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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菲·安南 (Kofi Annan)，联合国第7任秘书长，1938年4月出生于加纳库马西，曾先后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科技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莱斯特学院、瑞士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6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历任世界卫生组织行政和预算干事，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人事干事、行政主任私人负责人、人事部代理主任、人事部主任，日内瓦联合国办公室行政部经理，联合国驻埃及开罗/伊士麦里紧急部队民事长官，纽约联合国总部人事部干事、副主任，日内瓦联合国高级难民署人事部主任，纽约联合国总部管理事务部下属分部主任、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纽约联合国总部预算事务分部主任，人事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安全协调员，审计员兼预算事务助理秘书长，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曾获第100届诺贝尔和平奖。
2006年12月14日上午，在联合国总部宽敞明亮的联大会议厅内，联合国第8任候任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宣誓就职，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仪式开始前，全体代表以鼓掌的方式，对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表示敬意和感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联合国的各个地区集团、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中国的代表先后上台发言，赞扬安南10年来在领导联合国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并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
在10年秘书长任职期间，安南领导联合国经受住了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的考验，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还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共同发展以及推动联合国自身改革做出了积极努力。
如今，联合国“安南时代”的大幕虽已垂落，但沧桑十年在联合国这个世界顶级政治舞台上搏击风云的安南，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留下了鲜活的记忆。
“改革精神”是他留给联合国的
一笔宝贵无形资产
“发展”、“改革”是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期间重要的关键词。联合国以往一直存在重和平轻发展的倾向，安南的努力使之有了改变。除了泛滥的恐怖主义之外，安南尽力将国际社会的目光重新更多地转向发展问题上。发展问题现在已被公认与世界和平和安全息息相关。
安南重视发展问题，特别是对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非洲发展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在他的政治价值尺度中处于最上层。安南在2000年千年峰会上，提出了八大发展目标。如今，千年发展目标包括至2015年世界贫困人口减半、遏制艾滋病蔓延、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0.7%等，这些发展目标凝聚了国际社会在发展问题上的共识，也承载了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在联合国历任秘书长中，安南是最重视发展问题的一位，也是最具改革精神的一位。他的改革举措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他的改革精神无疑已经深深地印刻进了世界历史长卷。
现行的联合国体制是二战的产物，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世界格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冷战结束初期，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充满期待，希望联合国更加民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以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旧的国际格局已经瓦解，当时施行的联合国框架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国际现实。政界人士分析指出，要想让联合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对联合国进行一次重大的外科手术，以让联合国从根本上脱胎换骨。然而，让联合国这个庞然大物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安南上任伊始就展现出远大抱负和充沛精力，宣布将与所有成员国一起，重新审视冷战结束后的联合国，改革其尘垢厚积的官僚机构。
1997年7月16日，上任6个月的安南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90多页内容广泛的联合国改革计划，他将这份改革方案称为“无声的革命”，目的是精简人员，减少流程，取消重复劳动以及改善联合国的形象。到了当年12月，他的绝大部分建议都得到了当时185个成员国的认可。
2003年上半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更加剧了联合国改革的紧迫性。当年9月，安南在第58届联大开幕致辞时指出，伊拉克战争不仅让各成员国陷入难以弥合的分歧中，而且产生了许多挑战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原则的现实问题，国际社会不应在原来的分歧上继续纠缠，而应该推动联合国进行根本改革，以应对战争、恐怖主义、贫困以及人权等新的形势和问题。
针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复杂多样特点，在安南的推动下，一些新的机构如反恐委员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等得以成立，使联合国在管理国际冲突和战后重建以及联合国在国际安全和人权领域发挥了作用。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秘书处管理的举措，如采纳国际通用的会计标准，设立操守办公室，制订严格的财务披露要求和建立保护举报人的制度等等。
在推进联合国改革中，安南首先面临的是经费短缺。联合国的经费主要是来源各成员国交纳的会费。到1998年9月，会员国拖欠联合国款项25亿美元，其中仅美国一家就有16亿之多。上任伊始，安南在各种场合批评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行径。经费上的捉襟见肘使得联合国在实施有关改革计划时顾前虑后，放不开手脚。
同时，按照《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机构性质的任何更改需要得到会员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因受各方面因素制约，安南对联合国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精简机构和节缩开支等问题上，而未能动摇联合国的根本框架结构和决策机制，所以联合国如今仍被文山会海所淹没，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的局面并未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
联合国改革难，作为联合国核心的安理会改革更是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联合国现行体制大致分为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秘书处三大部分。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只能就政治问题向有关各方或安理会提出建议，只是一个议事的论坛。秘书处主要是负责安排联合国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只是一个办事的机构，有权通过决议的安理会才是联合国的权力决策机构。所以联合国改革的核心和焦点是安理会，而安理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安理会是否要扩大和是否要取消5大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这两大议题上。
联合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其成员国已达191个。而安理会一共只有15个理事国，其中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大选出的任期两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现在的安理会构成形式是1945年政治状况的一个反映，但是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国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地区范围内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们无权在安理会上参与决策。长期以来，要求对安理会框架进行调整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在表决时，哪怕其他14个理事国投票赞成，只要1个常任理事国投票反对，决议也无法通过。冷战时期，美苏曾经频频动用否决权，使得联合国成为他们之间争霸的舞台，安理会的作用也因此大打折扣。但是若没有否决权，个别大国就可能凭借其实力，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安理会弱小成员国投票赞成自己的动议，那么安理会就有可能被个别大国“劫持”。
安南曾宣布2004年为联合国改革年，并设想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前，至少推出一个初步的改革方案。2005年3月21日，安南再次向联大提交了一份题为《为促进所有人的安全、发展与人权争取更多的自由》的综合性报告，其内容涉及到人权、安全、发展以及机构改革等诸多方面，是“联合国历史上最难的改革”。
综观安南任期内所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和理念，成功实施的有之，引起争议的也不少。
许多人认为安南拿出的方案走得太远了。安南也不得不承认：“我的计划过于雄心勃勃。”
“12支雪茄”调解伊拉克核查危机
却无法阻止伊战爆发
除了“发展”、“改革”，“斡旋”是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又一重要关键词。冷战结束却引爆了世界上许多局部热点冲突，而灭火的责任却都落到了联合国的头上。坐在联合国会议厅最高的位子上，安南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可管辖的领土，没有可调遣的军队，“斡旋”就成为工作的主旋律。安南在任的10年，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疲于奔命的10年，这期间，维和人数达到了历史顶点。无论是在非洲战乱、中东伊拉克危机、巴以冲突中，还是在南亚克什米尔争端、东帝汶暴乱、阿富汗战争，或者其他极度敏感的政治危机中，都可以见到安南和他的团队斡旋的身影，尽管他往往因此而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
安南是历任秘书长中出访最多的一个，几乎每个月都有出访日程，穿梭于冲突、战乱地区。一次在接受采访时，安南说，“我们处在一个残酷的世界，到处都有邪恶之人。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在我的工作中，我不得不和那些野心家握手，听他们侃侃而谈，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安南透露说自己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我常常问上天，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忍？我们该怎么办？”安南曾目睹数以千计的人在等待帮助中死去，这些人的痛苦总是萦绕在他心头。“他是这个组织的良心。”南非驻联合国大使库马洛对安南评价说，“他为穷人、为人权、为发展说话。这是一个值得人们铭记在心的科菲·安南。”这句话是对安南这个“道德完人”的最高评价。
在卸任前的记者会上，安南说没能阻止伊拉克战争，是他最大的遗憾，如果时光倒流，他希望自己能够改写这一历史。毫不夸张地说，在安南秘书长任期内，除伊拉克问题以外，没有任何事情花费他如此多的精力。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以来，安南就一直力图在职责范围内避免伊拉克危机激化。
自海湾危机发生后，作为以和平为宗旨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直极为关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不能眼看着又一场战争在我们的眼皮下打起来。联合国要出面制止战争的爆发。”但是，联合国秘书长要在危机中进行外交斡旋，首先要得到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中、法、俄3国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但美国对和平解决不感兴趣，英国则紧随美国，一唱一和。
