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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十二五”科普规划》中提出了七项重点任务，其中“实施市民学科学工程，引导市民科学生活”与老百姓最为贴近。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北京制定了《北京市“十二五”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公民科学素养达标率从1997年的4.0%；2002年的6.6%；2007年的9.2%上升到2010年的10.0%，远高于全国3.27%的平均水平。可以说，科普工作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最近颁布的《规划》中显示，到2015年，北京市将初步形成与首都地位相符合、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相适应的科普服务能力和科学传播体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规划》中提出了七项重点任务，其中“实施市民学科学工程，引导市民科学生活”与老百姓最为贴近。而之所以提出这项任务，也是为了进一步引导百姓更加科学地生活。
市民生活还欠科学
比如在人们的饮食方面，就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饮食观。我国是糖尿病的高发地，平均每天就要新增3000名患者。而这种疾病的高发跟饮食过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饮食中喜欢讲究“口味”，而对于食物中到底含有多少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却很少过问。参与制定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告诉记者，这种注重口味、忽略营养的饮食观是不科学的。
同时在体育运动教育方面也存在不科学。体育运动实际上是教给人们三件事：一是学会如何移动。在不同的方位跑、跳、走。第二就是学会平衡。这主要是锻炼人的平衡器官。很多人一坐车就晕车，就是平衡器官缺少锻炼的结果。第三是要学会控制。比如头顶、脚踢等等。这三种锻炼对人的健康生活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这些内容几乎人们每天都要用到。翟立原说：“但是我们在体育课上，老师没有将这三个问题讲清楚。所以我们的市民往往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方面缺少更科学的传播。”
通过对北京市民生活细节的考量和研究，为了弥补市民生活观的这些“知识盲区”，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就专门设置了引导市民科学生活这项议题，而目标就是通过搭建学习平台，积极引导市民建立科学的生活观。
科学生活观不强源于“底子”薄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普专家吴晨生看来，我国公民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生活观不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他也是参与制定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的人员之一。
18世纪中叶，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当现今西方人的祖辈们激烈讨论科学问题之时，我们才刚刚“开眼看世界”。因此，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底子并不深厚。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速度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是超常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公民科学素养水平却并不相称。上世纪80年代的公民科学教育，只能按照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来进行。而现今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所需的知识，在当年是不可预计的，也是当年的教育不可能提供的。
就好像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都很少见，相对老旧的方式下教育出来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现代化的环境和事物。这就像一个久居山林的人突然来到城市后，不知道红绿灯和人行横道的作用一样。他们缺乏在城市中生活的基本科学素养。
同时，教育也没有及时地为科普提供一片沃土。翟立原说，欧美国家都有健康课程，从小就教给人们有关健康的大概念，包括饮食与健康、心理发展与健康、药物的使用、体育运动与健康等等。而这些是我们缺少的，我们在教育时，更注重教授科学原理，对于一个人应该怎么样生存和生活的内容却很少触及。但是要了解自然界的问题，需要先了解自己面临的问题。所以给市民补上这一课，对今后人们高质量的生活很有帮助。
“十二五”规划现在提出这个发展目标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向往和追求，但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养生保健之法，他们缺乏专业的鉴别力，现在就要由我们来指引市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生活，也会使北京市整体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科学思维指引人们生活得更健康
有了目标，在传播时也要注意科普的方法。在吴晨生看来，教给市民安全健康、节能环保等知识，只是市民学科学工程的一种手段，这项工程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培养市民的探究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市民永远保持科学生活状态的原动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这也是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科普思想的一种突破。
当今社会，仅教导科学知识已经远远不够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知识老化的步伐加快。此外，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譬如在沙漠和在雨林中生活的人所需要的知识就完全不同。因此，要想使人们科学地生活，最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而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绝不是背书、背定理或是别人耳提面授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实际上是在每一次学科学、读科学和参加科学活动探究科学真相的过程中得来的，因此，探究的过程比探究的结论更重要。
“一旦市民具有了这种探究精神，可以生活得更健康更科学。这对整个国家也是大有益处的。”吴晨生说，培养公民的探究精神，是中国创新的原动力。创新的结果最终会表现在某个人身上，但其过程却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假若没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作为“创新金字塔”的基底，社会就很难形成创新的氛围，爱因斯坦式的“塔尖”人物也就无法出现。
科普形式要灵活
要想真正落实“十二五”科普规划的任务，在实施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吴晨生说，我们有科学月、科学日还有配套的各种科学活动。从形式上来讲，这些与国外的活动差别并不太大。但是具体内容设计上还是存在差距，以科普网站为例，日本收税的是财物省，它的网站上设计了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游戏，游戏中，如果百姓都不交税，那么城里就会出现很多劫匪、强盗，交通也会堵塞，而当百姓如数交税后，情况就会好转。反观我们财政部的网站就生硬一些，只是标语式的宣传，“纳税是你的义务”。
同时，科学传播者的素质也是一个问题。现在科普传播者所受的教育，是20年前的教育。如果不继续学习，他们的知识水平将无法跟上社会的发展。因此，不断提高我们的科学传播者的素质是当务之急。
