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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中，院子或者花园是神的庭院、神的居所的美丽延展，以及神为人安排的家园，是人类对于回归伊甸园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中国古代，院子是皇权的美学线条，是世俗社会的家族规则，同时也是文人们独善的象征容器。
院落，这个原本是人类对母体的意象，逐渐演变成为权力的分割符，那些红墙黄瓦，亭台楼阁背后都有着隐秘而强大的权力逻辑。无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还是在君主专制的明清，院落都是权力历史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图案。
帝国美梦：宏大的建筑叙事
再也没有哪座建筑能够比北京紫禁城更能显示出皇权的威严，其雄壮的气势很容易让人产生“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的遐想。
作为皇权的制高点，紫禁城位于北京的正中心，这种权力中心意识记载于《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而《周礼》中则记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方位成为显示权力等级的手段，而“中”在其中最为尊贵。因此，中轴线是北方城市规划及其四合院建筑的灵魂。
紫禁城皇宫不但占据着都城的中心，而且从城市道路、排、用水和绿化等方面都显出了礼制意义上的中心地位。另外，帝王的陵墓也是依照中心的原则而建。从秦始皇陵到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全都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并不注重古希腊式的数字逻辑思维。但是，数字带着一种神秘色彩成为皇帝与“天”沟通的媒介。其中，“十”代表了完美至善，而物极必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九”成了最高贵的数字，“九五之尊”则成了最高的统治者皇帝的专称。
这种最高权力的象征体现在中国古代与皇帝相关的建筑中大量使用“九”或“九”的倍数。故宫的保和殿面阔为9间，进深为5间，天安门城楼也是面阔9间，进深5间，暗合“九五之尊”之意。国丘坛所用石料上层为9丈，中层为15丈，下层为21丈，三层之和为45丈，不但是“九”的倍数，还合有“九五之尊”的意思。
在建筑的颜色上，黄色成为了权力的最优选择。
《周礼·冬宫·考工记》云：地谓之黄，地即土，位中央，色黄。正因为象征着权力的土地大多是黄色的，黄色便成了帝王专用的色彩，皇帝的衣着以黄色为主，就连室内的桌椅和帐幔，都用黄色的绸缎罩面，以突出帝王的尊严。此外，室内华丽的藻井也是皇帝至尊至贵的象征，一般官邸、衙属是绝对不准许采用这种装饰的。
彩画也是权力在建筑中的集中体现，在古代建筑中象征皇权的龙纹和玺彩画只限于宫殿、坛庙和陵墓建筑。如地坛的主殿“皇宫”中的纹饰。
中国古代权力在建筑上以一种细致入微的标准呈现出来，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只具有“可述性”，而这种“可述性”需要通过某种具有“可视性”的符号表现出来并产生作用，建筑就成为了表现权力的一种“可视性符号”。门上的铜钉、梁上的楠木、进深的台阶，皇权通过这些宏大的建筑和细微的装饰折射出帝国至尊，千秋万代的美梦。
宅院：家族的权力格局
家是人世间最细小的王国，在“家”这个概念中，包涵了香火的延续、财产的管理、家族权威的树立以及与祖先的沟通。一家之主通过院落的布局，来达到建立秩序，凸显地位的目的，并以此进行管理。
中国古代民间家居经过数千年打磨，在明代民居那里获得了完整的构形。那些遍及远东地区的广义四合院，拥有各种不同的区域类型。
例如徽州的民居，在其天井四周紧密环绕着三个方向的屋宇，被称之为正厅和左右厢房。天井是住宅的核心。它是向上的，采集光线和来自神明的旨意；它也是向前的，接纳来自大门外面的客人；它更是向后和左右延展的，通往主人、家眷、仆佣的住房，甚至通往更深的后院。
