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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理论，构建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结果表明，农民对农地征收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预期、经济收益是影响其征地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民性别、年龄及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其征地满意度的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要想推动征地顺利开展、规范农地征地中的政府行为，厘清农民征地过程中各类隐性风险，建立严格的风险监管机制，完善农地征地利益分配机制。
关键词：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因素;Probit模型;风险监管机制;广东;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 F321.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09-0036-05
隨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演进，大量农用土地被征收、农户房屋被拆迁，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1-2]。如湖北省鄂州市农民王锦兰为抵抗政府强征的自焚事件;辽宁大连数千农民聚集在市政府门前集体下跪抗议征地补偿不合理事件;广东省清远市村民谭某为阻碍征地拆迁泼汽油引燃。可见，征地纠纷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由于征地引发的冲突和一系列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3-4]。为了破解上述“征地纠纷的困局”，学术界开始以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制度缺陷、补偿价格生成机制等为出发点[5-6]，包括立足于补偿程序与征地满意度的研究，借鉴结构方程等模型，研究补偿程序及补偿金发放额度、补偿金额合理度等因素对补偿满意度的显著影响作用或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征地补偿程序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非法征地行为等问题与农民信访行为和征地纠纷之间的关系。构建农地征收市场溢价模型及三方博弈模型，地方政府在分析了征收不同类型的土地过程中，其土地拍卖价格远远高于补偿价格，并提出补偿标准过低是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在参照经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补偿标准进行调整。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可知，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到的征地补偿金很少，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部分农民甚至没有收到补偿金，提出农民对政府负补偿内容相当不满意。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农民满意度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但直接针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征地纠纷的困局”，更不能促进农民征地满意度的提高。因此，须要引入更多的视角审视该问题[7-8]。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出发点应该是农民的态度和行为，而农民对农民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是影响其土地征收决策行为的决定因素[9]。因此，本研究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典型经济学理论，构建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广东省粤东西北、珠三角等典型地区的农民进行调查，运用有序Probit模型识别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并得出相关结论和政策启示，以期为引导农地有序征收、提高农地征收效率提供参考借鉴。
1 文献回顾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主题搜索中国知网（CNKI）1998—2017年含“征地”或“满意度”的全部期刊文献，共获得219篇。然后，采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SpaceⅢ、Ucinet及统计分析软件SPSS，结合文献计量、数据挖掘及统计方法，通过已获取的文献进行量化分析。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分布情况来看，学术界对“征地满意度”研究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99—2006年，是研究的探索阶段。该期间共发高质量论文12篇，占总发文量的5.5%，平均每年发文量为15篇。第二阶段为2007—2014年，是研究的发展阶段。我国“征地满意度”的研究学术成果突飞猛进，相关的载文量得到明显的提高，高质量论文成果相对丰富。该期间共发文135篇，占发文量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年发文量为17篇，正处于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2015—2017年，我国“征地满意度”的研究步入稳定发展期，该期间共发文65篇，约占发文量的30%，平均每年发文量为22篇。该期间的研究重点是对过去研究成果进行理想的思考并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中国“十九大”的召开，我国“征地满意度”的研究也迎来新一轮的学术契机。为更好地理解“征地满意度”研究的演化规律，对1998—2017年CNKI数据库以“征地满意度”为关键词的主题类高频词进行共现相似矩阵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影响因素”处于关键词图谱最为核心的位置，节点面积最大，其关键词的频次最高;次核心关键词为“Logistics模型”“社会保障”“征地满意度”“土地征用”;这些关键词的节点面积相对较大，且和“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影响因素”关键词之间联系密切。在最外围的关键词诸如“征地区片区综合地价”“新农村建设”“支付满意度”等处于研究学科边缘（表1）。
已有研究对征地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目前的征地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纠纷频发，矛盾突出。为此，学术界也展开大量的有益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的调研、实证，研究我国的征地补偿机制，并从征地补偿机制收益分配、测算标准、满意度等多个方面提出各自的见解。另一方面，以法理学等角度探讨我国征地制度的存在问题、内在缺少及改革路径。然而，我国征地进程中发生了诸多问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其重要的根源在于征地满意度与中国征地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征地纠纷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 理论框架及理论假设
