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之子”到“台湾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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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瑞士的一抹阳光
  
  6月的宝岛台湾。“外交部”。一份来自瑞士联邦检察署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瑞士司法部门请求台湾司法协助,告知陈致中(陈水扁与吴淑珍之子)夫妇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因有洗钱嫌疑已遭冻结,要求台湾方面提供相关信息。
  沉寂2个月之后,台媒《壹周刊》8月13日爆出猛料,称陈水扁利用儿媳黄睿靓洗钱,此事被国际洗钱防治组织——“艾格蒙联盟”查获,已将资料提供给台湾“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
  虽然陈水扁矢口否认,但在14日上午国民党籍“立委”洪秀柱公布的瑞士公文的铁证面前,这位孤傲的“前总统”不得不坦白,承认在4次大型选举中选举经费申报不实,余款被妻子吴淑珍汇往海外。一时间全岛为之沸腾,骂声一片。
  强大的舆论让台湾的检调机关迅速介入。8月16日上午,检方出动4名检察官、15名事务官搜查了陈水扁的住宅和办公场所,创下“卸任元首”被搜索的首例。而在检察官的讯问中,吴淑珍也承认长期以胞兄吴景茂作为开户人头,从事转账、投资事宜,但其辩称这些钱来源于:陈水扁的竞选结余款,陈水扁执业律师所得,吴淑珍本人的娘家嫁妆以及多年来投资理财所得。
  鉴于案情的重大影响和复杂性,16日晚9时许,台检方作出决定,限制陈水扁出境、出海。晚10时许,台湾情治、海关以及海巡等相关单位都收到一份公文,通令对陈水扁、吴淑珍、吴淑珍的哥哥吴景茂,统统限制出境。
  两天后,检方将陈水扁、吴淑珍、陈致中、黄睿靓及吴景茂等5人列为“海外洗钱案”被告,并传唤吴景茂到案。吴供称从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任内起,提供账户供吴淑珍使用,并多次通过银行及银楼地下通汇将钱汇到海外。
  8月25日,在检方的催促和“外交部”请美方协助下,广受瞩目的陈致中夫妇返台。当天,检方就以“海外洗钱案”被告身份传讯陈致中夫妇,讯问结束后宣布限制两人出境。
  在检方“剥茧抽丝”般的调查下,扁家洗钱案不断扩大。9月24日,陈水扁的大账房、原“总统府”出纳陈镇慧被收押,成为洗钱案爆发后第一位被羁押的被告。随后,10月2日,对外号称“吴淑珍助理”的蔡铭哲被收押;10月4日,陈水扁的核心幕僚、原“总统办公室”主任林德训被收押;10月7日,吴淑珍的哥哥吴景茂被收押。至此,洗钱案中被列为被告的9人中,已有4人被收押。传媒普遍认为,侦办从外围直逼核心,已进入收网阶段。
  与此同时,被指隐匿公文的前“调查局长”叶盛茂自9月2日突然倒戈后,也于10月6日遭收押,检方安排了叶与陈水扁在10月8日当庭对质。11日上午,特侦组再次提讯吴景茂,下午约谈承认接受陈水扁海外密款的前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吴澧培。此间舆论认为,侦讯如能获得重大突破,该案有望在11月底前结案。
  至此,一份来自瑞士司法部门的协查文件,终于在台湾陈腐政坛的黑幕上投下了一抹阳光,由此揭穿了长期欺骗台湾民众的“台湾之子”的真面目。
  