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安南派出一个特别3人小组在伊拉克的工作却有较好的进展。这是安南天才的一招，因为这既表明安南坚决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危机的立场，美国又提不出正式反对的理由，因为这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小组与伊拉克之间也不达成什么正式的协议；安南对伊拉克人不让美国人为主进行核查的立场给予了理解，技术小组中没有美国人，有利于使伊拉克人接受联合国提出的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
在国际社会及安南和平解决危机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有条件地答应安南赴巴格达进行斡旋。安南亲赴巴格达做最后说服工作，出发前，他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打了个电话。奥尔布赖特的助手在几米之外也能听见她在电话里大喊大叫的声音，“你想这样做，绝对不可以，绝不！”
1998年2月22日上午，安南与萨达姆举行会谈。在与安南握手时，萨达姆称赞安南：“鉴于目前的形势，我很欣赏你来巴格达的勇气。”双方开始会谈时，萨达姆言辞激烈地指责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说到核查小组的美国人怎么无理，美国政府和总统对伊拉克人怎样故意为难，还谈到伊拉克不准备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动手，那么伊拉克有决心采取必要的方式和行动进行回击。
等萨达姆说得差不多时，安南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这是古巴主席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真正的哈瓦那雪茄。他注视了一下萨达姆，从盒中拿出两根，伸过去对萨达姆说：“你吸烟吗？”萨达姆看了好一会儿，对安南说：“我只同我信任的人一块儿抽烟。”安南对他一笑说：“我也是一样，但你信任我吗？”萨达姆也不知是否应该对安南表示信任，想了一下后，他还是决定接过去，说：“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一个例外。”
安南态度坚决地对萨达姆说：“你不要抱什么幻想，核查应当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否则，军事行动就不可避免，而一旦打起来，你们自海湾战争以来重建的一切都会被再次摧毁。”萨达姆有些震惊，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谈话。安南见好就收，为了缓和气氛，他再次拿出哈瓦那雪茄烟与萨达姆“分享”。虽然立场各不相同，但由于有了一个好的气氛，两人都坦诚地讨论伊拉克的未来，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最后，安南说服了一向以比较固执著称的萨达姆，使核查得以继续。
雪茄的青烟代替了炸弹的硝烟。协议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一时间，到处都在谈论它。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在安南到达巴格达的60个小时内被化解了，一场战争危机化险为夷。当安南返回法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但是，这场战争就如火石木炭，表面静止，只要稍微摩擦或有点风起，便能死灰复燃。当年12月17日凌晨，美英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采取单方面行动，空袭伊拉克。空袭事件的发生就像一把尖刀，最终撕碎了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而做的种种努力，也深深地刺痛了一直为此而坚持努力的安南的心。当天，安南怀着无比悲哀和沉痛的心情站在麦克风前面，发布简短的声明，他说：“今天是联合国和全世界感到悲哀的一天，这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难过的一天。”没能阻止伊拉克战争，成为安南心中最痛的一处。
反对单边主义是安南一贯的主张。在伊战前，安南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如果美国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那将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安南就伊拉克战争问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安南说：“我已经在战前明确表示，不论从联合国的角度看，还是从《联合国宪章》的角度看，这场战争都是不合法的。”其实，美国侵伊合法性的是非判断，本无需高等智力；但在强权面前把这一简单的是非判断说出来，却需要勇气，特别是对没有强大力量作后盾的政治家来说，更需要勇气。
“石油换食品”计划腐败案
令“道德完人”遭遇下台危机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导致联合国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没有对伊拉克的统治者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而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既要维护联合国制裁的权威，又要避免伊拉克人民经受的苦难，成为一个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在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安南提出一个方案，即“石油换食品”计划。由联合国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此项工作，允许伊拉克出口一定量的石油，出口石油的收入存入联合国设立的一个专门账户。当伊拉克需要进口食品药品时，由伊拉克政府提出申请并且要提出详细的分配清单，经联合国批准以后，方可进口。为了防止此项计划被伊拉克政府利用，联合国还专门进行了制度设计，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杜绝漏洞。
“石油换食品”计划从1995年开始实施，到2003年11月份结束。虽说联合国安理会用了很大心思对“石油换食品”计划进行规范，但腐败还是发生了。而且“石油换食品”计划被萨达姆利用了。据美联社的报道，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萨达姆家族通过“石油换食品”计划，非法获得213亿美元。这不仅支持了萨达姆政权，且使萨达姆的生活过得非常舒服。萨达姆被推翻后，从总统府曾经缴获数亿美元的现钞，2003年12月13日，当萨达姆被人从地洞带出时，随身还携带了70万美元。
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腐败案闹得沸沸扬扬。2004年春季，要求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的压力不断增大，安南采取主动，任命了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该小组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全面深入研究那些指控。
从2004年开始，一直被认为“道德完人”的安南突然麻烦缠身，先是爆出伊拉克“石油换食品”丑闻，安南的儿子科乔·安南也被卷入。2004年11月，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金）又传出受贿和性虐待丑闻，引起轩然大波。
安南本人并未涉及丑闻任何环节，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2004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当安南秘书长结束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讲话时，代表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鼓掌。它代表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支持秘书长的工作，反对美国对安南的指责。
美国对安南的指责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之所以指责安南，主要是为了对他过去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批评布什政府的言论进行报复。然而，主持正义的力量毕竟是世界的主流。美国的“倒安”行动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连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也不追随美国的路线，强烈表示支持安南。而且，联合国机构的3000名职员联名写信，表示支持安南秘书长，反对美国的“倒安”行动，这在联合国历史上颇为罕见。
美国人铺平安南的当选路
他却拒绝做“美国政府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显耀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的大管家，而且对国际重大问题有着不小的发言权，扮演着维持世界和平、调解国际冲突、缓解国际矛盾的重要角色。说起来，安南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纯属偶然。1996年底，个性鲜明的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与美国的矛盾激化，美国人决定把这个“不听话”的秘书长踢出联合国。但个性极强的加利坚持连任秘书长，他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安理会中除了美国，都对他表示支持。
会议一轮一轮在开着，美国一次次动用否决权，加利无奈退出。时任联合国负责维和部的副秘书长安南走上了这个全球瞩目的位子，成为第一位以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份当选的秘书长。
1996年12月17日，第51届联大任命安南为联合国第7任秘书长。1997年1月1日，他正式就职，任期至2001年12月31日。这是一个外交家的职业顶峰。但它带给安南的并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如山一般沉重的责任。
安南是来自黑非洲的第一个联合国首脑，出生在非洲小国加纳。
安南作为联合国负责维和工作的副秘书长时，经常出入战乱地区。他性格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美国人恰恰看中了安南的温和，认为他没有政治企图，会顺从听话，并且还是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的精英。
美国政要一度以为安南是他们挑出来的人选，安南应该对此“感恩戴德”，成为“美国政府秘书长”，联合国将按美国的意志运转。可安南的策略是，不管谁提意见或建议，他都认真聆听，但听过之后，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事。安南这样总结联合国秘书长任职必备条件：“他们需要有厚脸皮，他们需要有幽默感，他们应该从内心和外表都能笑得出来，如果需要，也可以笑笑自己。他们应该努力听取这个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人士的意见，能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有效合作，我想有这些素质也就够了。”
安南在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上从不见风使舵，美国把伊朗视为邪恶轴心国之一，但安南说，“在我的工作中，在我们联合国，我对伊朗不是简单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描述的。”尤其是安南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一直持批评态度，对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公开指责，认为战争是不合法的。他还指出，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更多安全。安南的尖锐批评，深深刺痛了布什政府，也给美国政府埋下了报复的种子。
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既有能力制造全球性危机，也是维护国际安全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专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说法是：“有了美国不行，没有了美国绝对不行。”同样，没有美国的合作和参与，联合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将困难重重，世界安全与稳定也将面临不确定因素。因此，今后是应该由联合国来改造美国，还是由美国来改造联合国，这将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的前途和地位。
