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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变》和蒲松龄《促织》的文本，对这两篇小说蕴含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两人创作风格上共有的特色：在怪异与光怪陆离中溶注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本文围绕题材来源、情节、中心事件与结局等方面，比较其异同，洞察了二者在形式内容方面的潜在的影响关系，同时辨析了二者由于审美情趣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创作上的差异、在人物刻画上的深度与力度的差异。所有这一切，正是这两部作品荒诞背后所掩藏的真实。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蒲松龄；《地狱变》；《促织》；比较研究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别号澄江堂主人、我鬼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也是日本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在日本文坛享有“大正文学的象征”之称。第三次和第四次《新思潮》杂志同人，师从夏目漱石。才华横溢，创作多种风格的短篇小说。因“对自己的将来怀有某种模糊不清的不安”而服毒自杀。著有《罗生门》《鼻》《芋粥》《地狱变》《河童》《齿轮》等。
蒲松龄（1640-1715），中国清代文人，著有鬼狐故事小说集《聊斋志异》，农业、医药的通俗读物《农桑经》等。
中国清朝蒲松龄的《促织》和日本新思潮派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是两篇虽然在艺术手法上各有千秋，但却表达了共同的反现实主题的优秀作品。本文试从题材来源、情节、中心事件与结局等方面逐一对比分析，也期望能引起更多人对他们的兴趣和关注。
一、好古敏求以发微——古事的采撷与点染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名篇《地狱变》（又译作《地狱图》）发表于1918年，是芥川中期纯文学领域的一篇力作，突出表现了新思潮派作家不满足于仅仅自然主义地摹仿现实，或是理想主义地美化生活，而是力求表现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一创作思路。取材于日本古籍《宇治拾遗物语》卷三中的《绘佛师良秀喜欢火烧自家记》和《古今著闻集》卷十一中的《弘高的地狱屏风图》的故事。描写画师良秀为完成地狱图屏风而牺牲了独生女，最后自己也自缢身亡的故事，揭示艺术与道德相克的主题，暗喻这一时代文明背后的人的本性，表达了作家本身在艺术上的勇进的精神。这部作品颇具传统的绘卷色调，开辟了作家独特的艺术世界。
而《促织》是《聊斋志异》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从内容看，显然是受吕毖的《明朝小史》的影响而写成的，其着眼点全在于揭露和讽刺上。小说通过描写主人翁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寄托了对受尽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它的情节可以概括如下：征虫→觅虫→求虫→得虫→失虫→化虫→斗虫→献虫。其中“征虫→觅虫”可看成是故事的开端，“求虫→得虫”是故事的发展，“失虫→化虫→斗虫”是故事的高潮，“献虫”是故事的结局。读《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这篇伟大的小说只有1700个字，可在我的眼里，《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
由上可知，小说《地狱变》和《促织》都是以已有的材料为基础，或者说是在已有原始材料的启发下而写作成篇的。换言之，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主题思想，借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创作了一篇新的小说作品。
二、笔端秋肃临天下——愚人视角与彻底的“复仇者”
反讽，既是一种思想表达形式，又是一种审美范畴和思想感情评价。作为前者，它指“词语、意见在讲话语境中获得与字面意义相反或否定字面含义的意义。”作为后者，指“用肯定赞美的语言描述明显的丑恶、虚假的现象，表达作者的鄙视与挖苦。”矛盾是它的基础概念。
先看《地狱变》的反讽意识。在阅读《地狱变》的过程中，不止一次有阅读日式小说感觉——细节上的自然主义，对生活的捕捉，以及不知在哪个庸常生活的触点，猝不及防的击伤。芥川龙之介通过叙述者——老仆人的不真实叙事，为凶恶残暴的堀川老爷披上一层神圣、伪善的面纱；将技艺高超的画师良秀诋毁为一个心胸狭隘、行为猥琐的古怪老头儿。芥川曾在言论集《侏儒的话》中写道“人生比地狱还像地狱”，正好可以作为《地狱变》的注脚。
再看《促织》，同样可以发现蒲氏深沉的反讽意识。反讽之一，“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特别好。这句话说得很明确了，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促织，那么，小说里有关促织的悲剧就不该发生在这个地方。我要说，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又因为“岁征民间”，没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现了关于蛐蛐的悲剧，这里头一下子就有了荒诞的色彩，魔幻现实的色彩。反讽之二，“有华阴令欲媚上官”里的“欲媚”。“欲媚”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奴性。处在“欲媚”这个诡异的文化力量面前，《促织》中所有的悲剧——成名一家的命运——只能是按部就班的。你逃不出去。这也是命运。反讽之三，喜剧结局的悲剧内涵。在《促织》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成名从一开始就被促织（蟋蟀）牢牢地统治着。第一次，是听到了门外促织的叫声，成名“喜而捕之”，第二次是促织跳到了成名的衣袖上，成名看了看这个小虫子，“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
由此可见，《地狱变》和《促织》具体的表现技巧有所差别，但都呈现出深沉的反讽意识，使主题含蓄蕴藉。
三、“人我所加的伤”——作家的双向探索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他认为“艺术至上”——“把美作为艺术创作的唯一目的，主张艺术的无偿性与自律性的立场观点。把‘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作为准则。”芥川创作小说，不单
