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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回敬骂人的自由
记者：谈谈这次的约架事件，现场被打，你后悔吗？
吴法天：说实话，后悔。如果知道是打架的话我就不会去，因为原来说的就是辩论。最后发生的事情是打架，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希望能够跟她们理性辩论的，不管她骂了什么，对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辩论，我说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记者：一个巴掌拍不响，对方约架，你是应约方。
吴法天：我不是约架，我应约是辩论。
记者：周燕此前明确说的是约架。
吴法天：她说过这个话，但我说是去辩论的，而且她最后也说欢迎你到朝阳公园来普法，我是基于最后的合意才去的。如果我事先知道这是约架就不会去。
记者：最后她被拘留，你说过不满意，觉得处罚太轻了？
吴法天：对啊，她违法，而且是故意伤害，像方舟子被肖传国锤击一样，肖传国最后定的是寻衅滋事，拘役；这次只拘留5天，相对她违法的危害性来讲太轻了。
记者：你在微博上骂过她“鸡婆”，对一个女性说这样的话，合适吗？
吴法天：她骂过我很多次，我回敬她一句，用了“鸡婆”。难道只有她骂人的自由，没有我回敬的自由吗？
也有很多人喜欢我
记者：在微博上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吴法天：因为我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因为别人的观点而改变，我不会取悦于任何人。
记者：微博上也有很多人直言很讨厌吴法天，甚至有人会觉得“恶心”。你怎么看这部分人的反应？
吴法天：吴法天、窦含章、点子正，包括司马平邦，我们这些曾经参与过辟谣联盟的人，长时间以来，都被妖魔化了。妖魔化一件事情一个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很容易的，网上传啊传啊，会把很多不存在的都栽赃到这个人头上。
有时候因为这种东西不胜其烦，辟谣的时候你会得罪很多人，有时得罪的是一个利益集团，有些营销账号本身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他会恨你入骨，会有很多的水军来攻击你，这时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记者：有很多人不是跟你有利益冲突的，就是普通人。
吴法天：那是因为立场。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么多支持我的人、喜欢我的人？他们在网络上亲切地叫我小天天呀，你为什么不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呢？有很多带有立场的人先入为主认为这个人就是敌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也有很多人开始时因为别人骂我，来关注我，说就看一下吴法天这个人有多么可恨，关注了一两个月之后他发现，不像传说中那样的，觉得我的观点和我说的话，都比较理性、客观，关注久了，也有的人慢慢变成了我的支持者。
记者：你说支持你的人很多，但为何敢于出来为你辩解的人好像不多。
吴法天：为我辩解的人很多呀，为什么你就看不到呢？
还有社会学有一个定理叫“沉默的螺旋”，一件事情，当反对的声音特别大的时候，比如说我骂你，不管怎么骂，都不会得到任何追究，就会放开骂，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这时支持你的人只要站出来，他就会遭到辱骂，那他就会非常谨慎地说话，他的声音会越来越小，最后会出现一个两极，就叫“沉默的螺旋”，支持的人默默支持，但他不敢出来公开说，因为公开之后，就会一群人围上去对他进行辱骂。
所以网络上的语言暴力，就是这么一个气场，客观理性的人，你不跟人家对骂，人家会过来骂你，你还没法还嘴。
我被原先的圈子政治化了
记者：你引起争议，转折点就是钱云会案，在此前后，你微博上发表的言论判若两人，之前俨然“斗士”；之后被网友称为“五毛”，甚至有人认为你是不是被收买了。
吴法天：因为从2011年1月的钱云会案件之后，我就被一些人政治化或者说标签化了，钱云会案件是一个分水岭，原来与我互相关注的人，五岳散人也好，王小山也好，慕容雪村也好，沈浩波、笑蜀、于建嵘也好，都取消了。就从那时开始，我就被扣了一个帽子——五毛，并把我跟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三人排在一起，加上吴法天，四大恶人。
怎么说，应该说是在钱云会案件中，我看清很多所谓民主斗士的面目，他们就不承认那是一个错误，继续用谣言去攻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开始我以为他们跟我想的一样，追求民主和法治。但后来发现，民主法治也好，自由也好，只是他们一个幌子而已，私底下做各种各样谋私利的事情，把民主自由变成了一种生意。很多时候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为了攻击而攻击，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府。他们是不是真的追求自由民主？我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记者：对于你的突然转变，很多你以前的粉丝表示不能理解，你觉得自己变了吗？
吴法天：我开始上微博，最早关注张远洋案件，为他伸冤，我认为我在追求案件真相，我所有目的是为了求真；我后来打假，我用证据去揭露禹晋永的假学历假经历，这是为了求真；钱云会案件，阴谋论的人说这是谋杀，我从证据上得出结论这是肇事，这是求真；我成立辟谣联盟，用证据去揭露那些谣言，这也是求真。
法律人首先要求真，有些政治性的事情我真的很少参与。现在我之所以要去揭露一些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公知，也是打假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求真。
