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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傲慢与偏见》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对比小说三个译本中亲属称谓的翻译，发现：源语亲属关系图式的构建过程实为亲属关系内容图式、背景图式以及文化图式的建构过程。已建构的源语称谓图式与先存于译者大脑中的目的语称谓图式匹配明确时，便能成功翻译。匹配模糊时，目的语称谓文化图式对译者的选择和译文产出影响较大。
关键词： 亲属关系;图式建构;称谓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6-0045-07
1. 引言
图式理论源起于哲学，经过心理学发展后又应用于认知语言学。图式一词源自古希腊（李福印， 2008： 189）。1781年，康德（Kant）在他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首次提到该词。1932年，英国认知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将图式一词应用于心理学，并在其书《记忆》（Remembering）中提到，图式是过去的经历与反馈的有机结合，新事物只有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图式理论后期开始了在认知语言学中的发展，认知语言学认为生活中出现的语言都是概念化的认知产物。莱考夫指出，认知图式将客观经验与人的认知思想结合起来，并将客观事物概念化（Lackoff， 1980： 12）。
图式被看作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王寅（2006： 54）认为，图式是指人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把有关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并且能够较为长期地储存于记忆之中。人们依据知识经验网络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加工和处理，对新信息的编码必须与大脑中的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一系列信息处理的过程。为了理解并处理新信息，人们必须将其与先存知识结构（即先存图式）进行联系（Evans， 2006： 532）。新信息或语篇的意义必须与读者的背景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被理解。（Carrell & Eisterhold， 1987： 175）。
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图式理论在阅读、听力和口语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中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如潘井伦， 1993： 21; 张维友， 1995： 5; 周相利， 2002： 24; 余祥越， 2003： 130; 李文英， 2005： 178; 张法科， 2010： 87）。但从图式理论视角解读亲属关系建构及翻译过程的研究十分少见。由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英汉亲属称谓的翻译一直是个难点。翻译是认知处理的过程，其中包括语言和文化因素。而任何对新语篇的认知处理都包含了相关图式的激活（谭业升，2009： 204）。
国内外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将图式分成不同的细类。周笃宝（2002： 86）将其分为结构图式，内容图式和文化图式。刘明东（2004： 52）将其分为语言图式，背景图式，文本图式和文化图式。周红民（2003： 13）将之分为知识图式和语言图式。美国学者卡雷尔（Carrell）和艾斯特霍德（Eisterhold）认为图式有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1987： 176）;库克（Cook）将图式分为词语图式，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1992： 95）。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有赖于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的建构。内容图式即为依据小说文本内容建立起来的图式，是能直接从文本中获取的，例如小说中明显的描述性话语。背景图式的建构需要推导过程，是通过文中所给信息推导出来的、暗含的、依据文本背景建立起来的图式，但不能从文本自身的内容直接获取。文化图式，顾名思义与文化相关，是超越文本的某一群体共有的文化知识。
亲属称谓的翻译依赖于建构中的源语亲属称谓图式与目的语中对应亲属称谓图式的匹配情况。下文将以《傲慢与偏见》为例，讨论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在亲属关系图式中的建构，分析在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明确匹配和模糊匹配这两种情况对亲属称谓翻译的影响。
2. 亲属关系图式的构建
译者翻译亲属称谓之前，须进行亲属关系图式的构建。小说中描述亲属关系的语句能帮助译者建构内容图式，推导背景图式，依据文化图式，从而构建出源语亲属关系图式。下面以《傲慢与偏见》中的主要家庭和人物为例，讨论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
Bennet一家是该小说的核心家庭，有关Mr. Bennet和Mrs. Bennet的内容描述如下：
“My dear Mr. Bennet，” said his lady to him one day， “have you heard that Netherfield Park is let at last？” （孙致礼， 2013： 287）
