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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写作当作一种职业，但却无时无刻不想把阅读作为终生的志业。到现在，我买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写作当作一种职业，但却无时无刻不想把阅读作为终生的志业。到现在，我买的书越来越多，只能反衬出自己阅读的欲望越来越小，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买书不是为了阅读，只是书越来越多，只能反衬出自己阅读的欲望越来越小，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买书不是为了阅读，只是为了拥有它们。拥有书， 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仿佛在混乱的世界中拥有了某种神秘的秩序。最终书为了拥有它们。拥有书， 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仿佛在混乱的世界中拥有了某种神秘的秩序。最终书是生活，书已经是生活，书已经是生活的所有。是生活，书已经是生活，书已经是生活的所有。
众所周知，卡夫卡曾经要求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在他死后烧掉所有的作品，而布洛德最终违背了这一诺言，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天才。无数后人曾揣测卡夫卡烧掉自己作品的心理，各种说法，千奇百怪。其中最让我信服的是这样一种：卡夫卡之所以要烧掉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自我贬抑的心态作祟，作家口中自称“一文不值”，而内心期盼的是无上的荣耀和夸赞——“你身价非凡”。也许卡夫卡早就体会到，人们读一本书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尚未完成，这让他们有发挥想象的空间。只有这样的书才配有永恒不朽的声誉，一如亚历山大图书馆被付之一炬的珍贵藏书，因为这种残缺，在人们的想象中，书才更为尽善尽美。
之所以提及卡夫卡的故事，是因为想到了我们的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有数不尽的书遭受了各种摧残，再也寻觅不见。正因为如此，才催生了藏书家和书话系列的勃兴。我想有这种经验的绝对不只我一人：我们喜欢阅读一本小说，但是同类型的小说读多了让人厌倦;我们喜欢阅读一本书话，但是同樣类型的书话，我们阅读时却乐此不疲。同样都是重复阅读，其中差别甚大。仔细想来，我们之所以喜欢书话，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似相同的搜寻好书的经历，在不同的人手中有着不同的韵味和惊喜。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的原话说：“事实的真相是，特别的书籍会赋予特别的读者某些特性。拥有一本书所隐含的意义就是，这本书先前的阅读史——也就是，每一个新读者都受到他所想象的这本书曾在前人手中的情形所影响。”书话看似重复一个搜寻好书的过程，但是每本书与每个人的相遇都是独一无二，他们的阅读体验自然也是独一无二。
我收集了很多书话系列，从内心而言可能是想搜集更多读书人的阅读和收藏的经验。浙江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北京启真馆策划出版了新的书话系列，命名为“书之爱”，此名可谓深得我心。最先出版的有美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藏书之爱》系列3本，以及荷兰历史学家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纽顿的《藏书之爱》原来由重庆出版社出过合订本，我们并不陌生。书中介绍时说“少年纽顿辍学后自商贩学徒起家，酷爱文学之余困知勉行”，又说他“平生最爱兰姆、狄更斯、布莱克、特罗洛普、哈代等英国大家，亦心仪约翰生博士、鲍斯威尔当代英伦文艺气氛”。纽顿是个约翰生迷，搜集各种版本的《约翰生传》，“硬纸简装、书口未裁的首版最受我钟爱，特别郑重收藏;同样是首版但附配插图的本子用来陈列;至于伯克贝克·希尔编辑的本子和我30年前头一回读的廉价伯恩版，则专供翻查之用，因为我对那个本子可说是了如指掌”。当年就是因为对这段话印象深刻，我才特意找来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来读。书的记忆因此得以延伸。
博尔赫斯写过一首诗《一本书》，诗中最后一段说：“静寂的书架上，那静默的怒吼/沉睡在群书中的一册之内/它沉睡着，有所期待。”它期待什么？当然是有读者上前，翻开和阅读。书与其他工具的不同就在这里，人类制造的工具只是人手的延伸，只有书才是想象与记忆的扩大。书籍也许是我们借以了解过去的唯一凭借。所以一本书自然有所期待，期待后人去苦苦寻觅，在众里寻它千百度中，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发现它的存在，从而把历史与现代衔接了起来。
皮纳在《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一书中就特意提到这种图书历史的困境，古代作家均不曾有完整的记录传诸后世，仅有只言片语，零星散落四方，通过口耳相承，得存片余，“如此以来，我们仅得一副拼图，由五花八门的残片连缀而成，却难言完整，不仅轮廓与细节无从判定，残片间的空白也让人头疼。”古人都不相信书本，觉得书籍这玩意保存东西太过于脆弱，而且一旦书写下来，思想顿时成形，无法继续传播。他们更乐意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传，在思想的传递中，也丰富了自身。所谓述而不作，是中西方哲人共同的选择方式。但是对我们现如今的人来说，仿佛只有搜集更多的藏书才能保存历史的记忆，我们恐惧的反而是电子时代的到来，思想记忆的传播和储存的手段变得更为脆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500G电脑硬盘可以保存一个图书馆的电子藏书，这是它无与伦比的优势，但是如果一个小病毒的传播，一次硬盘的破损都可能导致一个图书馆的书丧失掉，这样的损失我们担负不起责任。我宁愿选择收藏实体书，通过一本本的搜集、收藏、记录、编写、整理，在不停的排列组合中，书写着自己的图书阅读史。
