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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泉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人居多，加之地处东南丘陵地带，树木葱郁，岩石众多，石材就地可取且精巧工匠不乏等诸多因素为九日山摩崖石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崖石刻形式内容丰富、书法风格多样，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本文两宋至元明清时期，九日山摩通过对蔡襄留名石刻、虞仲房祈风石刻进行书法艺术的个案研究，从闽南文化对泉州九日山的影响中论述，具体分析石刻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考究其书法风格、风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泉州书法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及传统书法的丰富性有更多的认识。
【关键词】：九日山 闽南文化 蔡襄 虞仲房
九日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名山圣地，位于泉州西部，晋江中游金溪北岸，东距泉州7.5公里，有东、西、北三峰，现隶属南安市丰州镇。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化始于晋代，经历隋唐五代及宋、元、明、清，迄今一千七百多年。它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珍贵瑰宝，又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跨越年代悠久、人文精神积累源远流长，再加上闽南特殊的地域关系，诸多因素共同孕育了九日山是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艺术价值的摩崖石刻群。九日山摩崖石刻按内容分类，有海交祈风石刻、登临题诗石刻、游览留名石刻和修建记事石刻等。其中海交祈风石刻最为珍贵，是我国绝无仅有的瑰宝，也是古代海外交通史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证。刻石大多出于名人手笔，书体兼备，风格多样，是我们研究宋元时代以来泉州地域书法的重要史料。其中代表人物有：蔡襄、朱熹、虞仲房、欧阳詹、弘一法师等。
一、泉州九日山与闽南文化
1、早期南迁移民文化
据考古发现，距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泉州土地上的“海峡人”等就有进行了早期的人类开发泉州政治、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中原汉民南迁有直接关系。第一次中原汉民仕子衣冠南迁是在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大批士族、晋民为避乱入闽，部分辗转至泉州。第二次中原汉民南迁是在唐末五代。此时战乱频繁，光启元年（885）八月，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率部入闽。
第三次南迁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在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的一个半世纪里。由于战乱的频繁，许多居民田园被毀，生计没有着落。于是大批人口迁入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全国重心的南移，促使了南方地区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三次大规模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与原本居住民共同开发晋江下游平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古代泉州文化发展比中原迟缓，自晋人南渡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发展。对泉州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九日山文化就在三次大规模移民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
2、宗教文化
泉州宗教文化历史悠久，并且在古老的城市中显得十分浓厚。其中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共存，多元融合。丰富多彩的泉州宗教文化是构成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之一。据历史记载，早在秦汉之际，泉州就有隐者和方士巫术活动。据《八闽通志》卷之六十八载：“秦系字公绪。会稽人。天宝为避地客游泉州南安九日山，有大松百余樟，相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宂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 由此可见早在秦系来泉时期，道教在泉州九日山及广大民众中流传，秦系也在此山注《老子》，弥年不出。
