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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由暨南大学主办,广州市侨办、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政府及香港恒福集团协办的暨南大学"第一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2月6-8日在暨南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英国,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和大陆的著名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和专家欢聚一堂,以"21世纪的海外华人"为主题,就华人移民、华侨华人与侨乡、华人经济、留学生与新移民、国际关系与海外华人等专题进行了探讨。广东省人大和国务院侨办的有关领导也到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收到海内外专家和学者提交的论文112篇,内容涉及到海外华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侨乡建设、网络信息和新移民等方面的问题;从研究的地域来看,这些论文的内容触及全球五大洲的16个国家,但东南亚地区仍是学者们研究的主体范畴;历史时空从18世纪延续到当代;研究方法也富有多样性,如比较文艺学和文化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的切入及网络信息的导入等方面。本次研讨会所收论文至少在两方面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有新的探索性突破,即从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的角度研究全球华侨华人问题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权益与保护等问题,从比较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看侨乡经济的先行改革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以更宽的交叉性学科理论为工具,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全新视野。另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紧紧抓住了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对华侨华人问题各层次的研究进行了更新的思考和定位,如随着全球化驱动下的国际移民新高潮的来临,如何合理利用和借用海外华侨华人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的新思路的问题、全球化时代下如何利用网络信息为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总之,从整体来看,本次讨论会所收论文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海内外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大致现状,也是当前海内外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成果的一次不完全意义上的"大阅兵"和"大展示",。
在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共有72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分别作了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专题发言,这些发言的主题集中聚焦在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华人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这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对全球经济中的华人家族企业进行了讨论。郑一省从企业文化角度出发对华人企业中的家族文化与华人企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郭继光、郝丽不约而同地对华人家族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而来自日本的朱炎则把焦点放在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问题上,并对当前背景下的华人企业集团的调整、整顿和重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中长期的观点来看,华人企业集团一定会重振雄风,在21世纪定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关于华人社会问题方面,部分专家从历史和现实两种角度进行了反思。曹云华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为分析背景,对70年代马来西亚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作了另类的解读。他认为,华人在这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但从长远来看,华人的这种让步和牺牲是值得的,也是符合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长远利益的,因为华人如果要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长期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学会与马来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而且也只有马来民族进步了和富裕了,华人才能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这也是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避免了在马来西亚重演的深层原因。曹云华的这一见解对我们理解当代华侨华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也富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吴金平和庄礼伟对2000年9月刚落幕的所谓李文和"间谍案"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吴金平认为,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美国主流社会一些人对华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歧视的一种反映,同时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顺与逆对美国华人利益的深刻影响。庄礼伟则更集中于对华侨华人社会自身发展的反思上,他认为作为对冲击的反应,美国华裔应调整自己的政治意识,通过参政议政来提升自己的生存环境,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美国宪政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制度资源。另外,黄昆章对当代加拿大华人社团的功能作了评价。
第二,关于侨乡建设及其经济改革先行的评价问题。
与会学者对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经济建设所作的巨大的积极贡献的论点是十分肯定的。曾品元认为,中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侨乡经济由商品消费市场转为商品生产基地的转变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时他认为,侨乡对海外华侨华人也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即侨乡对华侨华人在历史上起着再生地、留根地、扬名地、补充地和返报地的反作用。他还认为,在侨乡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社会趋于腐化、权力失去制约、产业面临升级、国际纠纷难解等等。而来自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的龙登高则从经济学的比较成本角度对侨乡经济的先行改革作出了更新更符合逻辑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东南沿海侨乡的先行改革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东南沿海侨乡的改革,几乎每一步都经历了批评、争论、肯定、推广的过程,这些地区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使得其改革经验与成就能够在低成本下实现。当这些经验与成就获得中央的肯定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时,其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其他地区改革的摸索进程,降低了后继地区的改革成本,从而可以说,侨乡的先行改革与经济发展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成本。
第三,关于华人文化问题。
