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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渡江战役，姥爷被派到第二野战军榴弹炮团的阵地上，那是他第一次上前线，他在一篇刊载于南京《新华日报》的通讯上这样写道：
炮手们穿着衬衣和短裤，他们早就等得发急了，因为山炮和野炮从12点就开始向敌人射击，这时各种炮火已经很密了。他们进行着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弹药手们把预先准备好的明晃晃的炮弹擦了又擦。
终于，电话里传来了团指挥所的命令，基准炮开始试射了。大炮每一痉挛和怒吼之后，江对岸敌人阵地上便腾起一阵烟雾，接着是比其他各种炮都更响的轰隆一声。接着2连，1连、3连的榴弹炮也在发射了。大约半点钟以后，友邻的炮声更密了。团指挥所告诉说步兵已上船，命令全速发射，于是一阵痛快的炮击开始了。在不到200米宽的阵地上，2连的4门大炮一齐轰鸣，连长坚决地喊着：“齐发！”“继发！”炮手和弹药手都忙个不停，装弹的同志抛开一个个灼热的空弹筒，用火药薰黑的手擦着汗，又迅速地把一个个大炮弹用拳头顶进炮膛。拉火的胖子高秀夫紧紧地握着皮套，等待着炮长的口令。几个弹药手跪着，弯着腰忙装药包，定信管。起初，几个通讯员、电话员还站在高处指手划脚欢呼，后来被指导员领着扛炮弹去了，排长们传达着连长的命令，全连都活跃起来了。
渡江战役后，他又随二野五兵团采访了解放大西南，
1950年夏天，姥爷刚刚从川贵剿匪前线回到重庆，就马上又打起背包，奉命前往加入了进军西藏的行列，这一去就在西藏干了6个年头，离休后出版了《进军西藏日记》、《西藏春潮》（记西藏民主改革）等几部日记。他西藏分社的老同事陈家琎这样回忆道：
在西藏开头那几年。爬雪山、走草地，铺冰卧雪，以马料野菜为口粮，一连几个月忍饥挨饿；有时候发霉的糌粑把人们的肚子胀得圆圆的，其苦甚于挨饿。这些都是进军西藏期间不止一次遇到的事，到达拉萨以后，因住房极其紧张，我们曾一起打地铺睡在厕所门外的过道里，地冷风寒，通夜暖不热身子，往往半夜冻得爬起来点上蜡头抽旱烟。长期的艰苦生活，给林田留下了胃溃疡。 1954年冬，康藏公路即将修到拉萨，我们筑路报道组工作很紧张，他胃病屡发，要我向工地医生“求情”，给了他二十几片含鸦的止痛药，他与医生达成“协议”，每天不超过两片，他就靠这个药片坚持完成报道工作。
有几年，林田靠吃乌贼骨粉止胃疼，自名之曰：“开小灶”，无论到哪儿去，身边总带一小袋专用的“小锅饭”，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吃下的骨粉越来越多，而溃疡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小锅饭”不灵了，他这才下狠心放下工作，把胃切除了一大半儿。
除了正常报道之外，姥爷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哪怕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
进军西藏开始时，康定以西还没有公路。跨越整个横断山脉的数千里的高原古道上，重重雪山，条条冰河，高寒缺氧，气候多变。在这样的环境里，空手走路犹感艰难，而战士们却要每人身背七八十斤的口粮、装备行进。每当爬山临近山顶，空气更加稀薄，人们呼吸更加困难，只能一点一点向上挪动。高原冰河多为雪水，冬季渡河，两腿入水便觉砭骨刺心，待挣扎上岸，腿脚早已麻木，石子冻结在脚底上。林田作为年轻记者，不仅自己也负重四五十斤和战士一起每天跋涉10個小时以上，而且常常帮病号扛枪背米袋，到宿营地和大家一起架帐篷、拾烧柴，直到人们吃过饭并入睡以后，他才带着一天的劳累，在帐篷一角就着摇曳的烛光，开始记下一天的见闻。
1957年夏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姥爷在内蒙分社工作。1969年年冬，他被调到甘肃分社，最后以社长身份离休。转眼间，他已经快九十岁了，一直没离开过兰州，一辈子没离开过老少边穷地区。
小时候的院子早在10年前就被铲平，现在两边盖了高楼，姥爷的阳台也没了，他现在习惯待在暖气房里。他一般早上起来先在电脑上看一会新闻，然后就时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分析工具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他看来，这是一部宝书，里面的文字时而幽默，时而愤怒，其中旁征博引，逻辑缜密，视野宏大，谁读了都会有益处，说着他抓起了身旁的一本时尚杂志，“像这种书，给我擦屁股都嫌硬！”
有一次我去《炎黄春秋》杂志社采访杨继绳，他提到了我姥爷在他采写《墓碑》时所提供的帮助，尽管是老相识，可是由于思想上的一些分歧，他们很久都没有往来。杨继绳还记得他曾开玩笑说过我的父亲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姥爷是空想社会主义，而他自己则是羞答答的资本主义。
随后他让我打电话给姥爷，并把兰州的地址抄了下来，说要给他每期寄杂志，然后采访彻底中断，他直接带我去外面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那些家国大事似乎都已抛诸脑后了。
今年春节的一天晚上，姥爷从电脑房里出来，坐到沙发上突然问我：“你说现在的高层领导人他为什么就不懂西方民主的危害性呢？”经过讨论，我发现他是担心党的政权不稳，拱手让与他人，这里面作祟的也包括了我所供职的单位。