安南一直认为，如果美国与联合国的其它成员国合作的话，那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他曾多次说过，美国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美国，我们要想办法携手合作，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回顾过去的历史，安南说，联合国不但维护了各国利益，也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对于接班人潘基文应当做些什么来恢复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安南答道：“我留给他的唯一建议是以他自己的行事方式来做好这份工作。我就是这么做的，在力求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当好所有联合国成员的秘书长。”
2006年12月11日，即将结束任期的安南在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故乡密苏里州独立市的杜鲁门纪念馆，发表“最后一次对美国民众的演说”。安南承认恐怖主义和其他全球威胁，但也对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提出警告。他说：“各国政府都要对自己的国际和国内行为负责。”他还强调：“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就靠寻求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霸权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没有国家可以这样做。”严厉的措辞使安南成为联合国历史上首位以强烈批评美国政策为自己任期划下句号的联合国秘书长。
走遍世界各地始终不忘自己是“非洲之子”
虽然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的人生主要在纽约度过，但安南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非洲人。安南身上有浓重的非洲情结，他的发言永远不离“发展”和“非洲”两个字眼，不断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减免其债务负担；为了解决非洲发展的主要障碍——艾滋病，他与美国大制药厂老板见面，请求他们降低药品价格。
在历任秘书长中，安南访问非洲的次数最多。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安南出访非洲的照片：他穿着普通的白衬衣，一样的肤色，一样的面容，与当地村民一样跪坐在席上与他们交谈。难怪了解安南的朋友都称他“非洲之子”。
在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有块长方形的国土。这里由于盛产黄金，所以有一个诱人的名字——黄金海岸。1957年独立后，这块土地改用该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国名：加纳。
1938年4月8日，科菲·安南出生于加纳共和国中部城市库马西的一个部落酋长之家。母亲罗斯·埃斯翰是一个“和善可亲、美丽温顺的女子”，她非常喜欢儿子安南。安南喜欢谈论自己的父亲或者双胞胎姐姐埃芙，他一生中感觉和这位姐姐心灵相通。1995年，安南的父母双双以90多岁的高龄去世，没有亲眼目睹儿子登上最高阶梯的辉煌时候。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安南经常回到祖国加纳。即便在美国和欧洲待过数十年之后，安南至今依然认为在加纳度过的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的岁月”。非洲的生活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安南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叔父都曾是部落酋长，安南家族是英国圣公会成员，他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和上层社会建立了从属关系。当时安南一家拍的一张照片上，除了肤色，人们很难说出他们与英国上流社会的人有什么区别：西式服装、精致的浅色衣料、硬领和优雅的小帽形成了这张照片的主要特征。
安南很小的时候就从家人身上接受政治与外交知识，还有尊严、自信、勇气、同情心和信仰这5种部落道德规范的教育。其中，父亲给安南的影响有决定性意义。安南的父亲亨利·雷金纳德·安南被认为是一个既和气又坚定的人，他对孩子实施一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尽管家里有雇用的劳动力，但打扫屋子是每个孩子必须积极参与的工作。
当时，加纳还是英国殖民地。在家里，安南遵从非洲习俗，在外面，他要被迫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使他变得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947年，加纳人民在印度独立运动的鼓舞下，成立了加纳统一大会党，争取自治。安南的父亲支持统一大会党。在安南幼年时，他看到父亲和朋友以及其他一些人经常在家里讨论加纳的政治形势，这使安南深受影响。回忆当时的独立运动，安南说：“我们突然意识到，改变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参与其中，成为改变的一分子，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青少年时代，安南就喜欢参加政治辩论，常常对家乡的政治战略、对世界的未来与同伴们进行争论，他在说明自己的论据时既心平气和又客观真实，却带着某种坚定的语气。在多年以后，安南称赞学校教会了他这一点，即“危机，不管它发生在何处，都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加纳独立后，安南进入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在大学里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在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使他很快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1958年，安南以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那儿，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让他申请名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的美国奖学金。安南递交申请，顺利获得麦卡莱斯特学院全额奖学金。1959年秋，他首次离家出国，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麦卡莱斯特学院学习，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前往瑞士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攻读国际事务研究生课程，这所学院是联合国官员的短期培训机构。随着在美国和欧洲留学期间视野的不断开阔，安南逐渐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兴趣。
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的年代，联合国大家庭吸收了许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也雇佣了更多的非洲人。
安南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安南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联合国服务生涯中经历了所有的级别，从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组织。
1968年，安南被委派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纽约进修带来了晋升机会，他成了人事部临时负责人，不久，正式担任了这一职位，这是安南第一次接近权力中心。一年后，感到知识储备不够的安南又回到了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管理课程。与安南一起学习的都是精英人士。
1976年，安南重返联合国人事部负责人的职位。在那里，他更新了人事管理程序，重新组织流程，给部门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人力资源处”，开始完全按照电子数据处理、调整工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安南才正式进入联合国核心，由人事和财政部领导成为助理秘书长。
安南最早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在1990年海湾战争开始后。当时，安南身负联合国分管人事工作的助理秘书长这一职务与伊拉克谈判，成功地使对方释放了900名工作人员和上千名西方人质，还安全地将几十万亚洲人转移出了伊拉克。此后，他率联合国小组同伊拉克进行了“石油换食品”的谈判。1993年3月1日，安南正式担任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全权负责该部门，总管全球的维和行动。
1995年11月至1996年3月，安南被派到前南斯拉夫担任联合国特使。作为联合国在这一地区的代表，安南努力地调停卷入前南事务的4个大国——美、英、法、俄——的分歧。一位美国官员曾说，安南是唯一一位介入这一地区事务而没有伤害到联合国自身利益以及各大国关系的联合国高级官员。
在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个任期内，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欧美强国，安南均赢得了赞扬。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称安南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最出色的一任秘书长”。2001年5月，安南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凭借压倒多数的选票连任。按照联合国地理轮职惯例，这一届秘书长本该由亚洲人担任，但安南的声望使得任何一个对手都无法浮出水面。
“黑白夫妻”演绎经典爱情故事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科菲·安南与联合国共同分享了第100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表彰联合国和安南为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所做出的努力。这是联合国或下属机构第6次获得这一荣誉，而安南则是第2位获得这一殊荣的联合国秘书长，也是在任时获此殊荣的第1人。在接受了和平奖之后，安南表示，这一荣誉“挑战我们要做得更多、更好，而不是躺在我们的殊荣之上。”
消息宣布那天，纽约是清晨，到9点钟上班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自动聚集到联合国总部一楼大厅。当安南出现时，大家都欢呼起来，安南的脸上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这是安南在联合国生涯最辉煌的时刻。
颁奖仪式在奥斯陆金碧辉煌的城市大厅举行。除奖金外，安南还获得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证书。鉴于一些联合国工作人员为了和平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为了帮助他们的子女，安南将这笔钱用于资助这些孩子完成学业。
安南以自己高贵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超凡的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尽职尽责，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每当他在复杂的国际风云里奔波穿梭时，内心都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坚定地支持着他——他的妻子娜内。安南常常喜欢将娜内称为“我的夫人和伴侣”，对安南来说，娜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柱，没有她在幕后的帮助，他几乎无法忍受持续的政治压力和全球生活的劳累。
安南和娜内这对“黑白夫妻”跨越种族的爱成为“联合国精神”最完美的体现和诠释，两人的结合堪称当今世界的经典婚姻。安南和夫人娜内的手腕上戴着两只相同的银手镯，远远看去，它们就像一把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空心勺子，这是具有奇特美感的艺术品，是这对夫妇多年前作为内心结合的象征交换的。对于安南来说，夫人娜内是他“走向生活的钥匙”。
娜内·拉格尔格伦1944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瑞典法律世家，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她被人称为“白雪公主”。她的父亲贡纳尔·拉格尔格伦是一位知名的国际法专家，在其职业生涯中曾帮助调解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争端，后来还担任过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娜内在国内许多地方生活过。娜内的母亲尼娜·瓦伦堡是瑞典著名外交家拉乌尔·瓦伦堡的妹妹，拉乌尔·瓦伦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瑞典驻匈牙利大使，曾拯救过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娜内在大学时学的是法律，毕业后在一家法庭任助理法官。
1981年，娜内调往驻日内瓦的联合国高级难民署法律办事处工作，两年后，她被举荐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并结识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科菲·安南。娜内真正被安南吸引缘于几件小事。