天井是道路的中心，是转折点和十字路口，是家庭内部的里程碑，是儿童游戏室和家族聚会的公共空间。它仪态万方地站立在门后，等待着人的占有和主宰。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向我们介绍，院落的大门被铁皮包裹，强化了其储存财产的功能，而天井则成为封闭式的院落中连接天地的纽带。天井的现实作用是承接雨露，它是井台、承接雨露的池（槽）、以及过滤和贮存水的容器。水与天的这种源流关系，正是其神圣性的表达。天井本来应当是家居的神学中心，跟厅堂里的祖先牌位遥相呼应。
面对天井的正厅，承载着家族的权威与祖先的护佑。家族主人的权威来源于他的血缘与排行，他天然地占据着主厅的位置，掌管着家族的命运。
妻妾、儿女和奴婢在四周走动和嬗戏，不能侵入权力的中心，而他的视线却能抵达家的每个角落。当他注视家庭其他成员时，他也被秘密地注视着。在他身后的墙上，张挂着地位显赫的先祖的纸质画像。
卧房则承载着延续子嗣的神圣任务，却也成为妻妾们勾心斗角的战场。在江南老宅，它位于前厅的楼上，而在北京四合院，它可能是北房中的任何一处。但跟北京大相径庭的是，江南主房的特征就是隐蔽。
在黯淡的小卧室里，庞大的卧榻几乎占据了一半空间。它有着自己的天花板、四柱和板壁。低垂的帐幔则构成了柔软的副门。在卧榻的板壁和木架上，到处布满精细的浮雕。
据朱大可介绍，卧榻上的男人选择着不同的女人，这引发了妻妾之间的争斗，形成了特殊的卧房政治。她们是家庭内部的应召女郎，在天黑后悄悄钻进男人的床帷。其他女人则对此装聋作哑。她们彼此结盟，联手打击最受宠的那个，为自己所生的儿女争夺权益。但有时她们也能和睦相处，聚集在一起，闲聊、推牌九、做女红和逛街，藉此打发无聊的时光。
院子在民间士绅阶层以一种威严的姿态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兴起，运行以及衰落，而它的主人，也必须遵循那些古老而刻板的律令规则，直到栖居在卧榻上某个女人的身旁时，等待祖先亡灵的召唤。
江南园林：文人的逃避
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恪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其实现这一价值的最主要途径。但是，纵情山水，吟诗作对的超然物外又是文人另一种人格的缩影，而后一种文人情怀在江南园林里有着深刻的体现。
与权力意味甚浓的北方建筑相比，江南园林并没有太多权力集中的标志。大多数园林的布局是对“中轴线”的背叛，转而呈现的是水墨画式的点状分布，这是一种更加自由的象征。
而与宏大的北方建筑相比，江南园林走向了“细小化”的极端。这与国家礼制与财力支撑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文人追求“精致”的审美趣味。从漏窗借入的景致、自我交叉的回廊，阻拦视线的围屏、院墙和树木，所有这些造园手法，都旨在把大量事物（亭阁和山水）挤压在一起，构成盆景式的奇观。
江苏吴江震泽镇的锄经园是细小美学的样本，这座占地只有240m2米的园林内建有四面厅，在其中一个锐角部位，还建了二层楼阁“藜光阁”，阁内仅能容纳一桌。此外还有游廊和假山，山上甚至建有半座亭子。
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形成的生态系统，是知识分子在官场权力逻辑的背后，追求享乐，又不愿遁世归隐的折衷选择。
在江南园林里，到处分布各种主题的书斋，其中陈设着名贵的笔、墨、砚、纸，以及各种辐器——墨匣、笔洗、水盂、笔架、镇纸和裁刀和书灯等等。名人雅士用它们书写各种匾额、楹联、勒石、诗词和书画，那些字词分布在园林的角落里。同时，园林里的各项娱乐活动也勾勒出文人特有的属性，酒成为文人放浪形骸的标志，茶是他们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戏曲又将他们与世俗社会连接在一起。而吟诗、作画、抚琴、题写是士大夫精神游戏谱系的主要元素，它们是信仰的代偿品，甚至就是信仰本身，制造着恬淡而超然的哲学。
虽然，文人可以借助园林来达到超然的境界，甚至能够制造出“躲进小园成一统”的假象，但是这种折衷的选择必须存在一定的限度，其背后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权力逻辑。
最能代表这种限度的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政治伦理仍然是支配人际关系的隐秘逻辑。第一代园主无法完成人格分裂。他把冷酷的朝纲带入园林，击碎了第二代的青春乌托邦。
