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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发展经济最重要，
而在现阶段，
经济发展
与民生问题同等重要。
中国的民生问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民生问题为何在现阶段如此凸显，出路何在？
中国民生问题在现阶段如此凸显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换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制是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在这一过渡进程中，政府偏重将公共资源优先用于经济发展是一种体制偏好。改革开放后，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因此公共资源用于经济和产业领域的比重就高一些，而用于社会与公共事务方面的比重相应就较少。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改革和经济部门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加上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高速转换，使得人们追求效率优先，由此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平问题。再加上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在这种结构制度安排下，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由此也造成了城乡之间从经济到社会、从收入到消费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
二是增长方式上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耗费很大资源和环境成本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扩大GDP的规模，但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和人均GDP水平迅速提高情况下，资源压力越来越大，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令人担忧。
三是政绩考核体系问题。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我们对干部的政绩考核往往过度关注招商引资和GDP增长，并给予很大的考核权重，这就使得人们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在了经济发展方面，而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关注不够，由此造成经济发展腿长，社会事业发展腿短。
四是分税制的财政问题。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财政包干制度，90年代实行分税制。通过两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了“分级财政吃饭”的财政体制。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做大地方财政“蛋糕”，都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把大部分公共资源用在了能带来财税效益的大工业、大项目方面，而真正配置到公共事业方面的资源就很少了。同时，发展公共社会事业，解决民生问题是需要财政支出的，对政府来说是负担，在各地竞相比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愿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
五是公共社会事业发展责任不清。比如救灾、扶贫、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文化、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责任，到底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进行合理划分，并与财权进行合理匹配，由于权利和责任的不清晰，往往造成社会公共事业谁都管谁也不管的现象发生。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注重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那时经济这块“蛋糕”还没有做大，公共财政还很有限，可以说，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着重发展经济是所有落后国家必须经历的必然发展阶段。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解决民生问题就成为必然选择。
第一，我国已经到了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阶段。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提高，2006年GDP达到20.94万亿元，人均达2000美元。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时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因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矛盾凸显期”中的“矛盾”只有通过发展民生事业去解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在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了。
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我国工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高，农业比重低，当前GDP中农业占13%左右，二、三产业占80%以上。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到了可以不完全依赖农业提供积累的时期，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还到了有能力支持农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民生救助等事业的时期了。
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走上成熟。大规模的产业建设已经结束，政府现在可以腾出手来，集中一定财力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从现实看，国家有条件来关心民生、社会事业发展。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每年增收达5000亿元以上，西部地区许多省份去年每省财政增收都超100亿元。2006年，全国财政达到了3.93万亿元。政府完全可以筹集公共资金，着手解决民生问题，比如农村义务教育、“三农”问题、社保、医疗等问题。
另外，本届政府决策者从上到下的发展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为解决民生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20世纪，发展经济最重要，而在现阶段，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同等重要。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落后，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影响中国的崛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发展经济最重要，
而在现阶段，
经济发展
与民生问题同等重要。
中国的民生问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民生问题为何在现阶段如此凸显，出路何在？
中国民生问题在现阶段如此凸显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换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制是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在这一过渡进程中，政府偏重将公共资源优先用于经济发展是一种体制偏好。改革开放后，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因此公共资源用于经济和产业领域的比重就高一些，而用于社会与公共事务方面的比重相应就较少。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改革和经济部门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加上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高速转换，使得人们追求效率优先，由此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平问题。再加上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在这种结构制度安排下，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由此也造成了城乡之间从经济到社会、从收入到消费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
二是增长方式上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耗费很大资源和环境成本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扩大GDP的规模，但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和人均GDP水平迅速提高情况下，资源压力越来越大，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令人担忧。
三是政绩考核体系问题。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我们对干部的政绩考核往往过度关注招商引资和GDP增长，并给予很大的考核权重，这就使得人们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在了经济发展方面，而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关注不够，由此造成经济发展腿长，社会事业发展腿短。
四是分税制的财政问题。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财政包干制度，90年代实行分税制。通过两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了“分级财政吃饭”的财政体制。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做大地方财政“蛋糕”，都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把大部分公共资源用在了能带来财税效益的大工业、大项目方面，而真正配置到公共事业方面的资源就很少了。同时，发展公共社会事业，解决民生问题是需要财政支出的，对政府来说是负担，在各地竞相比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愿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
五是公共社会事业发展责任不清。比如救灾、扶贫、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文化、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责任，到底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进行合理划分，并与财权进行合理匹配，由于权利和责任的不清晰，往往造成社会公共事业谁都管谁也不管的现象发生。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注重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那时经济这块“蛋糕”还没有做大，公共财政还很有限，可以说，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着重发展经济是所有落后国家必须经历的必然发展阶段。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解决民生问题就成为必然选择。
第一，我国已经到了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阶段。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提高，2006年GDP达到20.94万亿元，人均达2000美元。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时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因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矛盾凸显期”中的“矛盾”只有通过发展民生事业去解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在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了。
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我国工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高，农业比重低，当前GDP中农业占13%左右，二、三产业占80%以上。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到了可以不完全依赖农业提供积累的时期，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还到了有能力支持农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民生救助等事业的时期了。
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走上成熟。大规模的产业建设已经结束，政府现在可以腾出手来，集中一定财力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从现实看，国家有条件来关心民生、社会事业发展。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每年增收达5000亿元以上，西部地区许多省份去年每省财政增收都超100亿元。2006年，全国财政达到了3.93万亿元。政府完全可以筹集公共资金，着手解决民生问题，比如农村义务教育、“三农”问题、社保、医疗等问题。
另外，本届政府决策者从上到下的发展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为解决民生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20世纪，发展经济最重要，而在现阶段，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同等重要。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落后，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影响中国的崛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