一天晚上，娜内陪同安南外出办事。他们俩正沿着纽约市的罗斯福岛大街行走时，安南看见电话亭里有个人影弓着背，垂着头，全身都在抖动，似乎在哭泣。安南急忙走过去关切地询问那个年轻人遇到了什么困难。当得知他的父亲病了没钱去医院看病后，安南帮他出主意，并轻声地安慰他，最后还慷慨解囊相助。从那之后，这位年轻人经常来拜访安南，并和安南聊天。经过这件事，娜内这位瑞典美女被善良的安南打动，从此对他产生了好感。
后来，娜内随安南在东帝汶访问时，在路上见一位男子冲向安南，大声哭了起来，向他叙述当地正在发生的悲剧。已经订了机票准备走的安南不顾误机，与这位男子聊了一个多小时。在科索沃，娜内又看到安南与一位百岁老妇人坐在一起，握着她的手，静静地听她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这些事给娜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娜内被安南高贵的品质和超凡的能力深深折服，她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位好心的“黑马王子”，她勇敢地向安南抛出了绣球。其实安南对这位美丽勇敢的瑞典女子也早有好感。真爱最终战胜了一切，“白雪公主”和“黑马王子”坠入了爱河。1984年，安南和娜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
安南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为了支持丈夫开展工作，娜内辞去在联合国的任职。安南帮她选择了绘画艺术的研究工作。于是，在几年时间里，娜内到法国和纽约艺术学校学习艺术史和形态艺术。经过潜心钻研，娜内创作出了很多作品，成为一位知名的女画家。用娜内自己的话说，她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无名画家”。
娜内曾经这样表达对丈夫深深的爱意：“我真想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变成墙，让他有更多的依靠，而另一半留在教堂里，日夜为他的健康祈祷。”在联合国秘书长任期里，安南经常出访，无论去什么地方，娜内都毫不犹豫地陪同丈夫去。1998年，安南赴以色列访问，娜内陪同前往。这对夫妻在以色列受到热烈欢迎，因为娜内的舅父拉乌尔·瓦伦堡被称为瑞典的“辛德勒”，瓦伦堡家族一直深受以色列人尊重。安南和娜内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然后在纪念馆绿地上一起种下了一棵树，以纪念娜内已故的舅父。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靠在旁边建筑物上的一棵粗木不慎被人碰倒，眼看就要砸上安南了，娜内发现了险情，她猛地扑过去把丈夫一推，而自己却被砸得流血。安南万分心疼，可娜内却笑着安慰他说：“你没事就好。”很少在公众面前流露个人情感的安南眼眶湿润了。
2006年11月21日晚，安南最后一次以联合国秘书长身份来瑞士访问，获得瑞士一些组织的各种奖，其中份量最重的当属日内瓦基金会颁发的“基金会奖”。该奖主要是颁发给那些“为在世界各地扩大日内瓦国际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而成绩卓著的人士”，安南当之无愧。瑞士联邦轮值主席洛伊恩贝格尔在颁奖仪式上，称赞安南“赋予联合国崭新的面貌，鼓舞瑞士更加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于2002年加入联合国”。洛伊恩贝格尔还当着来宾的面，将一张2007年度瑞士国内公共交通通用卡作为礼物赠送给安南。言外之意，安南可以在瑞士“自由通行”，安南晚年定居瑞士的请求已经得到瑞士联邦高层的“默许”。
七访中国与中国人民缔结真诚友谊
对中国人来说，安南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美好的。安南在任期间曾多次访问中国，1997年5月7日至11日，安南上任不久便来华进行他的中国“处子之旅”。此后，他又于1998年3月、1999年11月和2001年1月、2002年10月、2004年10月访华，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他卸任前的2006年5月。
安南是中国人民尊敬的好朋友。
2003年，中国“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地把中国人送上了太空。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在太空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在飞船上搭载联合国旗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在首次载人飞行时搭载联合国旗的国家。“神舟”五号同时还搭载了一面未经展示的大号联合国旗，长180厘米，宽120厘米，重约330克。这表明中国重视与联合国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以及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支持。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和顺利返回后，安南两次发表声明表示祝贺，他说：“太空之旅没有国界，‘神舟’五号飞船的升空是全人类迈向太空的一步。”在第二份声明中，安南特别用汉语拼音拼出了“航天员杨利伟”6个字。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后，特意赴联合国总部向安南展示了“神舟”五号搭载的一面联合国旗。
2002年10月，安南首次访问杭州，中国知名学府浙江大学举行隆重集会，授予安南荣誉博士学位。此举既表达了浙大师生员工对安南本人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和繁荣所做贡献的由衷敬佩、赞赏和尊重，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渴望世界和平、繁荣、平等和发展的强烈愿望。
2004年1月，安南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发表电视录像讲话，祝愿中国人民春节快乐，并用中文对中国人民说“恭喜发财”。安南在联合国工作中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合作，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2004年，陈水扁试图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内举行视频采访。对此，安南通过新闻发言人埃克哈德郑重重申了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安南认为联合国的一切设施属于各国政府，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联合国不予承认”。
当年10月9日，安南抵达北京对中国5天正式访问期间，与夫人于11日来到清华大学，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安南回答了９位清华学生和一名记者的提问，就联合国组织改革、反恐、儿童保护、艾滋病防治等问题与学生们进行了交流。
2006年5月，安南在离任前又一次访问中国。20日，科菲·安南夫妇兴致勃勃考察了黄山风景区。那天的黄山风景区雨后初霁，阳光明媚，黄山松树格外青翠，溪泉格外欢畅。考察期间，安南欣然题词：“黄山之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此次访问中国，安南及夫人还首次对北京大学进行访问，并在北大百年讲堂二楼与130余位北大学子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座谈。
安南细数中国在朝核问题、全球疾病防治、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主持者，为解决这个迫切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保证通过多边外交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当前发挥的领导作用必不可少。安南在讲话中还提到，流行病、环境退化、核扩散和恐怖主义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而科学创新、信息技术和经济一体化则能够使我们所有人受益。
作为体育爱好者，安南非常关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表示，奥运会展示了人类的卓越精神和品质，超越了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性别、国籍等种种差异，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友谊。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之一，对此我毫无疑问。”面对着中外媒体的镜头，安南在参观完北京奥运工程后，郑重地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赞美之词。
联合国深情告别“温和老板”
“老板”是在联合国大楼工作的外交官对安南的称呼。曾任联合国中国籍副秘书长陈健说：“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应该是老板和高级雇员的关系。但安南比较强调民主作风，注重增加工作透明度。安南先生是我接触到的几任秘书长中最有人格魅力的一位。” 放弃在英国广播公司（BBC）17年工作经历，从2002年4月起任安南副发言人的中国人江华是联合国第一位华裔新闻发言人，她说，秘书长安南本人是她选择到联合国总部当发言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她这样评价安南：“他为人诚恳，我对他非常、非常敬佩。他不是一个政客，而是确实发自内心想为世界做点事情。”
安南的办公室在联合国总部最顶层的38楼，虽然占了整整一层，可多是助手的办公室。安南自己的办公室也就三四十平方米，会客室、会议室也很小。作为管理着2.88万名工作人员的秘书长，安南的日常工作相当忙，有人说，其繁忙程度不亚于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身高1米75的安南在超负荷工作情况下，他的体重有时候会减少10磅之多。安南在饮食上比较有规律，在中午吃饭时他会喝上一杯葡萄酒，晚饭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和白兰地。安南喜欢美食，甜的东西也喜欢。他还喜欢抽小雪茄和雪茄烟。自从亲自签发在联合国大厦实行严厉的禁烟令以来，安南就放弃抽烟了。
安南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便是在劳累、忧伤或处在危险境地，安南总是仪表端正，站着的时候总是腰板挺直，因此熟悉他的人常戏称他为“世俗教皇”。他穿着考究，一丝不苟。美国男性杂志《绅士》2004年将他评为“全世界最会穿衣服的男性”之一，理由是他穿着高雅大方，独具风格，给人一股存在感和力量。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太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保持乐观；他有着高贵的品质，但也不乏普通人的生活原则，他永远让人感觉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安南的自信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双眼之中。如果说你能从印度“国父”甘地的眼中看到这个世界的悲伤，那么安南的眼睛就折射出这个世界的希望。他喜欢逐个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他的眼神真的是摄人心魄，”前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安南患难与共的朋友赫尔穆特·科尔说，“当他接近你时，你对他是完全不设防的。”
安南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的法语带有比较浓厚的英语口音，但用词非常准确，而且还带有几分幽默，即使人们发出会心的笑声，他也始终保持着矜持的表情，不轻易表露感情，也很少露出笑容，哪怕是微笑。
与安南共事过的联合国官员说，安南待人彬彬有礼，体贴周到，总是给人很亲切的感觉。《纽约时报》曾经评价安南“老练而不失优雅，具有某种神秘的能够撼动人心的力量”。
多年来，安南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镇静的人，一个从来不会发怒或者失去耐心的人，人们最多能从他连续不断的搓手和眼睛猛烈的颤动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虑。他说，作为秘书长，完成工作的唯一手段靠说服。
英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洛德·汉内这样评价安南：“他最出色的本领就是当所有人都失去镇定时，他仍会保持冷静。他是这种品质的缩影，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平静。与他发生争吵实在是太难了，虽然他每时每刻都在与最喜欢吵架的人打交道。”
2006年9月12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这是安南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最后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19日这一天，安南的日程表上有13场会见和会议，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联大会议上作告别演说，191个国家的外交官和部分国家元首见证了他的谢幕演讲。演讲接近尾声时，安南提高嗓音说，“我们曾共同把一些巨石推向山巅，尽管另一些滑离我们的双手并滚落回去”，“带着一种固执的情感，我把我的职位交给其他人，希望我们能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2006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对安南领导联合国走过风风雨雨的10年表示感谢。所有成员国的代表全体起立，联大会议厅内掌声经久不息，向这位将毕生精力都献给联合国事业的杰出政治家表达由衷的敬意。