记者：包括后来你转变的时候，很多人也质疑说，会不会因为你向强权屈服了？
吴法天：我是从来不会向强权屈服的一个人，如果强权确实做得不对，我当然会向他挑战。
如果案件确实办得不公，我会一直披露下去，比如张远洋这个案子，我可以具体说哪个名字，他们有谁敢说具体挑战哪个法院吗？他们只是泛泛地骂体制、骂政府，我敢说这个判决上面是错误的，而且时间会检验，我可以把一审二审辩护词公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罪。
我现在代理的很多维权案件，都是有危险性的，尤其刑事案件。我会为一个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去辩护，有时甚至都不收律师费，只是让解决来回路费。做刑辩律师是很有风险的，没有多少钱，但这个事情我很乐意去做。
韩寒的价值观有问题
记者：怎么评价韩寒？
吴法天：韩寒，真的很难说，一个人的价值观虽然很重要，真实性也很重要，到底是韩寒本人发声，还是以韩寒的名义、有人代笔发出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寒接受采访时的破绽百出，这么多的证据存在，应该说我觉得应该比较确信。
记者：你觉得他是被代笔？
吴法天：我确信他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不说代笔不代笔，他很多东西应该是存在问题的。
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价值观也是存在问题的，他传递的很多东西，其实对八零后、九零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八零九零后也正在反思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倒韩事件，原来看到的韩寒跟现在的已经不一样了，他在微博上公开骂方舟子“方秃子”这些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人其实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他已经从人造神坛上走下来了，神话已经破灭。他在很多事情上，应该说都树立了很坏的榜样。
香港为何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需要，体现了公众对于代言人的渴求，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解决问题途径的欠缺。香港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大多数事情，都有既定的程序，在程序之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言者。
在香港的高校体系之内，很少有以对公共问题发言著称的知识分子。在香港，承担这一角色的，反倒是以媒体人居多。
香港的知识阶层常常说，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没民主”的地方。
在香港，大学教授是高收入阶层，助理教授的月薪可以拿到4.5万港币，比有些美国教授的月薪还要高。如果做到副教授，月薪可以拿到8万港币以上，教授则是12万左右，讲座教授则更高。
与美国不同的是，香港虽然也重视实用，但只要是教授级别，实用型教授和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教授待遇统统是一样的。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起来，香港似乎更尊重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些在校园里的教授，更像是生活在象牙塔里，虽然关心时事，但很少对公共事务发言。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务正业”。对于做意见领袖，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香港的教授们之所以很少对公众事务发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课业相当繁重——学校支付了那么高的薪水，给他们的科研任务自然也相当繁重。
这也许更体现了香港的思路：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学术研究，他们可以为政府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学术层面的借鉴，却不直接介入现实操作。当知识分子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比发廊妹或者老农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一定是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香港政府对于公众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一个简单的例子：香港的房价，比较便宜的在4.5万港币/平米左右，靠近港岛或者位置更好一些的，一般在10万港币/平米以上。因为房价高昂，一般的香港人住房都很狭窄。同时，香港政府规定，75%的土地作为留给后世子孙的遗产，永久不能开发。面对这样的规定，香港的房产商似乎一点也不急眼，不像内地的房产商心急火燎地恨不得连故宫也拆掉开发新盘。
高企的房价，低收入者自然无法承担，他们有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类似于内地的廉租房，申请程序也很简单，公屋的数量足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需要。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的书也相当贵，动辄一两百元一本。香港的低收入者通常不会买书来看，他们阅读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政府开办的公众图书馆。
