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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午后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安静极了，我们到来时，发现夏日里郁郁葱葱的草坪如今变成了静穆的黄色，在阳光里看起来平静而温暖。在这个由艺术家荣荣和映里创办的非营利艺术机构里，赵亮担任着活动影像工作室总监的职位。
法国南特的“金气球”
三影堂位于京城艺术家和文化人群的集聚地草场地艺术空间，平时举办最多的是摄影展。赵亮负责的活动影像工作室，是为了将影像艺术引入。平时，经常有独立导演的作品在这里放映，其中也包括赵亮自己的作品《罪与罚》。
去年年末，《罪与罚》在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奖项“金气球”奖。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首次决定改变以往纪录片与故事片分开评奖的做法，将各竞赛单元影片放在一起共同角逐“金气球奖”，《罪与罚》的获奖使赵亮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纪录电影导演。
《罪与罚》拍摄于2004至2005年，拍摄地点在中国北方个遥远的边陲小镇。影片主要讲述这个边陲小镇派出所的警察每天如何进行治安管理，处理各种案件和日常事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法制系统末端的运转情况。问及赵亮为什么会奔赴如此遥远的地方拍摄，才知道生于辽宁的赵亮，家乡离边境本来就不远。前几年，边境问题很受关注，赵亮便把目光转向了家乡的鸭绿江，通过各种关系，以体验生活的名义进驻了这个边陲小镇的派出所，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些和边境有关的事件。“但是没想到，我选的地方虽在鸭绿江边，与朝鲜接壤，但是当地的鸭绿江江面过于宽广，和对面的朝鲜距离很远，许多预想会发生的事都没有发生。我在这个派出所呆了很久，和当地民警都混熟了，反而发现了很多关于他们处理案件的事情，很多都很有意思，充满了戏剧性，因此着眼点就转变了。”
纪录片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在三大洲电影节上摘得“金气球”奖的《罪与罚》最初却差点和这个电影节失之交臂。《罪与罚》拍好后，赵亮只是把它选送去了瑞士洛加诺电影节进行首映。赵亮说，为你的作品选择个很好的首映场合是很重要的。有的电影节会汇集很多选片人，这些选片人来自世界各地，为各电影节、影像机构、基金会等服务，使自己的片子与这些选片人见面，就意味着无形中获得很多机会。而洛加诺电影节恰好是这样一个电影节。在洛加诺电影节上放映后，赵亮收到了一些英文的电子邮件，其中一封写着来自“The Festiva of the 3 Continents”，赵亮一直没太在意，直到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The Festival of the 3Continents”就是著名的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紧接着赶快把片子寄过去，赶上了最后的截止时间。
对命运与现实的长久关注
认识赵亮源于几年前的《告别圆明园》，这部制作周期长达10年的片子最初始干199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赵亮当时有一些朋友在圆明园，赵亮经常去玩。1995年，政府开始驱逐圆明园的艺术家，赵亮觉得这个历史时刻 定要记录下来，于是就找朋友王永刚商量，王永刚非常仗义地帮赵亮买了一台H18摄像机。于是赵亮记录下了圆明园“画家村”的最后时刻。
但是当素材拍完后，赵亮觉得太散乱、事情太多，就搁置在一旁没有剪辑。时隔近10年，到了2005年，当赵亮再把这些素材拿出来回放时，发现隔着时间的尘埃，自己看这些影像有了新的角度、新的想法，于是动手剪辑，这部关于圆明园画家村最后时刻的片子才得以出炉。
进入这个圈子已经十多年了，赵亮一直关注现实的题材，用大量的时间记录下了一批素材。赵亮认为，在中国，做纪录片对未来有很大的价值。纪录片在于对现阶段的历史资料的记录，对社会的观察，这对于未来人们回过头来研究当下的历史，是极为宝贵的。而另一批做地下摇滚的人们，赵亮也很关注，并从1997年开始用三年的时间拍成影片《纸飞机》来记录他们的生活。