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便是始建于西晋年间泉州九日山下的延福寺。据《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七记载：“在九日山下。唐大历三年建。有寺三十六奇，其最者翠光亭……醉石。余见《三川志》。国朝洪武中重建一新。” 这是文献记载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泉州名士曾会撰《重修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寺碑并铭》云：“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 由此可见，早在南朝时期，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在泉州寓居九日山是在此翻译佛教经书。
“儒、道、释合一”的主张在泉州盛行，位于九日山延福寺东侧的泉郡昭惠庙是举行祈风海舶的重要场所，当时的航行专靠信风驱动，贸易者春御西南风而来，东逐东北风而去，一年两度，祈福航行顺利。从唐以后延福寺发展的历史看，它实际是佛、道融合的发展见证。至北宋以后，泉州九日山摩崖大部分是关于祈风盛典的石刻。
二、蔡襄留名石刻
北宋蔡襄留名石刻（图1.1，摩崖高2.4米，广1.1米，字径0.2米，4行，楷书。）位于西峰东麓石刻群下，东向。因腐蚀风化，行字最底部难以辨迹，似为8字。《闽中金石略》收录此段石刻时作左行，在诸多摩崖石刻题名诗刻中从左而右，应属碑最多。九日山石刻中有三段应作左行。此刻的原文为：
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沈衡蔡襄庄复□□
宜邑宰夏化育林□
同游延福寺隐居□
从记载可知此石刻于北宋仁宗
庆历四年（1044）二月二十四日。
蔡襄，字君谟，今福建仙游县人。
他于至和二年（1055）和嘉祐
二年（1057）两知泉州。蔡襄
为官清正，政声卓越。沈衡，
浙江萧山人，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嘉祐间通判泉州，亦能细心查理民情，明审善断。夏化育，时任南安知县。蔡襄、沈衡、庄复等人同
游于九日山。此段文字系为蔡襄手笔，其字体与《万安桥记》相同。似直书于石壁之上以供镌刻，故底字、字迹略显粗糙。然透过刀锋，依稀可见其笔力雄健、字态端详、恪守法度。行与行之间间距适中，上下一气。
此段石刻相似于颜氏《大唐中兴颂》，对比（表1.1）可以发现：颜氏所书全篇布局十分紧密，真力弥满，字实撑格，给人一种外向膨胀感，气势恢弘，字里行间有金戈铁马之气。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 蔡襄留名石刻在字态趋近于颜氏的方正稳重，气势磅礴。 表1.1《蔡襄等留名石刻》与《大唐中兴颂》“宜”字对比
《蔡襄等留名石刻》 《大唐中兴颂》
图文“宜”
不同 1.“横钩”笔画取斜势，显出玲珑活泼的意趣。
2.线条粗细变化单一。 1.“横钩”笔画取横势，使字态更具稳重、宽舒。
2.提按丰富，线条富有变化。
相同 两字字态端谨秀美，天资清妙，中宫紧凑，表现出温润婉约、浑朴抱一的特征；结体上呈外拓之态，字势大度、雍容；用笔都具有筋骨丰盈，灵巧多变的特点；笔画上典雅厚重，凝练饱满。
如《中兴颂》中的“宜”字，字势大度、雍容，笔画凝练饱满，用笔典雅厚重，“横钩”笔画取横势，使得字态更具稳重、宽疏。而蔡氏所书石刻中的“宜”字笔画端谨秀美，筋骨丰盈，灵巧多变。但“横钩”笔画取斜势，与《中兴颂》所书方向不一，显出玲珑活泼的意趣。纵观两字，蔡氏所书没有《中兴颂》那样具有雍容的气度和伟岸的体势，少具精神。蔡襄最初也像黄庭坚那样从周越初学习书法，后来看到颜真卿、柳公权刚劲雄强的碑帖之后，越发觉得周越所书之媚俗，靡弱。于是转而学习颜柳，晚年又临写了晋代王羲之《乐毅论》及《兰亭集序》，把遒逸的笔法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才变得炉火纯青。这就是蔡君谟书法“少务刚劲有气势，晚归于淳淡婉美”的缘故。
类似于此大字的摩崖石刻，在福州鼓山上还留存不少，都为蔡氏时任官职时与从游道友所题刻。如巨字“忘归石”三字及题名数处，尽管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腐蚀，现今尚存。气象开阔，很见骨力。
分析同一书家、大抵同一时间所书两种具有风格差异的原因，应该主要与二者书写的功用不同直接影响作者创作的心情。从两篇书法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作者不同的创作心态。《万安桥记》所载的内容为记物，记事，歌功颂德。所留的碑刻要为世人所纪念及参考，所以笔下自然肃穆，法度自然严谨，章法上也需规矩。而九日山蔡襄所书的石刻只是与宦官好友登临游览随意留下的笔迹，心情更加舒畅，笔下也得自由。虽然觉得质朴无华，细细品味，能知君谟当时的豁达与畅快。整体而言，《万安桥记》的典雅端庄、意趣横生要胜于九日山蔡襄留名石刻。两方石刻同时也说明了蔡君谟的书法气势磅礴、风格在变与不变中具有多样性。
三、虞仲房祈风石刻
虞仲房，名似良，号横逸，自称宝莲山人，余杭人。《书史会要》有载：“善篆隶，隶法尤工。家徒四壁，藏汉刻数千本，心慕手追，尽得旨趣。其分析波画，正是偏傍，各有根据，大至数尺，小至绳头，无不能也，亦能古文奇字。” 虞仲房是当时有名书家，声溢东南，在江浙一带有关匾榜和金石的题写，多出于虞仲房手笔。
