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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是一名小学教师，现在是一名培训师，虽然教育对象变了，但不变的是“书生”之气和“书生”之志。
教书人
我的名字，天生注定是一个教书人。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就模仿着老师的样子，在家以门当黑板，给妹妹上课。
教师的情结，让我更懂得怎样做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好学生。我的老师也很乐意让我做“小老师”，让我帮班主任看管午睡课，帮老师批改试卷，甚至上台讲解难题。中考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填了师范，尽管我的老师认为我“全校中考成绩第一，做个小萝卜头有点可惜”。
1988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了家乡的一所村小，没能留在中心校，我闷闷不乐，拼足劲积蓄着“翻身”的资本。
在学历上，我开始自学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和小学教育本科，成为全镇本科第一人，还获得了当时无锡县学以致用优秀自考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在业务上，为了在“新教师三年达标”中获得优秀，我把学校历年订阅的所有专业期刊翻了个底朝天，摘下所有任教年级的教学设计，用心尝试，上出了不一样和不一般的课，毫无悬念地被评为优等，最后调到了中心校。
之后的教学，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当“小老师”的经历，揣测我的学生也应该有此能力，于是想到了一个教师偷懒的办法——让学生成为“教书人”。学生首先备课，也就是自学接下去要学习的内容，然后讲课，课上充当“小老师”讲给大家听。对学生已经弄懂的知识，我就不需要再费口舌。自学让课堂省出了许多时间，学生的作业大多可以当堂完成。
这样的课，我轻松着，学生兴奋着。在别的班还在拖课时候，或者在其他班学生课间埋头作业的时候，我班孩子却在外面疯玩，让其他班老师感到不快，埋怨我班影响了他们班的学生，也让其他班老师感到不安，担心我班学生学习会受此影响。
毕业考试结果出来了，其他班级的平均成绩都是九十几分，而我班却只有八十几分，虽然不是一落千丈，但却是最后一名。校长找我谈话了，问我是不是偷懒了，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偷懒是否正确。
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年，在一次中学对小学的反馈中，获悉了我班学生进入中学后有着很好的发展势头和很大的发展潜力，突出表现在我班学生有着较强的自学能力和探究能力，并且很少厌学。校长又找我谈话了，只是这次肯定了我的“偷懒”，要我总结经验与做法。
于是，我的“偷懒”办法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名正言顺地开始了“小学数学开放式教学”课题研究，在全校推广，提出了“要让学生学得开心、学得开窍，教师必须教得开明、教得开放”的教学理念。经过十几年的研究，现已成为省重点课题。2005年，我首战告捷，顺利地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2013年6月，我的课题研究专著《课堂突围与开放》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读书人
走上教师岗位之前，我在读书。走上教师岗位之后，我以为不再需要读书，一门心思教书即可。谁知，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问题，让我不得不继续读书，读更多关于教育教学实践方面的书。
我有三种“取经”之路：一是阅读“经典”，可以是教育领域的经典之作，也可以是非教育领域的经典之作；二是阅读“经历”，可以是教育名家的经历之路，也可以是非教育名家的经历之路；三是阅读“经验”，可以是教育方面的经验之谈，也可以是非教育方面的经验之谈。至今，读书成了我的习惯，闲时读，睡前读，一天不读感觉少了什么。
那一次的读书，让我发现，读书还可以传染给学生。自学本科时，为了抓紧时间，我常常随身而带《现代文学作品选》。那时我做班主任，在晨会与数学课的课间，就呆在教室里读书。慢慢引来了许多孩子，请求我给他们讲书中的“故事”，后来我灵机一动：“你们干嘛不去借本书一起看呢？”，于是孩子们借来我推荐的文学作品陪着我读。一些不想读书的孩子在静悄悄的课间没了玩伴，看到同学们看得如此津津有味，也慢慢汇入了读书的海洋。
读书，改变着我，也改变着学生，改变着学生对我的态度，改变着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一次无锡教育电视台来拍摄我的专题片《“秀才”老师——严育洪》，我的学生在采访时说：“严老师的备课本中总是夹着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要像严老师那样爱读书。”听到这样的表扬，我惊讶，没想到这种有违教师纪律的偷做私事，在学生的眼里竟然成了好事。
后来，自考结束了，我依然忘不了这样的读书效应，还会带着一本文学书在课间“装模作样”地读着、等着，期待着像我一样的读书人的加盟。为了激发一些学生挑战数学难题的热情，那一段时候，我故意捧着一本数学奥林匹克书，翻看着，验算着，忽而叹气，忽而惊喜，引来了许多同甘共苦的志愿者。
写书人
至今，我已经出版了22本教育教学著作。教好书，读好书，才能写好书。其中，平时的问题思考和论文写作功不可没。
