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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准备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活动，举办了一次毛泽东研究述评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做了讲话。当时，正处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胡绳联系这个背景，谈了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这时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只有四个来月。本文据当时笔记整理。
你们在讨论毛泽东思想时，在世界上正发生一个大变化：苏联瓦解，苏联的红旗真的倒下了。这看起来可能并不奇怪。几年来，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泛滥，如果再扩大十倍、一百倍，也可以想象到苏联的情况。这么大个国家几天就瓦解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古代也有大帝国崩溃，那是经过战争，或者几百年、几十年时间。戈尔巴乔夫上台只有6年，就出现了这一幕。
对我们也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党90年可以涣散、消灭（当然不是完全消灭了，但不存在了），可以在一朝一夕间崩溃，那么中国怎么样？世界上有人推论中国也会这样，中国也到时候了。这件事要警惕。毛主席早提出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在当时还只是警告，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不能置之不理。苏联的瓦解有外国的因素，西方帝国主义在搞和平演变，从各方面影响它。但只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不能这么快。它要搞和平演变是肯定的事情。但外来力量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崩溃？那没有必然性。苏联社会主义崩溃不全是外来因素，那是鱼烂而亡，是从内部烂起。“鱼烂”出自《公羊传》，说梁国亡，是自己亡的，像鱼一样，从内部烂起来而亡的。如果自己不烂，光外国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以后，加强自己的内部，加强自己的工作，不能说“苏联的今天一定是中国的明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根据，可以坚强起来，不至于出现大的失误，不至于走向苏联的道路？我们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了一句：中国是一个与欧洲任何国家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在实际斗争中积累自己的经验，不照抄别国的经验。中国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照抄别人中有过痛苦的教训。这话是胡乔木同志加的，说得很好。我们不是照抄苏联而成功的，是积累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传统，按中国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道路。这是由历史事实证明的。
当然，我们曾受到苏联很多影响，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的。尽管苏联瓦解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事实。它对我们有着积极的影响，但也确有痛苦的教训。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有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苏联）的指挥棒，吃过许多苦头。别的不说，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左”倾路线，完全是从苏联来的“钦差大臣”制造出来的。来了苏联人米夫，1901年生，不过30岁，就一手扶起了王明、博古这些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没有多少革命经验，更不了解中国，就指手画脚，甚至指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中国革命搞得一塌糊涂。又来了个李德，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些经验，在苏联军事学校学习过，来指挥红军。结果大家都知道，几乎使中国革命完全失败、南方根据地完全拋弃。如果没有长征转移，会百分之百被全部搞掉。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正确的方面，如他肯定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但他不懂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怎样进行：要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斯大林说过要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讲的武装革命，不是共产党到农村去领导农民革命，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如果按照苏联的指挥棒走，按照苏联“钦差大臣”的指挥棒走，我们在1949年不可能取得胜利，也许早已垮了。