2.1 理论框架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任何的经济活动中，决策者都是自私但又理智的，其任何决策的终极目标为实现自身综合效益最大化[10]。因此，任何决策者的决策都是理性的，并且擅长将这种理性通过严密的逻辑思考和判断体现，可以说决策者一般都能够通过对某项经济活动投入、收益和风险的严密逻辑思考，进而作出最优选择[11]。但现实中任何决策者都无法做到绝对理性，决策者的决策都会受到情感的干预，其标准也从“最优决策”转变为“最满意决策”，进而表现出一定行为的异质性[12]。 本研究认为，农地征收使得农民损失了一定年期的土地经营权，但也让其获取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同时，征地行为也给农民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农民一定会对征地前后的投入、收益和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其评估结果直接决定了农民征地满意度。农民作为参与农地征收的行为主体，其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民的风险承担能力。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征地概况和经营风险4个方面。
2.2 理论假设
2.2.1 农民个人特征
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是乡村社会中一个特定的角色，其行为特征主要体现在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一系列社会特征中，并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农民的行为偏好[13]。一般来说，性别（男性与女性）对于农民的行为偏好影响作用甚大，其突出的表现是性别带来的就业能力不同，男性就业能力强于女性[14]。因此，女性更容易对土地产生就业依赖（同等条件下，男性更容易从事非农耕作业），往往更容易抵触土地征收，其土地的征收满意度较低[15]。个体年龄（“农二代”）越小、学历越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就越强，掌握的新型知识和技术能力也相对越强，非农就业优势会越明显，对土地的就业依赖性越低[16]。因此，其农地征收满意度较高。一般情况下，兼业或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所在家庭对农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更倾向于赞同政府的征地行为，更愿意通过被征收土地获得额外收入，因此对征地满意度较高。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代表农民个人特征。
2.2.2 农民家庭特征
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得知，农民理性是在相互博弈过程中呈现的相对理性，其有着明显的约束性条件[17]。因此，农民行为是在现有各类资源约束的作用下，为实现农民的预期收益（不同的农民预期收益不同，但以经济收益为主）而作出的博弈选择。可见，农民征地满意度应该受到农民的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影响，即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征地满意度。一般情况下，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一个家庭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家庭可支配收入高，其农民征地满意度相对较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低，其农民征地满意度低（往往寄望于通过征地补偿金实现家庭收入的高速增长），进而影响农民土地依赖程度[18]。此外，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和非农收入比重也是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一般认为，农民的家庭非农劳动力越多和非农收入越高，其参与农业经营的显著性越低，征地的意愿越强，征地满意度也越高（相比之下，农耕的收入大大低于非农耕的收入）。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可支配收入代表农民家庭特征。
2.2.3 被征土地的基本概况
被征土地的基本概况是指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政府给予的征地补偿款。本研究主要以征地补偿金为主要的衡量指标[19]。一般情况下，征地补偿金越高，农民受益、收入越大，满意度自然越高。征地补偿金支付形式一般分为货币支付（现金支付）、产权置换和“货币支 付 产权置换”支付3种，一般情况下“货币支付 产权置换”的支付形式会让农民既能得到一定经济收益，又能免受因为失去土地而造成“无家可归”，更使得农民有充分的保障，从而满意度更高[20]。此外，农民每参与1次征地沟通均须要耗费一定时间成本，而征地沟通的期限越长（存在部分钉子户事件）越会限制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越会降低其满意度，但由于征地沟通或时间成本难以衡量，故本研究以征地补偿金代表被征土地的基本概况。
2.2.4 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农民对征地风险的评估判断。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征地行为可能给农民带来的经营风险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保障、土地生态质量，这些均是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农民征地过程中，农民是相对“理性的经济人”，其一定会综合考虑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尽可能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因此，农民对经营风险判断的结果直接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本研究将农民经营风险归纳3类：一是经济风险，其包括经济收入风险和失地风险。一般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支付征地补偿金，不会出现拖欠征地补偿金的现象，则农民满意度更高。如果农民对征地结束后收回土地持乐观态度，认为政府可以如期保障其经济收入，其满意度会得到充分的提高。二是社会风险，其包括二次就业风险和养老保障风险。一般来说，如果农民认为被征地后，凭借自身能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顺利再就业，其征地满意度往往会较高;但如果被征收土地后意味着农民的养老失去保障，其满意度会大大降低。三是生态风险，其包括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和土地隐形流转风险。对于传统农民来说，土地尤其是农地不仅为其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充满着土地情怀，如果征地后，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很高，并影响到周边的农田，会明显降低农民满意度。但是，如果政府大面積征收土地只为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最终导致大量优质的农地被隐形流转，这也是农民无法接受的，也会降低其满意度。
3 实证检验
3.1 数据来源及特征