12月31日是休息日，因此，30日是安南在联合国正式上班的最后一天。就如10年来安南的一贯作风，他像平常一样地忙碌工作。
没有举行任何告别活动，也没有平日媒体的围绕，安南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岗位。而2007年1月1日始，潘基文将正式上任。
“尊严、自信、勇气、同情心和信念，拥有这五种美德，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这是一句加纳谚语。安南是加纳人，他一直努力成为“真正的男人”。随着安南卸任离开位于联合国总部第38层的办公室，他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忧郁，既有对10年来本可实现的目标未能完成的遗憾，也有对未来的深深担忧。
2006年12月14日上午，在联合国总部宽敞明亮的联大会议厅内，联合国第8任候任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宣誓就职，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仪式开始前，全体代表以鼓掌的方式，对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表示敬意和感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联合国的各个地区集团、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中国的代表先后上台发言，赞扬安南10年来在领导联合国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并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
在10年秘书长任职期间，安南领导联合国经受住了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的考验，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还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共同发展以及推动联合国自身改革做出了积极努力。
如今，联合国“安南时代”的大幕虽已垂落，但沧桑十年在联合国这个世界顶级政治舞台上搏击风云的安南，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留下了鲜活的记忆。
“改革精神”是他留给联合国的
一笔宝贵无形资产
“发展”、“改革”是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期间重要的关键词。联合国以往一直存在重和平轻发展的倾向，安南的努力使之有了改变。除了泛滥的恐怖主义之外，安南尽力将国际社会的目光重新更多地转向发展问题上。发展问题现在已被公认与世界和平和安全息息相关。
安南重视发展问题，特别是对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非洲发展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在他的政治价值尺度中处于最上层。安南在2000年千年峰会上，提出了八大发展目标。如今，千年发展目标包括至2015年世界贫困人口减半、遏制艾滋病蔓延、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0.7%等，这些发展目标凝聚了国际社会在发展问题上的共识，也承载了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在联合国历任秘书长中，安南是最重视发展问题的一位，也是最具改革精神的一位。他的改革举措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他的改革精神无疑已经深深地印刻进了世界历史长卷。
现行的联合国体制是二战的产物，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世界格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冷战结束初期，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充满期待，希望联合国更加民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以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旧的国际格局已经瓦解，当时施行的联合国框架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国际现实。政界人士分析指出，要想让联合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对联合国进行一次重大的外科手术，以让联合国从根本上脱胎换骨。然而，让联合国这个庞然大物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安南上任伊始就展现出远大抱负和充沛精力，宣布将与所有成员国一起，重新审视冷战结束后的联合国，改革其尘垢厚积的官僚机构。
1997年7月16日，上任6个月的安南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90多页内容广泛的联合国改革计划，他将这份改革方案称为“无声的革命”，目的是精简人员，减少流程，取消重复劳动以及改善联合国的形象。到了当年12月，他的绝大部分建议都得到了当时185个成员国的认可。
2003年上半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更加剧了联合国改革的紧迫性。当年9月，安南在第58届联大开幕致辞时指出，伊拉克战争不仅让各成员国陷入难以弥合的分歧中，而且产生了许多挑战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原则的现实问题，国际社会不应在原来的分歧上继续纠缠，而应该推动联合国进行根本改革，以应对战争、恐怖主义、贫困以及人权等新的形势和问题。
针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复杂多样特点，在安南的推动下，一些新的机构如反恐委员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等得以成立，使联合国在管理国际冲突和战后重建以及联合国在国际安全和人权领域发挥了作用。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秘书处管理的举措，如采纳国际通用的会计标准，设立操守办公室，制订严格的财务披露要求和建立保护举报人的制度等等。
在推进联合国改革中，安南首先面临的是经费短缺。联合国的经费主要是来源各成员国交纳的会费。到1998年9月，会员国拖欠联合国款项25亿美元，其中仅美国一家就有16亿之多。上任伊始，安南在各种场合批评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行径。经费上的捉襟见肘使得联合国在实施有关改革计划时顾前虑后，放不开手脚。
同时，按照《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机构性质的任何更改需要得到会员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因受各方面因素制约，安南对联合国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精简机构和节缩开支等问题上，而未能动摇联合国的根本框架结构和决策机制，所以联合国如今仍被文山会海所淹没，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的局面并未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
联合国改革难，作为联合国核心的安理会改革更是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联合国现行体制大致分为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秘书处三大部分。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只能就政治问题向有关各方或安理会提出建议，只是一个议事的论坛。秘书处主要是负责安排联合国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只是一个办事的机构，有权通过决议的安理会才是联合国的权力决策机构。所以联合国改革的核心和焦点是安理会，而安理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安理会是否要扩大和是否要取消5大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这两大议题上。
联合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其成员国已达191个。而安理会一共只有15个理事国，其中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大选出的任期两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现在的安理会构成形式是1945年政治状况的一个反映，但是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国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地区范围内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们无权在安理会上参与决策。长期以来，要求对安理会框架进行调整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在表决时，哪怕其他14个理事国投票赞成，只要1个常任理事国投票反对，决议也无法通过。冷战时期，美苏曾经频频动用否决权，使得联合国成为他们之间争霸的舞台，安理会的作用也因此大打折扣。但是若没有否决权，个别大国就可能凭借其实力，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安理会弱小成员国投票赞成自己的动议，那么安理会就有可能被个别大国“劫持”。
安南曾宣布2004年为联合国改革年，并设想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前，至少推出一个初步的改革方案。2005年3月21日，安南再次向联大提交了一份题为《为促进所有人的安全、发展与人权争取更多的自由》的综合性报告，其内容涉及到人权、安全、发展以及机构改革等诸多方面，是“联合国历史上最难的改革”。
综观安南任期内所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和理念，成功实施的有之，引起争议的也不少。
许多人认为安南拿出的方案走得太远了。安南也不得不承认：“我的计划过于雄心勃勃。”
“12支雪茄”调解伊拉克核查危机
却无法阻止伊战爆发
除了“发展”、“改革”，“斡旋”是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又一重要关键词。冷战结束却引爆了世界上许多局部热点冲突，而灭火的责任却都落到了联合国的头上。坐在联合国会议厅最高的位子上，安南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可管辖的领土，没有可调遣的军队，“斡旋”就成为工作的主旋律。安南在任的10年，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疲于奔命的10年，这期间，维和人数达到了历史顶点。无论是在非洲战乱、中东伊拉克危机、巴以冲突中，还是在南亚克什米尔争端、东帝汶暴乱、阿富汗战争，或者其他极度敏感的政治危机中，都可以见到安南和他的团队斡旋的身影，尽管他往往因此而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
安南是历任秘书长中出访最多的一个，几乎每个月都有出访日程，穿梭于冲突、战乱地区。一次在接受采访时，安南说，“我们处在一个残酷的世界，到处都有邪恶之人。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在我的工作中，我不得不和那些野心家握手，听他们侃侃而谈，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安南透露说自己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我常常问上天，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忍？我们该怎么办？”安南曾目睹数以千计的人在等待帮助中死去，这些人的痛苦总是萦绕在他心头。“他是这个组织的良心。”南非驻联合国大使库马洛对安南评价说，“他为穷人、为人权、为发展说话。这是一个值得人们铭记在心的科菲·安南。”这句话是对安南这个“道德完人”的最高评价。
在卸任前的记者会上，安南说没能阻止伊拉克战争，是他最大的遗憾，如果时光倒流，他希望自己能够改写这一历史。毫不夸张地说，在安南秘书长任期内，除伊拉克问题以外，没有任何事情花费他如此多的精力。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以来，安南就一直力图在职责范围内避免伊拉克危机激化。
自海湾危机发生后，作为以和平为宗旨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直极为关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不能眼看着又一场战争在我们的眼皮下打起来。联合国要出面制止战争的爆发。”但是，联合国秘书长要在危机中进行外交斡旋，首先要得到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中、法、俄3国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但美国对和平解决不感兴趣，英国则紧随美国，一唱一和。
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安南派出一个特别3人小组在伊拉克的工作却有较好的进展。这是安南天才的一招，因为这既表明安南坚决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危机的立场，美国又提不出正式反对的理由，因为这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小组与伊拉克之间也不达成什么正式的协议；安南对伊拉克人不让美国人为主进行核查的立场给予了理解，技术小组中没有美国人，有利于使伊拉克人接受联合国提出的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
