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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津 讲述 杜泽逊 采访 何灿 整理
杜泽逊: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先生来给我们作演讲。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沈先生。沈先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的,那是1966年,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后来长期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并且长期追随版本目录学泰斗顾廷龙先生学习,可以说是顾廷龙先生的衣钵弟子。1986年到1987年,沈先生曾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研究工作,1988年成为研究馆员,在当时来说是我国比较年轻的图书馆界的正高级职称获得者。曾经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长期担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后来就接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的重要职位。
非常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从事中国古籍版本目录之学,出版的个人著作,无论是质还是量,大约都没有人可以超过沈津先生。下面我们就请沈先生根据他的经历给大家讲几个专题。沈先生是不是先简单介绍一下顾廷龙先生?
沈津: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我们来聊天吧。顾廷龙先生是我的恩师,他过去曾经担任过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先生也是国内公认的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当然为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觉得顾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过去在北平燕京大学的时候就从事图书馆事业,一直到1939年,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张元济、叶景葵这些人把顾先生从燕京大学图书馆请到上海,组建了一个合众图书馆。
合众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小的图书馆,很不显眼的,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为什么呢?这个图书馆是没有挂过牌子的,你看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牌子,而合众图书馆从来没有自己的牌子,没挂过。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名为历史文献图书馆,那时才有了牌子。后来我知道那块牌子已经写好,就是没挂过。
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这段时间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应该把它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图书馆呢?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保存祖国传统文化、保存许许多多重要文化资源的图书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想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小图书馆,哪有什么采购经费啊!非常的稀少,难得之极。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是物价昂贵的时期,根本就没钱,靠什么来生存呢?当时就是张元济先生、叶景葵先生他们把很多家藏的图书,包括一些善本书,包括一些宋元本、明清刻本,也包括一些重要学者的批校本、抄本,全部拿出来,几乎是一部不留地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包括广东的叶恭绰先生、福建的李拔可先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把他们的家藏一部一部拿出来。我在写顾先生年谱的时候,看了很多材料,像张元济先生,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对中国的教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等方面贡献很大。张先生收集了许多海盐文献,因为他是浙江海盐人,真的是费尽心机,花了几十年时间,收集了许许多多地方乡贤的著作,他就感觉到这些东西保存在他那里不方便,还是拿出来。所以那种化私为公的品德真的非常高尚。叶景葵先生也是这样,叶先生当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有一点钱,但他把这笔钱全部用来买书。他有很多重要的书,如《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稿本,后来把它印出来了。叶先生把所有的书都捐给了“合众”。“合众”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保存了许多的中国传统文献。“合众”到1949年以后改成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又合并到上海图书馆,同时也完成了它的使命。所以顾先生那时候是非常了不起,为保存这些文献,跟日本人进行智斗。斗什么呢?就是斗那个馆址。合众图书馆是在上海的长乐路、富民路口,那个地方非常好,当然不是什么风水宝地啊。日本人看中了那个地方,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它夺过去。那时候张元济、陈陶遗(陈陶遗过去当过江苏省省长)等很多人,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保住了这个地方,那时候确实很不容易。从保存图书来说,确实有很多例子。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很多人捐给合众图书馆的那些书,顾先生从来没有打乱过,保持原来的体系,这点非常重要。我想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抄家,上海有钱的人多,藏书的人也多,抄了不知多少,我们那时候的估计是抄了500万册。这其中就有黄裳的书。很多人都读过黄裳的著作,当然他收藏的书现在很多都拿出来拍卖了。他的那些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被抄了,《文汇报》抄的。顾先生那时候就在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工作。这些书运回到清理小组之后,有些人说这批书要打散整理,善本书归善本书,普通书归普通书,平装书归平装书。顾先生说不能打乱,这是一个人收藏的,非常不容易。黄裳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收线装书的,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就不大收了。他的书有一定体系,一打乱以后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于是这批藏书就全部移到了上海图书馆。黄裳的书有些真是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些清初的词集,都是清初刻本。黄裳当然不知道这些细节,后来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些工宣队居然把顾先生请来了之类的刻薄的话,但是他不知道,如果没有顾先生这句话,他的书就完了。这些书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全都编目上架,最后落实政策,又全部退还。所以我觉得,顾先生在保存文化方面尤其是书的传承起了很大作用。
顾先生对有恩于他的几位先生也做了很多事。最初的就是章钰四当斋,四当斋的书就是在章老先生故去的时候通过他的关系全部送到了燕京大学的,并且编了一部目录——《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这部书目编得非常好,非常有特色。对王同愈先生也是,顾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一定要把王同愈的集子编出来,最后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包括叶景葵先生的《卷盦书跋》、张元济先生的《涉园序跋集录》等、顾颉刚先生的《尚书文字合编》等,这些事情几乎都是他在八十岁以后做的,一直到九十岁多一点全都完成并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顾先生真的很了不起,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把过去对他有恩的导师的事情都办完了。我相信这也是他人生道路上完美的一个句号。顾先生的事情当然可以讲很多,今天讲不完,以后再找机会细谈吧。
杜泽逊:谢谢沈先生。下面我们想请沈先生谈一下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和其他中文图书期刊的收藏情况。
沈津: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中的一个分馆。哈佛大学藏书非常多,大概在1,700万册左右,还包括很多的电影胶片、电子档的文件、照片、手稿等。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在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一成立就有了这个图书馆。那时馆长是裘开明先生。我认为在美国,裘开明先生是对图书馆事业贡献最大的一位华人。他最早毕业于武汉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但他居然能在美国为保存中国的文化作了非常多的贡献。哈佛燕京图书馆最初的藏书只有几千册,到后来逐步地收购,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日本、韩国大量地采购。
今天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量在150万册左右。但这150万册跟一些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不一样,它是没有复本的,其中有将近80万册是中文图书,其他的是日文和韩文的。这些书里中国古籍善本和普通线装书占了一定的数量,普通线装书的数量在18,000种左右,中文善本书的数量在4,000种左右,包括宋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和稿本、抄本、校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等。这些善本书中有些是非常难得的。我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在1,500部明刻本中,有188种是国内800多个图书馆所没有的,或者没有这种名目,或者没有这个版本。所以从数量和质量来讲,哈佛燕京图书馆都可以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相抗衡。
1986年到1987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去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他们把我关在“铁笼子”里看那些善本书。当然现在国会图书馆已经搬新址了。我说那时是“铁笼子”一点也不假,是用很粗的铁丝在一层书库里拦出一个区域,存放国会图书馆所收集的中文善本书。我作过数量和质量的比较,哈佛燕京的善本书绝对不亚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为国会图书馆是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就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一样。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作为一个私立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居然能收集这么多书确实很不容易。