译者此时可以根据文本中的称谓“My dear Mr. Bennet”及“his lady”判断出此二者的关系为husband与wife，建构出二人的关系图式。他们还有五个女儿，小说中相关描述如下：
Observing his second daughter employed in trimming a hat， he suddenly addressed her with，
“I hope Mr. Bingley will like it， Lizzy.” （孙致礼， 2013： 290）
“Oh！” said Lydia stoutly， “I am not afraid; for though I am the youngest， I’m the tallest.” （孙致礼， 2013： 292）
Mrs. Bennet had seen her eldest daughter much admired by the Netherfield party. Mr. Bingley had danced with her twice， and she has been distinguished by his sisters. Jane was as much gratified by this， .... （孙致礼， 2013： 296） Mary， at the end of a long concerto， was glad to purchase praise and gratitude by Scotch and Irish airs， at the request of her younger sisters， .... （孙致礼， 2013： 308）
Bennet的三个女儿Jane，Lizzy（Elizabeth的昵称）和Lydia的大小排行可以直接由内容图式建构出来，只有Mary和Kitty的位置需要推断，从原文younger sisters中sisters为复数形式，译者便可根据内容推断，确定Mary为三女儿，Kitty为四女儿。这样，建构出五个女儿的排行关系图式，详见表1。
表1 Bennet家亲属关系图式
亲属关系 人物
parents Mr. Bennet & Mrs. Bennet
daughter（eldest） Jane （married to Mr. Bingley）
daughter（second） Elizabeth （married to Mr. Darcy）
daughter（third） Mary
daughter（fourth） Kitty
Daughter （youngest） Lydia （married to Mr. Wickham）
Bennet家的密邻Sir William（Lucas）和Lady Lucas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借助19世纪英国社会的称谓文化知识。Sir爵士名号由英格兰国王赐予，且无法世袭，用于持有者的名字或姓名之前，但不单独用于姓氏之前。Sir的妻子尊称为Lady。
他们的大女儿Charlotte Lucas 嫁给了Mr. Collins。Mr. Collins与Mr. Bennet有血缘关系;因为Mr. Collins的父亲和已故的老Mr. Collins和Mr. Bennet有血缘关系（详见表2）。 Mr. Bennet称Mr. Collins为他的cousin（隔了一代的，非同辈）。二人姓氏不同，译者可以根据文化图式推测出，老Mr. Collins和Mr. Bennet的关系可能为first cousins（表兄弟），非亲兄弟或堂兄弟。Mr. Collins和Bennet家五个女儿是同辈cousin，但血缘关系较他们的父辈远些。
表2 Mr. Collins与Bennet两家之间的亲属关系图式
人物 （Collins家） 亲属关系 人物（Bennet家）
late Mr. Collins（father） first cousin Mr. Bennet
Mr. Collins（son） distant cousin（of same generation） Mr Bennet’s daughters
late Mr. Collins（father）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second cousin Mr Bennet’s daughters
Mr. Collins（son）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second cousin Mr. Bennet
Colonel Fitzwilliam是Mr. Darcy之妹Miss Darcy的监护人，和Darcy一样，都与Lady Catherine有血缘关系，内容描述如下：
There were two nephews of Lady Catherine to require them， for Mr. Darcy had brought with him a Colonel Fitzwilliam， the younger son of his uncle， Lord --....（孙致礼， 2013： 448）
奥斯汀还从Darcy的角度指出：Colonel Fitzwilliam是“my mother’s nephew” （孙致礼， 2013： 477） ， my mother指Darcy之母 Lady Anne Darcy。因此依据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Mr. Darcy和Colonel Fitzwilliam是同辈cousin（见表3）。
表3 Colonel Fitzwilliam， Mr. Darcy与 Lady Catherine三家之间的亲属关系图式
人物 亲属关系 人物
Lord？（Colonel Fitzwilliam’s father） Brother & sisters /Brother-in-law & sisters Lady Anne Darcy & Lady Catherine de Bourgh
Colonel Fitzwilliam nephew & aunt Lady Anne Darcy
Colonel Fitzwilliam & Mr. Darcy nephews & aunt Lady Catherine de Bourgh （Miss de Bourgh’s mother）
Mr. Darcy nephew & uncle Lord？（Colonel Fitzwilliam’s father）