从与会学者的发言来看,关于华人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海外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研究和华人文化传统之延续与变迁及其现代化等。就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大多侧重于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而国外学者则大多侧重于对第三个问题的研究。关于华文教育方面,与会学者认为,海外华文教育是我国侨务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海外华侨华人与母语国联系的重要通道,是促成中华文化资源薪火相传之原动力。周聿峨认为,在全球化的驱动下,海外华文教育也将面临重大变化,因为全球化首先要求华文教育自身的整合,二是全球化将促使华文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三是全球化将促使华文教育手段和方式的更新,并将促进海外华文教育技术的变革。关于如何进一步拓展21世纪海外华文教育之问题,与会专家指出,由于已经本土化了的海外华裔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日渐生疏,加之新移民的后代又急于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在开展华文教育时如果能借助新生代青年酷爱现代技术的心理特点,巧妙运用因特网和多媒体电子信息手段,其效果会更佳。贾益民还认为,海外华文教育要真正成为国际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改善国际形象外,还必须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华文教育师资队伍,编写一批有特色的高质量的华文教材,同时要开展华文教育基础理论与教学法研究。北京大学的李安山对非洲华文教育的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分析,来自美国的麦礼谦则对二战后华人移民美国及华文学校在美国的发展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澳大利亚的 Doris Yan-Chong Jenes则对1930-1980年50年间澳大利亚华文报业的发展进程作了深入分析。同时,与会学者也对海外华文教育的政治需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关于华文文学方面,来自暨南大学中文系的费勇认为,"跨国家"与"跨文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作为文化记忆和某种中介的海外华文文学也是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饶〖SX(B-*4〗〖HT7,5"SS〗艹〖〗〖HT7,5"SS〗凡[SX)]子也认为,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空间里,有许多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印记,对文学想象中不同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尚未"开封"而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命题。关于华人传统文化和认同方面,来自日本的王维认为,华侨社会和文化所表现的民族性可以从文化是易超越民族境界的所谓变化性的观点来捕捉,而其变化性又是多样而复杂的。她认为,华侨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华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与居住国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继承下来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又不可避免地打上同化的烙印。而来自丹麦的梁秀晶则对欧洲华侨华人的多重文化认同进行了个案分析,其观点新颖,颇引人注目。
第四,关于新移民的问题。
在这次研讨会上,共有11位国内外学者在发言中对移民问题进行了各自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综合的分析。如赵红英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内涵、方式、形成的背景及原因、规模及特征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特别强调在考察新移民的动机时,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世界移民的范畴来认识,因为移民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移民主体的内在动机,又有市场对移民的需求与调节,还受祖籍国与移居国政策的影响等。而郭玉聪认为促进海外新老华侨华人之间的相互融合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来自英国的Flemming Christiansen则从劳动力和技术市场的供求方面描述了1980-2000年间欧洲对华人华侨的移民政策。二是个案研究。如程希和侯松林分别对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前往日本和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情况谈了各自的研究心得。来自中欧的Moor对匈牙利和捷克两国内的华侨华人新移民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范若兰、谌焕义对新加坡的大陆移民所作的实地调查结论也具有普遍性的说服力。三是现实的引进。王晓莺和高伟浓认为,在人才、技术和资源竞争激烈的21世纪,中国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必须思考针对海外华侨华人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一优势,建立与"植根"和"寻根"工程相配套的"留根"工程。当然,在中外学者的发言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所研究的新移民对象是不同的:国内学者多侧重对中国大陆外出的新移民的研究,而国外学者多侧重对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华侨华人新移民的研究。这种不同的思维差异也给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第五,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问题。
来自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的吴前进认为,"华人因素"在中国国家利益中表现为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而且在冷战后的中国新时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民间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等特性的作用。因为冷战后,中国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所居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依然以某种方式持续存在,并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变异性。还有学者就"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一命题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动因作了理性分析,并就这一命题的内涵和体系做了理论上的求证和探讨。他认为,在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联系过程中,国际关系的运动始终是主导的,华侨华人的运动是被动的,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华侨华人经历了被动融入、消极回应、曲折转型、积极适应四个时期。他认为,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华侨华人问题始终是民族问题和移民问题的复合体,其中民族问题是主导性的,由此也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华侨华人体系的四大特点,即中介性、全球性、民族性和脆弱性。他还认为,在这一命题中,华侨华人是研究的主体和内容,国际关系是研究分析的背景和工具,是客体和形式,但它们统一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之中。因此,他认为,"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一命题的结构体系至少包括两部分,即"国际关系中的华侨华人研究"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因素分析"等等。以上有关"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发言不仅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新增长点"。
经过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大家就未来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发展达成了以下五点共识。一是要明确认同理论创新是当前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主题思想,在创新中求发展的理念不能动摇和忽视。二是要加强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开拓研究思维和视野。三是要重视对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和宣传。四是要积极正视"中国情结"在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影响,用全球观念对我们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有意无意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反思。五是要搞好侨乡调研,力促侨乡建设由"扶持型"和"输血型"向"自立型"和"造血型"的完全转变。