广东省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地征收也日趋活跃，且呈征地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之势。但由于各地区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农地征收情况也存在区域差异。为了尽可能反映广东省不同区域农地征收现状，笔者所在项目组采取随机抽样、拦截访问及入户访问等方式，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7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超过90%。
受访者中男性为396人，女性为178人，男女比例略有偏差，且年龄普遍较大。来自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为284人，来自粤东、粤西和粤北的受访者为74、137、79人。受访者主要以珠三角地区为主，以粤东、粤西地区为辅，以粤北地区为补充。且受访者被征收土地面积集中在0.067 hm2以下（占总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0.20～0.27 hm2的被征收土地面积的受访者频数最少，仅为36人。此外，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被征收土地面积较多，粤北地区受访者被证受土地面积最少。同时，采用应用最广泛的Cronbachs α系数来验证项目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越大，反映可信度越高），结果发现，Cronbachs α系数为0.903>0.7，反映问卷总体的信度非常高。 3.2 模型选择
农民对征地满意度的回答为一个“是”与“否”的二分变量，即本研究反映分类数据（离散数据的一种）。因此，无法直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量化解读，而须要转化为效用模型进行估计。同时，由于本研究反映的离散数据（因变量）大于2类，故更适合采用有序概率（Probit）模型，模型表达如下：
式中：y*为因变量，表示农民征地满意度，可观测的为xi为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i=1，2，3，…，j;b为x的系数，表示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ε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容易被模型忽略但会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因素集成，ε对x条件分布假设为标准正态分布，即x～Normal（0，1）（表2）。
3.3 模型运行说明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 21.0软件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其中，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研究要求，不须要对解释变量进行剔除。同时，运用SPSS 21.0软件对样本进行有序Probit回归模拟，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结果（表3）显示，性别、年龄、家庭可支配收入、征地补偿金、经济收入风险、二次就业风险、养老保障风险、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土地隐形流转风险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显著。
（1）个人特征与理论假设一致，农民的性别和年龄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在90%、95%置信区间上显著。其中，性别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为正相关，即在农地征收过程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征地满意度更高，这与男性非农就业能力相对较强有关。另外，年龄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为正相关。其原因在于年龄较大的农民虽然对土地的就业依赖程度较高，但迫于家庭缺乏足够劳动力，尤其是大部分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为避免土地抛荒，因此对征收土地的意愿强烈。所以，其满意度也较高。此外，学历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学历越高，其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的机会越多，为避免土地抛荒，因此对征收土地的意愿强烈。所以，其满意度也较高。但由于农民的学历越高，其农民产权保护意识越强，农民认为政府长期以低廉的价格征收其土地，会侵犯他们的土地权益，因此满意度较低。从不同的职业来看，单一务工的农民、兼业农民及非农就业农民的土地征地满意度也不尽相同，这似乎与已有研究相对一致，并呈现一定的内在逻辑，当前兼业及非农就业农民虽然暂时脱离农业，但從长远来看难以在城镇长期立足，土地为其返乡后的基本社会保障，因此不愿意轻易转出土地，征地满意度也表现出一定差异。
（2）家庭特征与理论假设一致，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在90%置信区间上显著。这反映了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其征地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可以说农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较高，其风险承担能力也较高。且家庭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也较低，更愿意土地被征收，有效促进农民征地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非农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和现有的研究不吻合，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而言，其非农就业虽然可以暂时带来家庭非农收入的提高，但也存在一定的非农收入不稳定性。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虽然已进城务工，但也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这种职业稳定性意识抑制了这部分农民的征地满意度。
（3）征地概况与理论假设一致，征地补偿金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在99%置信区间上显著。这反映征地补偿金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可以说经济效益仍为影响农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支付形式对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相当显著。大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仍选择继续在农村生活。因此，他们更认为“货币补偿 产权置换”的支付形式更有保障，从而使满意度更高;而年龄偏小的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可能选择外出务工，因此可能更倾向于“现金”支付。