Colonel Fitzwilliam first cousin Mr. Darcy & Miss Darcy Mr. Darcy & Miss Darcy Miss de Bourgh
Colonel Fitzwilliam Miss de Bourgh
Mr. Bingley是Mr. Darcy的好朋友，Bingley在小说中的入场十分隆重：
Mr. Bingley， his two sisters， the husband of the eldest， and another young man. （孙致礼， 2013： 294）
从文中的内容图式和相关背景图式，译者可以推断：Bingley先生姐姐已经出嫁，且随夫姓Hurst。奥斯汀提到Mrs. Hurst时使用的是最高级the eldest，可以断定Mrs. Hurst在三人中最大。至于Miss Bingley和Mr. Bingley孰大孰小，小说中并未明确给出。
Bennet一家，Mr. Collins， Mr. Darcy，Colonel Fitzwilliam和Mr. Bingley等主要人物的亲属关系图式已经根据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建构出来。源语亲属关系图式能否与目的语亲属关系图式匹配，其对称谓翻译的影响将作进一步探讨。
3. 从图式理论看亲属称谓的翻译
3.1 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明晰匹配下的称谓翻译
中文的亲属称谓远比英文的要复杂得多，所以不同的建构会导致不同的翻译。比如，英文first cousin在中文里有八个对应的称谓（且不提血缘关系更远的各种cousins），这八个中文称谓可直接显示cousin的具体信息——性别、长幼、来自父母的哪一方。因此作为文化图式的重要部分，中文亲属称谓的背景知识在翻译中也尤为重要。对目的语的内容与背景图式的正确选择有利于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Bell， 2001： 65）。
下面以《傲慢与偏见》三译本为例，讨论图式理论对亲属称谓翻译的影响。中英亲属关系图式匹配一致时，译者在翻译时准确提取相应称谓即可，因此在选例说明时仅以孙致礼的译本为例。源语亲属关系图式与目的语不匹配时，则选择多译本的翻译对比。
例1：
原文：It is from my cousin， Mr. Collins， who， when I am dead， may turn you all out of this house as soon as he pleases. （2013： 343）
译文：信是我的表侄科林斯先生写来的。我死了以后，他可以什么时候高兴就把你们撵出这座房子。（孙致礼，2013： 51）
表2根据内容图式和背景图式已构建出Mr. Collins与Mr. Bennet隔了一代，是Mr. Bennet的second cousin，根据目的语文化图式——堂兄弟姓氏相同，表兄弟姓氏不同，可知Mr. Collins是Mr. Bennet的表侄，是Bennet五个女儿的表兄，血缘关系较远。
此外，根据文中的内容图式和文化图式，较容易建构出Mr. Darcy和Miss Darcy是Lady Catherine de Bourgh的外甥和外甥女;Colonel Fitzwilliam比Mr. Darcy年纪大，是Mr. Darcy的表兄。Colonel Fitzwilliam是Lady Catherine de Bourgh的nephew，这里“nephew”究竟是侄子还是外甥？小说中缺乏相关的信息以构建源语内容图式和背景图式，译者在翻译时则需做出自己的理解和推断，这一过程往往受到目的语的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的影响，将英语模糊的亲属关系图式明晰化。
3.2 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模糊匹配下的称谓翻译
首先讨论Miss Bingley和Mr. Bingley的大小问题。Miss Bingley在家中的位置可能有两种：居中为姐或居幼为妹，但孙致礼和王科一以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WPCSH）三译本都选择其居幼为妹的情况。译文体现了译者的主观思想，尽管缺少内容图式的支撑，但这一选择顺应中国人的心理思维定式，契合汉语的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无论是古今中国的社会法规，还是传统的婚姻观念，男子婚龄一般比女子大两岁左右。唐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婚嫁”;宋嘉元令“男十六，女十四，发婚嫁之期”;现今中国法定婚龄为男二十二，女二十。“宁可男大七，不可女大一”也反映了这种传统婚龄观。除去一些特殊的婚姻形式，如童养媳、收继婚等，按照人们惯常的思维定式，Bingley小姐和Bingley先生都未结婚，她的年龄很可能小于Bingley先生，因而三位译者均根据汉语的文化图式，将其译作妹妹。
Colonel Fitzwilliam和Lady Catherine de Bourgh的关系在文中也是隐含的。由于没有Colonel Fitzwilliam父母的相关描述，我们无法确定他是Lady Catherine的侄子（哥哥的孩子）还是外甥（姐姐的孩子）。所以翻译的关键在于Colonel Fitzwilliam父母与Lady Catherine de Bourgh之间关系的建构。三译本对这一关系的建构存在差异，因此“nephews”的翻译也有所不同：
例2：
原文：There were two nephews of Lady Catherine to require them， for Mr. Darcy had brought with him a Colonel Fitzwilliam， the younger son of his uncle， Lord --.... （孙致礼， 2013： 448）
王科一译本：他一共要拜会咖苔琳夫人的两位姨侄，因为达西先生还带来了一位费茨维廉上校，是达西的舅父（某某爵士）的小儿子。（2010： 194） 孙致礼译本：他要拜会凯瑟琳夫人的两位外甥，因为达西先生带来了一位费茨维廉上校，他是达西的姨父某某爵士的小儿子。（2013： 129）
WPCSH译本：这儿有两位凯瑟琳夫人的外甥需要拜见，因为达西先生还带来了一位叫费茨维廉的上校，这位年轻人是达西的舅父某某爵士的小儿子。（2010： 221）