其中有一部分明代刻本是在1945年以后收集的。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一塌糊涂,很多有钱人或者家里有些藏书的,就把书拿出来变卖,换粮食或其他东西。在这个时候裘开明先生真的是眼光独到,他从哈佛燕京学社拿到了一部分经费,专门在日本找人收购。我现在觉得在这些书中有很多是中国内地所没有的,我也相信这些书是在明末清初或者清代通过福建地区或者其他一些港口的商人携带到日本去的,尽管这些书的封面已经变样,变成日本的装帧了,或者里面有日本人的藏书印,但书还是中国的,中国的纸、中国的字,而这些东西正是中国内地所没有的。而且这些书中都保存了那张扉页,有很多人都知道,在版本鉴定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条件就是那张扉页。因为这张扉页上或许有具体刊刻的年代或者出版者的信息。过去我们在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时候,有些图书馆的书就缺那张扉页,所以鉴定版本的时间就很难断定。断定不了,就只能说是明嘉靖刻本、明万历刻本,而如果有那张扉页的话,就可以知道确切的时间,还有是谁出版的,而这张扉页就保存在从日本得来的明刻本中。
哈佛燕京图书馆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书,比如说《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全部的是22,000多卷(共1万多册——编者注),经过打仗或者其他原因损毁,流传下来的非常稀罕。在中国内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不到200册,全世界加起来也不过400多册。哈佛燕京有两册,一册是在1937年花了300块大洋买来的,一册是1956年从德国一个艺术家手中买来的。在美国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有41册,康奈尔大学有两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也有两册。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哈佛的这两册没有收进去,将来或许可以影印出来,使它们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内地。还有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古今图书集成》作为清代雍正年间的铜活字印本,当年印的就非常少,只有64部,加上样本不过65部。所以流传到今天还剩多少呢?现在流传下来的全帙居然只有12部,而燕京所藏的这一部就是现存的最重要的一部,或者也是当年那64部中最重要的一部。为什么呢?因为这书里有一方很重要的印,那就是“重华宫宝”,当然还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等三玺。这个重华宫是乾隆还没做皇帝的时候所居住的宫殿,后来是乾隆皇帝宴请大臣的地方。所以这部《古今图书集成》就是放在他当年的居所里,天子所看的书当然应该是最好的。至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乾隆年间的木活字印本,当年也只印了300套。现在还有多少套呢?少极了,日本有几部,北京也不多,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部全的。这套丛书一共收了有138种书,但是几十年间刻一种印一种,把它凑成完整的一部难极了。所以后来民国间的藏书家,像徐乃昌、缪荃孙、叶德辉等人都没办法收全。而哈佛燕京这一部是全的。
哈佛燕京有些书是非常难得的,包括一些文集、医书或者经部、史部的一些书,因为这些书中国内地没有,所以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流落在美国的中国内地所没有的书印出来,以胶卷的形式或者与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合作影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用。这种原则实际上也是哈佛燕京所秉承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原则。对哈佛来说,所有的收藏无论多么珍贵,哪怕放在保险箱中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的。鉴于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希望把流落在美国的重要的文献和难得的图书化孤本为不孤、化罕见本为不罕见,大家都可以用。所以2002年的时候我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编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那里面收了67种书,印成37册,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的,杜泽逊先生也是编委。这套书后来还获得了好评,得了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奖。所以我们在美国很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书已经在美国了,想把它们拿回来是很困难的事,但是现在如果能够通过复制等形式把这些书印出来,让大家都可以研究利用。
至于哈佛燕京还有一些很难得的东西,包括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在延安、瑞金、宝安等地区收集到的共产党文献,如文件、讲话、传单、口号、布告等等。这些东西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开始看到的时候不知道这一包是什么东西,从架上拿下来一看,居然都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应该收藏的物品。这些在当时还可以拿到,但是时间过了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在1986到1987年的时候去过哈佛四次,第一次是四天,是郑培凯教授陪我去的。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两个星期。他们很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在普通线装书库里挑选出所谓的善本书,这些我都做了。但是真正地对哈佛燕京的认识,还是在1992年我到哈佛燕京以后才有的。1986、1987年我看到的哈佛燕京已经觉得很了不起,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哈佛燕京访书记》,发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哈佛有些很难得的资料。比如我看到了一批明朝人的信,分成金、木、水、火、土、日、月七大册,放在架子上从来就没有人看过。当时我打开看了之后觉得很难得。很多人都知道,信札这种文献宋元时期的非常少,一些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收藏的明代人信札也很少。上海图书馆虽然是收藏信札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但多是清代的,所谓11万通,明代的只有不到500通。哈佛燕京所藏的这一宗完全是安徽歙县方氏亲友的手札,居然有七八百通,涉及那么多人,包括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一些很重要的人物。我发现这批材料后觉得,要把它们的内容和价值揭示出来,我不行,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能把它做出来。
果然过了几年以后,社科院历史所的陈智超教授来哈佛,住在我家里,他对我说:“我在日本的时候发现了郑成功的信,在哈佛燕京你能给我看什么?”我说:“既然提到了信札,那就给你看方氏信札。”我给他看了四部书,看完后他说:“沈先生你给我看的这四部书,我可以写成四本书。”陈先生真是厉害。后来他真的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在哈佛燕京我的办公室里,把方氏尺牍全部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做了很多的笔记。最后他和哈佛燕京谈,表示想研究这部书。对哈佛燕京来说,只要你能提出来,想使用任何资料我们都是欢迎的。你可以使用,可以研究,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一套完整的胶卷。最后过了几年,这部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把所有的照片全放进去了。陈先生的释文做得好,把所有的文字几乎都辨认出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拿到这部书后觉得,陈智超真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没有一点功力,谈都不要谈。
下面我再讲一下其他的中文收藏,比如地方志。旧的地方志,1949年以前的我们收藏大概有2,800余种,中国国家图书馆有5,000多种,上图有4,000多种,哈佛的收藏也算非常多了。我想重点说的是新地方志的收藏。新地方志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市志、县志、镇志等。哈佛燕京应该是全世界收藏新方志最多的一个地方,有25,000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没有这么多,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20,000种。因为哈佛燕京认定了一条,就是从这方面去收购,形成自己的特点,不管你有多少、要多少钱,我全部都要。这些地方志包括各种妇女志、民兵志、纺织志、水利志、治安志等等,名目多得有些都没听说过。我们现在不会研究,但是将来很可能会有人研究这些书。
哈佛燕京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作为一个读者,包括我自己,一定会想要拥抱哈佛燕京图书馆。因为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用书实在太方便了。在哈佛燕京,不论你是哈佛的人,或者外面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借书证、自己的ID。如果你认为对你的研究有用,把架子上全部的书都搬回去也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只要你能搬得动。而且你如果借了很多书拿不了,哈佛燕京还会给你提供一个很结实的塑料袋,可以提回去。当然还有一条规定,如果你借的这300本或500本书中,有另外的读者所需要的书,那就请你在一个星期之内还回来。如果不还,误了一天要交一美元。所以借书方便,但并不是可以借了不还。对很多人来说,做研究都想得到第一手材料。而哈佛燕京的所有资料都是公开的,哪怕是善本书。现在你来我们楼上看书,我们欢迎,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甚至不需要看你的证件,在我们的本子上签个名就行了。而且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很多读者希望可以拍照。我就想你拍吧,拍了之后有利于你的研究。这些书就这样放着没人利用也不行。你研究出来的成果也是回馈于这个社会,也有利于其他人做研究。当然如果这个书破损得很厉害,我会说拍一两张算了。在哈佛燕京拍照是不需要收费的,一分钱都不要。而在国内很多图书馆那是需要钱的,不是在于拍一张多少钱,而是在于资料费太贵,几十块一张,如果是顶级藏品的话要一两百块。所以我觉得哈佛燕京完全是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出发,虽然它位于美国,但它愿意为天下所有的人服务。
杜泽逊:上面我们了解了沈先生从上海到哈佛的经历。下面想请沈先生谈一下是如何开始研究翁方纲的,为什么花费四十年时间才出版《翁方纲年谱》这样一部著作?
