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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与保守是一个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本互不相融。但是因为激进的存在，才显得保守那么“怯懦”，也正是由于保守的出现，才衬托出激进的“果断”。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究竟孰多孰少、孰是孰非，前几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详见余英时先生与姜义华先生于1992年4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展开的争鸣）。激进与保守只是作为实践主体——人，对历史及现实的某种态度或措施。仅从学理上而言，各有利弊，很难说哪一个是完全对的，哪一个是完全错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激进就意味着冒进，保守就代表着稳重，或者说是理智，从而具有更多的支持力量。笔者仅以六十多年前“西安事变”时对蒋介石的处理态度上的分歧作一些探讨。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督导“剿共”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恩来曾说过，“西安事变”的发生，虽然主要是由于张、杨二位爱国将领抗日的决心，同时也是由于在不断高涨的人民群众爱国抗日运动的有力推动下发动的。事变于12月下旬得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也实现了张、杨二人发动事变的初衷。毛泽东对“西安事变”有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几十万学生、市民、工人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东北军中的激进派更是要求杀蒋以谢国人。当然，他们也有激进的理由：蒋的对日妥协政策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蒋把他们派往“剿共”前线，而不是让他们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这样做，是发泄心头之恨。更何况蒋又对他们百般苛刻。民众爱国无罪，爱国情怀本无可厚非，但有些是很激进的，激进得会忘记后果。口号中的逻辑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再“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又怎么能“停止内战”呢？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之下，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南京政府，谁还会有资格来领导和组织抗战呢？总之，那时西安的激进者们都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称赞张、杨二人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囚禁了蒋介石，谁将会成为中国的权威领袖，谁来领导和组织抗战，这也是那些激进的民众在欢庆之余所应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当时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除南京国民政府外，时常与之作对的两广地区在事变爆发之前就已归顺了蒋介石。共产党经过长征后落脚偏远的陕甘地区，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较以前有所减弱。除此之外，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似乎成为希望。这种想法也曾风行一时。“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三天之内，山西、湖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的民众团体就发来一千余件电报，拥护张、杨。例如青岛十万工人的代表在给张、杨的来电中说：“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吧，全国最大多数的大众们都翘望着你们，准备援应你们呢！”〔1〕这或许是一厢情愿，然终究难成事实。因为已失去东北老家且在关内都很难立足的东北军和总共才有五万多人的十七路军是很难担当大任的。况且张学良始终都是拥护蒋的。在后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都对自己的“罪行”十分坦白，毫无托辞：“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领罪的。”〔2〕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错综复杂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互相推动的结果，但当时的社会心理因素是不能忽略的。“社会心理就是社会中各个人间所表现的互相类似的行为型式及互相刺激与反应的现象。”〔3〕当时的社会心理是拥蒋的，因为蒋是当时中国惟一的权威领袖。同样，也因为中国民众有惟权威主义的思维定势，即民众经过一段时期对权威领袖认同后而产生的依附心理。在革命政治文化甚浓的近代中国，作为权威领袖人物，不一定就担任最高官职，但也必须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掌握军权，二是有相当的治理国家的能力。蒋介石从军事起家，在1927～1936年期间，虽两度下野，但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军队。中原大战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派系都已失去问鼎中原的实力。孔子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纵观南京政府的战前十年，蒋的主要兴趣虽不在经济建设方面，但国家建设也不是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蒋完成了统一，尽管是形式上的，但很适合中国民众大一统的传统理念。这样，他便顺其自然地填补了皇权瓦解以后的权力真空，在国家和国民党内形成了以蒋为中心的运行机制。社会心理认同了蒋介石作为权威领袖的存在，久而久之形成了社会心理积淀。张学良在1934年所说的这句话就代表了当时的部分社会心理：“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社会心理积淀一旦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抹杀掉的，发展下去便是对权威领袖的个人崇拜。193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民众发起“献机祝寿”活动，即筹款购买飞机作为国家献给他的生日礼物。