在国际社会及安南和平解决危机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有条件地答应安南赴巴格达进行斡旋。安南亲赴巴格达做最后说服工作，出发前，他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打了个电话。奥尔布赖特的助手在几米之外也能听见她在电话里大喊大叫的声音，“你想这样做，绝对不可以，绝不！”
1998年2月22日上午，安南与萨达姆举行会谈。在与安南握手时，萨达姆称赞安南：“鉴于目前的形势，我很欣赏你来巴格达的勇气。”双方开始会谈时，萨达姆言辞激烈地指责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说到核查小组的美国人怎么无理，美国政府和总统对伊拉克人怎样故意为难，还谈到伊拉克不准备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动手，那么伊拉克有决心采取必要的方式和行动进行回击。
等萨达姆说得差不多时，安南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这是古巴主席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真正的哈瓦那雪茄。他注视了一下萨达姆，从盒中拿出两根，伸过去对萨达姆说：“你吸烟吗？”萨达姆看了好一会儿，对安南说：“我只同我信任的人一块儿抽烟。”安南对他一笑说：“我也是一样，但你信任我吗？”萨达姆也不知是否应该对安南表示信任，想了一下后，他还是决定接过去，说：“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一个例外。”
安南态度坚决地对萨达姆说：“你不要抱什么幻想，核查应当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否则，军事行动就不可避免，而一旦打起来，你们自海湾战争以来重建的一切都会被再次摧毁。”萨达姆有些震惊，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谈话。安南见好就收，为了缓和气氛，他再次拿出哈瓦那雪茄烟与萨达姆“分享”。虽然立场各不相同，但由于有了一个好的气氛，两人都坦诚地讨论伊拉克的未来，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最后，安南说服了一向以比较固执著称的萨达姆，使核查得以继续。
雪茄的青烟代替了炸弹的硝烟。协议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一时间，到处都在谈论它。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在安南到达巴格达的60个小时内被化解了，一场战争危机化险为夷。当安南返回法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但是，这场战争就如火石木炭，表面静止，只要稍微摩擦或有点风起，便能死灰复燃。当年12月17日凌晨，美英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采取单方面行动，空袭伊拉克。空袭事件的发生就像一把尖刀，最终撕碎了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而做的种种努力，也深深地刺痛了一直为此而坚持努力的安南的心。当天，安南怀着无比悲哀和沉痛的心情站在麦克风前面，发布简短的声明，他说：“今天是联合国和全世界感到悲哀的一天，这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难过的一天。”没能阻止伊拉克战争，成为安南心中最痛的一处。
反对单边主义是安南一贯的主张。在伊战前，安南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如果美国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那将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安南就伊拉克战争问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安南说：“我已经在战前明确表示，不论从联合国的角度看，还是从《联合国宪章》的角度看，这场战争都是不合法的。”其实，美国侵伊合法性的是非判断，本无需高等智力；但在强权面前把这一简单的是非判断说出来，却需要勇气，特别是对没有强大力量作后盾的政治家来说，更需要勇气。
“石油换食品”计划腐败案
令“道德完人”遭遇下台危机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导致联合国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没有对伊拉克的统治者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而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既要维护联合国制裁的权威，又要避免伊拉克人民经受的苦难，成为一个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在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安南提出一个方案，即“石油换食品”计划。由联合国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此项工作，允许伊拉克出口一定量的石油，出口石油的收入存入联合国设立的一个专门账户。当伊拉克需要进口食品药品时，由伊拉克政府提出申请并且要提出详细的分配清单，经联合国批准以后，方可进口。为了防止此项计划被伊拉克政府利用，联合国还专门进行了制度设计，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杜绝漏洞。
“石油换食品”计划从1995年开始实施，到2003年11月份结束。虽说联合国安理会用了很大心思对“石油换食品”计划进行规范，但腐败还是发生了。而且“石油换食品”计划被萨达姆利用了。据美联社的报道，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萨达姆家族通过“石油换食品”计划，非法获得213亿美元。这不仅支持了萨达姆政权，且使萨达姆的生活过得非常舒服。萨达姆被推翻后，从总统府曾经缴获数亿美元的现钞，2003年12月13日，当萨达姆被人从地洞带出时，随身还携带了70万美元。
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腐败案闹得沸沸扬扬。2004年春季，要求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的压力不断增大，安南采取主动，任命了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该小组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全面深入研究那些指控。
从2004年开始，一直被认为“道德完人”的安南突然麻烦缠身，先是爆出伊拉克“石油换食品”丑闻，安南的儿子科乔·安南也被卷入。2004年11月，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金）又传出受贿和性虐待丑闻，引起轩然大波。
安南本人并未涉及丑闻任何环节，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2004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当安南秘书长结束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讲话时，代表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鼓掌。它代表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支持秘书长的工作，反对美国对安南的指责。
美国对安南的指责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之所以指责安南，主要是为了对他过去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批评布什政府的言论进行报复。然而，主持正义的力量毕竟是世界的主流。美国的“倒安”行动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连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也不追随美国的路线，强烈表示支持安南。而且，联合国机构的3000名职员联名写信，表示支持安南秘书长，反对美国的“倒安”行动，这在联合国历史上颇为罕见。
美国人铺平安南的当选路
他却拒绝做“美国政府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显耀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的大管家，而且对国际重大问题有着不小的发言权，扮演着维持世界和平、调解国际冲突、缓解国际矛盾的重要角色。说起来，安南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纯属偶然。1996年底，个性鲜明的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与美国的矛盾激化，美国人决定把这个“不听话”的秘书长踢出联合国。但个性极强的加利坚持连任秘书长，他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安理会中除了美国，都对他表示支持。
会议一轮一轮在开着，美国一次次动用否决权，加利无奈退出。时任联合国负责维和部的副秘书长安南走上了这个全球瞩目的位子，成为第一位以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份当选的秘书长。
1996年12月17日，第51届联大任命安南为联合国第7任秘书长。1997年1月1日，他正式就职，任期至2001年12月31日。这是一个外交家的职业顶峰。但它带给安南的并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如山一般沉重的责任。
安南是来自黑非洲的第一个联合国首脑，出生在非洲小国加纳。
安南作为联合国负责维和工作的副秘书长时，经常出入战乱地区。他性格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美国人恰恰看中了安南的温和，认为他没有政治企图，会顺从听话，并且还是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的精英。
美国政要一度以为安南是他们挑出来的人选，安南应该对此“感恩戴德”，成为“美国政府秘书长”，联合国将按美国的意志运转。可安南的策略是，不管谁提意见或建议，他都认真聆听，但听过之后，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事。安南这样总结联合国秘书长任职必备条件：“他们需要有厚脸皮，他们需要有幽默感，他们应该从内心和外表都能笑得出来，如果需要，也可以笑笑自己。他们应该努力听取这个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人士的意见，能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有效合作，我想有这些素质也就够了。”
安南在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上从不见风使舵，美国把伊朗视为邪恶轴心国之一，但安南说，“在我的工作中，在我们联合国，我对伊朗不是简单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描述的。”尤其是安南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一直持批评态度，对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公开指责，认为战争是不合法的。他还指出，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更多安全。安南的尖锐批评，深深刺痛了布什政府，也给美国政府埋下了报复的种子。
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既有能力制造全球性危机，也是维护国际安全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专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说法是：“有了美国不行，没有了美国绝对不行。”同样，没有美国的合作和参与，联合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将困难重重，世界安全与稳定也将面临不确定因素。因此，今后是应该由联合国来改造美国，还是由美国来改造联合国，这将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的前途和地位。
安南一直认为，如果美国与联合国的其它成员国合作的话，那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他曾多次说过，美国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美国，我们要想办法携手合作，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回顾过去的历史，安南说，联合国不但维护了各国利益，也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对于接班人潘基文应当做些什么来恢复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安南答道：“我留给他的唯一建议是以他自己的行事方式来做好这份工作。我就是这么做的，在力求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当好所有联合国成员的秘书长。”
