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越是老的医生，感情越是矜持、越是麻木，无论患者或是其亲属如何地哀求，医生總是一脸的平淡。生离死别他们见得多了，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我曾问过一位做医生的朋友，为什么不能对患者及其亲属多几分感情表示呢？朋友回答得很有意思：干医生的就不能感情太丰富，否则你拿手术刀的手就会抖——下不了手，你开的处方就可能不对症——考虑得太多，在医疗界一般医生不给自己的亲属看重病，这是规矩。
我也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在检察机关工作二十年，案件办了几百件，早已没有刚办案时对犯罪分子的满腔仇恨，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尽管哀其不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身临其境地悲伤。犯罪分子、被害人只是我承办案件的当事人，案件成了我的“病人”，我成了案件的“医生”。有人说是成熟，我妻子却不这样认为，总是说我得了职业病，感情神经麻木了。
妻子和女儿经常义愤填膺地给我讲些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案件报道，我除了给她们解释一些法律上的概念外，总是显得一脸平淡，母女俩见我的感情不够投入，常常是舍我而去。看电视也是如此，我除了看看新闻节目外，很少再去关心其他节目，当妻子、女儿被缠绵的电视剧陶醉得泪流满面时，这时我若在场，一脸的莫名其妙便会不自然地写在脸上。大家都在抒发感情时，有一个异类，显得是那么扎眼，肯定会剥夺其看电视的权利，推到别的房间了事。
去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审阅卷宗，一个案件的被害人爷爷找我，在会客室里，老人一下子给我跪了下来，请求我为她孙女做主。经询问，原来老人的孙女被强奸了，犯罪行为人家里有点关系，最近放出风来，说家里找了人，能把大事化小。老人一听急了，赶紧来找案件的审查起诉承办人。听情况后，我向老人解释了案件目前处在的诉讼阶段及强奸罪的相关规定。老人显然对我的话感到不满意，对于这种情况，作为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一年不知要遇到多少次。最后我用了一句近乎外交辞令的话送别了老人：你应该相信法律的公正。老人很失望，送他出门时，好几次欲言又止，还是不放心地离去了。几个月后，那件案件的被告人当庭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我刚出审判庭，老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一再地表示感谢，见我淡淡地说无需感谢，这是我的工作时，老人多少显得有些失落。
另有一天中午，妻子领回家一位40多岁的农村汉子，向我介绍说是她的远房堂哥，家里出了些事，听说有个堂妹婿在检察院工作，就找上门来。妻子招呼我陪堂哥在客厅聊天后，便到厨房张罗午饭去了。因为是亲戚，少了许多拐弯抹角的话，堂哥说他家的独子因为打群架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听说案子最近到了检察院，看我这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妹婿能否帮帮忙？听了他的介绍，我说案件正好在我手上，案情我也了解，不过他的孩子是这起案件的主犯，几个同案犯也被羁押着，堂哥既然来了，我提审时再教育教育他，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以便法院量刑时考虑。并没太理会我的话，堂兄接着说，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孩子不受罪能尽早出来，说着还真掏出一叠钱来。“你就是把家底送光了，你儿子也出不来。”我冷冷地说。堂哥冷不防被我泼了一盆凉水，拿钱的手一下子停在半空，许久才又把钱装进口袋。那顿午饭对我和堂哥来说绝对是一场煎熬。
一段时间，我也认为自己真的得了职业病，大喜大悲的事件见得太多，情感闭塞了。平日里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思考问题太过于理性。
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到同学的电话，一位在外市公安机关工作的大学同学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牺牲了。听此噩耗，我匆匆地与妻子赶过去参加追悼会。悲哀的音乐，哭得死去活来的妻儿，还有在寒风中颤巍巍的老父母，一股股热泪不禁从我眼中涌出，想到风华正茂的同学，这时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接受妻儿、父母、同学、同事的道别，我竟然迈不动步子，在妻子的搀扶下才得以离开。
你不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你只是把感情藏得太深了。要是以后谁再说你感情麻木，我给你正名。这是妻子给我的最新评价。
编辑：卢劲杉
我也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在检察机关工作二十年，案件办了几百件，早已没有刚办案时对犯罪分子的满腔仇恨，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尽管哀其不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身临其境地悲伤。犯罪分子、被害人只是我承办案件的当事人，案件成了我的“病人”，我成了案件的“医生”。有人说是成熟，我妻子却不这样认为，总是说我得了职业病，感情神经麻木了。
妻子和女儿经常义愤填膺地给我讲些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案件报道，我除了给她们解释一些法律上的概念外，总是显得一脸平淡，母女俩见我的感情不够投入，常常是舍我而去。看电视也是如此，我除了看看新闻节目外，很少再去关心其他节目，当妻子、女儿被缠绵的电视剧陶醉得泪流满面时，这时我若在场，一脸的莫名其妙便会不自然地写在脸上。大家都在抒发感情时，有一个异类，显得是那么扎眼，肯定会剥夺其看电视的权利，推到别的房间了事。
去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审阅卷宗，一个案件的被害人爷爷找我，在会客室里，老人一下子给我跪了下来，请求我为她孙女做主。经询问，原来老人的孙女被强奸了，犯罪行为人家里有点关系，最近放出风来，说家里找了人，能把大事化小。老人一听急了，赶紧来找案件的审查起诉承办人。听情况后，我向老人解释了案件目前处在的诉讼阶段及强奸罪的相关规定。老人显然对我的话感到不满意，对于这种情况，作为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一年不知要遇到多少次。最后我用了一句近乎外交辞令的话送别了老人：你应该相信法律的公正。老人很失望，送他出门时，好几次欲言又止，还是不放心地离去了。几个月后，那件案件的被告人当庭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我刚出审判庭，老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一再地表示感谢，见我淡淡地说无需感谢，这是我的工作时，老人多少显得有些失落。
另有一天中午，妻子领回家一位40多岁的农村汉子，向我介绍说是她的远房堂哥，家里出了些事，听说有个堂妹婿在检察院工作，就找上门来。妻子招呼我陪堂哥在客厅聊天后，便到厨房张罗午饭去了。因为是亲戚，少了许多拐弯抹角的话，堂哥说他家的独子因为打群架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听说案子最近到了检察院，看我这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妹婿能否帮帮忙？听了他的介绍，我说案件正好在我手上，案情我也了解，不过他的孩子是这起案件的主犯，几个同案犯也被羁押着，堂哥既然来了，我提审时再教育教育他，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以便法院量刑时考虑。并没太理会我的话，堂兄接着说，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孩子不受罪能尽早出来，说着还真掏出一叠钱来。“你就是把家底送光了，你儿子也出不来。”我冷冷地说。堂哥冷不防被我泼了一盆凉水，拿钱的手一下子停在半空，许久才又把钱装进口袋。那顿午饭对我和堂哥来说绝对是一场煎熬。
一段时间，我也认为自己真的得了职业病，大喜大悲的事件见得太多，情感闭塞了。平日里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思考问题太过于理性。
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到同学的电话，一位在外市公安机关工作的大学同学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牺牲了。听此噩耗，我匆匆地与妻子赶过去参加追悼会。悲哀的音乐，哭得死去活来的妻儿，还有在寒风中颤巍巍的老父母，一股股热泪不禁从我眼中涌出，想到风华正茂的同学，这时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接受妻儿、父母、同学、同事的道别，我竟然迈不动步子，在妻子的搀扶下才得以离开。
你不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你只是把感情藏得太深了。要是以后谁再说你感情麻木，我给你正名。这是妻子给我的最新评价。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