（4）经营风险与理论假设一致，经济收入风险、二次就业风险、养老保障风险、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土地隐形流转风险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分别在95%、90%、90%、90%、95%置信区间上显著。但是，失地风险对农民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与假设不一致。①经济经营风险。征地补偿金能否及时支付是影响广东省农民征地满意度的重要因素。通过调研发现，虽然在农地征收过程中会签订相关的合同并进行公示，但存在部分地区仍发生拖欠征地补偿金的现象。征地补偿金不能及时支付是影响农民满意度提高的关键。此外，失地风险对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深入探讨发现，大部分农民均选择“货币补偿 产权置换”的方式，他们认为这是地块之间的置换。虽然失去耕种的农地，但是得到了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建设用地，这对他们（部分广东省的农民已不从事耕种）来说，不算是失地风险。②社会经营风险。一直以来，农民以种地为职业，以农耕为生产，农地被征收使大批农民失去在农村谋生的基础，逐渐变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现有的研究一致，如果这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外出务工顺利再就业，其征地满意度往往较高;如果这部分农民不能通过外出务工再就业，其征地满意度往往较低。值得重视的是，现阶段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仍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养老保障角色。虽然，农地征地可以让农民获得一定的即时巨额收益，但对于风险承担能力、资产管理能力较弱的农民来说，仍会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因此，大部分的农民征地满意度相对较低。③生态经营风险。在典型的农村区域内，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为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充满土地情结的载体。农民十分关心征地后，土地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被征收土地的用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效益的诱致（巨额的土地非农化收益），大部分政府部门在征收土地后，一般倾向于对已征收的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等一系列的工程建设，导致土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严重。这样的操作方式既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传统农民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同一片区内，被征收的地块用于非农化建设，而农民自身拥有的地块依旧用于耕种。两者土地价值差异巨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满意度。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民的征地满意度是直接影响农地征地顺利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有利于保障我国农民的权益。本研究在“理性经济人”理论的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式，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征地概况和经营风险4个方面构建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以广东省粤东西北、珠三角等地的具体调查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1）在农地征地过程中，农民会面临各类风险，其对风险的预期为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研究需要厘清的前提。由于农民会面临各类风险，其农民的征地满意度必然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农地征收过程中存在部分急功近利的措施。这些问题更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征地满意度。研究结果显示，土地非粮化、非农化行为，土地隐形流转，耕地质量下降等现象对农民征地满意度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在征地的同时，建立严格的农地征收监管机制，避免农田作过多的建设开发。（2）农民愿意进行农地被征收的显著原因在于经济收入。经济收入在征地满意度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征地补偿金额对农民征地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须要完善农地征地利益分配机制，同时强化征地补偿金管理。省政府可以构建第三方的征地风险保障金制度，通过社会化的征地风险保障金保障农民经济收益，进而提高农民对征地的满意度。（3）农民性别、年龄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其征地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和现有的研究相一致，广东省农民的非农就业竞争优势明显，能够承担较高的风险，其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也相对较高。因此更倾向于被征收土地，一定程度上其征地满意度也相对较高。可见，为了更好地提高农民的征地满意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对部分年龄偏大、女性农民等缺乏就业优势的群体，提供就业培训，通过各类培训增加这类群体的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非农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提高其风险承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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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主题搜索中国知网（CNKI）1998—2017年含“征地”或“满意度”的全部期刊文献，共获得219篇。然后，采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SpaceⅢ、Ucinet及统计分析软件SPSS，结合文献计量、数据挖掘及统计方法，通过已获取的文献进行量化分析。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分布情况来看，学术界对“征地满意度”研究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99—2006年，是研究的探索阶段。该期间共发高质量论文12篇，占总发文量的5.5%，平均每年发文量为15篇。第二阶段为2007—2014年，是研究的发展阶段。我国“征地满意度”的研究学术成果突飞猛进，相关的载文量得到明显的提高，高质量论文成果相对丰富。该期间共发文135篇，占发文量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年发文量为17篇，正处于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2015—2017年，我国“征地满意度”的研究步入稳定发展期，该期间共发文65篇，约占发文量的30%，平均每年发文量为22篇。该期间的研究重点是对过去研究成果进行理想的思考并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中国“十九大”的召开，我国“征地满意度”的研究也迎来新一轮的学术契机。为更好地理解“征地满意度”研究的演化规律，对1998—2017年CNKI数据库以“征地满意度”为关键词的主题类高频词进行共现相似矩阵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影响因素”处于关键词图谱最为核心的位置，节点面积最大，其关键词的频次最高;次核心关键词为“Logistics模型”“社会保障”“征地满意度”“土地征用”;这些关键词的节点面积相对较大，且和“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影响因素”关键词之间联系密切。在最外围的关键词诸如“征地区片区综合地价”“新农村建设”“支付满意度”等处于研究学科边缘（表1）。