正如朱大可描述的，这是正当时大多数园林所共有的病症，尽管大观园的第二代主人曾经诗意地栖居，在其间赋诗、宴饮、游戏和恋爱，但悲剧性结局，标示出这种生活的限度。正如小说标题所要喻指的那样，那座完美的石头花园，只是我们梦想里的天堂。
院落，这个原本是人类对母体的意象，逐渐演变成为权力的分割符，那些红墙黄瓦，亭台楼阁背后都有着隐秘而强大的权力逻辑。无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还是在君主专制的明清，院落都是权力历史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图案。
帝国美梦：宏大的建筑叙事
再也没有哪座建筑能够比北京紫禁城更能显示出皇权的威严，其雄壮的气势很容易让人产生“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的遐想。
作为皇权的制高点，紫禁城位于北京的正中心，这种权力中心意识记载于《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而《周礼》中则记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方位成为显示权力等级的手段，而“中”在其中最为尊贵。因此，中轴线是北方城市规划及其四合院建筑的灵魂。
紫禁城皇宫不但占据着都城的中心，而且从城市道路、排、用水和绿化等方面都显出了礼制意义上的中心地位。另外，帝王的陵墓也是依照中心的原则而建。从秦始皇陵到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全都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并不注重古希腊式的数字逻辑思维。但是，数字带着一种神秘色彩成为皇帝与“天”沟通的媒介。其中，“十”代表了完美至善，而物极必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九”成了最高贵的数字，“九五之尊”则成了最高的统治者皇帝的专称。
这种最高权力的象征体现在中国古代与皇帝相关的建筑中大量使用“九”或“九”的倍数。故宫的保和殿面阔为9间，进深为5间，天安门城楼也是面阔9间，进深5间，暗合“九五之尊”之意。国丘坛所用石料上层为9丈，中层为15丈，下层为21丈，三层之和为45丈，不但是“九”的倍数，还合有“九五之尊”的意思。
在建筑的颜色上，黄色成为了权力的最优选择。
《周礼·冬宫·考工记》云：地谓之黄，地即土，位中央，色黄。正因为象征着权力的土地大多是黄色的，黄色便成了帝王专用的色彩，皇帝的衣着以黄色为主，就连室内的桌椅和帐幔，都用黄色的绸缎罩面，以突出帝王的尊严。此外，室内华丽的藻井也是皇帝至尊至贵的象征，一般官邸、衙属是绝对不准许采用这种装饰的。
彩画也是权力在建筑中的集中体现，在古代建筑中象征皇权的龙纹和玺彩画只限于宫殿、坛庙和陵墓建筑。如地坛的主殿“皇宫”中的纹饰。
中国古代权力在建筑上以一种细致入微的标准呈现出来，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只具有“可述性”，而这种“可述性”需要通过某种具有“可视性”的符号表现出来并产生作用，建筑就成为了表现权力的一种“可视性符号”。门上的铜钉、梁上的楠木、进深的台阶，皇权通过这些宏大的建筑和细微的装饰折射出帝国至尊，千秋万代的美梦。
宅院：家族的权力格局
家是人世间最细小的王国，在“家”这个概念中，包涵了香火的延续、财产的管理、家族权威的树立以及与祖先的沟通。一家之主通过院落的布局，来达到建立秩序，凸显地位的目的，并以此进行管理。
中国古代民间家居经过数千年打磨，在明代民居那里获得了完整的构形。那些遍及远东地区的广义四合院，拥有各种不同的区域类型。
例如徽州的民居，在其天井四周紧密环绕着三个方向的屋宇，被称之为正厅和左右厢房。天井是住宅的核心。它是向上的，采集光线和来自神明的旨意；它也是向前的，接纳来自大门外面的客人；它更是向后和左右延展的，通往主人、家眷、仆佣的住房，甚至通往更深的后院。
天井是道路的中心，是转折点和十字路口，是家庭内部的里程碑，是儿童游戏室和家族聚会的公共空间。它仪态万方地站立在门后，等待着人的占有和主宰。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向我们介绍，院落的大门被铁皮包裹，强化了其储存财产的功能，而天井则成为封闭式的院落中连接天地的纽带。天井的现实作用是承接雨露，它是井台、承接雨露的池（槽）、以及过滤和贮存水的容器。水与天的这种源流关系，正是其神圣性的表达。天井本来应当是家居的神学中心，跟厅堂里的祖先牌位遥相呼应。