遵义会议在长征中举行。长征初期也走了错误的路，几乎失败。遵义会议扭转了、摆脱了共产国际指定的模式，按照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具体情况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才能在抗日战争中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才有敌后根据地，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对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他看来，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完全违背了他的想法。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另外的名堂？是不是同美国有点什么勾当？1949年胜利前夕，世界各国报上大登中国解放战争发生的变化，占领这里，占领那里，而苏联报上只在很小的地方登。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广州，美国大使馆没有去，苏联大使馆却跟了去。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讲了一句：苏联对新中國还有疑虑。这疑虑非常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斯大林的疑虑继续存在。毛主席在开国大典后第一件事：到苏联去。他从来没有出过国。帝国主义要危害我们，同情我们的只有苏联，当然要去。他在1949年12月16日到苏联。现在我们有国际经验了，知道一个国家的领袖到别国去，就是三五天、一个星期。他却一直等了两个月，2月17日才离开莫斯科。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旁边取得革命胜利，应该如何热烈欢迎、支持？那次毛主席还是以为斯大林祝寿的名义去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了些电报，多少可以看出：12月16日去，21日祝寿，然后放在一边，没有人管他了。主要因为毛主席要重新订一个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说已经有一个，那就是他同国民党政府所订的一个。来了苏联，如果空手而归，将是什么状况？只好等，等了十几天。1950年1月1日，塔斯社来问：毛主席有什么目的？莫洛托夫、米高扬也来问。毛主席提了3个办法：一是重新订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是发个声明，三是发个消息，最好是重新订个条约。如果由政府订条约，再请周恩来。莫洛托夫才说还是订个条约。周恩来才去。到2月14日签订了新条约，2月17日离开。整整把一个中国革命刚胜利的领袖泡在那里两个月，荒唐事！借款只有3亿美元。好像毛主席曾提出：少借比多借好，向老大哥多借不是好事。毛主席后来说这件事还一肚子气，说我到苏联，哪儿也不去，只干3件事：吃饭、拉屎、睡觉。这不是个人的事。苏联对中国革命采取这样一个态度，不信任中国共产党。外国有些书上讲得很多，有的甚至说：毛是麦琪林（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们现在也要平心静气地讲，苏联当时对中国不信任，不是简单地瞧不起，而是教条主义根深蒂固。革命一切要按苏联的格式做，你怎么会跳出来另搞一套？你大概是假的马克思主义。唯我独尊，你另外搞一套，居然成功，就有点可疑。可疑在你这胜利是不是党内有亲美派，同美国有什么关系？这种不信任，到了抗美援朝，看到你直接同美国打了，他才放下心来。他的怀疑、不信任，也不能说是反革命的怀疑，就是教条主义。他认为是革命的想法，唯一正确的想法。到抗美援朝以后，他比较放心了。但抗美援朝结束时，斯大林也去世了。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还比较好，也有问题，如高岗问题等，但又发生了一个问题：民主革命过去了，发生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要不要全照苏联模式做？毛主席在1956年讲《论十大关系》，说苏联这套不行，不能按这个办，片面重视重工业，对农民挖得太苦了，一切集中在中央，不给地方、企业一点权力，民族关系不正常（就是大俄罗斯主义，没有说下去）。在《论十大关系》中，讲肃反问题没有提到苏联，但中央一直讲的，不能搞苏联的格别乌那一套。1956年毛主席明确指出，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全搬苏联的做法。他还说要向外国学习，有些国家不敢这样讲。
这时，斯大林已去世了。斯大林的问题比较复杂，赫鲁晓夫倒戈后，都攻击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这解决什么问题？是斯大林要人家迷信，还是别人迷信他？但是，毛主席前面批评苏联建设中的那些问题却没有触及。斯大林时候的大国主义，你一切要按苏联的格式办。斯大林以后，这些一直继承下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得按我的格式办事，不然就要换你的领导，对东欧就是如此。他们也想把这个压到中国头上，毛主席坚决顶住了。于是就有了60年代初开始的30年间中苏关系破裂，党的关系完全破裂，国家关系形式上还保持着。
当时的大论战，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也有说错的话，但看看他们那时攻击中国的文章，不是简单地说中国现在错了，而是一直翻到遵义会议根本错了，毛泽东的一套路线根本错了，延安整风也错了，李德、王明倒是正确的，王明倒是世界性的革命领袖。为什么中苏闹翻了30年？就是毛主席坚决顶住苏联，不接受它的指挥棒，不做它的卫星国，不能一切服从它。为此，不惜同苏联这老大哥决裂。不管你怎么把全世界大多数党结合起来，将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不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决定。这决心也不是一下子下的。他经过许多考虑，不断同党内许多同志商量，最后下了这样大的一个决心。
当然现在也可以说，不走苏联道路，你搞了个“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这也的确是。从一种意义上，他鉴于苏联的做法不对，写《论十大关系》时将苏联的弊端看出来，但他觉得苏联是没有将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压制了群众，反过来，想用群众运动来发动群众，这个搞错了。我们经过这些挫折失败的教训，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然，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直接过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多好！设想是如此，道路怎么走？鲁迅说：路本来是没有的，要人走出来的。不是先验地在那时就想出三中全会这一套来，而是经过摸索、犯错误，才提出来的。