沈津:这个说来话就长了。那是在1961年,我跟随顾先生学习。顾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星期天必定到原来的合众图书馆去,那是他过去生活过很久的地方。他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会到那个书库的办公室去呆半天。我就跟顾先生说,顾馆长你去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去?他说好,你来吧。所以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天上午,我就跟他在一起。他经常跟我讲的就是清末民初藏书家的事情,那些老辈学人跟他打交道、指导他的事情,他再回溯给我听。或者有些书的难得,就会像讲故事一样给你讲。我从顾先生那里确实得到很多。
翁方纲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他跟我说:版本鉴定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当然也涉及各方面的文史知识,你要考虑的是,如果你的基础打好了,不妨做一点学问,做一点研究。那时候我很年轻,就像一个小书童一样,跟着顾先生。顾先生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将来你可以研究,现在就可以收集资料,那就是翁方纲。那时我对翁方纲并不是十分了解,只觉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顾先生就说,翁方纲是一位乾嘉时候的学者,在很多金石碑帖上都有题跋,如果研究这个人,涉及乾嘉时候的很多人,包括他的上下级、亲朋学生等等,对那时的社会、政治、风俗等都会有所了解。那应该怎么做呢?顾先生说你做两件事。第一是搜集翁方纲所有的题跋、手札,你只要看到就把它们抄下来。尽可能将这些东西收齐了,可以把它们整理标点印出来。第二就是在此基础上写一本翁方纲的年谱。
我说试试看吧。所以后来看到翁方纲的题跋手札我就抄。翁方纲的题跋很多是在碑帖上的,所以第一步我把上海图书馆藏的碑帖拓本上的翁方纲的题跋全部抄下来,不管和《复初斋文集》中的题跋有什么区别。另外还包括宋拓本、石印本、影印本中的题跋。那时候潘景郑先生对我帮助很大,潘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潘先生藏有一本书叫《覃溪碎墨》,都是前人收集的翁方纲的零零碎碎的小题跋。这本书容庚先生曾借去并写了一段题跋。潘先生说既然你在做翁方纲研究,那这本书你拿去吧。这本书我后来带到美国去了。老一辈对这个工作都很支持,潘先生甚至把他过去收集的翁方纲的资料也都给了我。
这个工作做了很久,刚才杜泽逊说做了四十年,的确是这样。从1961年开始直到出版,这期间是很辛苦,当然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收集资料非常不容易。这些资料的收集无非是在上海、南京、杭州和北京,以后还有在台北和美国收集的也非常多。尤其是做年谱,非常不容易。我原来没想到,做年谱那么困难。翁方纲活了85岁,在乾嘉学者中是高寿的,很多人都没有他活得长。他接触那么多人,找材料真的是很困难,尤其是那些尺牍,都是第一手的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计算机,可以把资料输入进去进行排比。我那时做真是困难极了。比如乾隆元年,搞到一条材料就写到一张纸上,纸用剪刀剪成一条一条的,再贴起来。这么一本后来印出来有40多万字,是交给台湾中央研究院印的。所以我觉得做年谱也好,做其他搜集性的工作也好,都是一种基本的训练。这种训练有好处,只要有一点线索它就可以促使你想办法从各方面去发掘资料。我那时候拼命地去看乾嘉学者的诗文集,就是为了多找到一两条材料,只要能找到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最最困难的是台北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复初斋集》,那是一套手稿本,后来成为《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中的一部,那时我在美国,看到了这一套书,28册,但是仔细一看,里边的文字非常难辨认。这套手稿后来我去台北看了,因为影印之后把它缩小了,所以原来比较大的字变得很小。我回上海的时候一查,上海图书馆有这套书,我就把它全搬到家里去,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凡是题跋、信札都抄下来,还有年月日信息,因为年谱就靠年月日。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抄出来,辛苦之极。我后来想,这么重要的东西在台北为什么没有人做研究呢,原因可能就在于翁氏写的潦草字一些人认不得。当时我有识不了的字就夹个小条,第二天早上必定是七点十分左右到图书馆,七点钟的时候潘景郑先生到馆,那时候潘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八点钟上班之前我来请教他,解决了很多。所以后来能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印出来,虽然只有110万字,但是这110万字都是我自己抄出来的,不是像现在影印复印出来的,那时候没办法复印,只有靠手抄,确实是很困难,花了很多力量。所以我觉得研究一个乾嘉学者,对以后的治学等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翁方纲的事情大体就是这样。
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翁方纲年谱》和《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我分别交给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不同的时间交给他们,中间大概相差半年。至于他们怎么审稿我不知道,后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印好了,我居然在同一天的上午和下午先后收到了这两本书,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兴奋,那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整整四十年这两本书终于印出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激励,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也能够告慰顾先生,他当年交给我的作业我终于交出来了。
杜泽逊:我们了解了《翁方纲年谱》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困难。沈先生后来为您的导师顾廷龙先生写年谱,顾先生比翁方纲活得长得多,顾先生认识的人也非常之多,大约不比翁方纲少。您写的《顾廷龙年谱》篇幅大概三倍于《翁方纲年谱》,可是用的时间却不算长,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吗?
沈津:杜泽逊在出题目考我。顾先生当然是对我的成长、对我的训练影响很大。我在上海图书馆整整30年,那都是打基础的时期,这对于我后来能够跻身哈佛这个殿堂,是非常重要的。顾先生去世以后,上海方面就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我就请假,第三天就飞北京参加顾先生的追悼会。参加完仪式我就回去了。当时我就想,顾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应该做点什么工作来纪念他呢?第一个我写了一篇文章缅怀顾先生。那篇文章写了四万多字,给《文献》拿去了,后来还发表在别的地方。促使我要写《顾廷龙年谱》的原因是,算算时间,顾先生的一百周年诞辰就要到了。我就给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写了一封信,跟他说顾先生对上海图书馆贡献确实非常大,可不可以在他一百年的时候,由上图出面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来纪念顾先生。同时趁这个机会申请一点经费,把顾先生的一些书印出来。吴建中答应了,说你这个建议很好。我当时在策划做两件事,一个是把《顾廷龙年谱》做出来,第二个是把顾先生用毛笔写的与一些学者的通信选一部分印成一个册子。当然第一件事我觉得我来做比较妥当一点,第二件事交给另外一个同事在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我总觉得,在中国从清末有“图书馆”这个名词以来,确实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图书馆学家,包括缪荃孙、袁同礼、蒋复璁、李小缘、王重民、赵万里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图书馆学界的人物。他们有一些是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有些人甚至没有自己的文集,但他们作出的贡献对图书馆事业来说确实是非常之巨大。这些人付出了自己的辛劳,却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个树碑立传我指的并不是一篇文章。我总想能够为顾先生做一本年谱,让世人来看一看,这位图书馆界的工作者在整个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和整个图书馆事业中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当时想的就是为他树碑立传。我想拿一本书出来,或许将来还有其他人为图书馆学家树碑立传。
写顾先生的年谱,整整花了一年四个月的业余时间。这段时间是这样来做的。早上六点钟起来做,不管春夏秋冬,一直到八点钟,才去漱洗吃早饭上班;晚上吃完晚饭洗完碗后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我就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始写,把资料输进电脑里,到十点钟或者十点半告一段落。天天如此。星期六、星期天那更是我的天地,除了陪我太太到唐人街买菜。如果碰到圣诞节,那对我来说更是盛大的节日,因为加上元旦可以休息十天到十一天,那就可以天天去做了。人大概只要有一种信念、有一个目标、有一点精神,那就会一往无前。顾先生的材料我是从各方面去搞。顾先生过去写给我的信也很多,大概写给我的是最多的,那无非是他在沈阳、北京给我的信,或者我在美国、香港跟他之间的通信,都写得非常之好。当然也有他写给我的同事和其他学者的信。我的同事听说我在做顾廷龙年谱,他们都愿意把这些信拿给我。如果是别人做的话,他们不愿意拿出来。我为收集材料,专门从美国飞到北京。顾先生的儿子叫顾诵芬,是两院院士,成绩非常了不起,是设计飞机的。我跟诵芬说好了这件事情我来做,他先把在北苑的所有材料做好准备,我来看。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也只能是一天,所以我在北苑看到有用的资料就赶快请诵芬复印。顾先生有个特点,他平时在口袋里放一个小本子,往往记录了很多东西。有时候我陪他出差,到天一阁或者别的地方,就看他用那个小本子在记,我也不知道他记的是什么。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印出来带走。还有一次到上海,也是跟诵芬约好。那次在淮海路顾宅,我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把桌子上、柜子里、箱子里等所有的信件、文稿、册子等的全部翻了一遍,有用的内容全部复印。我带到美国的东西就是这么一厚摞,而且不能托运,情愿自己随身携带,因为怕托运的时候会弄丢。所以做顾先生年谱的时候,那些材料堆得像桌子那么高。顾先生和其他人的一些通信,凡是重要的我全部复印下来,把有用的内容按年份输入电脑。
因为过去做过《翁方纲年谱》,所以积累了一些做年谱的经验。做顾先生的年谱必须要知道他的老祖宗的情况,如果我在上海有很多家谱可以查,可是我在美国怎么做呢?正好那年4月的时候,亚洲学会在纽约召开,我就抽了一天专门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家谱在欧美地区是最多的,有1,000多种。我就看到了苏州的顾氏家谱,就赶快看、拍照,所以年谱前面的一大段很多是来自家谱。写顾先生的年谱,在收集资料方面不像写翁方纲那样艰难,要到处找,我就集中在上海、北京和美国。关于哈佛燕京我还有一点要说,它所收藏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当年顾颉刚先生他们在编《禹贡》的时候,顾先生也参与了,当时有些信非常有用。哈佛燕京收藏了很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籍杂志,就想办法从里面钩稽材料,也很不容易,居然也就做成了。很多人觉得在美国做什么事情都便当,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在美国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也没有助手,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去做。一有时间就会思考,想办法去寻找材料。所以到后来编制的索引和人物小传,都是从哈佛燕京的收藏中钩稽出来的。当然,为顾先生做事也是我的福分和缘分,因为有些事情都只有一次机会,你能抓住了就会成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一直相信这一点。
这本书后来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之间也有个过程。上海图书馆下面有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当时他们想出这本书。后来缪其浩馆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愿意。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的书错字太多。后来我说能不能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是专业的。缪馆长说给上海古籍有个问题,就是钱不够。如果交给科技文献出版社印,他们要九万块钱,交给上海古籍吃不准要多少钱。我还提出来我编了另外一本书,就是《顾廷龙书题留影》。顾先生为很多书题过签,而且可能是题签最多的人,我就把这些都收集起来编成了《顾廷龙书题留影》。要同时出这两本书,钱就更不够了。我说我来谈。我约了顾诵芬一起去找上海古籍的社长王兴康。王兴康又把两位责任编辑找来,算算这两本书要多少钱。结果你说要多少钱?两本书六万块,我一听就高兴了。责任编辑问我稿费怎么算,我想你们这么好那我稿费一分钱不要了,但是每种书要送我五十本。我确实觉得为顾先生做事不在钱,是对老师的一份心意。后来这两本书都印得很好,我也很高兴,因为每一种我都拿到了五十本。