奥斯汀从Mr. Darcy的角度介绍Colonel Fitzwilliam：his uncle的小儿子。所以，uncle的翻译决定了nephew的翻译——如果前者译为舅父（王科一译本），则Colonel Fitzwilliam为Lady Catherine的侄子，句中的two nephews根据中文的亲属文化图式则为一个侄子、一个外甥。王科一选择了用“姨侄”来描述Lady Catherine和Colonel Fitzwilliam之间的关系，姨侄指女方姊妹家的孩子，这倒也无妨，但与后面的表述“达西的舅父”相矛盾，应译为“达西的姨父”才能吻合。WPCSH译本所呈现的亲属关系也是矛盾的。如果把uncle译成姨父，Colonel Fitzwilliam则为Lady Catherine的外甥，文中的two nephews也会根据中文文化图式译成“两个外甥”（或者“两个姨侄”。外甥通常指姊妹的孩子，侄子指兄弟的孩子，但也有方言用姨侄指姊妹的孩子）。因此，孙致礼的译文选择，将uncle 和two nephews分别译作“姨父”和“两个外甥”，既契合原文又符合中文亲属关系图式。目的语的背景图式与文化图式影响并指导了称谓词语的翻译选择，而称谓词语的翻译选择反过来也重构了源语的亲属关系图式。孙致礼的翻译选择让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成功地匹配起来，使原本不够明确的亲属关系图式明晰化。
此外，小说中仍有多处称谓表达在原文里没有提供足够的内容图式和背景图式，也没有相关文化图式帮助译者建构明晰的亲属关系图式，无法确指亲属称谓的翻译，译者往往会受其自身文化图式的影响，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目的语的关系图式将译文中的亲属称谓明晰化。如cousin一词的翻译，小说中曾提到Mr. Bingley的五位sisters和一位cousin要参加舞会“he had brought only six with him from London， his five sisters and a cousin”（孙致礼， 2013： 10）。这里的cousin在三种译本里都译成了表姐妹，再次证明目的文化图式对称谓翻译的影响。
图式理论对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及称谓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亲属称谓的译文选择，不仅依据已建构的英文亲属称谓图式，还须符合先存于译者脑中的中文称谓图式，译者根据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选择恰当的目的语语义表征形式进行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建构新的相匹配的称谓关系图式，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家庭与人物角色关系。
4. 结论
近十年来，图式理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翻译研究。图式理论在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和亲属称谓翻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以《傲慢与偏见》为例，探讨了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在亲属关系图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亲属关系图式的匹配程度对英汉称谓翻译的影响。当译者建构的源语亲属关系图式与译者脑中先存的目的语图式相吻合时，新信息即可被准确理解、成功翻译。译者若无法构建明确的源语亲属关系图式时，则会受目的语称谓关系图式和译者自身的文化图式影响，重构称谓关系图式，使其符合目的语的亲属关系图式和读者脑中先存的称谓图式。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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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Kinship Schemata Construction and Kinship Term Translation
—— Taking Pride and Prejudice as an Example
OU Xinrong & ZENG Wenhu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100029;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kinship schemata construction and a contrastive study of kinship term translations in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Pride and Prejud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kinship schemata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s de fac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nt， context and cultural schemata; once the constructed kinship terms are in consistency with the existing target schemata in the translator’s mind， the new messages can be readily translated， yet when inconsistency occurs the target cultural schema has fairly more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ors’decis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kinship terms.