  昔日“民主之星”的陨落
  
  人们依稀记得,在2000年电视竞选广告中,陈水扁坚毅承诺:“我从来没有想把钱存到国外。”那一年,他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8年过后,陈水扁在记者会上不停地鞠躬、致歉,一边念稿子,一边手微微颤抖。8年对陈水扁是一个轮回,8年也让台湾人民见证了这颗“民主之星”的陨落。
  陈水扁出生于台湾台南县一个贫困家庭。1970 年夏天,19岁的陈水扁以全台最高分445分的佳绩考上台大法律系。1974年,他成为台湾最年轻的律师。第二年,大家闺秀吴淑珍不顾家庭反对,坚决嫁给了当时仍是穷小子的陈水扁。
  在妻子的鼓励下,陈水扁由担任1979年美丽岛事件中的辩护律师开始步入仕途。在随后的政治舞台上,他不仅赢得了台湾众多草根选民的支持,而且运用精湛的法律知识在法庭和各种公开场合赚取资历。
  2000年世纪交替,陈水扁利用国民党分裂、连宋互斗鹬蚌相争的局面,以39.3%的得票率当选台湾“总统”。当选之初,阿扁就矢言要当所谓的“全民总统”,并极力推进台湾民主进程。
  不可否认,在陈水扁主政的8年中,台湾的民主形式上确实有很大进步,尤其是在立委揭弊、媒体的爆料等言论自由方面。但本性决定了阿扁不可能把台湾带入真正的民主。在民进党的操纵下,台湾的族群分裂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深深撕裂了民主社会本应有的公平正义清廉等核心价值。而身处“民主”潮流中的阿扁则如鱼得水,玩起了政治骗术:他在民主的口号下专注于巩固一己的权位,利用“台独”猛药谋取权力和利益、化解危机,尤其是2006年“第一家庭”卷入多起弊案旋涡后,舆论称之企图以“台独的陈水扁”来挽救“贪污的陈水扁”。
  一步步走向堕落的陈水扁及其政权,逐渐让台湾的民众开始清醒。2004年,当选后的陈水扁只能借助神秘的“两颗子弹”保住政权,而4年过后,已为民众完全唾弃。失去权力的庇护,深陷“洗钱门”的陈水扁完成了昔日“民主之星”陨落的全部轨迹。
  对于陈水扁的“落水”,台湾媒体作了立体式“轰炸”,评论充斥各大报纸和电视台,而台各界急于与之切割者有之,痛打“落水狗”者有之,网友批扁讽扁的言论与创意更是处处可见。就连一直都割舍不开的民进党也不得不将陈水扁当作包袱一样甩掉,于10月9日公布了廉政委员会对陈水扁的调查结果,裁决扁构成违反廉政行为,未来若一审判决有罪将以除名方式处理。
  
  “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斗法”
  