在圈里，赵亮的自我介绍一般是“活动影像艺术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家。赵亮的摄影作品、“录像装置”作品和纪录片作品经常参加一些国际性的艺术节和电影节。当问到赵亮为什么会起三影堂“活动影像工作室”这个名字时，赵亮说“所谓活动影像艺术，就是相对于静止的摄影艺术，我做纪录片，也做录像艺术、短片，所以我就用“活动影像”来涵盖这些可以运动起来的影像。”赵亮在很多国家都做过“录像装置”的展览，何谓“录像装置”?赵亮解释到，如果只是纪录片，可能就是单屏的影像放映，观众只和屏幕本身的画面内容有关系，而当用三屏画面放映一个纪录片时，这就可能是一个录象装置，因为它和空间发生了关系。
中国第一个拿起DV的人
接受我们采访时，赵亮笑称，自己是中国第一个拿起DV的人。1996年，松下最早的那款DV“大眼睛”还没有在北京上市，自己就开始用了。赵亮与松下“大眼睛”可谓一见钟情，第一次见到这款机器是在马克·吕布在中国美术馆的摄影展上。我看到一个外国人举着这个机器，一下子就觉得太好看了于是就用蹩脚的英文去问了几句问到了关于这个机器的信息。”后来，赵亮查到了这款机器，立马找朋友借了4000美元，直接找到松下公司的个人买了这台机器。这台色彩饱满的松下“大眼睛”伴随了赵亮很长时间，到2004年时赵亮才换用索尼的PD150直到现在。而前不久，佳能公司赞助他了一台XL-H1，于是赵亮开始使用高清设备了。
赵亮说，佳能的摄像机自己是第一次尝试，很看重它在镜头方面的优势。在对摄像机的选择方面赵亮是比较保守的。一直以来，赵亮宁可选择磁带介质的机器，而非硬盘或存储卡。赵亮说：“我不是很相信硬盘，硬盘老坏我不可能用很多硬盘来备份所以还是喜欢磁带。虽然后期比较麻烦，但是心里踏实。磁带如果坏了顶多多点马赛克，还能修复。硬盘要是坏了就麻烦了。而记忆卡介质的摄像机对我来说不是很适用，这种机器拍新葡一类的短片很适用。”但赵亮还是认为记忆卡应该是以后摄像机发展的趋势，只是现在还不成熟，价格也比较昂贵。在这次选择摄像机时，赵亮本来想买能拍4K数字电影的雷德(Red One 4K)摄像机，但是后来觉得雷德来很贵，二来不是很方便，后期制作方面还没有低端产品，所以赵亮还是决定买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
问及赵亮在这么多年用过的这许多机器中，哪些比较顺手时，赵亮说索尼PD150和索尼PD190差不多，是近期用过的，都很好。拍摄时为了防止变形，赵亮尽量不用附加镜。如果需要，则在拍摄时将曝光控制好，后期再调调颜色做些处理，还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的。
《罪与罚》的后期是赵亮用自己的笔记本粗剪的。几年来，赵亮一直用苹果电脑做后期。对于这几年技术的发展，赵亮很感叹几年前什么都很贵，现在好了，两万块钱可以买到功能很强大的电脑。在与国外影片和创作者的接触中，赵亮深刻感觉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中国的纪录片和世界差距还很大，例如声音。现在国内的纪录片大都不重视声音，想请人都找不到，“我在做自己的片子时，为了取得好一点的效果，找了几个人，都是专为电影做声音的，但是薪酬很贵。最后我还是找了一个朋友处理了一下，使之效果尽可能好一点。”纪录片声音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期拍摄时条件可能很不好，不能举杆拍摄，这样就会给后期制作带来很多麻烦。所以赵亮现在在拍摄时已经越发地注重录音了，尽可能创造条件录好一点。
“侨居”的赵亮
采访前，我们留意到，在一个网站上赵亮的自我介绍里，他说自己是侨居北京，于是采访时便问了这个问题。赵亮说，总觉得北京不是我真正的家，也不是我一辈子要生活的地方，可能某一天就走了，所以说是“侨居”。
赵亮的心理可能也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我在北京的心理一直是寄居在这里。我从小对户口这种制度就有一种特别惶恐的感觉，所以在北京大家都办暂住证的时候，我也不去办。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地方让我有归属感，像是属于自己的。回到老家也没有这样的感觉。离开家乡这么久，口音也变了，别人都把你当外地人看；而在北京，也被当作外地人，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是安定之所。我觉得这种漂泊的、无根的特征也是这个时代许多人的状态。”