Key words： kinship relations; schema construction; kinship term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欧欣蓉，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商务口译研究。
曾文华，女，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邮编100029;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1号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70
E-mail：xinrong.ou@foxmail.com;whzeng@mail.hzau.edu.cn
（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 亲属关系;图式建构;称谓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6-0045-07
1. 引言
图式理论源起于哲学，经过心理学发展后又应用于认知语言学。图式一词源自古希腊（李福印， 2008： 189）。1781年，康德（Kant）在他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首次提到该词。1932年，英国认知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将图式一词应用于心理学，并在其书《记忆》（Remembering）中提到，图式是过去的经历与反馈的有机结合，新事物只有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图式理论后期开始了在认知语言学中的发展，认知语言学认为生活中出现的语言都是概念化的认知产物。莱考夫指出，认知图式将客观经验与人的认知思想结合起来，并将客观事物概念化（Lackoff， 1980： 12）。
图式被看作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王寅（2006： 54）认为，图式是指人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把有关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并且能够较为长期地储存于记忆之中。人们依据知识经验网络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加工和处理，对新信息的编码必须与大脑中的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一系列信息处理的过程。为了理解并处理新信息，人们必须将其与先存知识结构（即先存图式）进行联系（Evans， 2006： 532）。新信息或语篇的意义必须与读者的背景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被理解。（Carrell & Eisterhold， 1987： 175）。
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图式理论在阅读、听力和口语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中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如潘井伦， 1993： 21; 张维友， 1995： 5; 周相利， 2002： 24; 余祥越， 2003： 130; 李文英， 2005： 178; 张法科， 2010： 87）。但从图式理论视角解读亲属关系建构及翻译过程的研究十分少见。由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英汉亲属称谓的翻译一直是个难点。翻译是认知处理的过程，其中包括语言和文化因素。而任何对新语篇的认知处理都包含了相关图式的激活（谭业升，2009： 204）。
国内外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将图式分成不同的细类。周笃宝（2002： 86）将其分为结构图式，内容图式和文化图式。刘明东（2004： 52）将其分为语言图式，背景图式，文本图式和文化图式。周红民（2003： 13）将之分为知识图式和语言图式。美国学者卡雷尔（Carrell）和艾斯特霍德（Eisterhold）认为图式有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1987： 176）;库克（Cook）将图式分为词语图式，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1992： 95）。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有赖于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的建构。内容图式即为依据小说文本内容建立起来的图式，是能直接从文本中获取的，例如小说中明显的描述性话语。背景图式的建构需要推导过程，是通过文中所给信息推导出来的、暗含的、依据文本背景建立起来的图式，但不能从文本自身的内容直接获取。文化图式，顾名思义与文化相关，是超越文本的某一群体共有的文化知识。
亲属称谓的翻译依赖于建构中的源语亲属称谓图式与目的语中对应亲属称谓图式的匹配情况。下文将以《傲慢与偏见》为例，讨论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在亲属关系图式中的建构，分析在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明确匹配和模糊匹配这两种情况对亲属称谓翻译的影响。
2. 亲属关系图式的构建
译者翻译亲属称谓之前，须进行亲属关系图式的构建。小说中描述亲属关系的语句能帮助译者建构内容图式，推导背景图式，依据文化图式，从而构建出源语亲属关系图式。下面以《傲慢与偏见》中的主要家庭和人物为例，讨论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
Bennet一家是该小说的核心家庭，有关Mr. Bennet和Mrs. Bennet的内容描述如下：
“My dear Mr. Bennet，” said his lady to him one day， “have you heard that Netherfield Park is let at last？” （孙致礼， 2013： 287）