追求挖掘深刻的立意，也注重打磨完美的技巧。在《艺术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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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他指出：“艺术家须力求使作品完美。如若不然，献身艺术便全无意义。完美并非指读来完美无缺的作品，而是指在艺术上彻底实现每一个细分发展出的理想。”《地狱变》中的良秀是芥川理想的艺术家的形象——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活脫脱一个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执着于文艺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芥川理想中的自己，是他憧憬并渴望完成的艺术家的生命。为绘制地狱变相图，夹在亲情和艺术中的良秀为追求艺术上的完整，选择牺牲女儿，摒弃人性。最终，他画出了一幅稀世杰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地狱变》被看作芥川在追求艺术上的一个缩影，也是芥川文学必读之精品篇章。
“最聪明的处世法，乃是既看轻世俗，又活得与之不相矛盾。”这句话出自格言式评论《侏儒警语》。只此一句，文人的敏感性和通透性便表露无遗。在专门研究芥川其人其作的研究论文中，不乏将他的主动赴死归结为“矛盾心理”的阐述。矛盾促生出思考，思考转化为创作，创作诞生出作品，作品生发出美。在极端的语境下，说是“矛盾创造了美”，亦不为过吧。
蒲松龄的《聊斋》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观。他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六朝志怪和唐宋传奇以来以狐鬼和幽冥等超现实事物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传统。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相对的文化诉求，《促织》的诉求是显性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天下可以因为你而幸福，也可能因为你而倒霉，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积极的部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到了蒲松龄的时代，我们的历史依然是轮回的历史，蒲松龄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大清的事。
综上所述，《促织》和《地狱变》具有许多相似点，又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人写作能煽动那些热情的灵魂，有些人的写作却让一群疏离而孤独的人在寒冷的夜里被一点温度惊醒。芥川和蒲松龄都喜欢“复述”古事，但他们都没有忘记现实，没有把小说写成超然世外的绝对消遣品。芥川说过：“艺术和女人一样。为了使人看上去最美，一定要包围在一个时代的精神气氛和时髦中。”这大概也是芥川喜爱《聊斋》的一个原因吧。
参考文献：
[1]平岡敏夫.1982.芥川龍之介：抒情の美学[M].東京：大修館書店.
[2]毕飞宇.2016-08-05（011）.传奇的高度与日常的真实[N].文汇报.
[3]陈世华，范敏磊.2012.理想与现实的选择：艺术至上还是直面生活——从“戏作三昧”和“地狱变”看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观[J].外国文学研究，（6）：93-101.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蒲松龄；《地狱变》；《促织》；比较研究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别号澄江堂主人、我鬼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也是日本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在日本文坛享有“大正文学的象征”之称。第三次和第四次《新思潮》杂志同人，师从夏目漱石。才华横溢，创作多种风格的短篇小说。因“对自己的将来怀有某种模糊不清的不安”而服毒自杀。著有《罗生门》《鼻》《芋粥》《地狱变》《河童》《齿轮》等。
蒲松龄（1640-1715），中国清代文人，著有鬼狐故事小说集《聊斋志异》，农业、医药的通俗读物《农桑经》等。
中国清朝蒲松龄的《促织》和日本新思潮派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是两篇虽然在艺术手法上各有千秋，但却表达了共同的反现实主题的优秀作品。本文试从题材来源、情节、中心事件与结局等方面逐一对比分析，也期望能引起更多人对他们的兴趣和关注。
一、好古敏求以发微——古事的采撷与点染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名篇《地狱变》（又译作《地狱图》）发表于1918年，是芥川中期纯文学领域的一篇力作，突出表现了新思潮派作家不满足于仅仅自然主义地摹仿现实，或是理想主义地美化生活，而是力求表现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一创作思路。取材于日本古籍《宇治拾遗物语》卷三中的《绘佛师良秀喜欢火烧自家记》和《古今著闻集》卷十一中的《弘高的地狱屏风图》的故事。描写画师良秀为完成地狱图屏风而牺牲了独生女，最后自己也自缢身亡的故事，揭示艺术与道德相克的主题，暗喻这一时代文明背后的人的本性，表达了作家本身在艺术上的勇进的精神。这部作品颇具传统的绘卷色调，开辟了作家独特的艺术世界。
而《促织》是《聊斋志异》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从内容看，显然是受吕毖的《明朝小史》的影响而写成的，其着眼点全在于揭露和讽刺上。小说通过描写主人翁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寄托了对受尽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它的情节可以概括如下：征虫→觅虫→求虫→得虫→失虫→化虫→斗虫→献虫。其中“征虫→觅虫”可看成是故事的开端，“求虫→得虫”是故事的发展，“失虫→化虫→斗虫”是故事的高潮，“献虫”是故事的结局。读《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这篇伟大的小说只有1700个字，可在我的眼里，《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
