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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一方面有谷歌制造的“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高手、机器人小冰写现代诗歌等抓人眼球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国内外的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投入高额研发费用，甚至未来学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作为互联网之后引导人类社会变革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类”焦虑、伦理困境，引发了相关领域的讨论，而智能机器人、人脸识别技术、深度学习等黑科技，也越来越变成现实。
对于现代社会或者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人工智能究竟是又一波技术进步的“老故事”，给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再次注入生机，还是刷新人类社会的“新故事”，将彻底改变、终结现代文明？
两种关于现代技术的想象
技术及支撑技术的科学精神，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标识，而技术不仅是现代人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也是支撑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基础。可以说，启蒙精神的内核是科学、技术和理性。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历史，也经常被描述为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的历史，如蒸汽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时代等。
与这种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原则构建的现代社会相伴随的，则是从人文、文化领域对技术、科学、理性的全面批判。最初表现为17世纪、18世纪的浪漫主义，对机械化、城市文明进行了辛辣的反思，重新发现了一个没有机器、不受机械干扰的崇高化的自然，也把落后、愚昧、等级化的前现代社会审美化为诗意的乡愁。
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进行了绝望的批判，尤其是经历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代创伤之后，启蒙以来的科学化、理性化方案更受到彻底否定。在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领域，关于城市文化、工业社会的表现也经常呈现一种反科学主义、反现代化的倾向；城市往往是黑暗之都、堕落之源、罪恶之城，是19世纪的“恶之花”，是20世纪的城市“荒原”。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一方面在现代技术、理性化的规训下，过着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又“吐槽”这种现代性的异化和非人性；或者说，现代人处于一种长期的精神分裂状态，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只能延缓、却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所携带的社会矛盾。
相比这种黑暗化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表述，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赋予现代化、工业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象；不仅让不可见的“工业生产”变得可见，而且出现了大量对于城市、现代化的正面描述，形成了一种“工业城市”“现代化田园”的想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批判为一种城市的罪恶，把“资本主义黑夜”表现为“霓虹灯”下女性身体的诱惑和人性的沦落，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新社会表现为阳光下的工业城市，把“社会主义白天”展示为“艳阳天”里热火朝天的生产性和工业化场景。
这种对工业、技术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赞美，既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上有关，又与社会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操控机器和掌握技术的工人上升为工业生产的主体地位有关。与这种社会主义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文化，强调集体性、组织性和节约伦理等。这种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投资，二是强调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生产者相结合，技术不再是个人的或垄断的私有产品，而具有一种共享性和公共性。
从这样两种对于技术、现代的想象可以看出，技术、科学不是中性的工具理性，而是与具体的生产制度、管理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会产生对技术、工业的文化反思，是因为技术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灾难，如19世纪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反而变得越来越贫困、20世纪末期的互联网时代也制造了大量信息产业的底层劳动者。而社会主义文化对技术的乐观建立在社会革命的前提下，只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受限于晚发国家的现代化和技术水平，导致生产力低下。
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会思考的机器”，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来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只是作为科幻作品描写未来社会的必备噱头。人工智能“突然”被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众传媒对个别新闻事件的宣传和炒作，如2016年谷歌开发的“阿尔法狗”以4比1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意味着变幻莫测的围棋技艺可以转化为机器能够掌握的算法，这引发了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恐慌；二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成为产业领军者的科技公司，把无人驾驶、云计算、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投资热点，试图延续90年代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革命的神话，人工智能成为互联网之后又一种创业成功学。
尽管人工智能在现实生活中取代人类还为时尚早，但也确实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
人工智能在机器自动化方面取得进展，从事工业生产的蓝领工人面临被机器取代，如全自动化工厂、无人码头等。机器人（Robot）的本意是一種机器奴隶，一种不会抱怨、也不会反抗的现代劳动力。之所以机器人没有被大规模使用，不在于企业不愿意花钱来更新技术，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依然比使用机器人的成本更低，这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进行制造业转移的根本动力。一旦物美价廉的机器人出现，相信它们会很快取代工业劳动力。不过，劳动力大面积失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恰如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所述，第一空间的统治者坚决不实行垃圾处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方案，是为了避免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几千万垃圾工人失业。
人工智能不仅剥夺蓝领工人的工作，而且威胁到都市白领的工作。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编辑、记者、银行职员、医生、教师、投资分析师等脑力劳动者。如果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都面临失业，这将改变现代人作为劳动力的基本属性，打破现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链条。
人工智能时代，借助大数据有可能对社会进行更加全面和彻底的监管。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消费习惯都会成为产品推送的指南。不再是人们想吃什么、想做什么，而是人工智能提前预知、强化每个人的喜好。问题的核心在于：大数据掌握在谁手里？虽然大数据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便于实行计划管理，避免计划管理因为处理信息的能力弱而造成僵化和低效率，但是在私有产权、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计划经济和计划调控也无从谈起。
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一旦变成现实，将带来截然相反的两种图景，一种是乐观的，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无需工作的自由发展的人，另一种则是悲观的，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类将变得一文不值，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者。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关键在于人工智能能否带来真正的社会革命，让操纵、使用人工智能的主体由大多数人或者代表大多数人的组织形式来承担—而不再是少数大企业的垄断产业。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机，但危机也意味着浴火重生的可能。