译者此时可以根据文本中的称谓“My dear Mr. Bennet”及“his lady”判断出此二者的关系为husband与wife，建构出二人的关系图式。他们还有五个女儿，小说中相关描述如下：
Observing his second daughter employed in trimming a hat， he suddenly addressed her with，
“I hope Mr. Bingley will like it， Lizzy.” （孙致礼， 2013： 290）
“Oh！” said Lydia stoutly， “I am not afraid; for though I am the youngest， I’m the tallest.” （孙致礼， 2013： 292）
Mrs. Bennet had seen her eldest daughter much admired by the Netherfield party. Mr. Bingley had danced with her twice， and she has been distinguished by his sisters. Jane was as much gratified by this， .... （孙致礼， 2013： 296） Mary， at the end of a long concerto， was glad to purchase praise and gratitude by Scotch and Irish airs， at the request of her younger sisters， .... （孙致礼， 2013： 308）
Bennet的三个女儿Jane，Lizzy（Elizabeth的昵称）和Lydia的大小排行可以直接由内容图式建构出来，只有Mary和Kitty的位置需要推断，从原文younger sisters中sisters为复数形式，译者便可根据内容推断，确定Mary为三女儿，Kitty为四女儿。这样，建构出五个女儿的排行关系图式，详见表1。
表1 Bennet家亲属关系图式
亲属关系 人物
parents Mr. Bennet & Mrs. Bennet
daughter（eldest） Jane （married to Mr. Bingley）
daughter（second） Elizabeth （married to Mr. Darcy）
daughter（third） Mary
daughter（fourth） Kitty
Daughter （youngest） Lydia （married to Mr. Wickham）
Bennet家的密邻Sir William（Lucas）和Lady Lucas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借助19世纪英国社会的称谓文化知识。Sir爵士名号由英格兰国王赐予，且无法世袭，用于持有者的名字或姓名之前，但不单独用于姓氏之前。Sir的妻子尊称为Lady。
他们的大女儿Charlotte Lucas 嫁给了Mr. Collins。Mr. Collins与Mr. Bennet有血缘关系;因为Mr. Collins的父亲和已故的老Mr. Collins和Mr. Bennet有血缘关系（详见表2）。 Mr. Bennet称Mr. Collins为他的cousin（隔了一代的，非同辈）。二人姓氏不同，译者可以根据文化图式推测出，老Mr. Collins和Mr. Bennet的关系可能为first cousins（表兄弟），非亲兄弟或堂兄弟。Mr. Collins和Bennet家五个女儿是同辈cousin，但血缘关系较他们的父辈远些。
表2 Mr. Collins与Bennet两家之间的亲属关系图式
人物 （Collins家） 亲属关系 人物（Bennet家）
late Mr. Collins（father） first cousin Mr. Bennet
Mr. Collins（son） distant cousin（of same generation） Mr Bennet’s daughters
late Mr. Collins（father）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second cousin Mr Bennet’s daughters
Mr. Collins（son）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second cousin Mr. Bennet
Colonel Fitzwilliam是Mr. Darcy之妹Miss Darcy的监护人，和Darcy一样，都与Lady Catherine有血缘关系，内容描述如下：
There were two nephews of Lady Catherine to require them， for Mr. Darcy had brought with him a Colonel Fitzwilliam， the younger son of his uncle， Lord --....（孙致礼， 2013： 448）
奥斯汀还从Darcy的角度指出：Colonel Fitzwilliam是“my mother’s nephew” （孙致礼， 2013： 477） ， my mother指Darcy之母 Lady Anne Darcy。因此依据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Mr. Darcy和Colonel Fitzwilliam是同辈cousin（见表3）。
表3 Colonel Fitzwilliam， Mr. Darcy与 Lady Catherine三家之间的亲属关系图式
人物 亲属关系 人物
Lord？（Colonel Fitzwilliam’s father） Brother & sisters /Brother-in-law & sisters Lady Anne Darcy & Lady Catherine de Bourgh
Colonel Fitzwilliam nephew & aunt Lady Anne Darcy
Colonel Fitzwilliam & Mr. Darcy nephews & aunt Lady Catherine de Bourgh （Miss de Bourgh’s mother）
Mr. Darcy nephew & uncle Lord？（Colonel Fitzwilliam’s father）
Colonel Fitzwilliam first cousin Mr. Darcy & Miss Darcy Mr. Darcy & Miss Darcy Miss de Bourgh
Colonel Fitzwilliam Miss de Bourgh