  “洗钱案”浮出水面,给台湾的司法提出了考验。由于该案不仅包括二次金改、卖官、炒股等,涉及“国务费”贪污、企业行贿两大区块,而且牵涉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难度可想而知。
  8月18日,台“最高检察署”特侦组正式签发“一○六号”侦办陈水扁家族洗钱案,针对扁涉嫌漏报财产部分,台湾“监察院”也同步展开调查。然而,由于巨额资金外流路线诡谲多变,让检方大为苦恼,调查一度陷入僵局。台湾并无“收入与财产不符”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特侦组必须查明扁家资金流向并证明汇往海外的是“重大犯罪所得”,这正是检方最困难之处。因受限于海外金融机构管理账户措施极为秘密,金钱流向钩稽困难,要想让“扁家洗钱一览图”完全曝光实属困难。
  更关键的是,检方的调查遭遇到陈水扁强劲的攻防。特侦组从侦办以来虽已约谈相关当事人,但扁家上下口径一致,都说是听吴淑珍的指示;而吴淑珍对于高达2100万美金的瑞士存款,定义为“竞选结余款”,只要检调无法证明钱是贪污来的,就难以要扁认罪。对此,台湾媒体直言不讳,扁家族似已“写好剧本,套好了招”,准备与检方进行“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斗法”。
  其实从一开始,律师出身的陈水扁就进行了明快的危机处理,期待以“断尾求生”再行“金蝉脱壳”。他先是“弃妻自保”,将责任推到残疾妻子身上,自己“毫不知情”。接着拖人下水,指称连战、宋楚瑜、马英九、萧万长、李登辉等人的选举经费申报都有问题,还直接炮轰李登辉曾用人头账户汇出了10亿元新台币。其女陈幸妤则咆哮称“民进党谁没收过我爸的钱”,借此把水搅浑,分散检方的注意力。再者是“围魏救赵”,扯游行大旗当虎皮掩护自己,以“挺扁”游行向检方和马政府施壓。即便在大势已去的情势下,依然企图借助“台独”转移注意力,狡辩说司法是“选择性起诉”,是有心人士企图鼓动风潮进行舆论公审。最后是“博取同情”,通过鞠躬道歉、与其妻子“自行了断”、“主动退党”等悲情戏捕获同情心。
  在谋求“断尾求生”的同时,陈水扁还确立好了司法攻防对策,其核心幕僚从一开始就着力将扁与珍两人涉案程度“彻底切割”,由不同律师团队负责,其委任的律师更是将“国务机要费案”跟洗钱案分开,并将攻防重点确立为陈水扁对于“选举结余款”汇出不知情,只要扁未事先知情、参与,则全案都将与其无关。
  面对强有力的司法攻防和取证上的难题,检调机关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方面寻求海外力量协助以突破僵局,专门派人到瑞士、新加坡等地追查海外巨款来源,并向海外提出司法互助请求,目前已经有6个国家同意协助特侦组办案。而从特侦组陆续收到的海外司法互助数据及清查资金流向等情况看,扁家海外资金不只此前曝光的瑞士2100万美元,在其他国家还有逾1000万美元资金,显示扁家海外资产超过10亿(台币)。
  与此同时,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检方重整权威。由于作为检方“最高首长”的台“检察总长”陈聪明被怀疑与陈水扁关系暧昧,刻意拖延、阻挠,引起各界不满,陈聪明不得已称病住院,此后,检方办案步调明显加快,动作越来越大。
  9月15日,特侦组8位检察官公开集体亮相,宣称在年底前案件办出结果,否则全体下台。9月24日,检方动员150人,兵分27路对陈水扁洗钱案发动大搜索,搜查了陈水扁家、“卸任总统办公室”和邱义仁、陈唐山、马永成、黄志芳、林德训等陈水扁当政时期高官、要员的住处。台媒评论说“特侦组终于硬起来”。
  在具体的侦办策略上,特侦组采取“从外围攻向核心”的路径,先锁定陈镇慧作为第一号对象,因为她熟知扁家公私账的来源与流向;而蔡铭哲深获扁、珍信任,在扁家海外密账中,疑似作为扁家接受企业界贿款的白手套;林德训则追随陈水扁14年,是其心腹幕僚,扁卸任后林继续担任“卸任总统办公室主任”,他被收押意味着洗钱案的侦办已进入核心。对这些关键人物的收押调查,成为打开第一家族洗钱案的重要缺口。
  目前,特侦组透露“已经掌握非常有用的东西”,扁家资金的流向已经大致掌握。随着10月7日吴景茂被收押,失措的陈水扁甚至预告下一个就是儿子儿媳,而人们关注的最后谜底则是:司法部门究竟何时向“故事的主角”开刀。
  一叶“扁”舟最终漂向何方
  虽然经过双方的斗法较量,相关案情逐渐明朗,但陈水扁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似乎仍是未知数。从目前来看,陈水扁“困兽犹斗”,到处为自己辩白,他的儿子、儿媳还都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甚至南下高雄去检查自家豪宅的装修进度。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叶“扁”舟究竟能否驶入法网?
  单从法律上分析,扁家汇往境外的钱如果混入了贪污所得,则可能触犯《洗钱防制法》或《刑法》收受赃物等罪嫌。根据台湾律法,“若隐匿自己的犯罪所得,加以洗钱漂白,可处5年以下刑责,并科新台币300万元罚金。若漂白他人财物或重大犯罪所得,行为更恶劣,可处7年以下徒刑,并科500万元以下罚金。”不过,若检方查出这些汇款只是政治献金,就不适用《洗钱防制法》。台湾的法律也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具体证据,不然很难将陈水扁入罪。所以,能否掌握关键的证据,将决定“扁”舟的漂流方向。
  随着扁家洗钱案进入收网期,检方为如何将扁家海外资产与犯罪所得联结伤脑筋,为了搜集到最后的关键证据,特侦组将诸多旧案并案追查,突破重点放在“污点证人”身上,有意依证人保护法规定让羁押被告当“污点证人”指控扁家罪行,当前可打的“证人保护法牌”多达5张。但不容乐观的是,这些人与扁家各有深交,特侦组的想法也停留在“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的僵局。
  其实,即便检方能够掌握切实证据,能够将陈水扁送上法庭,可由于案情错综复杂,将来势必历经一审、二审,甚至不断再发回重审,那么对陈水扁的审判之路则更加漫长。难怪有人士认为,陈水扁可能被起诉,但却未必会锒铛入狱。
  在这种形势下,身处“困兽”之境的陈水扁自然不愿坐以待毙。10月9日,陈水扁南下屏东,煽情说他这次一定会“坐黑牢”,但他希望能够成为马英九当局第一位政治犯,可以让“台湾国”很快诞生。11日又到高雄市“取暖”,火力全开痛批马英九,甚至搬出孙中山来合理化扁家汇巨款到海外的行径,声称瑞士的2000万美金账户是以后用来作为“独立建国基金”。不难看出,陈水扁的策略仍是想把司法案件拉高为政治事件,以求脱身。
  不过即便如此,检方还是把陈水扁的亲信一个个收网,并厘清陈水扁至少犯了五大罪状,包括洗钱、湮灭证据、受贿等等。媒体分析,这些如果定案成犯罪事实,扁、珍少说要关30年。
  