已经拍了十多年片子的赵亮坦诚自己的拍摄心态已有了一些变化，转入了更自我的拍摄，总是力求更专业一些，使自己镜头的语言更艺术化一些，而不再像当年那样只是拿个小机器拍下来就好。“我现在光圈没有调好是不开机的，这是我的原则。”赵亮如是说。
法国南特的“金气球”
三影堂位于京城艺术家和文化人群的集聚地草场地艺术空间，平时举办最多的是摄影展。赵亮负责的活动影像工作室，是为了将影像艺术引入。平时，经常有独立导演的作品在这里放映，其中也包括赵亮自己的作品《罪与罚》。
去年年末，《罪与罚》在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奖项“金气球”奖。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首次决定改变以往纪录片与故事片分开评奖的做法，将各竞赛单元影片放在一起共同角逐“金气球奖”，《罪与罚》的获奖使赵亮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纪录电影导演。
《罪与罚》拍摄于2004至2005年，拍摄地点在中国北方个遥远的边陲小镇。影片主要讲述这个边陲小镇派出所的警察每天如何进行治安管理，处理各种案件和日常事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法制系统末端的运转情况。问及赵亮为什么会奔赴如此遥远的地方拍摄，才知道生于辽宁的赵亮，家乡离边境本来就不远。前几年，边境问题很受关注，赵亮便把目光转向了家乡的鸭绿江，通过各种关系，以体验生活的名义进驻了这个边陲小镇的派出所，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些和边境有关的事件。“但是没想到，我选的地方虽在鸭绿江边，与朝鲜接壤，但是当地的鸭绿江江面过于宽广，和对面的朝鲜距离很远，许多预想会发生的事都没有发生。我在这个派出所呆了很久，和当地民警都混熟了，反而发现了很多关于他们处理案件的事情，很多都很有意思，充满了戏剧性，因此着眼点就转变了。”
纪录片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在三大洲电影节上摘得“金气球”奖的《罪与罚》最初却差点和这个电影节失之交臂。《罪与罚》拍好后，赵亮只是把它选送去了瑞士洛加诺电影节进行首映。赵亮说，为你的作品选择个很好的首映场合是很重要的。有的电影节会汇集很多选片人，这些选片人来自世界各地，为各电影节、影像机构、基金会等服务，使自己的片子与这些选片人见面，就意味着无形中获得很多机会。而洛加诺电影节恰好是这样一个电影节。在洛加诺电影节上放映后，赵亮收到了一些英文的电子邮件，其中一封写着来自“The Festiva of the 3 Continents”，赵亮一直没太在意，直到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The Festival of the 3Continents”就是著名的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紧接着赶快把片子寄过去，赶上了最后的截止时间。
对命运与现实的长久关注
认识赵亮源于几年前的《告别圆明园》，这部制作周期长达10年的片子最初始干199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赵亮当时有一些朋友在圆明园，赵亮经常去玩。1995年，政府开始驱逐圆明园的艺术家，赵亮觉得这个历史时刻 定要记录下来，于是就找朋友王永刚商量，王永刚非常仗义地帮赵亮买了一台H18摄像机。于是赵亮记录下了圆明园“画家村”的最后时刻。
但是当素材拍完后，赵亮觉得太散乱、事情太多，就搁置在一旁没有剪辑。时隔近10年，到了2005年，当赵亮再把这些素材拿出来回放时，发现隔着时间的尘埃，自己看这些影像有了新的角度、新的想法，于是动手剪辑，这部关于圆明园画家村最后时刻的片子才得以出炉。
进入这个圈子已经十多年了，赵亮一直关注现实的题材，用大量的时间记录下了一批素材。赵亮认为，在中国，做纪录片对未来有很大的价值。纪录片在于对现阶段的历史资料的记录，对社会的观察，这对于未来人们回过头来研究当下的历史，是极为宝贵的。而另一批做地下摇滚的人们，赵亮也很关注，并从1997年开始用三年的时间拍成影片《纸飞机》来记录他们的生活。