总之,这次暨南大学举办的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满意的成果,我们期待着通过更多类似的国际学术会议,能引起更多部门和学者重视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愿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倪金荣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收到海内外专家和学者提交的论文112篇,内容涉及到海外华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侨乡建设、网络信息和新移民等方面的问题;从研究的地域来看,这些论文的内容触及全球五大洲的16个国家,但东南亚地区仍是学者们研究的主体范畴;历史时空从18世纪延续到当代;研究方法也富有多样性,如比较文艺学和文化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的切入及网络信息的导入等方面。本次研讨会所收论文至少在两方面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有新的探索性突破,即从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的角度研究全球华侨华人问题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权益与保护等问题,从比较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看侨乡经济的先行改革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以更宽的交叉性学科理论为工具,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全新视野。另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紧紧抓住了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对华侨华人问题各层次的研究进行了更新的思考和定位,如随着全球化驱动下的国际移民新高潮的来临,如何合理利用和借用海外华侨华人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的新思路的问题、全球化时代下如何利用网络信息为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总之,从整体来看,本次讨论会所收论文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海内外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大致现状,也是当前海内外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成果的一次不完全意义上的"大阅兵"和"大展示",。
在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共有72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分别作了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专题发言,这些发言的主题集中聚焦在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华人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这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对全球经济中的华人家族企业进行了讨论。郑一省从企业文化角度出发对华人企业中的家族文化与华人企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郭继光、郝丽不约而同地对华人家族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而来自日本的朱炎则把焦点放在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问题上,并对当前背景下的华人企业集团的调整、整顿和重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中长期的观点来看,华人企业集团一定会重振雄风,在21世纪定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关于华人社会问题方面,部分专家从历史和现实两种角度进行了反思。曹云华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为分析背景,对70年代马来西亚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作了另类的解读。他认为,华人在这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但从长远来看,华人的这种让步和牺牲是值得的,也是符合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长远利益的,因为华人如果要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长期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学会与马来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而且也只有马来民族进步了和富裕了,华人才能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这也是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避免了在马来西亚重演的深层原因。曹云华的这一见解对我们理解当代华侨华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也富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吴金平和庄礼伟对2000年9月刚落幕的所谓李文和"间谍案"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吴金平认为,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美国主流社会一些人对华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歧视的一种反映,同时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顺与逆对美国华人利益的深刻影响。庄礼伟则更集中于对华侨华人社会自身发展的反思上,他认为作为对冲击的反应,美国华裔应调整自己的政治意识,通过参政议政来提升自己的生存环境,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美国宪政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制度资源。另外,黄昆章对当代加拿大华人社团的功能作了评价。
第二,关于侨乡建设及其经济改革先行的评价问题。
与会学者对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经济建设所作的巨大的积极贡献的论点是十分肯定的。曾品元认为,中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侨乡经济由商品消费市场转为商品生产基地的转变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时他认为,侨乡对海外华侨华人也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即侨乡对华侨华人在历史上起着再生地、留根地、扬名地、补充地和返报地的反作用。他还认为,在侨乡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社会趋于腐化、权力失去制约、产业面临升级、国际纠纷难解等等。而来自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的龙登高则从经济学的比较成本角度对侨乡经济的先行改革作出了更新更符合逻辑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东南沿海侨乡的先行改革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东南沿海侨乡的改革,几乎每一步都经历了批评、争论、肯定、推广的过程,这些地区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使得其改革经验与成就能够在低成本下实现。当这些经验与成就获得中央的肯定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时,其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其他地区改革的摸索进程,降低了后继地区的改革成本,从而可以说,侨乡的先行改革与经济发展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成本。
第三,关于华人文化问题。
