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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宽进严出早就时热时冷地成为老话题了。按照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分期的理论，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宽进严出是个必然趋势。中国高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扩招以来，总体上也由严进宽出转向宽进严出，至少宽进已然成为现实。宽进严出还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谈到“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时提出：健全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办好开放大学，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健全宽进严出的继续教育学习制度”。
由于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无论“宽进”还是“严出”，在中国都很可能比许多国家受到更多制约和干扰。这些年高校宽进严出引发的质疑和争议表明，许多问题有待于在教育改革进程中逐步解决。至于在许多国家得到蓬勃发展的开放大学，宽进严出被普遍认为是个基本特征——对入学者的年龄、职业、学历等均无严格限制，凡有学习意愿及相应学习能力的人都可以申请入学，且无需经过入学考试。正像许多专家指出的，开放大学要赢得高质量的声誉本来就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以往数十年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在特定国情条件下对宽进严出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其间经历了颇多挫折。办好开放大学，宽进严出看来是篇提纲挈领的大文章，现在恐怕还没有真正破题。
实现宽进严出，首先可能有赖于教育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包括对于高等教育的本质、目标和功能的再认识。同时要更多地从制度层面考虑和解决相关问题，为宽进严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包括和整个教育改革制度设计及其他制度安排的“耦合”。宽进严出还涉及到教育体制改革的许多较深层次问题，比如必须相应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再就是必须树立新的人才观和质量观，改革人才评价标准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建立体现终身学习思想的多元化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否则，宽进严出恐怕会碰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也很难冲出所谓“质量迷宫”。
宽进严出应该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课题。实行宽进严出，必然涉及到人才培养模式的几个关键问题：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培养的人怎么样。宽进严出的重点其实是从“进”到“出”的人才培养过程，但遗憾的是这种提法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容易使人们盯住“进”和“出”两个点，不同程度忽略了从“进”到“出”这条“线”。本刊卷首还曾谈及，如果再把“严出”仅仅或主要理解为把好考试关，更是陷入了误区。何况，考什么、怎么考本来就存在许多问题，这又涉及到评价模式及考试改革了。
由于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无论“宽进”还是“严出”，在中国都很可能比许多国家受到更多制约和干扰。这些年高校宽进严出引发的质疑和争议表明，许多问题有待于在教育改革进程中逐步解决。至于在许多国家得到蓬勃发展的开放大学，宽进严出被普遍认为是个基本特征——对入学者的年龄、职业、学历等均无严格限制，凡有学习意愿及相应学习能力的人都可以申请入学，且无需经过入学考试。正像许多专家指出的，开放大学要赢得高质量的声誉本来就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以往数十年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在特定国情条件下对宽进严出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其间经历了颇多挫折。办好开放大学，宽进严出看来是篇提纲挈领的大文章，现在恐怕还没有真正破题。
实现宽进严出，首先可能有赖于教育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包括对于高等教育的本质、目标和功能的再认识。同时要更多地从制度层面考虑和解决相关问题，为宽进严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包括和整个教育改革制度设计及其他制度安排的“耦合”。宽进严出还涉及到教育体制改革的许多较深层次问题，比如必须相应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再就是必须树立新的人才观和质量观，改革人才评价标准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建立体现终身学习思想的多元化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否则，宽进严出恐怕会碰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也很难冲出所谓“质量迷宫”。
宽进严出应该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课题。实行宽进严出，必然涉及到人才培养模式的几个关键问题：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培养的人怎么样。宽进严出的重点其实是从“进”到“出”的人才培养过程，但遗憾的是这种提法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容易使人们盯住“进”和“出”两个点，不同程度忽略了从“进”到“出”这条“线”。本刊卷首还曾谈及，如果再把“严出”仅仅或主要理解为把好考试关，更是陷入了误区。何况，考什么、怎么考本来就存在许多问题，这又涉及到评价模式及考试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