艾柯的名著《玫瑰之名》是一本书的寓言，即是说，透过书的历史，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书中自有教义，书不仅是容器、储藏所，更是“伟大的拐角”。从这个拐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乃至决定一切。书是起点和终点。书是世界的戏剧，乃至世界的终结。我们通过收藏书收藏了记忆和历史，也复活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每一本书话中我们都能清晰探知到找寻书的历史。所谓“书之爱”，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对自身记忆的追溯。我们的爱通过书这个媒介找寻到了过往生活的痕迹，颇为有点寻根问祖的味道。书话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自我探寻的心愿。
纽顿在《藏书之乐》中提到一手创建“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说他去世前处理自己的藏书，特意注明了：“切莫移交博物馆冷藏，任由无心过客懵昧观览，务必托付卖场标售落槌”，只有如此，“余长年逐一搜罗各物过程所得之种种乐趣滋味、品味雅兴，方可再度一一施与同好中人矣”。琢磨这些话很有意思，藏书的过程最快乐的部分不是你占有了某本书，而是孜孜以求、苦苦寻觅的过程。如果你不能体会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咸，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心得体会，更不会在意这本书的重要性。捐给图书馆的藏书大都湮没无闻了，因为再也没有重新发现的快乐可以描述。只有通过不断的流通，我们方能察觉一本书在经不同人之手后留有的一丝微妙的痕迹。比如说，我们知道曾经有谁收藏了这本书，为什么他又卖掉这本书，这本书在流通中发生了什么故事？这才是活生生的书话啊。
你拥有一本真正的藏书，这是你长期努力建构的杰作，这份藏书显示了你的天性，就如同你为人的性格，为文的风格，是你独特的“灵韵”。如果你的藏书某一天被整齐划一地捐给图书馆，进入那个毫无生命生息的上架行列，这份藏书再也与你无关，它的生命只能在被动等待人翻阅的时候，才可能有些许的生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重新进入流通市场，一本本书仿佛入水的鱼儿，在畅游海底的世界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等待我们书写。
我为什么喜欢书话呢？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书话带给我们一种幻想，读书人不孤独的幻想。在搜寻一本本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共同的快乐和神奇，我们也深知这样的探寻无穷无尽，也许是无底洞的深渊，也许是梦幻的天堂，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寻到读书人共同的快乐，知道吾道不孤，这也就足够了吧。
（摘自金城出版社《我们都是书的囚徒》 作者：思郁）
（图注：马克斯·布洛德和卡夫卡（右））
众所周知，卡夫卡曾经要求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在他死后烧掉所有的作品，而布洛德最终违背了这一诺言，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天才。无数后人曾揣测卡夫卡烧掉自己作品的心理，各种说法，千奇百怪。其中最让我信服的是这样一种：卡夫卡之所以要烧掉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自我贬抑的心态作祟，作家口中自称“一文不值”，而内心期盼的是无上的荣耀和夸赞——“你身价非凡”。也许卡夫卡早就体会到，人们读一本书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尚未完成，这让他们有发挥想象的空间。只有这样的书才配有永恒不朽的声誉，一如亚历山大图书馆被付之一炬的珍贵藏书，因为这种残缺，在人们的想象中，书才更为尽善尽美。
之所以提及卡夫卡的故事，是因为想到了我们的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有数不尽的书遭受了各种摧残，再也寻觅不见。正因为如此，才催生了藏书家和书话系列的勃兴。我想有这种经验的绝对不只我一人：我们喜欢阅读一本小说，但是同类型的小说读多了让人厌倦;我们喜欢阅读一本书话，但是同樣类型的书话，我们阅读时却乐此不疲。同样都是重复阅读，其中差别甚大。仔细想来，我们之所以喜欢书话，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似相同的搜寻好书的经历，在不同的人手中有着不同的韵味和惊喜。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的原话说：“事实的真相是，特别的书籍会赋予特别的读者某些特性。拥有一本书所隐含的意义就是，这本书先前的阅读史——也就是，每一个新读者都受到他所想象的这本书曾在前人手中的情形所影响。”书话看似重复一个搜寻好书的过程，但是每本书与每个人的相遇都是独一无二，他们的阅读体验自然也是独一无二。