杜泽逊:真是皆大欢喜。沈先生另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是为哈佛燕京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撰写善本书志,这件事情到最近算是圆满地完成了。我们想请沈先生对这项工作作个介绍。
沈津: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志的撰写在去年圣诞节前告一段落了。撰写书志确实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情。正是因为写书志比较困难,所以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所有重要的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和各省市级图书馆,都是没有自己的善本书志的。有的仅仅有一个善本目录。通过善本目录你可以知道这个图书馆有什么书,但是要去看这本书的时候,需要介绍信或别的关系。不看到这本书你就不知道它里边讲的是什么,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去研究。在清代的时候,一些重要的藏书家都有自己的善本书志、藏书志、题跋、叙录等,有详有简,就是把自己的收藏品的特点反映出来。对哈佛燕京来说,能收集到将近四千部中文善本书,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收藏在美国,国内许多学者或者其他地区的汉学学者,就很难知道哈佛燕京收藏的善本书的具体内容,除非到哈佛燕京去。但是到哈佛燕京并不容易,那些访问学者如果能来的话,可以呆上几个月或一年,但是有些访问团来呆一两个小时就走了,根本就没时间了解那些善本书的内容。
哈佛燕京图书馆八十年的历史上只有三任馆长,第一位就是裘开明,第二位是吴文津,第三任是现任的郑炯文,都是华人。他们都是在国内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然后再到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所以对他们来说,所认同的还是祖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些问题。第一任馆长裘开明,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收集那些图书。第二任馆长吴文津是在1967年的时候接任,那时要得到中国图书很困难,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他倾向于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资料的收集。他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写成善本书志。在这之前,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善本书志,那是王重民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所作的。那时候限于条件,写得不很详细,但至少可以让国人知道两个馆藏了些什么东西。虽然那些书是在台北或美国出版的,国内很少,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找。如果不去揭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些善本书是什么内容。鉴于这种情况,吴文津就希望找人来写善本书志。
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呢?是这样的,我去过哈佛四次,他对我也有些了解,而且美国的《中报》也刊登过采访我的事情,并且被《参考消息》转载,他就看到了那些材料,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我那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到中文大学的时候忽然间看见我,说:“沈先生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现在已经定居香港了。他第二句话就说:“这样我们请你就容易了。”他的意思是我在中国内地的话不容易请。我就答应了,他想办法去申请经费。钱哪里来呢?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请我两年,希望两年之内能把哈佛燕京的善本书中明代及其之前的部分写出来。当然我也有条件,我的太太和女儿都要跟我一起去的,我在香港的工具书也要全部运到美国去。
我在1992年4月28号晚上到达波士顿,5月1号正式开始写善本书志。写善本书志确实是一种苦差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没有电脑,只能写在稿纸上。我当时就是拿一张稿纸,把善本书放在面前,直接开始写,没有草稿。辛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每天要写3篇,每天写3,000字。我有时候对别人说,每天写3,000字,你或许能坚持一个星期,但是我要坚持两年、500多天。我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都在想,还有多少篇,明天的要怎么来写。就这么每天3篇、每天3,000字,孜孜不倦地做,居然做完了。写完了算算有100多万字,交给出版社印出来实际有152万字。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在于我能够把哈佛燕京这样一个汉学重镇所收藏的善本书的具体内容钩稽出来。这里面包括一部善本书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稽核项,包括有谁的序、谁的跋,有没有凡例,卷一第一页是如何题的,这本书版框的高和宽,各种方面的信息全部都要钩稽出来。至于作者的简历,很多是从地方志中查出来的,那要写明出处。书的内容要很清楚,比如这部书十卷,卷一是什么、卷二是什么。然后要讲这部书为什么要写,作者当时的意图是什么,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这部书刊刻的具体的依据,都可以从序和跋中钩稽出来。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在印刷时有没有扉页,扉页是怎么题的,至于现在这部书流传多少,是在美国还是日本,是在日本的内阁文库还是尊经阁文库,要把搜集到的材料尽可能的写进去。最后是收藏印。我总觉得21世纪的信息应该比20世纪更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出了那么多的目录学的著作、版本学的著作或者图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确实应该比前人做得好一点,因为前人做的时候有些工具书参考书还没有。所以我们自己辛苦一点把书志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用,起到的作用是如果你看到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觉得这本书对你的研究非常之有用,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它,这并不困难,因为上面有我们的登录号。因为哈佛燕京是秉承公器的前提,如果真的是为研究所需要,而不是牟利,在你支付复制费用后,哈佛燕京一定会想办法把胶卷给你的。前一阵杜教授到哈佛燕京作访问,他提到了《尧陵考》,我们馆长说可以拿去的,你再给我们一种胶卷作交换就行了,不需要一分钱。
我觉得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模式,我们称之为“哈佛模式”。因为现在很多图书馆都没有自己的善本书志,真正有的不是那些大馆,倒是那些小馆,那就是苏州市图书馆和武汉市图书馆。小馆不容易,虽然是做小事,但偶然也能做成大事,那就是用微薄的力量,写成馆藏的善本书志。所以小馆也能做大事,敢于向大馆挑战、叫板,这是一种自信,我觉得他们了不起。没有他们馆长的支持,没有那些小人物的努力,书志是印不出来的。虽然都只出了经部,但后来还会有史部、子部、集部、丛部,都会一部一部写出来。
顾廷龙先生有一句很朴素的语言,做一件事情,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那就是“火车只要开,总归是要到站的”。只要持续地去做,不懈地努力,一定能达到目标。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从1992年5月1号开始做,当中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邀请了国内研究文献学的学者严佐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等,请他们协助我的工作,何朝晖博士也帮助做了很多事情。由于大家的努力,现在基本上告一段落了。这本书大约有450万字,配上8000张图片,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心情上的解脱,我也可以说我做成了。
杜泽逊: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沈先生要做的大事一件一件都做成了,但我们还想知道沈先生今后还有什么大的计划?
沈津:大的计划不敢说,人也老了,也应该下岗了。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很想了结。前一阵子在一些人的诱惑之下,我居然写起了博客。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天地有那么大。我一个同事有一次拉我去看她的博客,说:“沈先生,我帮你也搞一个博客怎么样?”我也是好奇,禁不住诱惑,她居然很快就弄好了。她说博客弄好了,但内容要自己弄,有什么文章可以先发到上面去。我就赶鸭子上架,下不了台了。我第一篇写的是刘蔷,写她在哈佛燕京协助我写善本书志的事情。以后我就把我看书的体会、心得、感想陆续放到博客上去了,没想到还有人看,倒也是对我的鼓励。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我就想怎么会那么高呢?但是后来又想,他是做领导的,有他的号召力,我不能跟他比。我写的是讲书的,我所看到的难得的、奇奇怪怪的、有点意思的书。一个星期写一篇,两三千字不等,也不管好不好,放上去再说。不光有人看,也有人说三道四,但这也是个好事情。我原来想不通,怎么还有人骂我。你要让我服气,说出道理来就是可以的。有一个人说得很妙,说我在美国好好过我的生活就是了,跑到国内来说什么。我想我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没拿美国护照啊,拿的是香港特区的护照,为什么不能发表我的意见呢?知识分子总要讲一点良心,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至于我以后的计划,很想把一些东西写出来,是因为我想把我所获得的知识回馈于这个社会,回馈于目录版本学界。叶德辉写过一本重要的书,叫《书林清话》,影响了很多人。现代许多学者也写了很多古籍版本方面的书,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不那样去写,换个形式,从书来讲版本。不要讲得很枯燥,写得稍微活泼一点。居然有出版社对我的博客感兴趣,我就把博客上的文章一分为二,分别给了北京和广西的两家出版社。有一家说让我再写,他们继续给我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我给自己拟了一个提纲,有200个题目,都是自己认为很有意思的,是别人不写的,而且我得到的是第一手的材料。一步一步来,因为人总是要老的,但只要我还能思考,还能拿得动笔,我就希望能达成自己的目标,试试看吧。
杜泽逊:从沈津先生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沈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真诚纯粹的学者,沈先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期待着《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全编早日面世。
沈津:谢谢杜教授,谢谢大家!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何灿,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研究生。
* 2009年3月29日,沈津先生应邀作客山东大学“大家讲坛”,接受杜泽逊教授的采访。此据录音整理,稍有删节。——整理者注
杜泽逊: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先生来给我们作演讲。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沈先生。沈先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的,那是1966年,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后来长期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并且长期追随版本目录学泰斗顾廷龙先生学习,可以说是顾廷龙先生的衣钵弟子。1986年到1987年,沈先生曾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研究工作,1988年成为研究馆员,在当时来说是我国比较年轻的图书馆界的正高级职称获得者。曾经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长期担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后来就接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的重要职位。
非常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从事中国古籍版本目录之学,出版的个人著作,无论是质还是量,大约都没有人可以超过沈津先生。下面我们就请沈先生根据他的经历给大家讲几个专题。沈先生是不是先简单介绍一下顾廷龙先生?