当时对蒋的溢美赞颂之词数不胜数，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篇名为《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的文章，内容大意是说中华民族原本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绵羊，在风雨中挣扎，任凭豺狼虎豹的蹂躏。就在那时，昔日的星星已变成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它的照耀下，中华民族恢复了以前的信心和期望，不会再畏惧一切，而是同心协力，目标一致。那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就是蒋介石……当然，蒋的“光芒”并不是照耀到全国各处，也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泽”，因为蒋统治的区域也不过是在长江下游一带。但就那时而言，“蒋介石正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成一个真正的、不可丧失的民族领袖，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前已是这样”。当“西安事变”发生时，“据说孩子们不能入睡，士兵们悄悄流泪，文盲们为无法从报纸上获悉来自西安的最新消息而苦恼。但是，当蒋获释时，国内充满了一片宽慰和喜悦的气氛。欢快的示威者上街游行，爆竹声在空中回荡”〔4〕。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公众的反应在蒋被关押期间，是极度的焦虑和关切，在他被释放后又是极其宽慰和欢悦，这进一步确定了蒋的普遍威望，支持了他在政权内的独裁权力的上升”〔5〕。要求处死蒋的激进者毕竟是少数，而多数的保守者则主张和平解决。倾向中间路线的《大公报》在1936年12月14日的社论中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张学良早已反复申明：“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些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6〕
纵观“西安事变”的始终，我们在为几个关键人物的正确选择而拍手叫好的同时，也要看到正确选择背后的推动力量。“西安事变”的发生本来就是激进的、冒险的。假如蒋介石被乱枪射死或者绝食而死，失去权威领袖的存在，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混乱，日本……当然，这也是张、杨二人最为担心的。激进的同时，保守却占据了上风。张学良在传统政治文化观中的臣民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下护送蒋到南京，也可以说正是因“犯上”而采取的“负荆请罪”。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话，那么事变的和平解决应有更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值得竖起拇指称赞的。值得称赞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同时有共产党，当然也应有蒋介石。
社会心理中的惟权威主义虽然是民主道路上的绊脚石，在某些方面也是保守的代名词，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特定的历史作用。在民族危难时期，恰需要权威领袖的存在，来调动各种力量，保家卫国。然而在和平时期，正如同真理与谬误的一步之遥，惟权威主义也往往会导致疯狂的个人崇拜，同时封建专制主义也会随之重现。
注释：
〔1〕《西安事变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3〕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页。
〔4〕（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8页。
〔5〕（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6〕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7页。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督导“剿共”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恩来曾说过，“西安事变”的发生，虽然主要是由于张、杨二位爱国将领抗日的决心，同时也是由于在不断高涨的人民群众爱国抗日运动的有力推动下发动的。事变于12月下旬得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也实现了张、杨二人发动事变的初衷。毛泽东对“西安事变”有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几十万学生、市民、工人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东北军中的激进派更是要求杀蒋以谢国人。当然，他们也有激进的理由：蒋的对日妥协政策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蒋把他们派往“剿共”前线，而不是让他们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这样做，是发泄心头之恨。更何况蒋又对他们百般苛刻。民众爱国无罪，爱国情怀本无可厚非，但有些是很激进的，激进得会忘记后果。口号中的逻辑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再“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又怎么能“停止内战”呢？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之下，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南京政府，谁还会有资格来领导和组织抗战呢？总之，那时西安的激进者们都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称赞张、杨二人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囚禁了蒋介石，谁将会成为中国的权威领袖，谁来领导和组织抗战，这也是那些激进的民众在欢庆之余所应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当时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除南京国民政府外，时常与之作对的两广地区在事变爆发之前就已归顺了蒋介石。共产党经过长征后落脚偏远的陕甘地区，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较以前有所减弱。除此之外，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似乎成为希望。这种想法也曾风行一时。“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三天之内，山西、湖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的民众团体就发来一千余件电报，拥护张、杨。