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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青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10月11日至14日在长沙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韩国,共一百一十多人,提交会议75篇论文,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吴宝晓认为清末新政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西太后及一些清廷中枢大臣来说,实行新政含有较强的迎合列强的目的,而地方督抚的目的则主要是救亡图存。清廷和地方对于新政态度的区别,是形成清末新政初期清廷行动往往落后于地方行动的重要原因。赵晓华指出清末法制改革作为新政的一个部分,到辛亥革命之时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从一定意义上看,清末法制改革对辛亥革命爆发起了推动作用。李细珠认为清末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有明显的中央集权的目的,张之洞等地方大臣持反对态度,反映了朝廷与地方的紧张关系,这直接制约了改革的进程甚至清王朝的前途与命运。李传斌认为清季官吏制度的变革促进了中国官吏制度的早期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国人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一批新式人才进入政府系统,对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与会党关系 欧阳恩良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有了某些新思想的萌芽,但大多是以“雇佣军”身份参加战斗的,贪利思想及消极作用不可低估。会党与革命党有本质区别,两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但革命党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郑永华认为会党之所以成为革命派联络的对象,主要因双方反满思想接近,革命派争需寻求可利用的同盟军,而会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与之隐若相符。梁严冰肯定了会党、新军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消极作用,同时指出由于革命派的软弱,以致革命最终失败。日本学者藤谷浩悦利用英国和日本外交档案中所藏揭帖资料,在考察研究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与会党关系的同时,分析了“末劫论”的流行和革命的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 对资产阶级的研究是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陈曦考察了湖南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共同为革命作了重大贡献。何智能通过《湘路新志》对湖南保路运动的报道对湖南保路运动进行史实重建,并与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黄天弘通过对河南绅商反对英国福公司“就地售煤”和“增开铁矿”的斗争,分析了河南绅商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付海晏从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角度,对苏州商会附设的商事公断处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以揭示苏州社会的变迁。张学强就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构想从总体目标、政治前提、必要条件、制度模式、发展道路等方面进行了概括,认为它与现代经济学理论基本一致,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相符合。朱从兵从民国元年民生主义思想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孙中山的有关论述出发,探讨孙中山有关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关系的思想,认为铁路建设思想是了解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钥匙。孙晓飞分析了武昌起义至清帝逊位期间列强的对华经济政策及对中国政局的控制。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文化 孔教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邱巍和张艳国两位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邱巍对该运动进行部分史实重建,对运动产生的背景等进行分析,力图将其放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环境和近代历史发展中来认识和理解这场运动的历史含量。张艳国则从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满清皇室贵族复辟与尊孔的关系,以透视民国初年一部分代表性极强的社会角色的正统心态。叶瑞昕注意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输入西方近代文明思潮,并从清末思想发展的内在理络上去探讨这一思潮的缘起、内涵及影响。赵子涓注意到辛亥革命对旧方志到新方志的推进,辛亥革命民国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拥有的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黄小用考察并肯定了清政府20世纪初年对海外华人教育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和成果。贾国静对辛亥革命时期教育的二元结构———私塾、学堂新旧并存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两者有冲突有竞争,有互补有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 稂艳玲指出《清议报》以大量篇幅揭露封建专制对人们的束缚,宣传民权,有很大的启蒙意义。谷正艳以《中国新女界杂志》为研究中心,指出报刊对宣传促进妇女解放的进步作用。唐森树认为20世纪初年许多报刊杂志大力宣传实业振兴思想,使实业振兴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扩展对启发民意,促进重商政策出台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具有巨大深远的影响。赵建国以《申报》对二次革命的报道为透视点,从这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与愿望的报纸对革命报道倾向的演变过程,分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革命派关系的多重变化状况。