写好书，首先要写好文章。运用汉语言专业练就的文字功底，从刚开始发表教学设计，慢慢走向教学案例、教学随笔直至教学论文，从短篇走向长篇，从仿造到改造到创造，从注重格式到注重格调，思想开花节节高。400多篇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教育教学文章，充实着我的智慧背囊。
参加国标本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如虎添翼。在一次又一次的稿子修改中，在一次又一次的专家讨论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模拟实验中，我认识了好多高人，倾听了好多高见。一次教材编写下来，我又长高了不少。
有了诸多“厚积”，写书也就成了“薄发”的事。我的“薄发”始于“一发”，2004年，教育局孟晓东副局长因忙于公务，就把参编杨九俊主编的《新课程教学评价方法与设计》中的一章内容交给了我，让我有了一试牛刀的机会。
恰好那一年，我在《人民教育》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其中一篇《评课，究竟谁说了算？》还引发了专家大讨论，或许这样的“史无前例”和我身处的锡山区为国家首批课改实验区，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找到了我，征询我能否为他们写一本关于新课程方面的书，我把仅有的那个章节作为问路石发给编辑，看这样的写作水平是否够格，结果一下通过，鼓励我扩展成了一本《新课程评价与操作案例》，由此我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写书之路，只是没想到这一条路会一直走下去。
此书深受广大读者好评，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师教育推荐课程资源。2005年，出版社请求我再接再厉。恰逢我已调到锡山教师进修学校，在给教师培训的时候，因为我出身一线，所以没有采用惯常的自上而下的培训模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案例引路——发现问题——提炼话题——互动研讨——理论解读”，这样的培训方式因为接地气，颇受学员喜欢。于是我趁机把平时积累的这些培训材料汇编成书《新课程问题讨论与案例分析》，结果此书也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师教育推荐课程资源。
2006年，我担任了更高层次的区教学能手课题研修班导师。正值课改水深火热之时，我看到了一些发烧现象，于是组织学员进行了对新课程教学十大关系的辩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课题研究成果编写成书《课堂焦点：新课程教学九辩》，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该研究正当其时，被教育部评为最高级别的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教育部课程中心刘坚主任在会见时评价说——“你做了我们以后想做的事”，2007年我接受了中国教育报题为《用辨证思维走好课改“平衡木”》的专题采访。之后，我有目的地用辩证思维研究教育现象，出版了一些关于教育辩证性思考的著作，例如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课堂点睛：教师流行语透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中的“不一定”》。
许多人问我，你怎么写得出这么多书？答案是我把写书当成课题研究来做。每一本书就是一个课题：一是寻找被教师忽视的问题，例如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还能做什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中的“没想到”》等著作；二是聚焦让教师头疼的问题，例如由关注教师生存状态写出了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样教书不累人》（此书2012年引出到马来西亚出版）、由关注生本教学写出了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学生那里学教书》等著作。写书即科研，同样需要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
还有人说我，一不小心就出了一本书！其实，不是一不小心，而是非常用心！
说书人
回首往事，从做学生时的读书到当教师后的读书，从教教材到编教材，从读别人的书到写自己的书，都与“书”有缘。之外，我还担当着“说书人”使命。
其中一种“说书”是“说”教材，可以理解为把教材“说”给学生听，这也就是教书。自参加教材编写后，我又多了一“说”，把教材编写意图和实施建议“说”给教师听，从2004年开始，我应省教研室的邀请多次奔赴全国各地，给使用苏教版教材的教师“说”教材、“说”教学。
另外一种“说书”是说我自己写的书。我的书常常被许多地方用作教师培训教材，有时出版社或培训单位会邀请我去给老师们当场解说自己的书，当场解答老师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地方“说”了一次，来年又会邀请去“说”，迫使我必须不断地说新内容，也就逼出了我一本又一本的新书。
在自己区内的教师培训中，我有时也会说自己的书，分解成一个个专题，提供给学员分析、讨论。在说书中，我常常要求学员把我的书稿想成一张“试”卷：对学员没想到的，我就鼓励他们去做一做，用成功的案例替换我的案例，这种读书方法如同做“填空题”；对学员不认同的，我就鼓励他们去议一议，用正确的观点纠正我的观点，这种读书方法如同做“判断题”；对学员有更好的，我就鼓励他们去比一比，用先进的思想升级我的思想，这种读书方法如同做“选择题”。
做一个会教书、会读书、会写书、会说书的“书生”教师，这样努力的目标，让“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我的身上成为传说。