例如青岛十万工人的代表在给张、杨的来电中说：“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吧，全国最大多数的大众们都翘望着你们，准备援应你们呢！”〔1〕这或许是一厢情愿，然终究难成事实。因为已失去东北老家且在关内都很难立足的东北军和总共才有五万多人的十七路军是很难担当大任的。况且张学良始终都是拥护蒋的。在后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都对自己的“罪行”十分坦白，毫无托辞：“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领罪的。”〔2〕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错综复杂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互相推动的结果，但当时的社会心理因素是不能忽略的。“社会心理就是社会中各个人间所表现的互相类似的行为型式及互相刺激与反应的现象。”〔3〕当时的社会心理是拥蒋的，因为蒋是当时中国惟一的权威领袖。同样，也因为中国民众有惟权威主义的思维定势，即民众经过一段时期对权威领袖认同后而产生的依附心理。在革命政治文化甚浓的近代中国，作为权威领袖人物，不一定就担任最高官职，但也必须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掌握军权，二是有相当的治理国家的能力。蒋介石从军事起家，在1927～1936年期间，虽两度下野，但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军队。中原大战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派系都已失去问鼎中原的实力。孔子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纵观南京政府的战前十年，蒋的主要兴趣虽不在经济建设方面，但国家建设也不是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蒋完成了统一，尽管是形式上的，但很适合中国民众大一统的传统理念。这样，他便顺其自然地填补了皇权瓦解以后的权力真空，在国家和国民党内形成了以蒋为中心的运行机制。社会心理认同了蒋介石作为权威领袖的存在，久而久之形成了社会心理积淀。张学良在1934年所说的这句话就代表了当时的部分社会心理：“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社会心理积淀一旦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抹杀掉的，发展下去便是对权威领袖的个人崇拜。193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民众发起“献机祝寿”活动，即筹款购买飞机作为国家献给他的生日礼物。当时对蒋的溢美赞颂之词数不胜数，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篇名为《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的文章，内容大意是说中华民族原本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绵羊，在风雨中挣扎，任凭豺狼虎豹的蹂躏。就在那时，昔日的星星已变成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它的照耀下，中华民族恢复了以前的信心和期望，不会再畏惧一切，而是同心协力，目标一致。那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就是蒋介石……当然，蒋的“光芒”并不是照耀到全国各处，也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泽”，因为蒋统治的区域也不过是在长江下游一带。但就那时而言，“蒋介石正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成一个真正的、不可丧失的民族领袖，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前已是这样”。当“西安事变”发生时，“据说孩子们不能入睡，士兵们悄悄流泪，文盲们为无法从报纸上获悉来自西安的最新消息而苦恼。但是，当蒋获释时，国内充满了一片宽慰和喜悦的气氛。欢快的示威者上街游行，爆竹声在空中回荡”〔4〕。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公众的反应在蒋被关押期间，是极度的焦虑和关切，在他被释放后又是极其宽慰和欢悦，这进一步确定了蒋的普遍威望，支持了他在政权内的独裁权力的上升”〔5〕。要求处死蒋的激进者毕竟是少数，而多数的保守者则主张和平解决。倾向中间路线的《大公报》在1936年12月14日的社论中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张学良早已反复申明：“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些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6〕
纵观“西安事变”的始终，我们在为几个关键人物的正确选择而拍手叫好的同时，也要看到正确选择背后的推动力量。“西安事变”的发生本来就是激进的、冒险的。假如蒋介石被乱枪射死或者绝食而死，失去权威领袖的存在，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混乱，日本……当然，这也是张、杨二人最为担心的。激进的同时，保守却占据了上风。张学良在传统政治文化观中的臣民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下护送蒋到南京，也可以说正是因“犯上”而采取的“负荆请罪”。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话，那么事变的和平解决应有更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值得竖起拇指称赞的。值得称赞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同时有共产党，当然也应有蒋介石。
社会心理中的惟权威主义虽然是民主道路上的绊脚石，在某些方面也是保守的代名词，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特定的历史作用。在民族危难时期，恰需要权威领袖的存在，来调动各种力量，保家卫国。然而在和平时期，正如同真理与谬误的一步之遥，惟权威主义也往往会导致疯狂的个人崇拜，同时封建专制主义也会随之重现。
注释：
〔1〕《西安事变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3〕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页。
〔4〕（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8页。
〔5〕（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6〕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