不管犯的这些错误，但回頭看，如果50年代末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不下这个决心和苏联决裂，而是一切跟了它走，在现在这个风险中会怎么样？这个风险是有的。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两个决心是了不起的：一个是抗美援朝，也有很大风险，没有包票一定能打下来，但力量是有的。这是一个风险。和苏联决裂，这又是大风险。在中国，至少我们这一辈对苏联曾迷信过。抗日战争时，一些民主人士也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世界的希望在莫斯科。那时，苏联是全世界共产党的旗手，它率领全世界的共产党来抵制你，这也是很大的风险。如果不敢冒这个风险，就得一切按照苏联的指挥棒做，中国就会和东欧这些国家一样，不过是大一点的卫星国。东欧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莫斯科在指挥。后来30年有的也有些发展，但结果怎么样？1989、1990、1991年，东欧与苏联一起垮，这是必然的。想起来真有些后怕。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60年代初毛主席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也许没有1990、1991年这些事还看不清。苏联这么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家叫作大帝国，一下子可以垮。你全跟了它跑，必然也是这样。东欧就是这样，吃了苏联的亏。
我们付出了代价，经过了曲折，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差不多20年，走了许多弯路，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了根据中国情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包括错误的教训），善于总结经验。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既看出毛主席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继承了毛主席的基本精神，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回到又找别人的模式做。
同志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可以在这背景下研究。中国共产党确实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自己的传统，集中在毛泽东思想里。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功绩，是“文革”后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放下这个旗帜。
简单一句话，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由于我们抵制了苏联指挥棒而取得的。中国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在克里姆林宫红旗倒下时，仍然能把红旗扛下去，因为我们抵制了苏联这一套办法。世界上有些人奇怪：苏联垮了，为什么中国不一起垮？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跟着苏联跑。我们在走自己的路，摔了些跟斗，头破血流，但找到了自己的路，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当然，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得到群众的拥护，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作者：金冲及）
你们在讨论毛泽东思想时，在世界上正发生一个大变化：苏联瓦解，苏联的红旗真的倒下了。这看起来可能并不奇怪。几年来，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泛滥，如果再扩大十倍、一百倍，也可以想象到苏联的情况。这么大个国家几天就瓦解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古代也有大帝国崩溃，那是经过战争，或者几百年、几十年时间。戈尔巴乔夫上台只有6年，就出现了这一幕。
对我们也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党90年可以涣散、消灭（当然不是完全消灭了，但不存在了），可以在一朝一夕间崩溃，那么中国怎么样？世界上有人推论中国也会这样，中国也到时候了。这件事要警惕。毛主席早提出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在当时还只是警告，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不能置之不理。苏联的瓦解有外国的因素，西方帝国主义在搞和平演变，从各方面影响它。但只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不能这么快。它要搞和平演变是肯定的事情。但外来力量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崩溃？那没有必然性。苏联社会主义崩溃不全是外来因素，那是鱼烂而亡，是从内部烂起。“鱼烂”出自《公羊传》，说梁国亡，是自己亡的，像鱼一样，从内部烂起来而亡的。如果自己不烂，光外国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以后，加强自己的内部，加强自己的工作，不能说“苏联的今天一定是中国的明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根据，可以坚强起来，不至于出现大的失误，不至于走向苏联的道路？我们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了一句：中国是一个与欧洲任何国家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在实际斗争中积累自己的经验，不照抄别国的经验。中国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照抄别人中有过痛苦的教训。这话是胡乔木同志加的，说得很好。我们不是照抄苏联而成功的，是积累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传统，按中国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道路。这是由历史事实证明的。