在圈里，赵亮的自我介绍一般是“活动影像艺术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家。赵亮的摄影作品、“录像装置”作品和纪录片作品经常参加一些国际性的艺术节和电影节。当问到赵亮为什么会起三影堂“活动影像工作室”这个名字时，赵亮说“所谓活动影像艺术，就是相对于静止的摄影艺术，我做纪录片，也做录像艺术、短片，所以我就用“活动影像”来涵盖这些可以运动起来的影像。”赵亮在很多国家都做过“录像装置”的展览，何谓“录像装置”?赵亮解释到，如果只是纪录片，可能就是单屏的影像放映，观众只和屏幕本身的画面内容有关系，而当用三屏画面放映一个纪录片时，这就可能是一个录象装置，因为它和空间发生了关系。
中国第一个拿起DV的人
接受我们采访时，赵亮笑称，自己是中国第一个拿起DV的人。1996年，松下最早的那款DV“大眼睛”还没有在北京上市，自己就开始用了。赵亮与松下“大眼睛”可谓一见钟情，第一次见到这款机器是在马克·吕布在中国美术馆的摄影展上。我看到一个外国人举着这个机器，一下子就觉得太好看了于是就用蹩脚的英文去问了几句问到了关于这个机器的信息。”后来，赵亮查到了这款机器，立马找朋友借了4000美元，直接找到松下公司的个人买了这台机器。这台色彩饱满的松下“大眼睛”伴随了赵亮很长时间，到2004年时赵亮才换用索尼的PD150直到现在。而前不久，佳能公司赞助他了一台XL-H1，于是赵亮开始使用高清设备了。
赵亮说，佳能的摄像机自己是第一次尝试，很看重它在镜头方面的优势。在对摄像机的选择方面赵亮是比较保守的。一直以来，赵亮宁可选择磁带介质的机器，而非硬盘或存储卡。赵亮说：“我不是很相信硬盘，硬盘老坏我不可能用很多硬盘来备份所以还是喜欢磁带。虽然后期比较麻烦，但是心里踏实。磁带如果坏了顶多多点马赛克，还能修复。硬盘要是坏了就麻烦了。而记忆卡介质的摄像机对我来说不是很适用，这种机器拍新葡一类的短片很适用。”但赵亮还是认为记忆卡应该是以后摄像机发展的趋势，只是现在还不成熟，价格也比较昂贵。在这次选择摄像机时，赵亮本来想买能拍4K数字电影的雷德(Red One 4K)摄像机，但是后来觉得雷德来很贵，二来不是很方便，后期制作方面还没有低端产品，所以赵亮还是决定买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
问及赵亮在这么多年用过的这许多机器中，哪些比较顺手时，赵亮说索尼PD150和索尼PD190差不多，是近期用过的，都很好。拍摄时为了防止变形，赵亮尽量不用附加镜。如果需要，则在拍摄时将曝光控制好，后期再调调颜色做些处理，还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的。
《罪与罚》的后期是赵亮用自己的笔记本粗剪的。几年来，赵亮一直用苹果电脑做后期。对于这几年技术的发展，赵亮很感叹几年前什么都很贵，现在好了，两万块钱可以买到功能很强大的电脑。在与国外影片和创作者的接触中，赵亮深刻感觉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中国的纪录片和世界差距还很大，例如声音。现在国内的纪录片大都不重视声音，想请人都找不到，“我在做自己的片子时，为了取得好一点的效果，找了几个人，都是专为电影做声音的，但是薪酬很贵。最后我还是找了一个朋友处理了一下，使之效果尽可能好一点。”纪录片声音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期拍摄时条件可能很不好，不能举杆拍摄，这样就会给后期制作带来很多麻烦。所以赵亮现在在拍摄时已经越发地注重录音了，尽可能创造条件录好一点。
“侨居”的赵亮
采访前，我们留意到，在一个网站上赵亮的自我介绍里，他说自己是侨居北京，于是采访时便问了这个问题。赵亮说，总觉得北京不是我真正的家，也不是我一辈子要生活的地方，可能某一天就走了，所以说是“侨居”。
赵亮的心理可能也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我在北京的心理一直是寄居在这里。我从小对户口这种制度就有一种特别惶恐的感觉，所以在北京大家都办暂住证的时候，我也不去办。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地方让我有归属感，像是属于自己的。回到老家也没有这样的感觉。离开家乡这么久，口音也变了，别人都把你当外地人看；而在北京，也被当作外地人，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是安定之所。我觉得这种漂泊的、无根的特征也是这个时代许多人的状态。”
已经拍了十多年片子的赵亮坦诚自己的拍摄心态已有了一些变化，转入了更自我的拍摄，总是力求更专业一些，使自己镜头的语言更艺术化一些，而不再像当年那样只是拿个小机器拍下来就好。“我现在光圈没有调好是不开机的，这是我的原则。”赵亮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