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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岳泰，香港电影摄影师学会名誉会长；七次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奖得主。汪士卿，关于中国三峡的电影《沿江而上》的摄影师，该片2008年在北美获得艺术影院票房纪录；2008亚洲电影学院(AFA)学员之一。前不久在韩国釜山，汪士卿借在AFA学习之机对本届AFA的摄影指导黄岳泰进行了一次采访。
您的电影我们看过很多，从早期徐克的电影《黄飞鸿》到2007年陈可辛的《投名状》，再到最近的《画皮》。据我们了解您1976年拍摄了首部作品，至今已完成电影长片超过110部，并且先后7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您保持了这样旺盛的创作激情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啦，保持个年轻的心态就可以了，现在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如果你不跟着时代走，拍出来的电影是没有人看的。
您父亲黄捷也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著名摄影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您是子承父业。那么您今天的成就与您父亲的指导和家庭的熏陶有没有关系?
我小时候我爸拍片非常忙，没时间管我们。但我确实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我爸那时候也没有钱给我们，但我手里只要有两毛钱就会拿去看电影，有时候买一张票连看五场，在剧院里一直坐着看，不出来。不过我那时候看的都是国外的电影，反而很少看香港本地的电影，偶尔会去看看我爸的电影的首映礼。您觉得您和您父亲相比在电影风格和成就上有什么异同?
我父亲生活在战争年代，小学都没有读完就去当兵了，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他又逃到香港来，就住在片场里我一个亲戚家，当小工，所以他的经验都是跟剧组跟出来的， 步步成为了摄影师，所以我们的经历是没法比的。不过我从小就进片场，接触这个圈子、这个环境，所以肯定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三兄弟都入的这行，我是老大，记得小时候我带着我的弟弟们去看电影，我拉着老三，让老二拉着别人的衣角进场，告诉他要进不去就在外面等着。现在我二弟在香港无线TVB当导演也当了20多年了，三弟也经常拍一些低成本电影，这次《画皮》我也叫他来掌镜。
您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电影的7那时候香港的电影界是什么情况?我是1976年开始当摄影师，但是1979年就自己出来干了。那时候李小龙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他去世以后(1973年)，很多国外制作商来香港拍戏，我从那时候才开始正式入行吧。我高中没念完就出来工作了，跟我爸爸在当时香港最太的电影公司邵氏电影公司，那有很多剧种，我开始进片场、跟组做第二助理，就是学怎么装胶片，他们把这个叫做film loader。那时候我爸爸拍港台片，他做摄影指导，就是过来摆摆位置，收光圈，不用掌机，当时我自己觉得做这个很厉害。我那时候从来不看港台片，只看美国片、欧洲片，我的技术全是在那时候看影片学的，有喜欢看的就在剧院里一遍一遍的看，那时候对拍电影的兴趣才真正体现出来，想把它当作个职业去做。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动作片的时代，另外就是喜剧片，不过那时候喜剧片通常不会请太好的摄影师，我自己其实也很少拍文戏，直到进入80年代，有一群导演从国外回来，掀起了香港新浪潮，才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开始注意质量，注重对品质的控制，对摄影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之前是没有art-director(美术指导)这个职位的。您觉得您走到今天，在电影风格和创作观念上受谁的影响最大?您父亲、老师还是其他电影大师?
我整个拍电影的过程都是自学的。在片场的时候，我会聚精会神的去看每个镜头，每一格是怎么拍出来的，机器是怎么移动的，灯光是怎么打的，靠自己去领悟、吸收拍摄的各种技巧，有的时候真的是甚至废寝忘食，别人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吃饭，我不去，就站在那个机器前自己研究，其实现在想来对自己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在我心中最伟大的摄影师是黄宗沾，他是首位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摄影师，我了解他出道的全部历史，他给了我精神上的最大鼓励，因为我从他身上领悟了“摄影师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在技术上我最崇拜的摄影师是意大利的斯特拉罗，那时候我不停的看他的片子，包括1973年拍摄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那时胶片最高感光度才100度，却拍了那么美丽的夜景令人非常惊叹。
我们知道您当了18年的香港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HKSC)的会长，这个学会在八九十年代对亚洲的电影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学会。这个学会是1988年成立的，2008年正好是20周年。刚开始学会有12个发起人，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电影人。当时之所以要成立这个学会，是因为那时没有电影学校，要学习拍电影还要去国外，所以我们就想成立这样一个经验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相互交流，比如我就是从自己的错误实践中学习长大的，我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而我之所以能连当18年的会长就是因为我肯教，没有什么保留的，只要我懂的就会教。我现在是名誉会长了，已经把接力棒交给了刘伟强。
您和大陆的导演有过合作吗?是否希望与大陆导演有更多合作?我在20Q1年和郑晓龙合作拍摄过《刮痧》2004年李欣合作拍摄《自娱自乐》。大陆近十年有很多大投资，大制作，而香港最近更多的是小制作，大制作越来越少，所以两者在资金和制作经验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我个人很期待以后与张艺谋，冯小刚这样的大导演合作。
您的电影我们看过很多，从早期徐克的电影《黄飞鸿》到2007年陈可辛的《投名状》，再到最近的《画皮》。据我们了解您1976年拍摄了首部作品，至今已完成电影长片超过110部，并且先后7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您保持了这样旺盛的创作激情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啦，保持个年轻的心态就可以了，现在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如果你不跟着时代走，拍出来的电影是没有人看的。
您父亲黄捷也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著名摄影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您是子承父业。那么您今天的成就与您父亲的指导和家庭的熏陶有没有关系?