至于媒体人为什么要对公众事件发言，其实也很好解释:那是他们的工作和职责所在。香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记者：谈谈这次的约架事件，现场被打，你后悔吗？
吴法天：说实话，后悔。如果知道是打架的话我就不会去，因为原来说的就是辩论。最后发生的事情是打架，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希望能够跟她们理性辩论的，不管她骂了什么，对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辩论，我说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记者：一个巴掌拍不响，对方约架，你是应约方。
吴法天：我不是约架，我应约是辩论。
记者：周燕此前明确说的是约架。
吴法天：她说过这个话，但我说是去辩论的，而且她最后也说欢迎你到朝阳公园来普法，我是基于最后的合意才去的。如果我事先知道这是约架就不会去。
记者：最后她被拘留，你说过不满意，觉得处罚太轻了？
吴法天：对啊，她违法，而且是故意伤害，像方舟子被肖传国锤击一样，肖传国最后定的是寻衅滋事，拘役；这次只拘留5天，相对她违法的危害性来讲太轻了。
记者：你在微博上骂过她“鸡婆”，对一个女性说这样的话，合适吗？
吴法天：她骂过我很多次，我回敬她一句，用了“鸡婆”。难道只有她骂人的自由，没有我回敬的自由吗？
也有很多人喜欢我
记者：在微博上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吴法天：因为我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因为别人的观点而改变，我不会取悦于任何人。
记者：微博上也有很多人直言很讨厌吴法天，甚至有人会觉得“恶心”。你怎么看这部分人的反应？
吴法天：吴法天、窦含章、点子正，包括司马平邦，我们这些曾经参与过辟谣联盟的人，长时间以来，都被妖魔化了。妖魔化一件事情一个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很容易的，网上传啊传啊，会把很多不存在的都栽赃到这个人头上。
有时候因为这种东西不胜其烦，辟谣的时候你会得罪很多人，有时得罪的是一个利益集团，有些营销账号本身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他会恨你入骨，会有很多的水军来攻击你，这时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记者：有很多人不是跟你有利益冲突的，就是普通人。
吴法天：那是因为立场。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么多支持我的人、喜欢我的人？他们在网络上亲切地叫我小天天呀，你为什么不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呢？有很多带有立场的人先入为主认为这个人就是敌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也有很多人开始时因为别人骂我，来关注我，说就看一下吴法天这个人有多么可恨，关注了一两个月之后他发现，不像传说中那样的，觉得我的观点和我说的话，都比较理性、客观，关注久了，也有的人慢慢变成了我的支持者。
记者：你说支持你的人很多，但为何敢于出来为你辩解的人好像不多。
吴法天：为我辩解的人很多呀，为什么你就看不到呢？
还有社会学有一个定理叫“沉默的螺旋”，一件事情，当反对的声音特别大的时候，比如说我骂你，不管怎么骂，都不会得到任何追究，就会放开骂，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这时支持你的人只要站出来，他就会遭到辱骂，那他就会非常谨慎地说话，他的声音会越来越小，最后会出现一个两极，就叫“沉默的螺旋”，支持的人默默支持，但他不敢出来公开说，因为公开之后，就会一群人围上去对他进行辱骂。
所以网络上的语言暴力，就是这么一个气场，客观理性的人，你不跟人家对骂，人家会过来骂你，你还没法还嘴。
我被原先的圈子政治化了
记者：你引起争议，转折点就是钱云会案，在此前后，你微博上发表的言论判若两人，之前俨然“斗士”；之后被网友称为“五毛”，甚至有人认为你是不是被收买了。
吴法天：因为从2011年1月的钱云会案件之后，我就被一些人政治化或者说标签化了，钱云会案件是一个分水岭，原来与我互相关注的人，五岳散人也好，王小山也好，慕容雪村也好，沈浩波、笑蜀、于建嵘也好，都取消了。就从那时开始，我就被扣了一个帽子——五毛，并把我跟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三人排在一起，加上吴法天，四大恶人。
怎么说，应该说是在钱云会案件中，我看清很多所谓民主斗士的面目，他们就不承认那是一个错误，继续用谣言去攻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开始我以为他们跟我想的一样，追求民主和法治。但后来发现，民主法治也好，自由也好，只是他们一个幌子而已，私底下做各种各样谋私利的事情，把民主自由变成了一种生意。很多时候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为了攻击而攻击，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府。他们是不是真的追求自由民主？我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记者：对于你的突然转变，很多你以前的粉丝表示不能理解，你觉得自己变了吗？
吴法天：我开始上微博，最早关注张远洋案件，为他伸冤，我认为我在追求案件真相，我所有目的是为了求真；我后来打假，我用证据去揭露禹晋永的假学历假经历，这是为了求真；钱云会案件，阴谋论的人说这是谋杀，我从证据上得出结论这是肇事，这是求真；我成立辟谣联盟，用证据去揭露那些谣言，这也是求真。
法律人首先要求真，有些政治性的事情我真的很少参与。现在我之所以要去揭露一些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公知，也是打假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求真。
记者：包括后来你转变的时候，很多人也质疑说，会不会因为你向强权屈服了？
吴法天：我是从来不会向强权屈服的一个人，如果强权确实做得不对，我当然会向他挑战。