Mr. Bingley是Mr. Darcy的好朋友，Bingley在小说中的入场十分隆重：
Mr. Bingley， his two sisters， the husband of the eldest， and another young man. （孙致礼， 2013： 294）
从文中的内容图式和相关背景图式，译者可以推断：Bingley先生姐姐已经出嫁，且随夫姓Hurst。奥斯汀提到Mrs. Hurst时使用的是最高级the eldest，可以断定Mrs. Hurst在三人中最大。至于Miss Bingley和Mr. Bingley孰大孰小，小说中并未明确给出。
Bennet一家，Mr. Collins， Mr. Darcy，Colonel Fitzwilliam和Mr. Bingley等主要人物的亲属关系图式已经根据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建构出来。源语亲属关系图式能否与目的语亲属关系图式匹配，其对称谓翻译的影响将作进一步探讨。
3. 从图式理论看亲属称谓的翻译
3.1 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明晰匹配下的称谓翻译
中文的亲属称谓远比英文的要复杂得多，所以不同的建构会导致不同的翻译。比如，英文first cousin在中文里有八个对应的称谓（且不提血缘关系更远的各种cousins），这八个中文称谓可直接显示cousin的具体信息——性别、长幼、来自父母的哪一方。因此作为文化图式的重要部分，中文亲属称谓的背景知识在翻译中也尤为重要。对目的语的内容与背景图式的正确选择有利于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Bell， 2001： 65）。
下面以《傲慢与偏见》三译本为例，讨论图式理论对亲属称谓翻译的影响。中英亲属关系图式匹配一致时，译者在翻译时准确提取相应称谓即可，因此在选例说明时仅以孙致礼的译本为例。源语亲属关系图式与目的语不匹配时，则选择多译本的翻译对比。
例1：
原文：It is from my cousin， Mr. Collins， who， when I am dead， may turn you all out of this house as soon as he pleases. （2013： 343）
译文：信是我的表侄科林斯先生写来的。我死了以后，他可以什么时候高兴就把你们撵出这座房子。（孙致礼，2013： 51）
表2根据内容图式和背景图式已构建出Mr. Collins与Mr. Bennet隔了一代，是Mr. Bennet的second cousin，根据目的语文化图式——堂兄弟姓氏相同，表兄弟姓氏不同，可知Mr. Collins是Mr. Bennet的表侄，是Bennet五个女儿的表兄，血缘关系较远。
此外，根据文中的内容图式和文化图式，较容易建构出Mr. Darcy和Miss Darcy是Lady Catherine de Bourgh的外甥和外甥女;Colonel Fitzwilliam比Mr. Darcy年纪大，是Mr. Darcy的表兄。Colonel Fitzwilliam是Lady Catherine de Bourgh的nephew，这里“nephew”究竟是侄子还是外甥？小说中缺乏相关的信息以构建源语内容图式和背景图式，译者在翻译时则需做出自己的理解和推断，这一过程往往受到目的语的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的影响，将英语模糊的亲属关系图式明晰化。
3.2 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模糊匹配下的称谓翻译
首先讨论Miss Bingley和Mr. Bingley的大小问题。Miss Bingley在家中的位置可能有两种：居中为姐或居幼为妹，但孙致礼和王科一以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WPCSH）三译本都选择其居幼为妹的情况。译文体现了译者的主观思想，尽管缺少内容图式的支撑，但这一选择顺应中国人的心理思维定式，契合汉语的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无论是古今中国的社会法规，还是传统的婚姻观念，男子婚龄一般比女子大两岁左右。唐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婚嫁”;宋嘉元令“男十六，女十四，发婚嫁之期”;现今中国法定婚龄为男二十二，女二十。“宁可男大七，不可女大一”也反映了这种传统婚龄观。除去一些特殊的婚姻形式，如童养媳、收继婚等，按照人们惯常的思维定式，Bingley小姐和Bingley先生都未结婚，她的年龄很可能小于Bingley先生，因而三位译者均根据汉语的文化图式，将其译作妹妹。
Colonel Fitzwilliam和Lady Catherine de Bourgh的关系在文中也是隐含的。由于没有Colonel Fitzwilliam父母的相关描述，我们无法确定他是Lady Catherine的侄子（哥哥的孩子）还是外甥（姐姐的孩子）。所以翻译的关键在于Colonel Fitzwilliam父母与Lady Catherine de Bourgh之间关系的建构。三译本对这一关系的建构存在差异，因此“nephews”的翻译也有所不同：
例2：
原文：There were two nephews of Lady Catherine to require them， for Mr. Darcy had brought with him a Colonel Fitzwilliam， the younger son of his uncle， Lord --.... （孙致礼， 2013： 448）
王科一译本：他一共要拜会咖苔琳夫人的两位姨侄，因为达西先生还带来了一位费茨维廉上校，是达西的舅父（某某爵士）的小儿子。（2010： 194） 孙致礼译本：他要拜会凯瑟琳夫人的两位外甥，因为达西先生带来了一位费茨维廉上校，他是达西的姨父某某爵士的小儿子。（2013： 129）
WPCSH译本：这儿有两位凯瑟琳夫人的外甥需要拜见，因为达西先生还带来了一位叫费茨维廉的上校，这位年轻人是达西的舅父某某爵士的小儿子。（2010： 221）