已有研究对征地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目前的征地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纠纷频发，矛盾突出。为此，学术界也展开大量的有益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的调研、实证，研究我国的征地补偿机制，并从征地补偿机制收益分配、测算标准、满意度等多个方面提出各自的见解。另一方面，以法理学等角度探讨我国征地制度的存在问题、内在缺少及改革路径。然而，我国征地进程中发生了诸多问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其重要的根源在于征地满意度与中国征地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征地纠纷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 理论框架及理论假设
2.1 理论框架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任何的经济活动中，决策者都是自私但又理智的，其任何决策的终极目标为实现自身综合效益最大化[10]。因此，任何决策者的决策都是理性的，并且擅长将这种理性通过严密的逻辑思考和判断体现，可以说决策者一般都能够通过对某项经济活动投入、收益和风险的严密逻辑思考，进而作出最优选择[11]。但现实中任何决策者都无法做到绝对理性，决策者的决策都会受到情感的干预，其标准也从“最优决策”转变为“最满意决策”，进而表现出一定行为的异质性[12]。 本研究认为，农地征收使得农民损失了一定年期的土地经营权，但也让其获取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同时，征地行为也给农民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农民一定会对征地前后的投入、收益和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其评估结果直接决定了农民征地满意度。农民作为参与农地征收的行为主体，其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民的风险承担能力。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征地概况和经营风险4个方面。
2.2 理论假设
2.2.1 农民个人特征
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是乡村社会中一个特定的角色，其行为特征主要体现在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一系列社会特征中，并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农民的行为偏好[13]。一般来说，性别（男性与女性）对于农民的行为偏好影响作用甚大，其突出的表现是性别带来的就业能力不同，男性就业能力强于女性[14]。因此，女性更容易对土地产生就业依赖（同等条件下，男性更容易从事非农耕作业），往往更容易抵触土地征收，其土地的征收满意度较低[15]。个体年龄（“农二代”）越小、学历越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就越强，掌握的新型知识和技术能力也相对越强，非农就业优势会越明显，对土地的就业依赖性越低[16]。因此，其农地征收满意度较高。一般情况下，兼业或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所在家庭对农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更倾向于赞同政府的征地行为，更愿意通过被征收土地获得额外收入，因此对征地满意度较高。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代表农民个人特征。
2.2.2 农民家庭特征
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得知，农民理性是在相互博弈过程中呈现的相对理性，其有着明显的约束性条件[17]。因此，农民行为是在现有各类资源约束的作用下，为实现农民的预期收益（不同的农民预期收益不同，但以经济收益为主）而作出的博弈选择。可见，农民征地满意度应该受到农民的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影响，即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征地满意度。一般情况下，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一个家庭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家庭可支配收入高，其农民征地满意度相对较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低，其农民征地满意度低（往往寄望于通过征地补偿金实现家庭收入的高速增长），进而影响农民土地依赖程度[18]。此外，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和非农收入比重也是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一般认为，农民的家庭非农劳动力越多和非农收入越高，其参与农业经营的显著性越低，征地的意愿越强，征地满意度也越高（相比之下，农耕的收入大大低于非农耕的收入）。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可支配收入代表农民家庭特征。
2.2.3 被征土地的基本概况
被征土地的基本概况是指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政府给予的征地补偿款。本研究主要以征地补偿金为主要的衡量指标[19]。一般情况下，征地补偿金越高，农民受益、收入越大，满意度自然越高。征地补偿金支付形式一般分为货币支付（现金支付）、产权置换和“货币支 付 产权置换”支付3种，一般情况下“货币支付 产权置换”的支付形式会让农民既能得到一定经济收益，又能免受因为失去土地而造成“无家可归”，更使得农民有充分的保障，从而满意度更高[20]。此外，农民每参与1次征地沟通均须要耗费一定时间成本，而征地沟通的期限越长（存在部分钉子户事件）越会限制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越会降低其满意度，但由于征地沟通或时间成本难以衡量，故本研究以征地补偿金代表被征土地的基本概况。