我小时候我爸拍片非常忙，没时间管我们。但我确实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我爸那时候也没有钱给我们，但我手里只要有两毛钱就会拿去看电影，有时候买一张票连看五场，在剧院里一直坐着看，不出来。不过我那时候看的都是国外的电影，反而很少看香港本地的电影，偶尔会去看看我爸的电影的首映礼。您觉得您和您父亲相比在电影风格和成就上有什么异同?
我父亲生活在战争年代，小学都没有读完就去当兵了，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他又逃到香港来，就住在片场里我一个亲戚家，当小工，所以他的经验都是跟剧组跟出来的， 步步成为了摄影师，所以我们的经历是没法比的。不过我从小就进片场，接触这个圈子、这个环境，所以肯定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三兄弟都入的这行，我是老大，记得小时候我带着我的弟弟们去看电影，我拉着老三，让老二拉着别人的衣角进场，告诉他要进不去就在外面等着。现在我二弟在香港无线TVB当导演也当了20多年了，三弟也经常拍一些低成本电影，这次《画皮》我也叫他来掌镜。
您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电影的7那时候香港的电影界是什么情况?我是1976年开始当摄影师，但是1979年就自己出来干了。那时候李小龙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他去世以后(1973年)，很多国外制作商来香港拍戏，我从那时候才开始正式入行吧。我高中没念完就出来工作了，跟我爸爸在当时香港最太的电影公司邵氏电影公司，那有很多剧种，我开始进片场、跟组做第二助理，就是学怎么装胶片，他们把这个叫做film loader。那时候我爸爸拍港台片，他做摄影指导，就是过来摆摆位置，收光圈，不用掌机，当时我自己觉得做这个很厉害。我那时候从来不看港台片，只看美国片、欧洲片，我的技术全是在那时候看影片学的，有喜欢看的就在剧院里一遍一遍的看，那时候对拍电影的兴趣才真正体现出来，想把它当作个职业去做。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动作片的时代，另外就是喜剧片，不过那时候喜剧片通常不会请太好的摄影师，我自己其实也很少拍文戏，直到进入80年代，有一群导演从国外回来，掀起了香港新浪潮，才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开始注意质量，注重对品质的控制，对摄影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之前是没有art-director(美术指导)这个职位的。您觉得您走到今天，在电影风格和创作观念上受谁的影响最大?您父亲、老师还是其他电影大师?
我整个拍电影的过程都是自学的。在片场的时候，我会聚精会神的去看每个镜头，每一格是怎么拍出来的，机器是怎么移动的，灯光是怎么打的，靠自己去领悟、吸收拍摄的各种技巧，有的时候真的是甚至废寝忘食，别人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吃饭，我不去，就站在那个机器前自己研究，其实现在想来对自己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在我心中最伟大的摄影师是黄宗沾，他是首位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摄影师，我了解他出道的全部历史，他给了我精神上的最大鼓励，因为我从他身上领悟了“摄影师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在技术上我最崇拜的摄影师是意大利的斯特拉罗，那时候我不停的看他的片子，包括1973年拍摄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那时胶片最高感光度才100度，却拍了那么美丽的夜景令人非常惊叹。
我们知道您当了18年的香港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HKSC)的会长，这个学会在八九十年代对亚洲的电影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学会。这个学会是1988年成立的，2008年正好是20周年。刚开始学会有12个发起人，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电影人。当时之所以要成立这个学会，是因为那时没有电影学校，要学习拍电影还要去国外，所以我们就想成立这样一个经验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相互交流，比如我就是从自己的错误实践中学习长大的，我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而我之所以能连当18年的会长就是因为我肯教，没有什么保留的，只要我懂的就会教。我现在是名誉会长了，已经把接力棒交给了刘伟强。
您和大陆的导演有过合作吗?是否希望与大陆导演有更多合作?我在20Q1年和郑晓龙合作拍摄过《刮痧》2004年李欣合作拍摄《自娱自乐》。大陆近十年有很多大投资，大制作，而香港最近更多的是小制作，大制作越来越少，所以两者在资金和制作经验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我个人很期待以后与张艺谋，冯小刚这样的大导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