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虞仲房任泉州提举市舶司，遵照每年旧制率幕僚来通远王祠举行祈风盛典。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图1.2，崖高1.5米，广1.1米，字径0.17米。6行，行10字。隶书。）是全山最早的一段祈风石刻，而且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其位于西峰石刻群中南面中层，向南。文云：
淳熙元年，岁
在甲午季冬
朔，吴人虞仲
房帅幕属洪子
用、朱彦钦、
赵德季、赵致
孚、祈风于延
福寺通远王祠
下，修岁祀也。
与者许称叔吴
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石刻记载了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岁次甲午十二月初一日，江浙人虞仲房带领有关幕属洪子用、朱彦钦、赵德季、赵致孚（等人）到延福寺侧通远王祠祈风。这是遵照每年旧例举行祈风祭海的祭礼仪式。参与的人有徐称叔、吴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
从艺术风格看，此碑取法《曹全碑》最多，而通过石刻不难看出也有书兼篆书笔意，部分也有《孔庙碑》之味。通篇字行舒展端庄，粗细变化较少，结体为隶，庄重严肃，颇有装饰性。横、撇、捺有意加长，得以字势开阔。但每字在开张中又孕育着内敛，中宫紧凑流露出天真、飘逸的新奇之趣。从整体风貌上看，温润典雅，内涵刚柔。以横画，竖画为主笔的笔画十分突出，并且尤为夸张。在行筆末端有意加重波磔，使得字形更加舒展，隶味更浓烈。在相同的笔画之间决不雷同，大大提高了线条丰富性。横与捺有意伸展，竖画大部分以短竖为主，横向与纵向笔画形成强烈反差，使得整个字呈扁平之状。而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就是利用这种主笔突出的写法，但他的波挑笔画更加外展，在末端收笔处有意上挑，例如“淳熙”二字，把隶味最为明显的蚕头燕尾着重强调，其结果更具装饰性。着意伸长波画是为了加强节奏感，使整幅作品具有强烈的飞展开张之势。与《曹全碑》不同的在其韵味上，虞仲房所书用笔瘦硬，使得字态具有貌清气健、骨重神寒的审美特征。
在行笔上，《曹全碑》以中锋运笔为主，起笔藏锋，用篆书笔法行之，使得线条富有立体感，更具有弹性。主次笔画形成鲜明对比，线与线之间粗细分明，欹侧相生。而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基本抓住《曹全碑》的行笔规律点画精美，粗细曲直得当，不同之处在于行笔时多有停涩，平添了线条质感，再加上风化腐蚀，使得此碑有金石残缺之美，古拙气息便油然而生。
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具有书法、海交双重价值，对于九日山乃至泉州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它是最早的一段祈风刻石，这也影响随后祈风盛典所刻记的石刻。许多官僚同属效仿这种纪事，将祈风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游览过程留刻于石壁上，乃至于祈风石刻成在九日山独树一帜。
四、结语
九日山摩崖石刻从历史的不同侧面反映出泉州文化各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一时期留下大量的摩崖石刻书法可以充分折射出泉州宋元时代经济繁荣和政治和平。所折射出的文人精神不仅体现于书法作品中，也贯穿于千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泉州书法史之中。本文只对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中的两方石刻进行探析，从石刻的年代、内容及书风进行了阐述。据《闽中金石略》计收宋刻44段。1963年清理记录，并经吴文良先生校对考核的，包括宋以后计74段。但近几年来几经查对核实，已有二段不在，后新发现未经收录的有三段，故现在实存75段。它们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能够体现泉州一定历史时期文化精神和地域文人气息的文化遗产。它们是历史的遗留，也是历史的见证。九日山摩崖石刻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历史沉淀流传至今的石刻弥足珍贵，历史见证了它们从开始，到发展，再到结束的过程。这些石刻对泉州地区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众多石刻中，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书法艺术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首推蔡襄、虞仲房。这些历史名人中还不乏文化名人，因此，摩崖石刻除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之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引入，从宋代到清代，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逐渐形成了目录、图像、文字著录、题跋考释、地方金石等包含广泛、收录全面的研究成果体系。
【参考文献】：
【1】.黄柏龄著.九日山志[M].晋江：晋江地区文化局出版社，1983.