如果案件确实办得不公，我会一直披露下去，比如张远洋这个案子，我可以具体说哪个名字，他们有谁敢说具体挑战哪个法院吗？他们只是泛泛地骂体制、骂政府，我敢说这个判决上面是错误的，而且时间会检验，我可以把一审二审辩护词公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罪。
我现在代理的很多维权案件，都是有危险性的，尤其刑事案件。我会为一个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去辩护，有时甚至都不收律师费，只是让解决来回路费。做刑辩律师是很有风险的，没有多少钱，但这个事情我很乐意去做。
韩寒的价值观有问题
记者：怎么评价韩寒？
吴法天：韩寒，真的很难说，一个人的价值观虽然很重要，真实性也很重要，到底是韩寒本人发声，还是以韩寒的名义、有人代笔发出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寒接受采访时的破绽百出，这么多的证据存在，应该说我觉得应该比较确信。
记者：你觉得他是被代笔？
吴法天：我确信他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不说代笔不代笔，他很多东西应该是存在问题的。
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价值观也是存在问题的，他传递的很多东西，其实对八零后、九零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八零九零后也正在反思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倒韩事件，原来看到的韩寒跟现在的已经不一样了，他在微博上公开骂方舟子“方秃子”这些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人其实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他已经从人造神坛上走下来了，神话已经破灭。他在很多事情上，应该说都树立了很坏的榜样。
香港为何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需要，体现了公众对于代言人的渴求，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解决问题途径的欠缺。香港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大多数事情，都有既定的程序，在程序之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言者。
在香港的高校体系之内，很少有以对公共问题发言著称的知识分子。在香港，承担这一角色的，反倒是以媒体人居多。
香港的知识阶层常常说，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没民主”的地方。
在香港，大学教授是高收入阶层，助理教授的月薪可以拿到4.5万港币，比有些美国教授的月薪还要高。如果做到副教授，月薪可以拿到8万港币以上，教授则是12万左右，讲座教授则更高。
与美国不同的是，香港虽然也重视实用，但只要是教授级别，实用型教授和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教授待遇统统是一样的。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起来，香港似乎更尊重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些在校园里的教授，更像是生活在象牙塔里，虽然关心时事，但很少对公共事务发言。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务正业”。对于做意见领袖，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香港的教授们之所以很少对公众事务发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课业相当繁重——学校支付了那么高的薪水，给他们的科研任务自然也相当繁重。
这也许更体现了香港的思路：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学术研究，他们可以为政府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学术层面的借鉴，却不直接介入现实操作。当知识分子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比发廊妹或者老农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一定是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香港政府对于公众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一个简单的例子：香港的房价，比较便宜的在4.5万港币/平米左右，靠近港岛或者位置更好一些的，一般在10万港币/平米以上。因为房价高昂，一般的香港人住房都很狭窄。同时，香港政府规定，75%的土地作为留给后世子孙的遗产，永久不能开发。面对这样的规定，香港的房产商似乎一点也不急眼，不像内地的房产商心急火燎地恨不得连故宫也拆掉开发新盘。
高企的房价，低收入者自然无法承担，他们有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类似于内地的廉租房，申请程序也很简单，公屋的数量足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需要。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的书也相当贵，动辄一两百元一本。香港的低收入者通常不会买书来看，他们阅读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政府开办的公众图书馆。
至于媒体人为什么要对公众事件发言，其实也很好解释:那是他们的工作和职责所在。香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