责任编辑 萧 田
教书人
我的名字，天生注定是一个教书人。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就模仿着老师的样子，在家以门当黑板，给妹妹上课。
教师的情结，让我更懂得怎样做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好学生。我的老师也很乐意让我做“小老师”，让我帮班主任看管午睡课，帮老师批改试卷，甚至上台讲解难题。中考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填了师范，尽管我的老师认为我“全校中考成绩第一，做个小萝卜头有点可惜”。
1988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了家乡的一所村小，没能留在中心校，我闷闷不乐，拼足劲积蓄着“翻身”的资本。
在学历上，我开始自学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和小学教育本科，成为全镇本科第一人，还获得了当时无锡县学以致用优秀自考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在业务上，为了在“新教师三年达标”中获得优秀，我把学校历年订阅的所有专业期刊翻了个底朝天，摘下所有任教年级的教学设计，用心尝试，上出了不一样和不一般的课，毫无悬念地被评为优等，最后调到了中心校。
之后的教学，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当“小老师”的经历，揣测我的学生也应该有此能力，于是想到了一个教师偷懒的办法——让学生成为“教书人”。学生首先备课，也就是自学接下去要学习的内容，然后讲课，课上充当“小老师”讲给大家听。对学生已经弄懂的知识，我就不需要再费口舌。自学让课堂省出了许多时间，学生的作业大多可以当堂完成。
这样的课，我轻松着，学生兴奋着。在别的班还在拖课时候，或者在其他班学生课间埋头作业的时候，我班孩子却在外面疯玩，让其他班老师感到不快，埋怨我班影响了他们班的学生，也让其他班老师感到不安，担心我班学生学习会受此影响。
毕业考试结果出来了，其他班级的平均成绩都是九十几分，而我班却只有八十几分，虽然不是一落千丈，但却是最后一名。校长找我谈话了，问我是不是偷懒了，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偷懒是否正确。
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年，在一次中学对小学的反馈中，获悉了我班学生进入中学后有着很好的发展势头和很大的发展潜力，突出表现在我班学生有着较强的自学能力和探究能力，并且很少厌学。校长又找我谈话了，只是这次肯定了我的“偷懒”，要我总结经验与做法。
于是，我的“偷懒”办法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名正言顺地开始了“小学数学开放式教学”课题研究，在全校推广，提出了“要让学生学得开心、学得开窍，教师必须教得开明、教得开放”的教学理念。经过十几年的研究，现已成为省重点课题。2005年，我首战告捷，顺利地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2013年6月，我的课题研究专著《课堂突围与开放》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读书人
走上教师岗位之前，我在读书。走上教师岗位之后，我以为不再需要读书，一门心思教书即可。谁知，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问题，让我不得不继续读书，读更多关于教育教学实践方面的书。
我有三种“取经”之路：一是阅读“经典”，可以是教育领域的经典之作，也可以是非教育领域的经典之作；二是阅读“经历”，可以是教育名家的经历之路，也可以是非教育名家的经历之路；三是阅读“经验”，可以是教育方面的经验之谈，也可以是非教育方面的经验之谈。至今，读书成了我的习惯，闲时读，睡前读，一天不读感觉少了什么。
那一次的读书，让我发现，读书还可以传染给学生。自学本科时，为了抓紧时间，我常常随身而带《现代文学作品选》。那时我做班主任，在晨会与数学课的课间，就呆在教室里读书。慢慢引来了许多孩子，请求我给他们讲书中的“故事”，后来我灵机一动：“你们干嘛不去借本书一起看呢？”，于是孩子们借来我推荐的文学作品陪着我读。一些不想读书的孩子在静悄悄的课间没了玩伴，看到同学们看得如此津津有味，也慢慢汇入了读书的海洋。
读书，改变着我，也改变着学生，改变着学生对我的态度，改变着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一次无锡教育电视台来拍摄我的专题片《“秀才”老师——严育洪》，我的学生在采访时说：“严老师的备课本中总是夹着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要像严老师那样爱读书。”听到这样的表扬，我惊讶，没想到这种有违教师纪律的偷做私事，在学生的眼里竟然成了好事。
后来，自考结束了，我依然忘不了这样的读书效应，还会带着一本文学书在课间“装模作样”地读着、等着，期待着像我一样的读书人的加盟。为了激发一些学生挑战数学难题的热情，那一段时候，我故意捧着一本数学奥林匹克书，翻看着，验算着，忽而叹气，忽而惊喜，引来了许多同甘共苦的志愿者。
写书人
至今，我已经出版了22本教育教学著作。教好书，读好书，才能写好书。其中，平时的问题思考和论文写作功不可没。
写好书，首先要写好文章。运用汉语言专业练就的文字功底，从刚开始发表教学设计，慢慢走向教学案例、教学随笔直至教学论文，从短篇走向长篇，从仿造到改造到创造，从注重格式到注重格调，思想开花节节高。400多篇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教育教学文章，充实着我的智慧背囊。