【2】.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戴希尔总纂.南安县志[M].南安：南安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9.
【4】.吴幼雄著.泉州宗教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5】.明陶宗仪，明朱谋垔.书史会要·续书史会要[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林炯宇，福建泉州人。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泉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书法专业在读研究生。
武杨荣，山西太原人。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专业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九日山 闽南文化 蔡襄 虞仲房
九日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名山圣地，位于泉州西部，晋江中游金溪北岸，东距泉州7.5公里，有东、西、北三峰，现隶属南安市丰州镇。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化始于晋代，经历隋唐五代及宋、元、明、清，迄今一千七百多年。它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珍贵瑰宝，又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跨越年代悠久、人文精神积累源远流长，再加上闽南特殊的地域关系，诸多因素共同孕育了九日山是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艺术价值的摩崖石刻群。九日山摩崖石刻按内容分类，有海交祈风石刻、登临题诗石刻、游览留名石刻和修建记事石刻等。其中海交祈风石刻最为珍贵，是我国绝无仅有的瑰宝，也是古代海外交通史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证。刻石大多出于名人手笔，书体兼备，风格多样，是我们研究宋元时代以来泉州地域书法的重要史料。其中代表人物有：蔡襄、朱熹、虞仲房、欧阳詹、弘一法师等。
一、泉州九日山与闽南文化
1、早期南迁移民文化
据考古发现，距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泉州土地上的“海峡人”等就有进行了早期的人类开发泉州政治、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中原汉民南迁有直接关系。第一次中原汉民仕子衣冠南迁是在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大批士族、晋民为避乱入闽，部分辗转至泉州。第二次中原汉民南迁是在唐末五代。此时战乱频繁，光启元年（885）八月，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率部入闽。
第三次南迁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在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的一个半世纪里。由于战乱的频繁，许多居民田园被毀，生计没有着落。于是大批人口迁入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全国重心的南移，促使了南方地区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三次大规模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与原本居住民共同开发晋江下游平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古代泉州文化发展比中原迟缓，自晋人南渡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发展。对泉州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九日山文化就在三次大规模移民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
2、宗教文化
泉州宗教文化历史悠久，并且在古老的城市中显得十分浓厚。其中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共存，多元融合。丰富多彩的泉州宗教文化是构成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之一。据历史记载，早在秦汉之际，泉州就有隐者和方士巫术活动。据《八闽通志》卷之六十八载：“秦系字公绪。会稽人。天宝为避地客游泉州南安九日山，有大松百余樟，相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宂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 由此可见早在秦系来泉时期，道教在泉州九日山及广大民众中流传，秦系也在此山注《老子》，弥年不出。