2.2.4 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农民对征地风险的评估判断。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征地行为可能给农民带来的经营风险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保障、土地生态质量，这些均是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农民征地过程中，农民是相对“理性的经济人”，其一定会综合考虑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尽可能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因此，农民对经营风险判断的结果直接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本研究将农民经营风险归纳3类：一是经济风险，其包括经济收入风险和失地风险。一般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支付征地补偿金，不会出现拖欠征地补偿金的现象，则农民满意度更高。如果农民对征地结束后收回土地持乐观态度，认为政府可以如期保障其经济收入，其满意度会得到充分的提高。二是社会风险，其包括二次就业风险和养老保障风险。一般来说，如果农民认为被征地后，凭借自身能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顺利再就业，其征地满意度往往会较高;但如果被征收土地后意味着农民的养老失去保障，其满意度会大大降低。三是生态风险，其包括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和土地隐形流转风险。对于传统农民来说，土地尤其是农地不仅为其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充满着土地情怀，如果征地后，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很高，并影响到周边的农田，会明显降低农民满意度。但是，如果政府大面積征收土地只为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最终导致大量优质的农地被隐形流转，这也是农民无法接受的，也会降低其满意度。
3 实证检验
3.1 数据来源及特征
广东省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地征收也日趋活跃，且呈征地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之势。但由于各地区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农地征收情况也存在区域差异。为了尽可能反映广东省不同区域农地征收现状，笔者所在项目组采取随机抽样、拦截访问及入户访问等方式，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7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超过90%。
受访者中男性为396人，女性为178人，男女比例略有偏差，且年龄普遍较大。来自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为284人，来自粤东、粤西和粤北的受访者为74、137、79人。受访者主要以珠三角地区为主，以粤东、粤西地区为辅，以粤北地区为补充。且受访者被征收土地面积集中在0.067 hm2以下（占总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0.20～0.27 hm2的被征收土地面积的受访者频数最少，仅为36人。此外，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被征收土地面积较多，粤北地区受访者被证受土地面积最少。同时，采用应用最广泛的Cronbachs α系数来验证项目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越大，反映可信度越高），结果发现，Cronbachs α系数为0.903>0.7，反映问卷总体的信度非常高。 3.2 模型选择
农民对征地满意度的回答为一个“是”与“否”的二分变量，即本研究反映分类数据（离散数据的一种）。因此，无法直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量化解读，而须要转化为效用模型进行估计。同时，由于本研究反映的离散数据（因变量）大于2类，故更适合采用有序概率（Probit）模型，模型表达如下：
式中：y*为因变量，表示农民征地满意度，可观测的为xi为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i=1，2，3，…，j;b为x的系数，表示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ε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容易被模型忽略但会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因素集成，ε对x条件分布假设为标准正态分布，即x～Normal（0，1）（表2）。
3.3 模型运行说明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 21.0软件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其中，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研究要求，不须要对解释变量进行剔除。同时，运用SPSS 21.0软件对样本进行有序Probit回归模拟，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结果（表3）显示，性别、年龄、家庭可支配收入、征地补偿金、经济收入风险、二次就业风险、养老保障风险、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土地隐形流转风险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显著。
（1）个人特征与理论假设一致，农民的性别和年龄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在90%、95%置信区间上显著。其中，性别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为正相关，即在农地征收过程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征地满意度更高，这与男性非农就业能力相对较强有关。另外，年龄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为正相关。其原因在于年龄较大的农民虽然对土地的就业依赖程度较高，但迫于家庭缺乏足够劳动力，尤其是大部分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为避免土地抛荒，因此对征收土地的意愿强烈。所以，其满意度也较高。此外，学历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学历越高，其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的机会越多，为避免土地抛荒，因此对征收土地的意愿强烈。所以，其满意度也较高。但由于农民的学历越高，其农民产权保护意识越强，农民认为政府长期以低廉的价格征收其土地，会侵犯他们的土地权益，因此满意度较低。从不同的职业来看，单一务工的农民、兼业农民及非农就业农民的土地征地满意度也不尽相同，这似乎与已有研究相对一致，并呈现一定的内在逻辑，当前兼业及非农就业农民虽然暂时脱离农业，但從长远来看难以在城镇长期立足，土地为其返乡后的基本社会保障，因此不愿意轻易转出土地，征地满意度也表现出一定差异。
（2）家庭特征与理论假设一致，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在90%置信区间上显著。这反映了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其征地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可以说农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较高，其风险承担能力也较高。且家庭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也较低，更愿意土地被征收，有效促进农民征地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非农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和现有的研究不吻合，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而言，其非农就业虽然可以暂时带来家庭非农收入的提高，但也存在一定的非农收入不稳定性。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虽然已进城务工，但也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这种职业稳定性意识抑制了这部分农民的征地满意度。