从与会学者的发言来看,关于华人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海外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研究和华人文化传统之延续与变迁及其现代化等。就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大多侧重于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而国外学者则大多侧重于对第三个问题的研究。关于华文教育方面,与会学者认为,海外华文教育是我国侨务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海外华侨华人与母语国联系的重要通道,是促成中华文化资源薪火相传之原动力。周聿峨认为,在全球化的驱动下,海外华文教育也将面临重大变化,因为全球化首先要求华文教育自身的整合,二是全球化将促使华文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三是全球化将促使华文教育手段和方式的更新,并将促进海外华文教育技术的变革。关于如何进一步拓展21世纪海外华文教育之问题,与会专家指出,由于已经本土化了的海外华裔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日渐生疏,加之新移民的后代又急于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在开展华文教育时如果能借助新生代青年酷爱现代技术的心理特点,巧妙运用因特网和多媒体电子信息手段,其效果会更佳。贾益民还认为,海外华文教育要真正成为国际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改善国际形象外,还必须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华文教育师资队伍,编写一批有特色的高质量的华文教材,同时要开展华文教育基础理论与教学法研究。北京大学的李安山对非洲华文教育的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分析,来自美国的麦礼谦则对二战后华人移民美国及华文学校在美国的发展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澳大利亚的 Doris Yan-Chong Jenes则对1930-1980年50年间澳大利亚华文报业的发展进程作了深入分析。同时,与会学者也对海外华文教育的政治需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关于华文文学方面,来自暨南大学中文系的费勇认为,"跨国家"与"跨文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作为文化记忆和某种中介的海外华文文学也是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饶〖SX(B-*4〗〖HT7,5"SS〗艹〖〗〖HT7,5"SS〗凡[SX)]子也认为,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空间里,有许多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印记,对文学想象中不同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尚未"开封"而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命题。关于华人传统文化和认同方面,来自日本的王维认为,华侨社会和文化所表现的民族性可以从文化是易超越民族境界的所谓变化性的观点来捕捉,而其变化性又是多样而复杂的。她认为,华侨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华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与居住国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继承下来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又不可避免地打上同化的烙印。而来自丹麦的梁秀晶则对欧洲华侨华人的多重文化认同进行了个案分析,其观点新颖,颇引人注目。
第四,关于新移民的问题。
在这次研讨会上,共有11位国内外学者在发言中对移民问题进行了各自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综合的分析。如赵红英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内涵、方式、形成的背景及原因、规模及特征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特别强调在考察新移民的动机时,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世界移民的范畴来认识,因为移民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移民主体的内在动机,又有市场对移民的需求与调节,还受祖籍国与移居国政策的影响等。而郭玉聪认为促进海外新老华侨华人之间的相互融合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来自英国的Flemming Christiansen则从劳动力和技术市场的供求方面描述了1980-2000年间欧洲对华人华侨的移民政策。二是个案研究。如程希和侯松林分别对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前往日本和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情况谈了各自的研究心得。来自中欧的Moor对匈牙利和捷克两国内的华侨华人新移民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范若兰、谌焕义对新加坡的大陆移民所作的实地调查结论也具有普遍性的说服力。三是现实的引进。王晓莺和高伟浓认为,在人才、技术和资源竞争激烈的21世纪,中国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必须思考针对海外华侨华人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一优势,建立与"植根"和"寻根"工程相配套的"留根"工程。当然,在中外学者的发言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所研究的新移民对象是不同的:国内学者多侧重对中国大陆外出的新移民的研究,而国外学者多侧重对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华侨华人新移民的研究。这种不同的思维差异也给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第五,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问题。
来自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的吴前进认为,"华人因素"在中国国家利益中表现为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而且在冷战后的中国新时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民间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等特性的作用。因为冷战后,中国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所居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依然以某种方式持续存在,并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变异性。还有学者就"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一命题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动因作了理性分析,并就这一命题的内涵和体系做了理论上的求证和探讨。他认为,在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联系过程中,国际关系的运动始终是主导的,华侨华人的运动是被动的,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华侨华人经历了被动融入、消极回应、曲折转型、积极适应四个时期。他认为,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华侨华人问题始终是民族问题和移民问题的复合体,其中民族问题是主导性的,由此也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华侨华人体系的四大特点,即中介性、全球性、民族性和脆弱性。他还认为,在这一命题中,华侨华人是研究的主体和内容,国际关系是研究分析的背景和工具,是客体和形式,但它们统一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之中。因此,他认为,"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一命题的结构体系至少包括两部分,即"国际关系中的华侨华人研究"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因素分析"等等。以上有关"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发言不仅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新增长点"。
经过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大家就未来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发展达成了以下五点共识。一是要明确认同理论创新是当前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主题思想,在创新中求发展的理念不能动摇和忽视。二是要加强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开拓研究思维和视野。三是要重视对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和宣传。四是要积极正视"中国情结"在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影响,用全球观念对我们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有意无意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反思。五是要搞好侨乡调研,力促侨乡建设由"扶持型"和"输血型"向"自立型"和"造血型"的完全转变。
总之,这次暨南大学举办的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满意的成果,我们期待着通过更多类似的国际学术会议,能引起更多部门和学者重视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愿当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