面对天井的正厅，承载着家族的权威与祖先的护佑。家族主人的权威来源于他的血缘与排行，他天然地占据着主厅的位置，掌管着家族的命运。
妻妾、儿女和奴婢在四周走动和嬗戏，不能侵入权力的中心，而他的视线却能抵达家的每个角落。当他注视家庭其他成员时，他也被秘密地注视着。在他身后的墙上，张挂着地位显赫的先祖的纸质画像。
卧房则承载着延续子嗣的神圣任务，却也成为妻妾们勾心斗角的战场。在江南老宅，它位于前厅的楼上，而在北京四合院，它可能是北房中的任何一处。但跟北京大相径庭的是，江南主房的特征就是隐蔽。
在黯淡的小卧室里，庞大的卧榻几乎占据了一半空间。它有着自己的天花板、四柱和板壁。低垂的帐幔则构成了柔软的副门。在卧榻的板壁和木架上，到处布满精细的浮雕。
据朱大可介绍，卧榻上的男人选择着不同的女人，这引发了妻妾之间的争斗，形成了特殊的卧房政治。她们是家庭内部的应召女郎，在天黑后悄悄钻进男人的床帷。其他女人则对此装聋作哑。她们彼此结盟，联手打击最受宠的那个，为自己所生的儿女争夺权益。但有时她们也能和睦相处，聚集在一起，闲聊、推牌九、做女红和逛街，藉此打发无聊的时光。
院子在民间士绅阶层以一种威严的姿态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兴起，运行以及衰落，而它的主人，也必须遵循那些古老而刻板的律令规则，直到栖居在卧榻上某个女人的身旁时，等待祖先亡灵的召唤。
江南园林：文人的逃避
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恪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其实现这一价值的最主要途径。但是，纵情山水，吟诗作对的超然物外又是文人另一种人格的缩影，而后一种文人情怀在江南园林里有着深刻的体现。
与权力意味甚浓的北方建筑相比，江南园林并没有太多权力集中的标志。大多数园林的布局是对“中轴线”的背叛，转而呈现的是水墨画式的点状分布，这是一种更加自由的象征。
而与宏大的北方建筑相比，江南园林走向了“细小化”的极端。这与国家礼制与财力支撑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文人追求“精致”的审美趣味。从漏窗借入的景致、自我交叉的回廊，阻拦视线的围屏、院墙和树木，所有这些造园手法，都旨在把大量事物（亭阁和山水）挤压在一起，构成盆景式的奇观。
江苏吴江震泽镇的锄经园是细小美学的样本，这座占地只有240m2米的园林内建有四面厅，在其中一个锐角部位，还建了二层楼阁“藜光阁”，阁内仅能容纳一桌。此外还有游廊和假山，山上甚至建有半座亭子。
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形成的生态系统，是知识分子在官场权力逻辑的背后，追求享乐，又不愿遁世归隐的折衷选择。
在江南园林里，到处分布各种主题的书斋，其中陈设着名贵的笔、墨、砚、纸，以及各种辐器——墨匣、笔洗、水盂、笔架、镇纸和裁刀和书灯等等。名人雅士用它们书写各种匾额、楹联、勒石、诗词和书画，那些字词分布在园林的角落里。同时，园林里的各项娱乐活动也勾勒出文人特有的属性，酒成为文人放浪形骸的标志，茶是他们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戏曲又将他们与世俗社会连接在一起。而吟诗、作画、抚琴、题写是士大夫精神游戏谱系的主要元素，它们是信仰的代偿品，甚至就是信仰本身，制造着恬淡而超然的哲学。
虽然，文人可以借助园林来达到超然的境界，甚至能够制造出“躲进小园成一统”的假象，但是这种折衷的选择必须存在一定的限度，其背后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权力逻辑。
最能代表这种限度的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政治伦理仍然是支配人际关系的隐秘逻辑。第一代园主无法完成人格分裂。他把冷酷的朝纲带入园林，击碎了第二代的青春乌托邦。
正如朱大可描述的，这是正当时大多数园林所共有的病症，尽管大观园的第二代主人曾经诗意地栖居，在其间赋诗、宴饮、游戏和恋爱，但悲剧性结局，标示出这种生活的限度。正如小说标题所要喻指的那样，那座完美的石头花园，只是我们梦想里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