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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拜读了《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使我想到的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男儿悲歌。
我国现有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但是，与牛津、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层次要低得多，影响要小得多，还谈不上有很高的学术品位。从出版角度看，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大陆)还没有诞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任何一家大学出版社也就不可能出版过我国(大陆)诺贝尔奖得主的学术著作或学术文章。换句话说，大师级作者没有出现，使得高水平的大学出版社还在成长之中。
我国(大陆)虽然还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但具备催生诺贝尔奖得主的土壤和条件。诺贝尔奖得主=大师级作者在我国(大陆)还没有出现，大学出版社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如果说“互动”，大学出版社应当怎样与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师级作者对话?也就是说，大师级作者提升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应当如何发现并把潜在的大师级作者培养为现实的大师级作者?当年，爱因斯坦刚刚创立“相对论”，据说全世界加上作者只有4个半人看得懂。如果那位(杂志)出版商目光短浅，说“相对论”的读者太少，“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不予出版(发表)，且不说“相对论”对改变世界的意义，就是爱因斯坦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至少也要推迟。欧洲不少诺贝尔奖得主，在默默无闻的时候，就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为止。哈佛大学涌现出4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毋庸讳言，哈佛大学出版社功莫大焉。一句话，大学出版社要使自身始终处在学术前沿，就要学做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应当先做“栽树人”，然后才是“摘桃人”。只有由数不清的学士、硕士、博士、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博导、学部委员、两院院士耸立起“学术之山”，才可能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之巅”。
2007年度的诺贝尔奖又公布了，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得不第N次充当看客，品味无穷无尽的苦涩。“独怆然而涕下”的大学出版人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已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如今被“谁为‘新娘’做嫁衣裳?”所困扰的中国大学出版，太需要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兴奋剂”的醒脑开窍；过于被“教材教辅”左右的多少呈现出“软骨病”征兆的中国大学出版，太需要中国大师级作者的“钙片”补充营养。正如柳署长在序言中所指出和蔡博士在专著中所论述的一样，借高校出版体制改革的东风，大学出版应当重新确立发展战略。
眼下值得欣慰的是，在危机中出现了一丝转机。在这一年诺贝尔奖公布前后，境外媒体报道，诺贝尔奖正在悄悄走近中国科学家。出生于我国浙江农村的俞君英女博士十年前赴美国，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她把论文交给了《科学》杂志。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由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教授领导的日本研究小组也向《细胞》杂志递交了他们的发现，他们使用的两对基因与俞君英博士的类似。这两家互为竞争对手的杂志罕见地进行了合作，两家杂志在2007年11月20日同时发表了这两篇论文。我国(大陆)一位重要的生物学家说：“这是平分诺贝尔奖的一项协定。”从理论上讲，俞君英博士很有可能成为我国(大陆)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她所在母校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成了近水楼台，接下来极有可能出版使她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推理倘若变成现实，那就不仅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幸事，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大学出版社扬眉吐气之时，而且更是中国大学出版自立于世界大学出版之林的开端。
问大学出版社，谁为今天的“新娘”做嫁衣裳?
问大学出版业。谁为明天的诺贝尔奖得主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大学出版的专著。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也是该校编辑学博士研究生，这是他的毕业论文。参加其答辩会的有关专家认为，该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适合媒体研究人员、出版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出版专业学生阅读。
我国现有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但是，与牛津、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层次要低得多，影响要小得多，还谈不上有很高的学术品位。从出版角度看，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大陆)还没有诞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任何一家大学出版社也就不可能出版过我国(大陆)诺贝尔奖得主的学术著作或学术文章。换句话说，大师级作者没有出现，使得高水平的大学出版社还在成长之中。
我国(大陆)虽然还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但具备催生诺贝尔奖得主的土壤和条件。诺贝尔奖得主=大师级作者在我国(大陆)还没有出现，大学出版社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如果说“互动”，大学出版社应当怎样与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师级作者对话?也就是说，大师级作者提升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应当如何发现并把潜在的大师级作者培养为现实的大师级作者?当年，爱因斯坦刚刚创立“相对论”，据说全世界加上作者只有4个半人看得懂。如果那位(杂志)出版商目光短浅，说“相对论”的读者太少，“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不予出版(发表)，且不说“相对论”对改变世界的意义，就是爱因斯坦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至少也要推迟。欧洲不少诺贝尔奖得主，在默默无闻的时候，就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为止。哈佛大学涌现出4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毋庸讳言，哈佛大学出版社功莫大焉。一句话，大学出版社要使自身始终处在学术前沿，就要学做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应当先做“栽树人”，然后才是“摘桃人”。只有由数不清的学士、硕士、博士、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博导、学部委员、两院院士耸立起“学术之山”，才可能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之巅”。
2007年度的诺贝尔奖又公布了，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得不第N次充当看客，品味无穷无尽的苦涩。“独怆然而涕下”的大学出版人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已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如今被“谁为‘新娘’做嫁衣裳?”所困扰的中国大学出版，太需要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兴奋剂”的醒脑开窍；过于被“教材教辅”左右的多少呈现出“软骨病”征兆的中国大学出版，太需要中国大师级作者的“钙片”补充营养。正如柳署长在序言中所指出和蔡博士在专著中所论述的一样，借高校出版体制改革的东风，大学出版应当重新确立发展战略。
眼下值得欣慰的是，在危机中出现了一丝转机。在这一年诺贝尔奖公布前后，境外媒体报道，诺贝尔奖正在悄悄走近中国科学家。出生于我国浙江农村的俞君英女博士十年前赴美国，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她把论文交给了《科学》杂志。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由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教授领导的日本研究小组也向《细胞》杂志递交了他们的发现，他们使用的两对基因与俞君英博士的类似。这两家互为竞争对手的杂志罕见地进行了合作，两家杂志在2007年11月20日同时发表了这两篇论文。我国(大陆)一位重要的生物学家说：“这是平分诺贝尔奖的一项协定。”从理论上讲，俞君英博士很有可能成为我国(大陆)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她所在母校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成了近水楼台，接下来极有可能出版使她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推理倘若变成现实，那就不仅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幸事，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大学出版社扬眉吐气之时，而且更是中国大学出版自立于世界大学出版之林的开端。
问大学出版社，谁为今天的“新娘”做嫁衣裳?
问大学出版业。谁为明天的诺贝尔奖得主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大学出版的专著。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也是该校编辑学博士研究生，这是他的毕业论文。参加其答辩会的有关专家认为，该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适合媒体研究人员、出版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出版专业学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