  “总统”是靠不住的——反思与追问
  
  一个自诩为“台湾之子”、以“敢言、清廉”的形象两度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政治人物,缘何迅速滑落,堕入全家贪腐、大行权钱交易的泥潭?该案或许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反思。
  (一)“共犯结构”是滋生贪腐的土壤
  官员腐败历来有深厚的土壤,而结成这种土壤的,主要是基于利益共同体而形成的“共犯结构”。多年来,陈水扁一家贪腐之所以能够上下其手,都与背后的共犯关系有关。这种共犯结构包括民进党,“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深绿民众与若干名嘴,以及存在于政商高层之间的金权共生体。尤其是民进党,在陈水扁执政8年的过程中,二者已经连接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民进党对陈水扁个人的贪腐不仅失去了本来的制约力,反而沦为包庇贪腐的联盟。
  共犯结构里还包括政商勾结、权金交织的积弊。不单台湾,大凡存在贪腐的社会,权力与金钱的兑现向来是滋生腐败的主要诱因,只不过台湾的金权政治土壤更为深厚,以权换钱、以钱养权,权与钱相滋相长,成为盘踞政经高层吸取社会资源的大毒瘤。而高官们只要大权在握,就有足够的资源支配行政与司法力量,对其贪腐往往是“阳光照不进,检调查不到”。
  (二)权力监管机制疲软是酿造贪腐的“帮凶”
  对于陈水扁案,很多人指责其个人道德和人格存在严重问题,其实道德只是钻了体制漏洞的空子。正如网民所质疑,那么多金钱,为什么陈水扁家族可以随意动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无人知晓?这至少说明台湾社会对政治领导人物的监管是有漏洞的。
  其实,权力监督的缺失根本上源于体制上的弊病。形式上台湾政治架構沿用了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但实际上“总统”却拥有超然于权力制约机制之外、凌驾于各种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陈水扁即便长期贪腐,也依然能够闲庭信步,毫无遭受弹劾之忧,更遑论像美国那样把总统“关进笼子”了。
  (三)长远反腐必须夯实民主的制度基础
  当今世界一切能够将公权“关进笼子里”的体制,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石之上。然而,当我们浏览陈水扁执政以来的诸多嫌案,却发觉很多场合下民主也会酿成贪腐,比如最能体现民主价值的选举环节,就常常为权钱交易提供机会。从世界范围看,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都与选举捐款有关。利用选举一旦成功,政客们就会一改昔日的假谦卑,时时处处耍特权,“民主”只不过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借口。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民主对于反贪而言毫无益处呢?其实不然。《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分析,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民主化带来的权力分散,从而让“腐败切入点”也分散至更宽广的范围,而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增高和民主制度的稳定成熟,滋生腐败的土壤必将失去根基。
  (四)媒体监督是社会的“啄木鸟”
  民主意味着监督,而强有力的监督离不开新闻媒体。和台湾岛内很多大案相似,此次陈水扁海外洗钱案仍是由媒体先捅出来的。纵观洗钱案一路发展,媒体在推进调查方面可谓“劳苦功高”,正是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之下,陈水扁的各个海外账户才得以进入公众视野,检方的调查才加快速度。所以,“洗钱案”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告诫我们:在公共生活中,媒体是社会的“啄木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啄木鸟”,真相才不会被掩盖,谎言才得以揭穿。■
  编辑:盛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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