2006年12月11日，即将结束任期的安南在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故乡密苏里州独立市的杜鲁门纪念馆，发表“最后一次对美国民众的演说”。安南承认恐怖主义和其他全球威胁，但也对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提出警告。他说：“各国政府都要对自己的国际和国内行为负责。”他还强调：“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就靠寻求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霸权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没有国家可以这样做。”严厉的措辞使安南成为联合国历史上首位以强烈批评美国政策为自己任期划下句号的联合国秘书长。
走遍世界各地始终不忘自己是“非洲之子”
虽然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的人生主要在纽约度过，但安南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非洲人。安南身上有浓重的非洲情结，他的发言永远不离“发展”和“非洲”两个字眼，不断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减免其债务负担；为了解决非洲发展的主要障碍——艾滋病，他与美国大制药厂老板见面，请求他们降低药品价格。
在历任秘书长中，安南访问非洲的次数最多。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安南出访非洲的照片：他穿着普通的白衬衣，一样的肤色，一样的面容，与当地村民一样跪坐在席上与他们交谈。难怪了解安南的朋友都称他“非洲之子”。
在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有块长方形的国土。这里由于盛产黄金，所以有一个诱人的名字——黄金海岸。1957年独立后，这块土地改用该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国名：加纳。
1938年4月8日，科菲·安南出生于加纳共和国中部城市库马西的一个部落酋长之家。母亲罗斯·埃斯翰是一个“和善可亲、美丽温顺的女子”，她非常喜欢儿子安南。安南喜欢谈论自己的父亲或者双胞胎姐姐埃芙，他一生中感觉和这位姐姐心灵相通。1995年，安南的父母双双以90多岁的高龄去世，没有亲眼目睹儿子登上最高阶梯的辉煌时候。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安南经常回到祖国加纳。即便在美国和欧洲待过数十年之后，安南至今依然认为在加纳度过的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的岁月”。非洲的生活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安南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叔父都曾是部落酋长，安南家族是英国圣公会成员，他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和上层社会建立了从属关系。当时安南一家拍的一张照片上，除了肤色，人们很难说出他们与英国上流社会的人有什么区别：西式服装、精致的浅色衣料、硬领和优雅的小帽形成了这张照片的主要特征。
安南很小的时候就从家人身上接受政治与外交知识，还有尊严、自信、勇气、同情心和信仰这5种部落道德规范的教育。其中，父亲给安南的影响有决定性意义。安南的父亲亨利·雷金纳德·安南被认为是一个既和气又坚定的人，他对孩子实施一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尽管家里有雇用的劳动力，但打扫屋子是每个孩子必须积极参与的工作。
当时，加纳还是英国殖民地。在家里，安南遵从非洲习俗，在外面，他要被迫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使他变得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947年，加纳人民在印度独立运动的鼓舞下，成立了加纳统一大会党，争取自治。安南的父亲支持统一大会党。在安南幼年时，他看到父亲和朋友以及其他一些人经常在家里讨论加纳的政治形势，这使安南深受影响。回忆当时的独立运动，安南说：“我们突然意识到，改变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参与其中，成为改变的一分子，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青少年时代，安南就喜欢参加政治辩论，常常对家乡的政治战略、对世界的未来与同伴们进行争论，他在说明自己的论据时既心平气和又客观真实，却带着某种坚定的语气。在多年以后，安南称赞学校教会了他这一点，即“危机，不管它发生在何处，都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加纳独立后，安南进入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在大学里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在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使他很快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1958年，安南以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那儿，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让他申请名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的美国奖学金。安南递交申请，顺利获得麦卡莱斯特学院全额奖学金。1959年秋，他首次离家出国，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麦卡莱斯特学院学习，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前往瑞士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攻读国际事务研究生课程，这所学院是联合国官员的短期培训机构。随着在美国和欧洲留学期间视野的不断开阔，安南逐渐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兴趣。
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的年代，联合国大家庭吸收了许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也雇佣了更多的非洲人。
安南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安南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联合国服务生涯中经历了所有的级别，从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组织。
1968年，安南被委派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纽约进修带来了晋升机会，他成了人事部临时负责人，不久，正式担任了这一职位，这是安南第一次接近权力中心。一年后，感到知识储备不够的安南又回到了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管理课程。与安南一起学习的都是精英人士。
1976年，安南重返联合国人事部负责人的职位。在那里，他更新了人事管理程序，重新组织流程，给部门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人力资源处”，开始完全按照电子数据处理、调整工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安南才正式进入联合国核心，由人事和财政部领导成为助理秘书长。
安南最早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在1990年海湾战争开始后。当时，安南身负联合国分管人事工作的助理秘书长这一职务与伊拉克谈判，成功地使对方释放了900名工作人员和上千名西方人质，还安全地将几十万亚洲人转移出了伊拉克。此后，他率联合国小组同伊拉克进行了“石油换食品”的谈判。1993年3月1日，安南正式担任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全权负责该部门，总管全球的维和行动。
1995年11月至1996年3月，安南被派到前南斯拉夫担任联合国特使。作为联合国在这一地区的代表，安南努力地调停卷入前南事务的4个大国——美、英、法、俄——的分歧。一位美国官员曾说，安南是唯一一位介入这一地区事务而没有伤害到联合国自身利益以及各大国关系的联合国高级官员。
在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个任期内，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欧美强国，安南均赢得了赞扬。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称安南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最出色的一任秘书长”。2001年5月，安南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凭借压倒多数的选票连任。按照联合国地理轮职惯例，这一届秘书长本该由亚洲人担任，但安南的声望使得任何一个对手都无法浮出水面。
“黑白夫妻”演绎经典爱情故事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科菲·安南与联合国共同分享了第100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表彰联合国和安南为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所做出的努力。这是联合国或下属机构第6次获得这一荣誉，而安南则是第2位获得这一殊荣的联合国秘书长，也是在任时获此殊荣的第1人。在接受了和平奖之后，安南表示，这一荣誉“挑战我们要做得更多、更好，而不是躺在我们的殊荣之上。”
消息宣布那天，纽约是清晨，到9点钟上班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自动聚集到联合国总部一楼大厅。当安南出现时，大家都欢呼起来，安南的脸上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这是安南在联合国生涯最辉煌的时刻。
颁奖仪式在奥斯陆金碧辉煌的城市大厅举行。除奖金外，安南还获得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证书。鉴于一些联合国工作人员为了和平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为了帮助他们的子女，安南将这笔钱用于资助这些孩子完成学业。
安南以自己高贵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超凡的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尽职尽责，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每当他在复杂的国际风云里奔波穿梭时，内心都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坚定地支持着他——他的妻子娜内。安南常常喜欢将娜内称为“我的夫人和伴侣”，对安南来说，娜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柱，没有她在幕后的帮助，他几乎无法忍受持续的政治压力和全球生活的劳累。
安南和娜内这对“黑白夫妻”跨越种族的爱成为“联合国精神”最完美的体现和诠释，两人的结合堪称当今世界的经典婚姻。安南和夫人娜内的手腕上戴着两只相同的银手镯，远远看去，它们就像一把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空心勺子，这是具有奇特美感的艺术品，是这对夫妇多年前作为内心结合的象征交换的。对于安南来说，夫人娜内是他“走向生活的钥匙”。
娜内·拉格尔格伦1944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瑞典法律世家，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她被人称为“白雪公主”。她的父亲贡纳尔·拉格尔格伦是一位知名的国际法专家，在其职业生涯中曾帮助调解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争端，后来还担任过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娜内在国内许多地方生活过。娜内的母亲尼娜·瓦伦堡是瑞典著名外交家拉乌尔·瓦伦堡的妹妹，拉乌尔·瓦伦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瑞典驻匈牙利大使，曾拯救过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娜内在大学时学的是法律，毕业后在一家法庭任助理法官。
1981年，娜内调往驻日内瓦的联合国高级难民署法律办事处工作，两年后，她被举荐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并结识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科菲·安南。娜内真正被安南吸引缘于几件小事。
一天晚上，娜内陪同安南外出办事。他们俩正沿着纽约市的罗斯福岛大街行走时，安南看见电话亭里有个人影弓着背，垂着头，全身都在抖动，似乎在哭泣。安南急忙走过去关切地询问那个年轻人遇到了什么困难。当得知他的父亲病了没钱去医院看病后，安南帮他出主意，并轻声地安慰他，最后还慷慨解囊相助。从那之后，这位年轻人经常来拜访安南，并和安南聊天。经过这件事，娜内这位瑞典美女被善良的安南打动，从此对他产生了好感。
后来，娜内随安南在东帝汶访问时，在路上见一位男子冲向安南，大声哭了起来，向他叙述当地正在发生的悲剧。已经订了机票准备走的安南不顾误机，与这位男子聊了一个多小时。在科索沃，娜内又看到安南与一位百岁老妇人坐在一起，握着她的手，静静地听她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这些事给娜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娜内被安南高贵的品质和超凡的能力深深折服，她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位好心的“黑马王子”，她勇敢地向安南抛出了绣球。其实安南对这位美丽勇敢的瑞典女子也早有好感。真爱最终战胜了一切，“白雪公主”和“黑马王子”坠入了爱河。1984年，安南和娜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