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便是始建于西晋年间泉州九日山下的延福寺。据《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七记载：“在九日山下。唐大历三年建。有寺三十六奇，其最者翠光亭……醉石。余见《三川志》。国朝洪武中重建一新。” 这是文献记载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泉州名士曾会撰《重修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寺碑并铭》云：“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 由此可见，早在南朝时期，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在泉州寓居九日山是在此翻译佛教经书。
“儒、道、释合一”的主张在泉州盛行，位于九日山延福寺东侧的泉郡昭惠庙是举行祈风海舶的重要场所，当时的航行专靠信风驱动，贸易者春御西南风而来，东逐东北风而去，一年两度，祈福航行顺利。从唐以后延福寺发展的历史看，它实际是佛、道融合的发展见证。至北宋以后，泉州九日山摩崖大部分是关于祈风盛典的石刻。
二、蔡襄留名石刻
北宋蔡襄留名石刻（图1.1，摩崖高2.4米，广1.1米，字径0.2米，4行，楷书。）位于西峰东麓石刻群下，东向。因腐蚀风化，行字最底部难以辨迹，似为8字。《闽中金石略》收录此段石刻时作左行，在诸多摩崖石刻题名诗刻中从左而右，应属碑最多。九日山石刻中有三段应作左行。此刻的原文为：
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沈衡蔡襄庄复□□
宜邑宰夏化育林□
同游延福寺隐居□
从记载可知此石刻于北宋仁宗
庆历四年（1044）二月二十四日。
蔡襄，字君谟，今福建仙游县人。
他于至和二年（1055）和嘉祐
二年（1057）两知泉州。蔡襄
为官清正，政声卓越。沈衡，
浙江萧山人，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嘉祐间通判泉州，亦能细心查理民情，明审善断。夏化育，时任南安知县。蔡襄、沈衡、庄复等人同
游于九日山。此段文字系为蔡襄手笔，其字体与《万安桥记》相同。似直书于石壁之上以供镌刻，故底字、字迹略显粗糙。然透过刀锋，依稀可见其笔力雄健、字态端详、恪守法度。行与行之间间距适中，上下一气。
此段石刻相似于颜氏《大唐中兴颂》，对比（表1.1）可以发现：颜氏所书全篇布局十分紧密，真力弥满，字实撑格，给人一种外向膨胀感，气势恢弘，字里行间有金戈铁马之气。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 蔡襄留名石刻在字态趋近于颜氏的方正稳重，气势磅礴。 表1.1《蔡襄等留名石刻》与《大唐中兴颂》“宜”字对比
《蔡襄等留名石刻》 《大唐中兴颂》
图文“宜”
不同 1.“横钩”笔画取斜势，显出玲珑活泼的意趣。
2.线条粗细变化单一。 1.“横钩”笔画取横势，使字态更具稳重、宽舒。
2.提按丰富，线条富有变化。
相同 两字字态端谨秀美，天资清妙，中宫紧凑，表现出温润婉约、浑朴抱一的特征；结体上呈外拓之态，字势大度、雍容；用笔都具有筋骨丰盈，灵巧多变的特点；笔画上典雅厚重，凝练饱满。
如《中兴颂》中的“宜”字，字势大度、雍容，笔画凝练饱满，用笔典雅厚重，“横钩”笔画取横势，使得字态更具稳重、宽疏。而蔡氏所书石刻中的“宜”字笔画端谨秀美，筋骨丰盈，灵巧多变。但“横钩”笔画取斜势，与《中兴颂》所书方向不一，显出玲珑活泼的意趣。纵观两字，蔡氏所书没有《中兴颂》那样具有雍容的气度和伟岸的体势，少具精神。蔡襄最初也像黄庭坚那样从周越初学习书法，后来看到颜真卿、柳公权刚劲雄强的碑帖之后，越发觉得周越所书之媚俗，靡弱。于是转而学习颜柳，晚年又临写了晋代王羲之《乐毅论》及《兰亭集序》，把遒逸的笔法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才变得炉火纯青。这就是蔡君谟书法“少务刚劲有气势，晚归于淳淡婉美”的缘故。
类似于此大字的摩崖石刻，在福州鼓山上还留存不少，都为蔡氏时任官职时与从游道友所题刻。如巨字“忘归石”三字及题名数处，尽管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腐蚀，现今尚存。气象开阔，很见骨力。
分析同一书家、大抵同一时间所书两种具有风格差异的原因，应该主要与二者书写的功用不同直接影响作者创作的心情。从两篇书法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作者不同的创作心态。《万安桥记》所载的内容为记物，记事，歌功颂德。所留的碑刻要为世人所纪念及参考，所以笔下自然肃穆，法度自然严谨，章法上也需规矩。而九日山蔡襄所书的石刻只是与宦官好友登临游览随意留下的笔迹，心情更加舒畅，笔下也得自由。虽然觉得质朴无华，细细品味，能知君谟当时的豁达与畅快。整体而言，《万安桥记》的典雅端庄、意趣横生要胜于九日山蔡襄留名石刻。两方石刻同时也说明了蔡君谟的书法气势磅礴、风格在变与不变中具有多样性。
三、虞仲房祈风石刻
虞仲房，名似良，号横逸，自称宝莲山人，余杭人。《书史会要》有载：“善篆隶，隶法尤工。家徒四壁，藏汉刻数千本，心慕手追，尽得旨趣。其分析波画，正是偏傍，各有根据，大至数尺，小至绳头，无不能也，亦能古文奇字。” 虞仲房是当时有名书家，声溢东南，在江浙一带有关匾榜和金石的题写，多出于虞仲房手笔。
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虞仲房任泉州提举市舶司，遵照每年旧制率幕僚来通远王祠举行祈风盛典。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图1.2，崖高1.5米，广1.1米，字径0.17米。6行，行10字。隶书。）是全山最早的一段祈风石刻，而且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其位于西峰石刻群中南面中层，向南。文云：
淳熙元年，岁