当然，我们曾受到苏联很多影响，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的。尽管苏联瓦解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事实。它对我们有着积极的影响，但也确有痛苦的教训。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有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苏联）的指挥棒，吃过许多苦头。别的不说，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左”倾路线，完全是从苏联来的“钦差大臣”制造出来的。来了苏联人米夫，1901年生，不过30岁，就一手扶起了王明、博古这些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没有多少革命经验，更不了解中国，就指手画脚，甚至指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中国革命搞得一塌糊涂。又来了个李德，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些经验，在苏联军事学校学习过，来指挥红军。结果大家都知道，几乎使中国革命完全失败、南方根据地完全拋弃。如果没有长征转移，会百分之百被全部搞掉。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正确的方面，如他肯定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但他不懂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怎样进行：要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斯大林说过要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讲的武装革命，不是共产党到农村去领导农民革命，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如果按照苏联的指挥棒走，按照苏联“钦差大臣”的指挥棒走，我们在1949年不可能取得胜利，也许早已垮了。
遵义会议在长征中举行。长征初期也走了错误的路，几乎失败。遵义会议扭转了、摆脱了共产国际指定的模式，按照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具体情况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才能在抗日战争中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才有敌后根据地，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对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他看来，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完全违背了他的想法。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另外的名堂？是不是同美国有点什么勾当？1949年胜利前夕，世界各国报上大登中国解放战争发生的变化，占领这里，占领那里，而苏联报上只在很小的地方登。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广州，美国大使馆没有去，苏联大使馆却跟了去。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讲了一句：苏联对新中國还有疑虑。这疑虑非常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斯大林的疑虑继续存在。毛主席在开国大典后第一件事：到苏联去。他从来没有出过国。帝国主义要危害我们，同情我们的只有苏联，当然要去。他在1949年12月16日到苏联。现在我们有国际经验了，知道一个国家的领袖到别国去，就是三五天、一个星期。他却一直等了两个月，2月17日才离开莫斯科。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旁边取得革命胜利，应该如何热烈欢迎、支持？那次毛主席还是以为斯大林祝寿的名义去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了些电报，多少可以看出：12月16日去，21日祝寿，然后放在一边，没有人管他了。主要因为毛主席要重新订一个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说已经有一个，那就是他同国民党政府所订的一个。来了苏联，如果空手而归，将是什么状况？只好等，等了十几天。1950年1月1日，塔斯社来问：毛主席有什么目的？莫洛托夫、米高扬也来问。毛主席提了3个办法：一是重新订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是发个声明，三是发个消息，最好是重新订个条约。如果由政府订条约，再请周恩来。莫洛托夫才说还是订个条约。周恩来才去。到2月14日签订了新条约，2月17日离开。整整把一个中国革命刚胜利的领袖泡在那里两个月，荒唐事！借款只有3亿美元。好像毛主席曾提出：少借比多借好，向老大哥多借不是好事。毛主席后来说这件事还一肚子气，说我到苏联，哪儿也不去，只干3件事：吃饭、拉屎、睡觉。这不是个人的事。苏联对中国革命采取这样一个态度，不信任中国共产党。外国有些书上讲得很多，有的甚至说：毛是麦琪林（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们现在也要平心静气地讲，苏联当时对中国不信任，不是简单地瞧不起，而是教条主义根深蒂固。革命一切要按苏联的格式做，你怎么会跳出来另搞一套？你大概是假的马克思主义。唯我独尊，你另外搞一套，居然成功，就有点可疑。可疑在你这胜利是不是党内有亲美派，同美国有什么关系？这种不信任，到了抗美援朝，看到你直接同美国打了，他才放下心来。他的怀疑、不信任，也不能说是反革命的怀疑，就是教条主义。他认为是革命的想法，唯一正确的想法。到抗美援朝以后，他比较放心了。但抗美援朝结束时，斯大林也去世了。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还比较好，也有问题，如高岗问题等，但又发生了一个问题：民主革命过去了，发生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要不要全照苏联模式做？毛主席在1956年讲《论十大关系》，说苏联这套不行，不能按这个办，片面重视重工业，对农民挖得太苦了，一切集中在中央，不给地方、企业一点权力，民族关系不正常（就是大俄罗斯主义，没有说下去）。在《论十大关系》中，讲肃反问题没有提到苏联，但中央一直讲的，不能搞苏联的格别乌那一套。1956年毛主席明确指出，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全搬苏联的做法。他还说要向外国学习，有些国家不敢这样讲。