由上可知，小说《地狱变》和《促织》都是以已有的材料为基础，或者说是在已有原始材料的启发下而写作成篇的。换言之，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主题思想，借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创作了一篇新的小说作品。
二、笔端秋肃临天下——愚人视角与彻底的“复仇者”
反讽，既是一种思想表达形式，又是一种审美范畴和思想感情评价。作为前者，它指“词语、意见在讲话语境中获得与字面意义相反或否定字面含义的意义。”作为后者，指“用肯定赞美的语言描述明显的丑恶、虚假的现象，表达作者的鄙视与挖苦。”矛盾是它的基础概念。
先看《地狱变》的反讽意识。在阅读《地狱变》的过程中，不止一次有阅读日式小说感觉——细节上的自然主义，对生活的捕捉，以及不知在哪个庸常生活的触点，猝不及防的击伤。芥川龙之介通过叙述者——老仆人的不真实叙事，为凶恶残暴的堀川老爷披上一层神圣、伪善的面纱；将技艺高超的画师良秀诋毁为一个心胸狭隘、行为猥琐的古怪老头儿。芥川曾在言论集《侏儒的话》中写道“人生比地狱还像地狱”，正好可以作为《地狱变》的注脚。
再看《促织》，同样可以发现蒲氏深沉的反讽意识。反讽之一，“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特别好。这句话说得很明确了，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促织，那么，小说里有关促织的悲剧就不该发生在这个地方。我要说，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又因为“岁征民间”，没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现了关于蛐蛐的悲剧，这里头一下子就有了荒诞的色彩，魔幻现实的色彩。反讽之二，“有华阴令欲媚上官”里的“欲媚”。“欲媚”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奴性。处在“欲媚”这个诡异的文化力量面前，《促织》中所有的悲剧——成名一家的命运——只能是按部就班的。你逃不出去。这也是命运。反讽之三，喜剧结局的悲剧内涵。在《促织》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成名从一开始就被促织（蟋蟀）牢牢地统治着。第一次，是听到了门外促织的叫声，成名“喜而捕之”，第二次是促织跳到了成名的衣袖上，成名看了看这个小虫子，“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
由此可见，《地狱变》和《促织》具体的表现技巧有所差别，但都呈现出深沉的反讽意识，使主题含蓄蕴藉。
三、“人我所加的伤”——作家的双向探索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他认为“艺术至上”——“把美作为艺术创作的唯一目的，主张艺术的无偿性与自律性的立场观点。把‘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作为准则。”芥川创作小说，不单
追求挖掘深刻的立意，也注重打磨完美的技巧。在《艺术及其他》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一文中，他指出：“艺术家须力求使作品完美。如若不然，献身艺术便全无意义。完美并非指读来完美无缺的作品，而是指在艺术上彻底实现每一个细分发展出的理想。”《地狱变》中的良秀是芥川理想的艺术家的形象——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活脫脱一个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执着于文艺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芥川理想中的自己，是他憧憬并渴望完成的艺术家的生命。为绘制地狱变相图，夹在亲情和艺术中的良秀为追求艺术上的完整，选择牺牲女儿，摒弃人性。最终，他画出了一幅稀世杰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地狱变》被看作芥川在追求艺术上的一个缩影，也是芥川文学必读之精品篇章。
“最聪明的处世法，乃是既看轻世俗，又活得与之不相矛盾。”这句话出自格言式评论《侏儒警语》。只此一句，文人的敏感性和通透性便表露无遗。在专门研究芥川其人其作的研究论文中，不乏将他的主动赴死归结为“矛盾心理”的阐述。矛盾促生出思考，思考转化为创作，创作诞生出作品，作品生发出美。在极端的语境下，说是“矛盾创造了美”，亦不为过吧。
蒲松龄的《聊斋》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观。他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六朝志怪和唐宋传奇以来以狐鬼和幽冥等超现实事物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传统。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相对的文化诉求，《促织》的诉求是显性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天下可以因为你而幸福，也可能因为你而倒霉，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积极的部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到了蒲松龄的时代，我们的历史依然是轮回的历史，蒲松龄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大清的事。
综上所述，《促织》和《地狱变》具有许多相似点，又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人写作能煽动那些热情的灵魂，有些人的写作却让一群疏离而孤独的人在寒冷的夜里被一点温度惊醒。芥川和蒲松龄都喜欢“复述”古事，但他们都没有忘记现实，没有把小说写成超然世外的绝对消遣品。芥川说过：“艺术和女人一样。为了使人看上去最美，一定要包围在一个时代的精神气氛和时髦中。”这大概也是芥川喜爱《聊斋》的一个原因吧。
参考文献：
[1]平岡敏夫.1982.芥川龍之介：抒情の美学[M].東京：大修館書店.
[2]毕飞宇.2016-08-05（011）.传奇的高度与日常的真实[N].文汇报.
[3]陈世华，范敏磊.2012.理想与现实的选择：艺术至上还是直面生活——从“戏作三昧”和“地狱变”看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观[J].外国文学研究，（6）：9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