姥爷曾花了4个月时间写了一篇驳斥“西方民主派”、论述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文章，寄给了新华社总社某领导，希望转中央领导参考。这位领导把稿件交给了内参编辑，编辑回答：“内参不登理论文章。”
除夕夜，他从书房里取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摆放着几本他的作品，是他一辈子记者生涯的结晶，他说这是他惟一的遗产，连同他收藏的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等书。
记二代
严格地说，我的爷爷是个中学校长，父亲不算是第二代记者。但在我爷爷去世之后，他曾告诉我如果哪天姥爷去世了，他会落泪，因为他和老泰山的感情是如此之深。
父亲毕业于兰州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就成了女婿。他本来想进新华社当记者，但姥爷跟他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你进不来甘肃分社。”
最后他被分配到了省社科院，负责跑腿和一些琐碎的行政工作，下乡写过几篇小文章，转载在报纸上，有些成绩。最后姥姥看不过去，逼着姥爷在退休前最后一次去北京总社开会的时候，把资料带到了会上。
当时四川分社名额满了，贵州分社不要，倒是内蒙分社社长看了父亲的文章后同意见见本人再说，两个月后他果然专门来兰州面试父亲。
当一切都办妥的时候，社科院不放人，就这么拖了一年。后来姥爷找了社科院的院长谈话才放人。那是1985年，我和弟弟刚出生。他当时就放下一句狠话：“今天介绍我都说是林田的女婿，以后我要让人们说这是王志纲的老丈人。”
3年以后他参加总社组织的全国采访小分队，写出了《广东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的文章，被国内部工商部的组长调到了广东分社。当时广东分社不愿意要人，总社硬是把他调去了。
于是我们一家来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由于户口问题没有解决，我和弟弟没有幼儿园可上，从不求人的父亲抱着瓶洋酒来到了铁路部门领导的家里，结果还没进门就赶上倾盆大雨。等他敲开门，发现里面高朋满座，他急忙冲进厨房，领导的夫人过来问情况，他放下酒就冲了出去，他说那是他一辈子惟一一次求人。
父亲的能力在广东得到了很大的施展，不但写了很多大稿，还拍起了电视片。我记得有好几个暑假，我是在珠江的渡轮上和烟台的苹果园里度过的，在青岛的宾馆里，还曾见到过华国锋。
他那个时候经常带着一帮媒体人出去炒更，而且总要求老板上最好的鲍参翅肚，并且有一次还请了一帮兄弟洗桑拿，那是所有人的第一次桑拿，也是可以载入南方媒体史的桑拿聚会，之后里面很多人都成了各大媒体的老总。
可是父亲的能力在那个局促的环境里受到了压制，于是他决定下海。当时，大部分人下海都是在体制内的时候已经在外面打造好了一条船，然后跳到船上，而父亲净身出户，并且还断了当记者时积累的人脉资源。他那时已经完成了碧桂园的策划，在南方名噪一时，奠定了创业的基础。
父亲经常说读过6遍《资本论》，这点一直被姥爷所质疑，认为他至多是对某些章节读过多遍。但无论如何，这两代人都深受这部书的影响，只不过按父亲的话说，他是把它当一部学术著作来读，而姥爷则把它当成了信仰。
父亲10年的记者生涯对他后来的事业帮助很大，尤其是占据了广东这个改革前沿阵地，最新的思想和信息都能最快地接受和消化，而通过全国范围内就他所感兴趣的题目采访和报道，这也塑造了他看问题的方法和高度。
那个时代仰慕的新闻记者是黄远生和范长江。父亲曾说，“真正的记者敢于碰硬，敢于纵论天下风云”。他也从不满足于“一问一答”的旧办法，而必须与采访对象以争论的方式，撞击反射，刺激出新的思想。
记三代
大学本科学国际贸易的我，误打误撞地进入了记者这个行当，在两代人之后，中国的新闻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一代人对新闻报道的关注更为具体，也更为个人化，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时代里，新闻的“易碎品”特质更加凸显。一篇重量级报道的影响，无论在强度和广度上，都很难像以往一样强烈，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淹没在新一轮的信息狂潮里。
80后的一代人，我们的经历乏善可陈，没有饥荒和战争，也没有政治运动和经济巨变，也许最为刻骨铭心的无非就是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在一个城市出人头地的压力。
由于杂志社的支持，我得以走出国门采访，这在父辈一代是不可能的事，一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二是本身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我的父亲经常抱怨，如果他懂英语的话，就可以自如地跟外部世界交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
其实无论时空如何变化，我们都只是在记录和思考当下的时代。
新年即将结束，我也将离开兰州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姥爷从电脑里找出了一首他写的诗，吟诵了起来：
生也有忧死无忧，生生死死一春秋。
忧民忧国书生累，两眼一黑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