这时，斯大林已去世了。斯大林的问题比较复杂，赫鲁晓夫倒戈后，都攻击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这解决什么问题？是斯大林要人家迷信，还是别人迷信他？但是，毛主席前面批评苏联建设中的那些问题却没有触及。斯大林时候的大国主义，你一切要按苏联的格式办。斯大林以后，这些一直继承下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得按我的格式办事，不然就要换你的领导，对东欧就是如此。他们也想把这个压到中国头上，毛主席坚决顶住了。于是就有了60年代初开始的30年间中苏关系破裂，党的关系完全破裂，国家关系形式上还保持着。
当时的大论战，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也有说错的话，但看看他们那时攻击中国的文章，不是简单地说中国现在错了，而是一直翻到遵义会议根本错了，毛泽东的一套路线根本错了，延安整风也错了，李德、王明倒是正确的，王明倒是世界性的革命领袖。为什么中苏闹翻了30年？就是毛主席坚决顶住苏联，不接受它的指挥棒，不做它的卫星国，不能一切服从它。为此，不惜同苏联这老大哥决裂。不管你怎么把全世界大多数党结合起来，将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不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决定。这决心也不是一下子下的。他经过许多考虑，不断同党内许多同志商量，最后下了这样大的一个决心。
当然现在也可以说，不走苏联道路，你搞了个“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这也的确是。从一种意义上，他鉴于苏联的做法不对，写《论十大关系》时将苏联的弊端看出来，但他觉得苏联是没有将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压制了群众，反过来，想用群众运动来发动群众，这个搞错了。我们经过这些挫折失败的教训，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然，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直接过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多好！设想是如此，道路怎么走？鲁迅说：路本来是没有的，要人走出来的。不是先验地在那时就想出三中全会这一套来，而是经过摸索、犯错误，才提出来的。
不管犯的这些错误，但回頭看，如果50年代末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不下这个决心和苏联决裂，而是一切跟了它走，在现在这个风险中会怎么样？这个风险是有的。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两个决心是了不起的：一个是抗美援朝，也有很大风险，没有包票一定能打下来，但力量是有的。这是一个风险。和苏联决裂，这又是大风险。在中国，至少我们这一辈对苏联曾迷信过。抗日战争时，一些民主人士也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世界的希望在莫斯科。那时，苏联是全世界共产党的旗手，它率领全世界的共产党来抵制你，这也是很大的风险。如果不敢冒这个风险，就得一切按照苏联的指挥棒做，中国就会和东欧这些国家一样，不过是大一点的卫星国。东欧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莫斯科在指挥。后来30年有的也有些发展，但结果怎么样？1989、1990、1991年，东欧与苏联一起垮，这是必然的。想起来真有些后怕。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60年代初毛主席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也许没有1990、1991年这些事还看不清。苏联这么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家叫作大帝国，一下子可以垮。你全跟了它跑，必然也是这样。东欧就是这样，吃了苏联的亏。
我们付出了代价，经过了曲折，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差不多20年，走了许多弯路，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了根据中国情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包括错误的教训），善于总结经验。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既看出毛主席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继承了毛主席的基本精神，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回到又找别人的模式做。
同志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可以在这背景下研究。中国共产党确实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自己的传统，集中在毛泽东思想里。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功绩，是“文革”后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放下这个旗帜。
简单一句话，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由于我们抵制了苏联指挥棒而取得的。中国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在克里姆林宫红旗倒下时，仍然能把红旗扛下去，因为我们抵制了苏联这一套办法。世界上有些人奇怪：苏联垮了，为什么中国不一起垮？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跟着苏联跑。我们在走自己的路，摔了些跟斗，头破血流，但找到了自己的路，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当然，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得到群众的拥护，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作者：金冲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