安南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为了支持丈夫开展工作，娜内辞去在联合国的任职。安南帮她选择了绘画艺术的研究工作。于是，在几年时间里，娜内到法国和纽约艺术学校学习艺术史和形态艺术。经过潜心钻研，娜内创作出了很多作品，成为一位知名的女画家。用娜内自己的话说，她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无名画家”。
娜内曾经这样表达对丈夫深深的爱意：“我真想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变成墙，让他有更多的依靠，而另一半留在教堂里，日夜为他的健康祈祷。”在联合国秘书长任期里，安南经常出访，无论去什么地方，娜内都毫不犹豫地陪同丈夫去。1998年，安南赴以色列访问，娜内陪同前往。这对夫妻在以色列受到热烈欢迎，因为娜内的舅父拉乌尔·瓦伦堡被称为瑞典的“辛德勒”，瓦伦堡家族一直深受以色列人尊重。安南和娜内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然后在纪念馆绿地上一起种下了一棵树，以纪念娜内已故的舅父。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靠在旁边建筑物上的一棵粗木不慎被人碰倒，眼看就要砸上安南了，娜内发现了险情，她猛地扑过去把丈夫一推，而自己却被砸得流血。安南万分心疼，可娜内却笑着安慰他说：“你没事就好。”很少在公众面前流露个人情感的安南眼眶湿润了。
2006年11月21日晚，安南最后一次以联合国秘书长身份来瑞士访问，获得瑞士一些组织的各种奖，其中份量最重的当属日内瓦基金会颁发的“基金会奖”。该奖主要是颁发给那些“为在世界各地扩大日内瓦国际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而成绩卓著的人士”，安南当之无愧。瑞士联邦轮值主席洛伊恩贝格尔在颁奖仪式上，称赞安南“赋予联合国崭新的面貌，鼓舞瑞士更加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于2002年加入联合国”。洛伊恩贝格尔还当着来宾的面，将一张2007年度瑞士国内公共交通通用卡作为礼物赠送给安南。言外之意，安南可以在瑞士“自由通行”，安南晚年定居瑞士的请求已经得到瑞士联邦高层的“默许”。
七访中国与中国人民缔结真诚友谊
对中国人来说，安南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美好的。安南在任期间曾多次访问中国，1997年5月7日至11日，安南上任不久便来华进行他的中国“处子之旅”。此后，他又于1998年3月、1999年11月和2001年1月、2002年10月、2004年10月访华，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他卸任前的2006年5月。
安南是中国人民尊敬的好朋友。
2003年，中国“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地把中国人送上了太空。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在太空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在飞船上搭载联合国旗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在首次载人飞行时搭载联合国旗的国家。“神舟”五号同时还搭载了一面未经展示的大号联合国旗，长180厘米，宽120厘米，重约330克。这表明中国重视与联合国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以及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支持。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和顺利返回后，安南两次发表声明表示祝贺，他说：“太空之旅没有国界，‘神舟’五号飞船的升空是全人类迈向太空的一步。”在第二份声明中，安南特别用汉语拼音拼出了“航天员杨利伟”6个字。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后，特意赴联合国总部向安南展示了“神舟”五号搭载的一面联合国旗。
2002年10月，安南首次访问杭州，中国知名学府浙江大学举行隆重集会，授予安南荣誉博士学位。此举既表达了浙大师生员工对安南本人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和繁荣所做贡献的由衷敬佩、赞赏和尊重，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渴望世界和平、繁荣、平等和发展的强烈愿望。
2004年1月，安南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发表电视录像讲话，祝愿中国人民春节快乐，并用中文对中国人民说“恭喜发财”。安南在联合国工作中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合作，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2004年，陈水扁试图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内举行视频采访。对此，安南通过新闻发言人埃克哈德郑重重申了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安南认为联合国的一切设施属于各国政府，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联合国不予承认”。
当年10月9日，安南抵达北京对中国5天正式访问期间，与夫人于11日来到清华大学，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安南回答了９位清华学生和一名记者的提问，就联合国组织改革、反恐、儿童保护、艾滋病防治等问题与学生们进行了交流。
2006年5月，安南在离任前又一次访问中国。20日，科菲·安南夫妇兴致勃勃考察了黄山风景区。那天的黄山风景区雨后初霁，阳光明媚，黄山松树格外青翠，溪泉格外欢畅。考察期间，安南欣然题词：“黄山之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此次访问中国，安南及夫人还首次对北京大学进行访问，并在北大百年讲堂二楼与130余位北大学子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座谈。
安南细数中国在朝核问题、全球疾病防治、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主持者，为解决这个迫切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保证通过多边外交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当前发挥的领导作用必不可少。安南在讲话中还提到，流行病、环境退化、核扩散和恐怖主义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而科学创新、信息技术和经济一体化则能够使我们所有人受益。
作为体育爱好者，安南非常关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表示，奥运会展示了人类的卓越精神和品质，超越了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性别、国籍等种种差异，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友谊。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之一，对此我毫无疑问。”面对着中外媒体的镜头，安南在参观完北京奥运工程后，郑重地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赞美之词。
联合国深情告别“温和老板”
“老板”是在联合国大楼工作的外交官对安南的称呼。曾任联合国中国籍副秘书长陈健说：“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应该是老板和高级雇员的关系。但安南比较强调民主作风，注重增加工作透明度。安南先生是我接触到的几任秘书长中最有人格魅力的一位。” 放弃在英国广播公司（BBC）17年工作经历，从2002年4月起任安南副发言人的中国人江华是联合国第一位华裔新闻发言人，她说，秘书长安南本人是她选择到联合国总部当发言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她这样评价安南：“他为人诚恳，我对他非常、非常敬佩。他不是一个政客，而是确实发自内心想为世界做点事情。”
安南的办公室在联合国总部最顶层的38楼，虽然占了整整一层，可多是助手的办公室。安南自己的办公室也就三四十平方米，会客室、会议室也很小。作为管理着2.88万名工作人员的秘书长，安南的日常工作相当忙，有人说，其繁忙程度不亚于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身高1米75的安南在超负荷工作情况下，他的体重有时候会减少10磅之多。安南在饮食上比较有规律，在中午吃饭时他会喝上一杯葡萄酒，晚饭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和白兰地。安南喜欢美食，甜的东西也喜欢。他还喜欢抽小雪茄和雪茄烟。自从亲自签发在联合国大厦实行严厉的禁烟令以来，安南就放弃抽烟了。
安南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便是在劳累、忧伤或处在危险境地，安南总是仪表端正，站着的时候总是腰板挺直，因此熟悉他的人常戏称他为“世俗教皇”。他穿着考究，一丝不苟。美国男性杂志《绅士》2004年将他评为“全世界最会穿衣服的男性”之一，理由是他穿着高雅大方，独具风格，给人一股存在感和力量。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太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保持乐观；他有着高贵的品质，但也不乏普通人的生活原则，他永远让人感觉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安南的自信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双眼之中。如果说你能从印度“国父”甘地的眼中看到这个世界的悲伤，那么安南的眼睛就折射出这个世界的希望。他喜欢逐个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他的眼神真的是摄人心魄，”前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安南患难与共的朋友赫尔穆特·科尔说，“当他接近你时，你对他是完全不设防的。”
安南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的法语带有比较浓厚的英语口音，但用词非常准确，而且还带有几分幽默，即使人们发出会心的笑声，他也始终保持着矜持的表情，不轻易表露感情，也很少露出笑容，哪怕是微笑。
与安南共事过的联合国官员说，安南待人彬彬有礼，体贴周到，总是给人很亲切的感觉。《纽约时报》曾经评价安南“老练而不失优雅，具有某种神秘的能够撼动人心的力量”。
多年来，安南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镇静的人，一个从来不会发怒或者失去耐心的人，人们最多能从他连续不断的搓手和眼睛猛烈的颤动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虑。他说，作为秘书长，完成工作的唯一手段靠说服。
英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洛德·汉内这样评价安南：“他最出色的本领就是当所有人都失去镇定时，他仍会保持冷静。他是这种品质的缩影，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平静。与他发生争吵实在是太难了，虽然他每时每刻都在与最喜欢吵架的人打交道。”
2006年9月12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这是安南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最后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19日这一天，安南的日程表上有13场会见和会议，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联大会议上作告别演说，191个国家的外交官和部分国家元首见证了他的谢幕演讲。演讲接近尾声时，安南提高嗓音说，“我们曾共同把一些巨石推向山巅，尽管另一些滑离我们的双手并滚落回去”，“带着一种固执的情感，我把我的职位交给其他人，希望我们能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2006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对安南领导联合国走过风风雨雨的10年表示感谢。所有成员国的代表全体起立，联大会议厅内掌声经久不息，向这位将毕生精力都献给联合国事业的杰出政治家表达由衷的敬意。
12月31日是休息日，因此，30日是安南在联合国正式上班的最后一天。就如10年来安南的一贯作风，他像平常一样地忙碌工作。
没有举行任何告别活动，也没有平日媒体的围绕，安南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岗位。而2007年1月1日始，潘基文将正式上任。
“尊严、自信、勇气、同情心和信念，拥有这五种美德，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这是一句加纳谚语。安南是加纳人，他一直努力成为“真正的男人”。随着安南卸任离开位于联合国总部第38层的办公室，他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忧郁，既有对10年来本可实现的目标未能完成的遗憾，也有对未来的深深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