对于现代社会或者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人工智能究竟是又一波技术进步的“老故事”，给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再次注入生机，还是刷新人类社会的“新故事”，将彻底改变、终结现代文明？
两种关于现代技术的想象
技术及支撑技术的科学精神，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标识，而技术不仅是现代人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也是支撑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基础。可以说，启蒙精神的内核是科学、技术和理性。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历史，也经常被描述为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的历史，如蒸汽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时代等。
与这种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原则构建的现代社会相伴随的，则是从人文、文化领域对技术、科学、理性的全面批判。最初表现为17世纪、18世纪的浪漫主义，对机械化、城市文明进行了辛辣的反思，重新发现了一个没有机器、不受机械干扰的崇高化的自然，也把落后、愚昧、等级化的前现代社会审美化为诗意的乡愁。
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进行了绝望的批判，尤其是经历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代创伤之后，启蒙以来的科学化、理性化方案更受到彻底否定。在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领域，关于城市文化、工业社会的表现也经常呈现一种反科学主义、反现代化的倾向；城市往往是黑暗之都、堕落之源、罪恶之城，是19世纪的“恶之花”，是20世纪的城市“荒原”。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一方面在现代技术、理性化的规训下，过着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又“吐槽”这种现代性的异化和非人性；或者说，现代人处于一种长期的精神分裂状态，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只能延缓、却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所携带的社会矛盾。
相比这种黑暗化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表述，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赋予现代化、工业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象；不仅让不可见的“工业生产”变得可见，而且出现了大量对于城市、现代化的正面描述，形成了一种“工业城市”“现代化田园”的想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批判为一种城市的罪恶，把“资本主义黑夜”表现为“霓虹灯”下女性身体的诱惑和人性的沦落，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新社会表现为阳光下的工业城市，把“社会主义白天”展示为“艳阳天”里热火朝天的生产性和工业化场景。
这种对工业、技术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赞美，既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上有关，又与社会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操控机器和掌握技术的工人上升为工业生产的主体地位有关。与这种社会主义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文化，强调集体性、组织性和节约伦理等。这种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投资，二是强调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生产者相结合，技术不再是个人的或垄断的私有产品，而具有一种共享性和公共性。
从这样两种对于技术、现代的想象可以看出，技术、科学不是中性的工具理性，而是与具体的生产制度、管理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会产生对技术、工业的文化反思，是因为技术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灾难，如19世纪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反而变得越来越贫困、20世纪末期的互联网时代也制造了大量信息产业的底层劳动者。而社会主义文化对技术的乐观建立在社会革命的前提下，只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受限于晚发国家的现代化和技术水平，导致生产力低下。
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会思考的机器”，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来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只是作为科幻作品描写未来社会的必备噱头。人工智能“突然”被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众传媒对个别新闻事件的宣传和炒作，如2016年谷歌开发的“阿尔法狗”以4比1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意味着变幻莫测的围棋技艺可以转化为机器能够掌握的算法，这引发了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恐慌；二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成为产业领军者的科技公司，把无人驾驶、云计算、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投资热点，试图延续90年代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革命的神话，人工智能成为互联网之后又一种创业成功学。
尽管人工智能在现实生活中取代人类还为时尚早，但也确实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
人工智能在机器自动化方面取得进展，从事工业生产的蓝领工人面临被机器取代，如全自动化工厂、无人码头等。机器人（Robot）的本意是一種机器奴隶，一种不会抱怨、也不会反抗的现代劳动力。之所以机器人没有被大规模使用，不在于企业不愿意花钱来更新技术，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依然比使用机器人的成本更低，这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进行制造业转移的根本动力。一旦物美价廉的机器人出现，相信它们会很快取代工业劳动力。不过，劳动力大面积失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恰如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所述，第一空间的统治者坚决不实行垃圾处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方案，是为了避免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几千万垃圾工人失业。
人工智能不仅剥夺蓝领工人的工作，而且威胁到都市白领的工作。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编辑、记者、银行职员、医生、教师、投资分析师等脑力劳动者。如果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都面临失业，这将改变现代人作为劳动力的基本属性，打破现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链条。
人工智能时代，借助大数据有可能对社会进行更加全面和彻底的监管。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消费习惯都会成为产品推送的指南。不再是人们想吃什么、想做什么，而是人工智能提前预知、强化每个人的喜好。问题的核心在于：大数据掌握在谁手里？虽然大数据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便于实行计划管理，避免计划管理因为处理信息的能力弱而造成僵化和低效率，但是在私有产权、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计划经济和计划调控也无从谈起。
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一旦变成现实，将带来截然相反的两种图景，一种是乐观的，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无需工作的自由发展的人，另一种则是悲观的，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类将变得一文不值，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者。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关键在于人工智能能否带来真正的社会革命，让操纵、使用人工智能的主体由大多数人或者代表大多数人的组织形式来承担—而不再是少数大企业的垄断产业。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机，但危机也意味着浴火重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