我收集了很多书话系列，从内心而言可能是想搜集更多读书人的阅读和收藏的经验。浙江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北京启真馆策划出版了新的书话系列，命名为“书之爱”，此名可谓深得我心。最先出版的有美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藏书之爱》系列3本，以及荷兰历史学家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纽顿的《藏书之爱》原来由重庆出版社出过合订本，我们并不陌生。书中介绍时说“少年纽顿辍学后自商贩学徒起家，酷爱文学之余困知勉行”，又说他“平生最爱兰姆、狄更斯、布莱克、特罗洛普、哈代等英国大家，亦心仪约翰生博士、鲍斯威尔当代英伦文艺气氛”。纽顿是个约翰生迷，搜集各种版本的《约翰生传》，“硬纸简装、书口未裁的首版最受我钟爱，特别郑重收藏;同样是首版但附配插图的本子用来陈列;至于伯克贝克·希尔编辑的本子和我30年前头一回读的廉价伯恩版，则专供翻查之用，因为我对那个本子可说是了如指掌”。当年就是因为对这段话印象深刻，我才特意找来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来读。书的记忆因此得以延伸。
博尔赫斯写过一首诗《一本书》，诗中最后一段说：“静寂的书架上，那静默的怒吼/沉睡在群书中的一册之内/它沉睡着，有所期待。”它期待什么？当然是有读者上前，翻开和阅读。书与其他工具的不同就在这里，人类制造的工具只是人手的延伸，只有书才是想象与记忆的扩大。书籍也许是我们借以了解过去的唯一凭借。所以一本书自然有所期待，期待后人去苦苦寻觅，在众里寻它千百度中，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发现它的存在，从而把历史与现代衔接了起来。
皮纳在《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一书中就特意提到这种图书历史的困境，古代作家均不曾有完整的记录传诸后世，仅有只言片语，零星散落四方，通过口耳相承，得存片余，“如此以来，我们仅得一副拼图，由五花八门的残片连缀而成，却难言完整，不仅轮廓与细节无从判定，残片间的空白也让人头疼。”古人都不相信书本，觉得书籍这玩意保存东西太过于脆弱，而且一旦书写下来，思想顿时成形，无法继续传播。他们更乐意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传，在思想的传递中，也丰富了自身。所谓述而不作，是中西方哲人共同的选择方式。但是对我们现如今的人来说，仿佛只有搜集更多的藏书才能保存历史的记忆，我们恐惧的反而是电子时代的到来，思想记忆的传播和储存的手段变得更为脆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500G电脑硬盘可以保存一个图书馆的电子藏书，这是它无与伦比的优势，但是如果一个小病毒的传播，一次硬盘的破损都可能导致一个图书馆的书丧失掉，这样的损失我们担负不起责任。我宁愿选择收藏实体书，通过一本本的搜集、收藏、记录、编写、整理，在不停的排列组合中，书写着自己的图书阅读史。
艾柯的名著《玫瑰之名》是一本书的寓言，即是说，透过书的历史，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书中自有教义，书不仅是容器、储藏所，更是“伟大的拐角”。从这个拐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乃至决定一切。书是起点和终点。书是世界的戏剧，乃至世界的终结。我们通过收藏书收藏了记忆和历史，也复活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每一本书话中我们都能清晰探知到找寻书的历史。所谓“书之爱”，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对自身记忆的追溯。我们的爱通过书这个媒介找寻到了过往生活的痕迹，颇为有点寻根问祖的味道。书话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自我探寻的心愿。
纽顿在《藏书之乐》中提到一手创建“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说他去世前处理自己的藏书，特意注明了：“切莫移交博物馆冷藏，任由无心过客懵昧观览，务必托付卖场标售落槌”，只有如此，“余长年逐一搜罗各物过程所得之种种乐趣滋味、品味雅兴，方可再度一一施与同好中人矣”。琢磨这些话很有意思，藏书的过程最快乐的部分不是你占有了某本书，而是孜孜以求、苦苦寻觅的过程。如果你不能体会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咸，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心得体会，更不会在意这本书的重要性。捐给图书馆的藏书大都湮没无闻了，因为再也没有重新发现的快乐可以描述。只有通过不断的流通，我们方能察觉一本书在经不同人之手后留有的一丝微妙的痕迹。比如说，我们知道曾经有谁收藏了这本书，为什么他又卖掉这本书，这本书在流通中发生了什么故事？这才是活生生的书话啊。
你拥有一本真正的藏书，这是你长期努力建构的杰作，这份藏书显示了你的天性，就如同你为人的性格，为文的风格，是你独特的“灵韵”。如果你的藏书某一天被整齐划一地捐给图书馆，进入那个毫无生命生息的上架行列，这份藏书再也与你无关，它的生命只能在被动等待人翻阅的时候，才可能有些许的生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重新进入流通市场，一本本书仿佛入水的鱼儿，在畅游海底的世界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等待我们书写。
我为什么喜欢书话呢？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书话带给我们一种幻想，读书人不孤独的幻想。在搜寻一本本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共同的快乐和神奇，我们也深知这样的探寻无穷无尽，也许是无底洞的深渊，也许是梦幻的天堂，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寻到读书人共同的快乐，知道吾道不孤，这也就足够了吧。
（摘自金城出版社《我们都是书的囚徒》 作者：思郁）
（图注：马克斯·布洛德和卡夫卡（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