（3）征地概况与理论假设一致，征地补偿金对其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在99%置信区间上显著。这反映征地补偿金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可以说经济效益仍为影响农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支付形式对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相当显著。大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仍选择继续在农村生活。因此，他们更认为“货币补偿 产权置换”的支付形式更有保障，从而使满意度更高;而年龄偏小的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可能选择外出务工，因此可能更倾向于“现金”支付。
（4）经营风险与理论假设一致，经济收入风险、二次就业风险、养老保障风险、耕地质量下降风险、土地隐形流转风险对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分别在95%、90%、90%、90%、95%置信区间上显著。但是，失地风险对农民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与假设不一致。①经济经营风险。征地补偿金能否及时支付是影响广东省农民征地满意度的重要因素。通过调研发现，虽然在农地征收过程中会签订相关的合同并进行公示，但存在部分地区仍发生拖欠征地补偿金的现象。征地补偿金不能及时支付是影响农民满意度提高的关键。此外，失地风险对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深入探讨发现，大部分农民均选择“货币补偿 产权置换”的方式，他们认为这是地块之间的置换。虽然失去耕种的农地，但是得到了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建设用地，这对他们（部分广东省的农民已不从事耕种）来说，不算是失地风险。②社会经营风险。一直以来，农民以种地为职业，以农耕为生产，农地被征收使大批农民失去在农村谋生的基础，逐渐变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现有的研究一致，如果这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外出务工顺利再就业，其征地满意度往往较高;如果这部分农民不能通过外出务工再就业，其征地满意度往往较低。值得重视的是，现阶段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仍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养老保障角色。虽然，农地征地可以让农民获得一定的即时巨额收益，但对于风险承担能力、资产管理能力较弱的农民来说，仍会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因此，大部分的农民征地满意度相对较低。③生态经营风险。在典型的农村区域内，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为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充满土地情结的载体。农民十分关心征地后，土地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被征收土地的用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效益的诱致（巨额的土地非农化收益），大部分政府部门在征收土地后，一般倾向于对已征收的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等一系列的工程建设，导致土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严重。这样的操作方式既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传统农民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同一片区内，被征收的地块用于非农化建设，而农民自身拥有的地块依旧用于耕种。两者土地价值差异巨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满意度。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民的征地满意度是直接影响农地征地顺利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有利于保障我国农民的权益。本研究在“理性经济人”理论的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式，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征地概况和经营风险4个方面构建农民征地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以广东省粤东西北、珠三角等地的具体调查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1）在农地征地过程中，农民会面临各类风险，其对风险的预期为影响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研究需要厘清的前提。由于农民会面临各类风险，其农民的征地满意度必然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农地征收过程中存在部分急功近利的措施。这些问题更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征地满意度。研究结果显示，土地非粮化、非农化行为，土地隐形流转，耕地质量下降等现象对农民征地满意度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在征地的同时，建立严格的农地征收监管机制，避免农田作过多的建设开发。（2）农民愿意进行农地被征收的显著原因在于经济收入。经济收入在征地满意度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征地补偿金额对农民征地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须要完善农地征地利益分配机制，同时强化征地补偿金管理。省政府可以构建第三方的征地风险保障金制度，通过社会化的征地风险保障金保障农民经济收益，进而提高农民对征地的满意度。（3）农民性别、年龄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其征地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和现有的研究相一致，广东省农民的非农就业竞争优势明显，能够承担较高的风险，其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也相对较高。因此更倾向于被征收土地，一定程度上其征地满意度也相对较高。可见，为了更好地提高农民的征地满意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对部分年龄偏大、女性农民等缺乏就业优势的群体，提供就业培训，通过各类培训增加这类群体的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非农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提高其风险承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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