沈津: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我们来聊天吧。顾廷龙先生是我的恩师,他过去曾经担任过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先生也是国内公认的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当然为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觉得顾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过去在北平燕京大学的时候就从事图书馆事业,一直到1939年,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张元济、叶景葵这些人把顾先生从燕京大学图书馆请到上海,组建了一个合众图书馆。
合众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小的图书馆,很不显眼的,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为什么呢?这个图书馆是没有挂过牌子的,你看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牌子,而合众图书馆从来没有自己的牌子,没挂过。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名为历史文献图书馆,那时才有了牌子。后来我知道那块牌子已经写好,就是没挂过。
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这段时间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应该把它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图书馆呢?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保存祖国传统文化、保存许许多多重要文化资源的图书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想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小图书馆,哪有什么采购经费啊!非常的稀少,难得之极。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是物价昂贵的时期,根本就没钱,靠什么来生存呢?当时就是张元济先生、叶景葵先生他们把很多家藏的图书,包括一些善本书,包括一些宋元本、明清刻本,也包括一些重要学者的批校本、抄本,全部拿出来,几乎是一部不留地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包括广东的叶恭绰先生、福建的李拔可先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把他们的家藏一部一部拿出来。我在写顾先生年谱的时候,看了很多材料,像张元济先生,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对中国的教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等方面贡献很大。张先生收集了许多海盐文献,因为他是浙江海盐人,真的是费尽心机,花了几十年时间,收集了许许多多地方乡贤的著作,他就感觉到这些东西保存在他那里不方便,还是拿出来。所以那种化私为公的品德真的非常高尚。叶景葵先生也是这样,叶先生当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有一点钱,但他把这笔钱全部用来买书。他有很多重要的书,如《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稿本,后来把它印出来了。叶先生把所有的书都捐给了“合众”。“合众”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保存了许多的中国传统文献。“合众”到1949年以后改成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又合并到上海图书馆,同时也完成了它的使命。所以顾先生那时候是非常了不起,为保存这些文献,跟日本人进行智斗。斗什么呢?就是斗那个馆址。合众图书馆是在上海的长乐路、富民路口,那个地方非常好,当然不是什么风水宝地啊。日本人看中了那个地方,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它夺过去。那时候张元济、陈陶遗(陈陶遗过去当过江苏省省长)等很多人,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保住了这个地方,那时候确实很不容易。从保存图书来说,确实有很多例子。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很多人捐给合众图书馆的那些书,顾先生从来没有打乱过,保持原来的体系,这点非常重要。我想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抄家,上海有钱的人多,藏书的人也多,抄了不知多少,我们那时候的估计是抄了500万册。这其中就有黄裳的书。很多人都读过黄裳的著作,当然他收藏的书现在很多都拿出来拍卖了。他的那些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被抄了,《文汇报》抄的。顾先生那时候就在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工作。这些书运回到清理小组之后,有些人说这批书要打散整理,善本书归善本书,普通书归普通书,平装书归平装书。顾先生说不能打乱,这是一个人收藏的,非常不容易。黄裳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收线装书的,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就不大收了。他的书有一定体系,一打乱以后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于是这批藏书就全部移到了上海图书馆。黄裳的书有些真是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些清初的词集,都是清初刻本。黄裳当然不知道这些细节,后来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些工宣队居然把顾先生请来了之类的刻薄的话,但是他不知道,如果没有顾先生这句话,他的书就完了。这些书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全都编目上架,最后落实政策,又全部退还。所以我觉得,顾先生在保存文化方面尤其是书的传承起了很大作用。
顾先生对有恩于他的几位先生也做了很多事。最初的就是章钰四当斋,四当斋的书就是在章老先生故去的时候通过他的关系全部送到了燕京大学的,并且编了一部目录——《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这部书目编得非常好,非常有特色。对王同愈先生也是,顾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一定要把王同愈的集子编出来,最后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包括叶景葵先生的《卷盦书跋》、张元济先生的《涉园序跋集录》等、顾颉刚先生的《尚书文字合编》等,这些事情几乎都是他在八十岁以后做的,一直到九十岁多一点全都完成并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顾先生真的很了不起,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把过去对他有恩的导师的事情都办完了。我相信这也是他人生道路上完美的一个句号。顾先生的事情当然可以讲很多,今天讲不完,以后再找机会细谈吧。
杜泽逊:谢谢沈先生。下面我们想请沈先生谈一下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和其他中文图书期刊的收藏情况。
沈津: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中的一个分馆。哈佛大学藏书非常多,大概在1,700万册左右,还包括很多的电影胶片、电子档的文件、照片、手稿等。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在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一成立就有了这个图书馆。那时馆长是裘开明先生。我认为在美国,裘开明先生是对图书馆事业贡献最大的一位华人。他最早毕业于武汉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但他居然能在美国为保存中国的文化作了非常多的贡献。哈佛燕京图书馆最初的藏书只有几千册,到后来逐步地收购,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日本、韩国大量地采购。
今天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量在150万册左右。但这150万册跟一些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不一样,它是没有复本的,其中有将近80万册是中文图书,其他的是日文和韩文的。这些书里中国古籍善本和普通线装书占了一定的数量,普通线装书的数量在18,000种左右,中文善本书的数量在4,000种左右,包括宋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和稿本、抄本、校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等。这些善本书中有些是非常难得的。我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在1,500部明刻本中,有188种是国内800多个图书馆所没有的,或者没有这种名目,或者没有这个版本。所以从数量和质量来讲,哈佛燕京图书馆都可以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相抗衡。
1986年到1987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去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他们把我关在“铁笼子”里看那些善本书。当然现在国会图书馆已经搬新址了。我说那时是“铁笼子”一点也不假,是用很粗的铁丝在一层书库里拦出一个区域,存放国会图书馆所收集的中文善本书。我作过数量和质量的比较,哈佛燕京的善本书绝对不亚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为国会图书馆是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就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一样。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作为一个私立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居然能收集这么多书确实很不容易。