奥斯汀从Mr. Darcy的角度介绍Colonel Fitzwilliam：his uncle的小儿子。所以，uncle的翻译决定了nephew的翻译——如果前者译为舅父（王科一译本），则Colonel Fitzwilliam为Lady Catherine的侄子，句中的two nephews根据中文的亲属文化图式则为一个侄子、一个外甥。王科一选择了用“姨侄”来描述Lady Catherine和Colonel Fitzwilliam之间的关系，姨侄指女方姊妹家的孩子，这倒也无妨，但与后面的表述“达西的舅父”相矛盾，应译为“达西的姨父”才能吻合。WPCSH译本所呈现的亲属关系也是矛盾的。如果把uncle译成姨父，Colonel Fitzwilliam则为Lady Catherine的外甥，文中的two nephews也会根据中文文化图式译成“两个外甥”（或者“两个姨侄”。外甥通常指姊妹的孩子，侄子指兄弟的孩子，但也有方言用姨侄指姊妹的孩子）。因此，孙致礼的译文选择，将uncle 和two nephews分别译作“姨父”和“两个外甥”，既契合原文又符合中文亲属关系图式。目的语的背景图式与文化图式影响并指导了称谓词语的翻译选择，而称谓词语的翻译选择反过来也重构了源语的亲属关系图式。孙致礼的翻译选择让中英亲属关系图式成功地匹配起来，使原本不够明确的亲属关系图式明晰化。
此外，小说中仍有多处称谓表达在原文里没有提供足够的内容图式和背景图式，也没有相关文化图式帮助译者建构明晰的亲属关系图式，无法确指亲属称谓的翻译，译者往往会受其自身文化图式的影响，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目的语的关系图式将译文中的亲属称谓明晰化。如cousin一词的翻译，小说中曾提到Mr. Bingley的五位sisters和一位cousin要参加舞会“he had brought only six with him from London， his five sisters and a cousin”（孙致礼， 2013： 10）。这里的cousin在三种译本里都译成了表姐妹，再次证明目的文化图式对称谓翻译的影响。
图式理论对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及称谓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亲属称谓的译文选择，不仅依据已建构的英文亲属称谓图式，还须符合先存于译者脑中的中文称谓图式，译者根据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选择恰当的目的语语义表征形式进行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建构新的相匹配的称谓关系图式，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家庭与人物角色关系。
4. 结论
近十年来，图式理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翻译研究。图式理论在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和亲属称谓翻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以《傲慢与偏见》为例，探讨了内容图式、背景图式和文化图式在亲属关系图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亲属关系图式的匹配程度对英汉称谓翻译的影响。当译者建构的源语亲属关系图式与译者脑中先存的目的语图式相吻合时，新信息即可被准确理解、成功翻译。译者若无法构建明确的源语亲属关系图式时，则会受目的语称谓关系图式和译者自身的文化图式影响，重构称谓关系图式，使其符合目的语的亲属关系图式和读者脑中先存的称谓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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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Kinship Schemata Construction and Kinship Term Translation
—— Taking Pride and Prejudice as an Example
OU Xinrong & ZENG Wenhu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100029;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kinship schemata construction and a contrastive study of kinship term translations in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Pride and Prejud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kinship schemata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s de fac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nt， context and cultural schemata; once the constructed kinship terms are in consistency with the existing target schemata in the translator’s mind， the new messages can be readily translated， yet when inconsistency occurs the target cultural schema has fairly more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ors’decis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kinship terms.
Key words： kinship relations; schema construction; kinship term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欧欣蓉，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商务口译研究。
曾文华，女，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邮编100029;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1号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70
E-mail：xinrong.ou@foxmail.com;whzeng@mail.hzau.edu.cn
（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