国家呈现出一幅“牛车拉电脑”式的分裂画面：一边是恍若回到中世纪的贫困，一边则是标志21世纪的高科技。田野里的人们以3000年不变的姿势赶着耕牛犁地，而在新德里和孟买则活跃着现代、繁荣的服务业。而中国在教育、科技以及产权改革等方面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印这两个成长起来的巨人准的经济增长更为持久?数字只能给出表面答案。毕竟印度是在外国投资仅为中国的1/10、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仅为中国一半的情况下取得了8％的增长率。美国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资金积累，印度则靠迅速提高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更成熟的金融业，更优良的企业环境和精英们开放的心态都有利于印度取得成功。高盛公司也预测印度将在2032年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并且是2050年后唯一保持5％以上增速的大国。
然而，对印度前景的乐观预测未必准确，印度面临基础设施瓶颈、工业化和制造业相对落后等难题，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用也有差距，仅凭新经济和服务恐怕也难实现现代化。总之，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能简单下结论谁更有潜力。如果中印能携手合作优势互补，两国的发展潜力将更上层楼。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地位提升，有关中印比较的学问已成为国际显学。中印比较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谁的发展具可持续性，谁更具发展潜力。如果能清楚认识两国各自经济体制的优势和不足，并在相互合作中取长补短，中印完全可以在交流和学习中最大限度释放合作潜能。
印度的道路
中印经过长期摸索，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制造业驱动，伴随着国内高储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境外直接投资和外贸扩张，是一种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
印度的发展模式较为独特，它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使印度经济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的抵抗力较强，表现出比较强的韧劲和经济平稳增长的长周期性。
曾几何时，印度的西式民主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经济学界甚至用“大象速度”来总结印度长年的缓慢增长。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推动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就印度模式而言，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值得称道。例如，印度国内的储蓄水平只有中国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资大约只有中国的10％，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中国落后大约10至15年，但近年来却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速，并且印度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
印度模式强调私营企业发展，这可以说是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塔塔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
印度模式在软环境方面还有其他一些长处。经济增长取决于软、硬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如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在个人电脑拥有量、移动电话、互联网联网人数等方面更是幅度领先于印度。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重要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金融市场、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非全面胜过中国。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等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印度在制度层面上优于中国，也不能认为印度在硬件方面全面落后中国，实际上印度航天、生物制药等某些领域也有长处。
龙象如何共舞
当前，众多经济学家在搞“龙象比较”，多数看法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作为不同国情的经济发展选择，是互补的，而非彼此对立的，两国都有很多值得对方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按印度总理辛格所讲，“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
中印经济拥有非常巨大的互补性和合作潜能。长于制造业的中国“世界工厂”和长于服务业的印度“世界办公室”，为中印加强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经济结构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构成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第二产业方面中国和印度的比是50.9:26.9，中国在制造业方面非常突出，印度几乎只是中国的一半；而第三产业方面中印之比是33.2:48.2，这表现在印度的软件产业及为之配套的服务业比中国有明显优势。中国的优势产业在制造业和硬件，印度在服务业和软件，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有着非常强的互补性。此外，中印同为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大国和能源需求大户，对海外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大，随着两国战略合作深化，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步伐也正在逐步加大。
中国企业应该学习印度企业的契约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印度做企业，契约远比私人关系重要，这是印度企业能够与西方接轨并得到西方承认的重要原因。印度企业“不求回报”，为社会付出的行动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的企业家们经常在考虑那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从《薄伽梵歌》和谐思想引申出的“仆人领袖”及“绿色企业”等理念，促使企业管理层摒弃一贯以股东利益为前提的观念，建构更持久的经营观，让公司在盈利之余，兼顾雇员和顾客利益。软件企业萨蒂扬公司在印度的医疗、义务教育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甚至还在中国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继续学习。作为这一经商哲学的回报，印度企业得以获得更深的根基，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也让印度企业得以享有更高的社会声誉，可能是其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一大优势。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企业所需要提升的东西。
在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已决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高耗能、高投资向低耗能和可持续方式转变，大力发展高科技和新经济。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经济建设面临许多相似之处，印度软件业和其他领先科技取得的成功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其一，印度信息产业这一片蓬勃景象和高科技节节推进的背后是强大的科技人才库的支撑，尼赫鲁在1950年代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的6所印度的“MIT”支撑了今天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其二，探寻印度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奥秘，还会发现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高科技之外的“非技术因素”。印度政府在税收、贷款、投资等方面为信息技术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也可为我国制订科学的产业政策提供借鉴。其三，班加罗尔、海德拉巴等城市原来在印度国内并不领先，这与中国西部的重庆、西安、成都、兰州等城市有些类似，或许班加罗尔软件业的成功可为我们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另一思路。
谁能笑到最后
当然，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印度模式下的极端落后与现代高科技的强烈对比让人瞠目结舌。印度整个国家呈现出一幅“牛车拉电脑”式的分裂画面：一边是恍若回到中世纪的贫困，一边则是标志21世纪的高科技。田野里的人们以3000年不变的姿势赶着耕牛犁地，而在新德里和孟买则活跃着现代、繁荣的服务业。而中国在教育、科技以及产权改革等方面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印这两个成长起来的巨人准的经济增长更为持久?数字只能给出表面答案。毕竟印度是在外国投资仅为中国的1/10、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仅为中国一半的情况下取得了8％的增长率。美国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资金积累，印度则靠迅速提高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更成熟的金融业，更优良的企业环境和精英们开放的心态都有利于印度取得成功。高盛公司也预测印度将在2032年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并且是2050年后唯一保持5％以上增速的大国。
然而，对印度前景的乐观预测未必准确，印度面临基础设施瓶颈、工业化和制造业相对落后等难题，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用也有差距，仅凭新经济和服务恐怕也难实现现代化。总之，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能简单下结论谁更有潜力。如果中印能携手合作优势互补，两国的发展潜力将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