其中有一部分明代刻本是在1945年以后收集的。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一塌糊涂,很多有钱人或者家里有些藏书的,就把书拿出来变卖,换粮食或其他东西。在这个时候裘开明先生真的是眼光独到,他从哈佛燕京学社拿到了一部分经费,专门在日本找人收购。我现在觉得在这些书中有很多是中国内地所没有的,我也相信这些书是在明末清初或者清代通过福建地区或者其他一些港口的商人携带到日本去的,尽管这些书的封面已经变样,变成日本的装帧了,或者里面有日本人的藏书印,但书还是中国的,中国的纸、中国的字,而这些东西正是中国内地所没有的。而且这些书中都保存了那张扉页,有很多人都知道,在版本鉴定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条件就是那张扉页。因为这张扉页上或许有具体刊刻的年代或者出版者的信息。过去我们在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时候,有些图书馆的书就缺那张扉页,所以鉴定版本的时间就很难断定。断定不了,就只能说是明嘉靖刻本、明万历刻本,而如果有那张扉页的话,就可以知道确切的时间,还有是谁出版的,而这张扉页就保存在从日本得来的明刻本中。
哈佛燕京图书馆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书,比如说《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全部的是22,000多卷(共1万多册——编者注),经过打仗或者其他原因损毁,流传下来的非常稀罕。在中国内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不到200册,全世界加起来也不过400多册。哈佛燕京有两册,一册是在1937年花了300块大洋买来的,一册是1956年从德国一个艺术家手中买来的。在美国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有41册,康奈尔大学有两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也有两册。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哈佛的这两册没有收进去,将来或许可以影印出来,使它们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内地。还有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古今图书集成》作为清代雍正年间的铜活字印本,当年印的就非常少,只有64部,加上样本不过65部。所以流传到今天还剩多少呢?现在流传下来的全帙居然只有12部,而燕京所藏的这一部就是现存的最重要的一部,或者也是当年那64部中最重要的一部。为什么呢?因为这书里有一方很重要的印,那就是“重华宫宝”,当然还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等三玺。这个重华宫是乾隆还没做皇帝的时候所居住的宫殿,后来是乾隆皇帝宴请大臣的地方。所以这部《古今图书集成》就是放在他当年的居所里,天子所看的书当然应该是最好的。至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乾隆年间的木活字印本,当年也只印了300套。现在还有多少套呢?少极了,日本有几部,北京也不多,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部全的。这套丛书一共收了有138种书,但是几十年间刻一种印一种,把它凑成完整的一部难极了。所以后来民国间的藏书家,像徐乃昌、缪荃孙、叶德辉等人都没办法收全。而哈佛燕京这一部是全的。
哈佛燕京有些书是非常难得的,包括一些文集、医书或者经部、史部的一些书,因为这些书中国内地没有,所以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流落在美国的中国内地所没有的书印出来,以胶卷的形式或者与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合作影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用。这种原则实际上也是哈佛燕京所秉承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原则。对哈佛来说,所有的收藏无论多么珍贵,哪怕放在保险箱中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的。鉴于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希望把流落在美国的重要的文献和难得的图书化孤本为不孤、化罕见本为不罕见,大家都可以用。所以2002年的时候我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编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那里面收了67种书,印成37册,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的,杜泽逊先生也是编委。这套书后来还获得了好评,得了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奖。所以我们在美国很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书已经在美国了,想把它们拿回来是很困难的事,但是现在如果能够通过复制等形式把这些书印出来,让大家都可以研究利用。
至于哈佛燕京还有一些很难得的东西,包括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在延安、瑞金、宝安等地区收集到的共产党文献,如文件、讲话、传单、口号、布告等等。这些东西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开始看到的时候不知道这一包是什么东西,从架上拿下来一看,居然都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应该收藏的物品。这些在当时还可以拿到,但是时间过了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在1986到1987年的时候去过哈佛四次,第一次是四天,是郑培凯教授陪我去的。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两个星期。他们很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在普通线装书库里挑选出所谓的善本书,这些我都做了。但是真正地对哈佛燕京的认识,还是在1992年我到哈佛燕京以后才有的。1986、1987年我看到的哈佛燕京已经觉得很了不起,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哈佛燕京访书记》,发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哈佛有些很难得的资料。比如我看到了一批明朝人的信,分成金、木、水、火、土、日、月七大册,放在架子上从来就没有人看过。当时我打开看了之后觉得很难得。很多人都知道,信札这种文献宋元时期的非常少,一些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收藏的明代人信札也很少。上海图书馆虽然是收藏信札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但多是清代的,所谓11万通,明代的只有不到500通。哈佛燕京所藏的这一宗完全是安徽歙县方氏亲友的手札,居然有七八百通,涉及那么多人,包括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一些很重要的人物。我发现这批材料后觉得,要把它们的内容和价值揭示出来,我不行,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能把它做出来。
果然过了几年以后,社科院历史所的陈智超教授来哈佛,住在我家里,他对我说:“我在日本的时候发现了郑成功的信,在哈佛燕京你能给我看什么?”我说:“既然提到了信札,那就给你看方氏信札。”我给他看了四部书,看完后他说:“沈先生你给我看的这四部书,我可以写成四本书。”陈先生真是厉害。后来他真的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在哈佛燕京我的办公室里,把方氏尺牍全部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做了很多的笔记。最后他和哈佛燕京谈,表示想研究这部书。对哈佛燕京来说,只要你能提出来,想使用任何资料我们都是欢迎的。你可以使用,可以研究,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一套完整的胶卷。最后过了几年,这部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把所有的照片全放进去了。陈先生的释文做得好,把所有的文字几乎都辨认出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拿到这部书后觉得,陈智超真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没有一点功力,谈都不要谈。
下面我再讲一下其他的中文收藏,比如地方志。旧的地方志,1949年以前的我们收藏大概有2,800余种,中国国家图书馆有5,000多种,上图有4,000多种,哈佛的收藏也算非常多了。我想重点说的是新地方志的收藏。新地方志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市志、县志、镇志等。哈佛燕京应该是全世界收藏新方志最多的一个地方,有25,000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没有这么多,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20,000种。因为哈佛燕京认定了一条,就是从这方面去收购,形成自己的特点,不管你有多少、要多少钱,我全部都要。这些地方志包括各种妇女志、民兵志、纺织志、水利志、治安志等等,名目多得有些都没听说过。我们现在不会研究,但是将来很可能会有人研究这些书。
哈佛燕京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作为一个读者,包括我自己,一定会想要拥抱哈佛燕京图书馆。因为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用书实在太方便了。在哈佛燕京,不论你是哈佛的人,或者外面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借书证、自己的ID。如果你认为对你的研究有用,把架子上全部的书都搬回去也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只要你能搬得动。而且你如果借了很多书拿不了,哈佛燕京还会给你提供一个很结实的塑料袋,可以提回去。当然还有一条规定,如果你借的这300本或500本书中,有另外的读者所需要的书,那就请你在一个星期之内还回来。如果不还,误了一天要交一美元。所以借书方便,但并不是可以借了不还。对很多人来说,做研究都想得到第一手材料。而哈佛燕京的所有资料都是公开的,哪怕是善本书。现在你来我们楼上看书,我们欢迎,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甚至不需要看你的证件,在我们的本子上签个名就行了。而且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很多读者希望可以拍照。我就想你拍吧,拍了之后有利于你的研究。这些书就这样放着没人利用也不行。你研究出来的成果也是回馈于这个社会,也有利于其他人做研究。当然如果这个书破损得很厉害,我会说拍一两张算了。在哈佛燕京拍照是不需要收费的,一分钱都不要。而在国内很多图书馆那是需要钱的,不是在于拍一张多少钱,而是在于资料费太贵,几十块一张,如果是顶级藏品的话要一两百块。所以我觉得哈佛燕京完全是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出发,虽然它位于美国,但它愿意为天下所有的人服务。
杜泽逊:上面我们了解了沈先生从上海到哈佛的经历。下面想请沈先生谈一下是如何开始研究翁方纲的,为什么花费四十年时间才出版《翁方纲年谱》这样一部著作?