参加国标本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如虎添翼。在一次又一次的稿子修改中，在一次又一次的专家讨论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模拟实验中，我认识了好多高人，倾听了好多高见。一次教材编写下来，我又长高了不少。
有了诸多“厚积”，写书也就成了“薄发”的事。我的“薄发”始于“一发”，2004年，教育局孟晓东副局长因忙于公务，就把参编杨九俊主编的《新课程教学评价方法与设计》中的一章内容交给了我，让我有了一试牛刀的机会。
恰好那一年，我在《人民教育》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其中一篇《评课，究竟谁说了算？》还引发了专家大讨论，或许这样的“史无前例”和我身处的锡山区为国家首批课改实验区，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找到了我，征询我能否为他们写一本关于新课程方面的书，我把仅有的那个章节作为问路石发给编辑，看这样的写作水平是否够格，结果一下通过，鼓励我扩展成了一本《新课程评价与操作案例》，由此我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写书之路，只是没想到这一条路会一直走下去。
此书深受广大读者好评，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师教育推荐课程资源。2005年，出版社请求我再接再厉。恰逢我已调到锡山教师进修学校，在给教师培训的时候，因为我出身一线，所以没有采用惯常的自上而下的培训模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案例引路——发现问题——提炼话题——互动研讨——理论解读”，这样的培训方式因为接地气，颇受学员喜欢。于是我趁机把平时积累的这些培训材料汇编成书《新课程问题讨论与案例分析》，结果此书也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师教育推荐课程资源。
2006年，我担任了更高层次的区教学能手课题研修班导师。正值课改水深火热之时，我看到了一些发烧现象，于是组织学员进行了对新课程教学十大关系的辩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课题研究成果编写成书《课堂焦点：新课程教学九辩》，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该研究正当其时，被教育部评为最高级别的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教育部课程中心刘坚主任在会见时评价说——“你做了我们以后想做的事”，2007年我接受了中国教育报题为《用辨证思维走好课改“平衡木”》的专题采访。之后，我有目的地用辩证思维研究教育现象，出版了一些关于教育辩证性思考的著作，例如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课堂点睛：教师流行语透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中的“不一定”》。
许多人问我，你怎么写得出这么多书？答案是我把写书当成课题研究来做。每一本书就是一个课题：一是寻找被教师忽视的问题，例如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还能做什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中的“没想到”》等著作；二是聚焦让教师头疼的问题，例如由关注教师生存状态写出了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样教书不累人》（此书2012年引出到马来西亚出版）、由关注生本教学写出了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学生那里学教书》等著作。写书即科研，同样需要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
还有人说我，一不小心就出了一本书！其实，不是一不小心，而是非常用心！
说书人
回首往事，从做学生时的读书到当教师后的读书，从教教材到编教材，从读别人的书到写自己的书，都与“书”有缘。之外，我还担当着“说书人”使命。
其中一种“说书”是“说”教材，可以理解为把教材“说”给学生听，这也就是教书。自参加教材编写后，我又多了一“说”，把教材编写意图和实施建议“说”给教师听，从2004年开始，我应省教研室的邀请多次奔赴全国各地，给使用苏教版教材的教师“说”教材、“说”教学。
另外一种“说书”是说我自己写的书。我的书常常被许多地方用作教师培训教材，有时出版社或培训单位会邀请我去给老师们当场解说自己的书，当场解答老师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地方“说”了一次，来年又会邀请去“说”，迫使我必须不断地说新内容，也就逼出了我一本又一本的新书。
在自己区内的教师培训中，我有时也会说自己的书，分解成一个个专题，提供给学员分析、讨论。在说书中，我常常要求学员把我的书稿想成一张“试”卷：对学员没想到的，我就鼓励他们去做一做，用成功的案例替换我的案例，这种读书方法如同做“填空题”；对学员不认同的，我就鼓励他们去议一议，用正确的观点纠正我的观点，这种读书方法如同做“判断题”；对学员有更好的，我就鼓励他们去比一比，用先进的思想升级我的思想，这种读书方法如同做“选择题”。
做一个会教书、会读书、会写书、会说书的“书生”教师，这样努力的目标，让“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我的身上成为传说。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