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李永春对民初社会人们的普遍认识进行了考察: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革命方法上“制造社会意识”不成功,政治革命上除“旧”布“新”不彻底。革命失败原因是民众不关心、政党不健全、官僚不革命,革命党人斗争精神不彻底。刘利民将戴季陶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辛亥革命的原因是外力入侵、起义失败及铁路风潮等多个原因促成。革命结局是形式上成功,实质上失败,这种失败也是由国民素质、革命党自身状况及民初政体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辛亥革命时期相关人物研究 与会学者较多注意人物研究。李英铨认为史学界长期忽略了幕僚精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派事实上没能居于政治中心,无法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正是作为爱国者的幕僚精英的策划和活动,使共和体制得以在中国建立。余华林研究了辛亥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由积极到消极的前后心态变化。董恩强研究了辛亥时期《东方杂志》主编、近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杜亚泉的政治思想。吴仰湘撰文从“修明党德”和“砥砺民德”两个方面对孙中山的德治思想作具体发掘。沈潜对辛亥革命时期颇具声誉的佛界奇士黄仰湘在革命前后的活动及思想进行了评述。李日对章士钊“《苏报》案”前后的民主革命宣传活动进行了考察。邹小站则对章士钊的强有力的政府论作重点分析,指出章士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政治的民主化与政府的效率之间所作的设计,在政治理想与中国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抉择,在近代中国颇有代表性。
从选送文章的基本情况来看,论题比较分散,涉及人物较多(约占30%),总体上较好地体现了前人较少涉入的研究领域,也有新视角、新内容,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详细罗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较好地体现了青年学者的特点,小组会讨论气氛活跃,内容丰富,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也涉及到一些学术界带有共性的话题,反映出青年学者对史学研究前途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
历史研究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和充分考虑历史事实的复杂性,谈论比较多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文本的问题,认为应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历史文本与历史实际的关系。历史文本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直接依据,但历史文本不一定都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需要加强对文本的实证研究。对文本内容的研究必不可少,但跳出文本注意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更能看清历史实际。二是历史文本的话语频率与历史实际的关系。在历史文本中频频出现的话语应该反映一个时代的话语主题,也有可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实际。但任何问题都不能绝对化,频频出现在历史文本中的话语有时也会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三是历史文本的原本与历史实际的关系。只有弄清楚了文本话语的流传演变,才可能对历史实际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否则就会发生对文本的误读,研究就会走入歧途。
辛亥革命史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视野的扩展,内容的深入,资料的发掘,观点的创新等方面,还大有文章可作。这次青年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说明历史学是充满活力的学科,青年学者的新观点、新视角、新成果,不仅体现了青年人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勇于创新的特点,而且像著名史学家李文海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是“新世纪史学发展的希望”。
(作者单位:史学月刊编辑部)责任编辑:蔡世华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吴宝晓认为清末新政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西太后及一些清廷中枢大臣来说,实行新政含有较强的迎合列强的目的,而地方督抚的目的则主要是救亡图存。清廷和地方对于新政态度的区别,是形成清末新政初期清廷行动往往落后于地方行动的重要原因。赵晓华指出清末法制改革作为新政的一个部分,到辛亥革命之时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从一定意义上看,清末法制改革对辛亥革命爆发起了推动作用。李细珠认为清末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有明显的中央集权的目的,张之洞等地方大臣持反对态度,反映了朝廷与地方的紧张关系,这直接制约了改革的进程甚至清王朝的前途与命运。李传斌认为清季官吏制度的变革促进了中国官吏制度的早期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国人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一批新式人才进入政府系统,对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与会党关系 欧阳恩良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有了某些新思想的萌芽,但大多是以“雇佣军”身份参加战斗的,贪利思想及消极作用不可低估。会党与革命党有本质区别,两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但革命党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郑永华认为会党之所以成为革命派联络的对象,主要因双方反满思想接近,革命派争需寻求可利用的同盟军,而会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与之隐若相符。梁严冰肯定了会党、新军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消极作用,同时指出由于革命派的软弱,以致革命最终失败。日本学者藤谷浩悦利用英国和日本外交档案中所藏揭帖资料,在考察研究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与会党关系的同时,分析了“末劫论”的流行和革命的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 对资产阶级的研究是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陈曦考察了湖南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共同为革命作了重大贡献。何智能通过《湘路新志》对湖南保路运动的报道对湖南保路运动进行史实重建,并与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黄天弘通过对河南绅商反对英国福公司“就地售煤”和“增开铁矿”的斗争,分析了河南绅商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付海晏从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角度,对苏州商会附设的商事公断处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以揭示苏州社会的变迁。张学强就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构想从总体目标、政治前提、必要条件、制度模式、发展道路等方面进行了概括,认为它与现代经济学理论基本一致,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相符合。