沈津:这个说来话就长了。那是在1961年,我跟随顾先生学习。顾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星期天必定到原来的合众图书馆去,那是他过去生活过很久的地方。他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会到那个书库的办公室去呆半天。我就跟顾先生说,顾馆长你去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去?他说好,你来吧。所以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天上午,我就跟他在一起。他经常跟我讲的就是清末民初藏书家的事情,那些老辈学人跟他打交道、指导他的事情,他再回溯给我听。或者有些书的难得,就会像讲故事一样给你讲。我从顾先生那里确实得到很多。
翁方纲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他跟我说:版本鉴定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当然也涉及各方面的文史知识,你要考虑的是,如果你的基础打好了,不妨做一点学问,做一点研究。那时候我很年轻,就像一个小书童一样,跟着顾先生。顾先生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将来你可以研究,现在就可以收集资料,那就是翁方纲。那时我对翁方纲并不是十分了解,只觉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顾先生就说,翁方纲是一位乾嘉时候的学者,在很多金石碑帖上都有题跋,如果研究这个人,涉及乾嘉时候的很多人,包括他的上下级、亲朋学生等等,对那时的社会、政治、风俗等都会有所了解。那应该怎么做呢?顾先生说你做两件事。第一是搜集翁方纲所有的题跋、手札,你只要看到就把它们抄下来。尽可能将这些东西收齐了,可以把它们整理标点印出来。第二就是在此基础上写一本翁方纲的年谱。
我说试试看吧。所以后来看到翁方纲的题跋手札我就抄。翁方纲的题跋很多是在碑帖上的,所以第一步我把上海图书馆藏的碑帖拓本上的翁方纲的题跋全部抄下来,不管和《复初斋文集》中的题跋有什么区别。另外还包括宋拓本、石印本、影印本中的题跋。那时候潘景郑先生对我帮助很大,潘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潘先生藏有一本书叫《覃溪碎墨》,都是前人收集的翁方纲的零零碎碎的小题跋。这本书容庚先生曾借去并写了一段题跋。潘先生说既然你在做翁方纲研究,那这本书你拿去吧。这本书我后来带到美国去了。老一辈对这个工作都很支持,潘先生甚至把他过去收集的翁方纲的资料也都给了我。
这个工作做了很久,刚才杜泽逊说做了四十年,的确是这样。从1961年开始直到出版,这期间是很辛苦,当然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收集资料非常不容易。这些资料的收集无非是在上海、南京、杭州和北京,以后还有在台北和美国收集的也非常多。尤其是做年谱,非常不容易。我原来没想到,做年谱那么困难。翁方纲活了85岁,在乾嘉学者中是高寿的,很多人都没有他活得长。他接触那么多人,找材料真的是很困难,尤其是那些尺牍,都是第一手的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计算机,可以把资料输入进去进行排比。我那时做真是困难极了。比如乾隆元年,搞到一条材料就写到一张纸上,纸用剪刀剪成一条一条的,再贴起来。这么一本后来印出来有40多万字,是交给台湾中央研究院印的。所以我觉得做年谱也好,做其他搜集性的工作也好,都是一种基本的训练。这种训练有好处,只要有一点线索它就可以促使你想办法从各方面去发掘资料。我那时候拼命地去看乾嘉学者的诗文集,就是为了多找到一两条材料,只要能找到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最最困难的是台北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复初斋集》,那是一套手稿本,后来成为《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中的一部,那时我在美国,看到了这一套书,28册,但是仔细一看,里边的文字非常难辨认。这套手稿后来我去台北看了,因为影印之后把它缩小了,所以原来比较大的字变得很小。我回上海的时候一查,上海图书馆有这套书,我就把它全搬到家里去,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凡是题跋、信札都抄下来,还有年月日信息,因为年谱就靠年月日。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抄出来,辛苦之极。我后来想,这么重要的东西在台北为什么没有人做研究呢,原因可能就在于翁氏写的潦草字一些人认不得。当时我有识不了的字就夹个小条,第二天早上必定是七点十分左右到图书馆,七点钟的时候潘景郑先生到馆,那时候潘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八点钟上班之前我来请教他,解决了很多。所以后来能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印出来,虽然只有110万字,但是这110万字都是我自己抄出来的,不是像现在影印复印出来的,那时候没办法复印,只有靠手抄,确实是很困难,花了很多力量。所以我觉得研究一个乾嘉学者,对以后的治学等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翁方纲的事情大体就是这样。
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翁方纲年谱》和《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我分别交给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不同的时间交给他们,中间大概相差半年。至于他们怎么审稿我不知道,后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印好了,我居然在同一天的上午和下午先后收到了这两本书,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兴奋,那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整整四十年这两本书终于印出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激励,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也能够告慰顾先生,他当年交给我的作业我终于交出来了。
杜泽逊:我们了解了《翁方纲年谱》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困难。沈先生后来为您的导师顾廷龙先生写年谱,顾先生比翁方纲活得长得多,顾先生认识的人也非常之多,大约不比翁方纲少。您写的《顾廷龙年谱》篇幅大概三倍于《翁方纲年谱》,可是用的时间却不算长,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吗?
沈津:杜泽逊在出题目考我。顾先生当然是对我的成长、对我的训练影响很大。我在上海图书馆整整30年,那都是打基础的时期,这对于我后来能够跻身哈佛这个殿堂,是非常重要的。顾先生去世以后,上海方面就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我就请假,第三天就飞北京参加顾先生的追悼会。参加完仪式我就回去了。当时我就想,顾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应该做点什么工作来纪念他呢?第一个我写了一篇文章缅怀顾先生。那篇文章写了四万多字,给《文献》拿去了,后来还发表在别的地方。促使我要写《顾廷龙年谱》的原因是,算算时间,顾先生的一百周年诞辰就要到了。我就给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写了一封信,跟他说顾先生对上海图书馆贡献确实非常大,可不可以在他一百年的时候,由上图出面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来纪念顾先生。同时趁这个机会申请一点经费,把顾先生的一些书印出来。吴建中答应了,说你这个建议很好。我当时在策划做两件事,一个是把《顾廷龙年谱》做出来,第二个是把顾先生用毛笔写的与一些学者的通信选一部分印成一个册子。当然第一件事我觉得我来做比较妥当一点,第二件事交给另外一个同事在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我总觉得,在中国从清末有“图书馆”这个名词以来,确实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图书馆学家,包括缪荃孙、袁同礼、蒋复璁、李小缘、王重民、赵万里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图书馆学界的人物。他们有一些是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有些人甚至没有自己的文集,但他们作出的贡献对图书馆事业来说确实是非常之巨大。这些人付出了自己的辛劳,却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个树碑立传我指的并不是一篇文章。我总想能够为顾先生做一本年谱,让世人来看一看,这位图书馆界的工作者在整个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和整个图书馆事业中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当时想的就是为他树碑立传。我想拿一本书出来,或许将来还有其他人为图书馆学家树碑立传。
写顾先生的年谱,整整花了一年四个月的业余时间。这段时间是这样来做的。早上六点钟起来做,不管春夏秋冬,一直到八点钟,才去漱洗吃早饭上班;晚上吃完晚饭洗完碗后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我就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始写,把资料输进电脑里,到十点钟或者十点半告一段落。天天如此。星期六、星期天那更是我的天地,除了陪我太太到唐人街买菜。如果碰到圣诞节,那对我来说更是盛大的节日,因为加上元旦可以休息十天到十一天,那就可以天天去做了。人大概只要有一种信念、有一个目标、有一点精神,那就会一往无前。顾先生的材料我是从各方面去搞。顾先生过去写给我的信也很多,大概写给我的是最多的,那无非是他在沈阳、北京给我的信,或者我在美国、香港跟他之间的通信,都写得非常之好。当然也有他写给我的同事和其他学者的信。我的同事听说我在做顾廷龙年谱,他们都愿意把这些信拿给我。如果是别人做的话,他们不愿意拿出来。我为收集材料,专门从美国飞到北京。顾先生的儿子叫顾诵芬,是两院院士,成绩非常了不起,是设计飞机的。我跟诵芬说好了这件事情我来做,他先把在北苑的所有材料做好准备,我来看。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也只能是一天,所以我在北苑看到有用的资料就赶快请诵芬复印。顾先生有个特点,他平时在口袋里放一个小本子,往往记录了很多东西。有时候我陪他出差,到天一阁或者别的地方,就看他用那个小本子在记,我也不知道他记的是什么。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印出来带走。还有一次到上海,也是跟诵芬约好。那次在淮海路顾宅,我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把桌子上、柜子里、箱子里等所有的信件、文稿、册子等的全部翻了一遍,有用的内容全部复印。我带到美国的东西就是这么一厚摞,而且不能托运,情愿自己随身携带,因为怕托运的时候会弄丢。所以做顾先生年谱的时候,那些材料堆得像桌子那么高。顾先生和其他人的一些通信,凡是重要的我全部复印下来,把有用的内容按年份输入电脑。
因为过去做过《翁方纲年谱》,所以积累了一些做年谱的经验。做顾先生的年谱必须要知道他的老祖宗的情况,如果我在上海有很多家谱可以查,可是我在美国怎么做呢?正好那年4月的时候,亚洲学会在纽约召开,我就抽了一天专门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家谱在欧美地区是最多的,有1,000多种。我就看到了苏州的顾氏家谱,就赶快看、拍照,所以年谱前面的一大段很多是来自家谱。写顾先生的年谱,在收集资料方面不像写翁方纲那样艰难,要到处找,我就集中在上海、北京和美国。关于哈佛燕京我还有一点要说,它所收藏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当年顾颉刚先生他们在编《禹贡》的时候,顾先生也参与了,当时有些信非常有用。哈佛燕京收藏了很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籍杂志,就想办法从里面钩稽材料,也很不容易,居然也就做成了。很多人觉得在美国做什么事情都便当,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在美国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也没有助手,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去做。一有时间就会思考,想办法去寻找材料。所以到后来编制的索引和人物小传,都是从哈佛燕京的收藏中钩稽出来的。当然,为顾先生做事也是我的福分和缘分,因为有些事情都只有一次机会,你能抓住了就会成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一直相信这一点。