“另外，在传播科学生活的理念时，应该经过多学科专家共同研究，才可以给出结论。”翟立原说，我们的专家有时一个人就得出某种结论，但是其实并不科学。比如引导老年人爬香山，其实对他们的膝盖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膝盖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而国外在传播一项理念时，是多学科专家一起深入研究，直到拿出真正科学的结论才会公布。所以我们在落实“十二五”科普规划时也要引入这种办法，真正实施市民学科学工程，引导市民科学生活。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北京制定了《北京市“十二五”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公民科学素养达标率从1997年的4.0%；2002年的6.6%；2007年的9.2%上升到2010年的10.0%，远高于全国3.27%的平均水平。可以说，科普工作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最近颁布的《规划》中显示，到2015年，北京市将初步形成与首都地位相符合、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相适应的科普服务能力和科学传播体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规划》中提出了七项重点任务，其中“实施市民学科学工程，引导市民科学生活”与老百姓最为贴近。而之所以提出这项任务，也是为了进一步引导百姓更加科学地生活。
市民生活还欠科学
比如在人们的饮食方面，就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饮食观。我国是糖尿病的高发地，平均每天就要新增3000名患者。而这种疾病的高发跟饮食过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饮食中喜欢讲究“口味”，而对于食物中到底含有多少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却很少过问。参与制定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告诉记者，这种注重口味、忽略营养的饮食观是不科学的。
同时在体育运动教育方面也存在不科学。体育运动实际上是教给人们三件事：一是学会如何移动。在不同的方位跑、跳、走。第二就是学会平衡。这主要是锻炼人的平衡器官。很多人一坐车就晕车，就是平衡器官缺少锻炼的结果。第三是要学会控制。比如头顶、脚踢等等。这三种锻炼对人的健康生活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这些内容几乎人们每天都要用到。翟立原说：“但是我们在体育课上，老师没有将这三个问题讲清楚。所以我们的市民往往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方面缺少更科学的传播。”
通过对北京市民生活细节的考量和研究，为了弥补市民生活观的这些“知识盲区”，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就专门设置了引导市民科学生活这项议题，而目标就是通过搭建学习平台，积极引导市民建立科学的生活观。
科学生活观不强源于“底子”薄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普专家吴晨生看来，我国公民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生活观不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他也是参与制定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的人员之一。
18世纪中叶，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当现今西方人的祖辈们激烈讨论科学问题之时，我们才刚刚“开眼看世界”。因此，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底子并不深厚。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速度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是超常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公民科学素养水平却并不相称。上世纪80年代的公民科学教育，只能按照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来进行。而现今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所需的知识，在当年是不可预计的，也是当年的教育不可能提供的。
就好像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都很少见，相对老旧的方式下教育出来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现代化的环境和事物。这就像一个久居山林的人突然来到城市后，不知道红绿灯和人行横道的作用一样。他们缺乏在城市中生活的基本科学素养。
同时，教育也没有及时地为科普提供一片沃土。翟立原说，欧美国家都有健康课程，从小就教给人们有关健康的大概念，包括饮食与健康、心理发展与健康、药物的使用、体育运动与健康等等。而这些是我们缺少的，我们在教育时，更注重教授科学原理，对于一个人应该怎么样生存和生活的内容却很少触及。但是要了解自然界的问题，需要先了解自己面临的问题。所以给市民补上这一课，对今后人们高质量的生活很有帮助。
“十二五”规划现在提出这个发展目标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向往和追求，但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养生保健之法，他们缺乏专业的鉴别力，现在就要由我们来指引市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生活，也会使北京市整体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科学思维指引人们生活得更健康
有了目标，在传播时也要注意科普的方法。在吴晨生看来，教给市民安全健康、节能环保等知识，只是市民学科学工程的一种手段，这项工程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培养市民的探究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市民永远保持科学生活状态的原动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这也是此次“十二五”科普规划科普思想的一种突破。
当今社会，仅教导科学知识已经远远不够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知识老化的步伐加快。此外，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譬如在沙漠和在雨林中生活的人所需要的知识就完全不同。因此，要想使人们科学地生活，最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而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绝不是背书、背定理或是别人耳提面授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实际上是在每一次学科学、读科学和参加科学活动探究科学真相的过程中得来的，因此，探究的过程比探究的结论更重要。
“一旦市民具有了这种探究精神，可以生活得更健康更科学。这对整个国家也是大有益处的。”吴晨生说，培养公民的探究精神，是中国创新的原动力。创新的结果最终会表现在某个人身上，但其过程却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假若没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作为“创新金字塔”的基底，社会就很难形成创新的氛围，爱因斯坦式的“塔尖”人物也就无法出现。
科普形式要灵活
要想真正落实“十二五”科普规划的任务，在实施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吴晨生说，我们有科学月、科学日还有配套的各种科学活动。从形式上来讲，这些与国外的活动差别并不太大。但是具体内容设计上还是存在差距，以科普网站为例，日本收税的是财物省，它的网站上设计了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游戏，游戏中，如果百姓都不交税，那么城里就会出现很多劫匪、强盗，交通也会堵塞，而当百姓如数交税后，情况就会好转。反观我们财政部的网站就生硬一些，只是标语式的宣传，“纳税是你的义务”。
同时，科学传播者的素质也是一个问题。现在科普传播者所受的教育，是20年前的教育。如果不继续学习，他们的知识水平将无法跟上社会的发展。因此，不断提高我们的科学传播者的素质是当务之急。
“另外，在传播科学生活的理念时，应该经过多学科专家共同研究，才可以给出结论。”翟立原说，我们的专家有时一个人就得出某种结论，但是其实并不科学。比如引导老年人爬香山，其实对他们的膝盖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膝盖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而国外在传播一项理念时，是多学科专家一起深入研究，直到拿出真正科学的结论才会公布。所以我们在落实“十二五”科普规划时也要引入这种办法，真正实施市民学科学工程，引导市民科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