在甲午季冬
朔，吴人虞仲
房帅幕属洪子
用、朱彦钦、
赵德季、赵致
孚、祈风于延
福寺通远王祠
下，修岁祀也。
与者许称叔吴
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石刻记载了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岁次甲午十二月初一日，江浙人虞仲房带领有关幕属洪子用、朱彦钦、赵德季、赵致孚（等人）到延福寺侧通远王祠祈风。这是遵照每年旧例举行祈风祭海的祭礼仪式。参与的人有徐称叔、吴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
从艺术风格看，此碑取法《曹全碑》最多，而通过石刻不难看出也有书兼篆书笔意，部分也有《孔庙碑》之味。通篇字行舒展端庄，粗细变化较少，结体为隶，庄重严肃，颇有装饰性。横、撇、捺有意加长，得以字势开阔。但每字在开张中又孕育着内敛，中宫紧凑流露出天真、飘逸的新奇之趣。从整体风貌上看，温润典雅，内涵刚柔。以横画，竖画为主笔的笔画十分突出，并且尤为夸张。在行筆末端有意加重波磔，使得字形更加舒展，隶味更浓烈。在相同的笔画之间决不雷同，大大提高了线条丰富性。横与捺有意伸展，竖画大部分以短竖为主，横向与纵向笔画形成强烈反差，使得整个字呈扁平之状。而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就是利用这种主笔突出的写法，但他的波挑笔画更加外展，在末端收笔处有意上挑，例如“淳熙”二字，把隶味最为明显的蚕头燕尾着重强调，其结果更具装饰性。着意伸长波画是为了加强节奏感，使整幅作品具有强烈的飞展开张之势。与《曹全碑》不同的在其韵味上，虞仲房所书用笔瘦硬，使得字态具有貌清气健、骨重神寒的审美特征。
在行笔上，《曹全碑》以中锋运笔为主，起笔藏锋，用篆书笔法行之，使得线条富有立体感，更具有弹性。主次笔画形成鲜明对比，线与线之间粗细分明，欹侧相生。而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基本抓住《曹全碑》的行笔规律点画精美，粗细曲直得当，不同之处在于行笔时多有停涩，平添了线条质感，再加上风化腐蚀，使得此碑有金石残缺之美，古拙气息便油然而生。
虞仲房题祈风石刻具有书法、海交双重价值，对于九日山乃至泉州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它是最早的一段祈风刻石，这也影响随后祈风盛典所刻记的石刻。许多官僚同属效仿这种纪事，将祈风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游览过程留刻于石壁上，乃至于祈风石刻成在九日山独树一帜。
四、结语
九日山摩崖石刻从历史的不同侧面反映出泉州文化各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一时期留下大量的摩崖石刻书法可以充分折射出泉州宋元时代经济繁荣和政治和平。所折射出的文人精神不仅体现于书法作品中，也贯穿于千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泉州书法史之中。本文只对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中的两方石刻进行探析，从石刻的年代、内容及书风进行了阐述。据《闽中金石略》计收宋刻44段。1963年清理记录，并经吴文良先生校对考核的，包括宋以后计74段。但近几年来几经查对核实，已有二段不在，后新发现未经收录的有三段，故现在实存75段。它们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能够体现泉州一定历史时期文化精神和地域文人气息的文化遗产。它们是历史的遗留，也是历史的见证。九日山摩崖石刻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历史沉淀流传至今的石刻弥足珍贵，历史见证了它们从开始，到发展，再到结束的过程。这些石刻对泉州地区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众多石刻中，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书法艺术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首推蔡襄、虞仲房。这些历史名人中还不乏文化名人，因此，摩崖石刻除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之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引入，从宋代到清代，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逐渐形成了目录、图像、文字著录、题跋考释、地方金石等包含广泛、收录全面的研究成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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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陶宗仪，明朱谋垔.书史会要·续书史会要[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林炯宇，福建泉州人。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泉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书法专业在读研究生。
武杨荣，山西太原人。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