这本书后来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之间也有个过程。上海图书馆下面有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当时他们想出这本书。后来缪其浩馆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愿意。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的书错字太多。后来我说能不能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是专业的。缪馆长说给上海古籍有个问题,就是钱不够。如果交给科技文献出版社印,他们要九万块钱,交给上海古籍吃不准要多少钱。我还提出来我编了另外一本书,就是《顾廷龙书题留影》。顾先生为很多书题过签,而且可能是题签最多的人,我就把这些都收集起来编成了《顾廷龙书题留影》。要同时出这两本书,钱就更不够了。我说我来谈。我约了顾诵芬一起去找上海古籍的社长王兴康。王兴康又把两位责任编辑找来,算算这两本书要多少钱。结果你说要多少钱?两本书六万块,我一听就高兴了。责任编辑问我稿费怎么算,我想你们这么好那我稿费一分钱不要了,但是每种书要送我五十本。我确实觉得为顾先生做事不在钱,是对老师的一份心意。后来这两本书都印得很好,我也很高兴,因为每一种我都拿到了五十本。
杜泽逊:真是皆大欢喜。沈先生另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是为哈佛燕京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撰写善本书志,这件事情到最近算是圆满地完成了。我们想请沈先生对这项工作作个介绍。
沈津: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志的撰写在去年圣诞节前告一段落了。撰写书志确实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情。正是因为写书志比较困难,所以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所有重要的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和各省市级图书馆,都是没有自己的善本书志的。有的仅仅有一个善本目录。通过善本目录你可以知道这个图书馆有什么书,但是要去看这本书的时候,需要介绍信或别的关系。不看到这本书你就不知道它里边讲的是什么,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去研究。在清代的时候,一些重要的藏书家都有自己的善本书志、藏书志、题跋、叙录等,有详有简,就是把自己的收藏品的特点反映出来。对哈佛燕京来说,能收集到将近四千部中文善本书,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收藏在美国,国内许多学者或者其他地区的汉学学者,就很难知道哈佛燕京收藏的善本书的具体内容,除非到哈佛燕京去。但是到哈佛燕京并不容易,那些访问学者如果能来的话,可以呆上几个月或一年,但是有些访问团来呆一两个小时就走了,根本就没时间了解那些善本书的内容。
哈佛燕京图书馆八十年的历史上只有三任馆长,第一位就是裘开明,第二位是吴文津,第三任是现任的郑炯文,都是华人。他们都是在国内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然后再到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所以对他们来说,所认同的还是祖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些问题。第一任馆长裘开明,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收集那些图书。第二任馆长吴文津是在1967年的时候接任,那时要得到中国图书很困难,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他倾向于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资料的收集。他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写成善本书志。在这之前,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善本书志,那是王重民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所作的。那时候限于条件,写得不很详细,但至少可以让国人知道两个馆藏了些什么东西。虽然那些书是在台北或美国出版的,国内很少,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找。如果不去揭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些善本书是什么内容。鉴于这种情况,吴文津就希望找人来写善本书志。
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呢?是这样的,我去过哈佛四次,他对我也有些了解,而且美国的《中报》也刊登过采访我的事情,并且被《参考消息》转载,他就看到了那些材料,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我那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到中文大学的时候忽然间看见我,说:“沈先生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现在已经定居香港了。他第二句话就说:“这样我们请你就容易了。”他的意思是我在中国内地的话不容易请。我就答应了,他想办法去申请经费。钱哪里来呢?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请我两年,希望两年之内能把哈佛燕京的善本书中明代及其之前的部分写出来。当然我也有条件,我的太太和女儿都要跟我一起去的,我在香港的工具书也要全部运到美国去。
我在1992年4月28号晚上到达波士顿,5月1号正式开始写善本书志。写善本书志确实是一种苦差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没有电脑,只能写在稿纸上。我当时就是拿一张稿纸,把善本书放在面前,直接开始写,没有草稿。辛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每天要写3篇,每天写3,000字。我有时候对别人说,每天写3,000字,你或许能坚持一个星期,但是我要坚持两年、500多天。我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都在想,还有多少篇,明天的要怎么来写。就这么每天3篇、每天3,000字,孜孜不倦地做,居然做完了。写完了算算有100多万字,交给出版社印出来实际有152万字。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在于我能够把哈佛燕京这样一个汉学重镇所收藏的善本书的具体内容钩稽出来。这里面包括一部善本书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稽核项,包括有谁的序、谁的跋,有没有凡例,卷一第一页是如何题的,这本书版框的高和宽,各种方面的信息全部都要钩稽出来。至于作者的简历,很多是从地方志中查出来的,那要写明出处。书的内容要很清楚,比如这部书十卷,卷一是什么、卷二是什么。然后要讲这部书为什么要写,作者当时的意图是什么,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这部书刊刻的具体的依据,都可以从序和跋中钩稽出来。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在印刷时有没有扉页,扉页是怎么题的,至于现在这部书流传多少,是在美国还是日本,是在日本的内阁文库还是尊经阁文库,要把搜集到的材料尽可能的写进去。最后是收藏印。我总觉得21世纪的信息应该比20世纪更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出了那么多的目录学的著作、版本学的著作或者图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确实应该比前人做得好一点,因为前人做的时候有些工具书参考书还没有。所以我们自己辛苦一点把书志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用,起到的作用是如果你看到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觉得这本书对你的研究非常之有用,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它,这并不困难,因为上面有我们的登录号。因为哈佛燕京是秉承公器的前提,如果真的是为研究所需要,而不是牟利,在你支付复制费用后,哈佛燕京一定会想办法把胶卷给你的。前一阵杜教授到哈佛燕京作访问,他提到了《尧陵考》,我们馆长说可以拿去的,你再给我们一种胶卷作交换就行了,不需要一分钱。
我觉得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模式,我们称之为“哈佛模式”。因为现在很多图书馆都没有自己的善本书志,真正有的不是那些大馆,倒是那些小馆,那就是苏州市图书馆和武汉市图书馆。小馆不容易,虽然是做小事,但偶然也能做成大事,那就是用微薄的力量,写成馆藏的善本书志。所以小馆也能做大事,敢于向大馆挑战、叫板,这是一种自信,我觉得他们了不起。没有他们馆长的支持,没有那些小人物的努力,书志是印不出来的。虽然都只出了经部,但后来还会有史部、子部、集部、丛部,都会一部一部写出来。
顾廷龙先生有一句很朴素的语言,做一件事情,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那就是“火车只要开,总归是要到站的”。只要持续地去做,不懈地努力,一定能达到目标。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从1992年5月1号开始做,当中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邀请了国内研究文献学的学者严佐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等,请他们协助我的工作,何朝晖博士也帮助做了很多事情。由于大家的努力,现在基本上告一段落了。这本书大约有450万字,配上8000张图片,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心情上的解脱,我也可以说我做成了。
杜泽逊: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沈先生要做的大事一件一件都做成了,但我们还想知道沈先生今后还有什么大的计划?
沈津:大的计划不敢说,人也老了,也应该下岗了。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很想了结。前一阵子在一些人的诱惑之下,我居然写起了博客。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天地有那么大。我一个同事有一次拉我去看她的博客,说:“沈先生,我帮你也搞一个博客怎么样?”我也是好奇,禁不住诱惑,她居然很快就弄好了。她说博客弄好了,但内容要自己弄,有什么文章可以先发到上面去。我就赶鸭子上架,下不了台了。我第一篇写的是刘蔷,写她在哈佛燕京协助我写善本书志的事情。以后我就把我看书的体会、心得、感想陆续放到博客上去了,没想到还有人看,倒也是对我的鼓励。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我就想怎么会那么高呢?但是后来又想,他是做领导的,有他的号召力,我不能跟他比。我写的是讲书的,我所看到的难得的、奇奇怪怪的、有点意思的书。一个星期写一篇,两三千字不等,也不管好不好,放上去再说。不光有人看,也有人说三道四,但这也是个好事情。我原来想不通,怎么还有人骂我。你要让我服气,说出道理来就是可以的。有一个人说得很妙,说我在美国好好过我的生活就是了,跑到国内来说什么。我想我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没拿美国护照啊,拿的是香港特区的护照,为什么不能发表我的意见呢?知识分子总要讲一点良心,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至于我以后的计划,很想把一些东西写出来,是因为我想把我所获得的知识回馈于这个社会,回馈于目录版本学界。叶德辉写过一本重要的书,叫《书林清话》,影响了很多人。现代许多学者也写了很多古籍版本方面的书,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不那样去写,换个形式,从书来讲版本。不要讲得很枯燥,写得稍微活泼一点。居然有出版社对我的博客感兴趣,我就把博客上的文章一分为二,分别给了北京和广西的两家出版社。有一家说让我再写,他们继续给我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我给自己拟了一个提纲,有200个题目,都是自己认为很有意思的,是别人不写的,而且我得到的是第一手的材料。一步一步来,因为人总是要老的,但只要我还能思考,还能拿得动笔,我就希望能达成自己的目标,试试看吧。
杜泽逊:从沈津先生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沈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真诚纯粹的学者,沈先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期待着《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全编早日面世。
沈津:谢谢杜教授,谢谢大家!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何灿,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研究生。
* 2009年3月29日,沈津先生应邀作客山东大学“大家讲坛”,接受杜泽逊教授的采访。此据录音整理,稍有删节。——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