朱从兵从民国元年民生主义思想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孙中山的有关论述出发,探讨孙中山有关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关系的思想,认为铁路建设思想是了解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钥匙。孙晓飞分析了武昌起义至清帝逊位期间列强的对华经济政策及对中国政局的控制。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文化 孔教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邱巍和张艳国两位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邱巍对该运动进行部分史实重建,对运动产生的背景等进行分析,力图将其放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环境和近代历史发展中来认识和理解这场运动的历史含量。张艳国则从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满清皇室贵族复辟与尊孔的关系,以透视民国初年一部分代表性极强的社会角色的正统心态。叶瑞昕注意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输入西方近代文明思潮,并从清末思想发展的内在理络上去探讨这一思潮的缘起、内涵及影响。赵子涓注意到辛亥革命对旧方志到新方志的推进,辛亥革命民国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拥有的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黄小用考察并肯定了清政府20世纪初年对海外华人教育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和成果。贾国静对辛亥革命时期教育的二元结构———私塾、学堂新旧并存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两者有冲突有竞争,有互补有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 稂艳玲指出《清议报》以大量篇幅揭露封建专制对人们的束缚,宣传民权,有很大的启蒙意义。谷正艳以《中国新女界杂志》为研究中心,指出报刊对宣传促进妇女解放的进步作用。唐森树认为20世纪初年许多报刊杂志大力宣传实业振兴思想,使实业振兴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扩展对启发民意,促进重商政策出台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具有巨大深远的影响。赵建国以《申报》对二次革命的报道为透视点,从这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与愿望的报纸对革命报道倾向的演变过程,分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革命派关系的多重变化状况。
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李永春对民初社会人们的普遍认识进行了考察: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革命方法上“制造社会意识”不成功,政治革命上除“旧”布“新”不彻底。革命失败原因是民众不关心、政党不健全、官僚不革命,革命党人斗争精神不彻底。刘利民将戴季陶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辛亥革命的原因是外力入侵、起义失败及铁路风潮等多个原因促成。革命结局是形式上成功,实质上失败,这种失败也是由国民素质、革命党自身状况及民初政体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辛亥革命时期相关人物研究 与会学者较多注意人物研究。李英铨认为史学界长期忽略了幕僚精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派事实上没能居于政治中心,无法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正是作为爱国者的幕僚精英的策划和活动,使共和体制得以在中国建立。余华林研究了辛亥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由积极到消极的前后心态变化。董恩强研究了辛亥时期《东方杂志》主编、近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杜亚泉的政治思想。吴仰湘撰文从“修明党德”和“砥砺民德”两个方面对孙中山的德治思想作具体发掘。沈潜对辛亥革命时期颇具声誉的佛界奇士黄仰湘在革命前后的活动及思想进行了评述。李日对章士钊“《苏报》案”前后的民主革命宣传活动进行了考察。邹小站则对章士钊的强有力的政府论作重点分析,指出章士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政治的民主化与政府的效率之间所作的设计,在政治理想与中国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抉择,在近代中国颇有代表性。
从选送文章的基本情况来看,论题比较分散,涉及人物较多(约占30%),总体上较好地体现了前人较少涉入的研究领域,也有新视角、新内容,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详细罗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较好地体现了青年学者的特点,小组会讨论气氛活跃,内容丰富,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也涉及到一些学术界带有共性的话题,反映出青年学者对史学研究前途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
历史研究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和充分考虑历史事实的复杂性,谈论比较多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文本的问题,认为应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历史文本与历史实际的关系。历史文本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直接依据,但历史文本不一定都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需要加强对文本的实证研究。对文本内容的研究必不可少,但跳出文本注意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更能看清历史实际。二是历史文本的话语频率与历史实际的关系。在历史文本中频频出现的话语应该反映一个时代的话语主题,也有可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实际。但任何问题都不能绝对化,频频出现在历史文本中的话语有时也会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三是历史文本的原本与历史实际的关系。只有弄清楚了文本话语的流传演变,才可能对历史实际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否则就会发生对文本的误读,研究就会走入歧途。
辛亥革命史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视野的扩展,内容的深入,资料的发掘,观点的创新等方面,还大有文章可作。这次青年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说明历史学是充满活力的学科,青年学者的新观点、新视角、新成果,不仅体现了青年人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勇于创新的特点,而且像著名史学家李文海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是“新世纪史学发展的希望”。
(作者单位:史学月刊编辑部)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