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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表达的工具但又不仅仅是，它还带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温度和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确实，每一个字的诞生，都有诸多构成因素以及变化与演进特点。其中一些汉字甚至记录和承载了文明的进程、文化的特性、民族的特点、国家的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树立了中华文明的旗帜。
1915年6月，正在日本东京忙于协助章士钊编办《甲寅》杂志的陈独秀，接到好友告知妻子生病的信后，立刻打点行囊，乘船回国。不久，《新青年》创刊。陈独秀为杂志撰写了《本志罪案签辩书》一文，主张将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艺术等一并革除，主张惟有“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此文一出，立刻在国内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新青年》撰文抨击礼教的还有四川人吴虞。被胡适称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早年便与父亲关系不睦，视家父与魔鬼无异。父亲去世，吴虞写信给在寄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其欢快之情流于笔端。不仅如此，他对子女也甚为苛刻，胡适曾劝他每月从260块大洋的薪水里拿出一些供女儿吴棱读书，不料却反遭讥讽。“宁愿我负人，莫教人负我”，就是当时这位反礼教的老英雄给予胡适的回应。
这股“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使树立千年的“礼义廉耻”的大旗骤然倒塌，中国人在动荡的时局中顿时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靠，很多人变得茫然无措，信仰缺失。于是有人疾呼：“今救中国，舍宗教以外，诚无他途矣！”然而有识之士都明白，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长期靠天吃饭，因此没有生成宗教，也不需要宗教。那么外请洋宗教也必然无济于事。
怎么办？于是展开讨论。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让形而下的“赛先生”一身兼二职，取代形而上的宗教，显然是不可能的。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针对性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美与真（科学）、善（宗教）均为人类社会所必需，故只能相融，而不能取代，再说美的东西中听中看而不中用，因此蔡先生之说也是有其想而无其能。
这时，蔡元培先生聘请了一位教授印度哲学课的讲师梁漱溟。梁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毕生致力于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梁先生说，我们不必外请，不要舍己从人，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自己的类似于宗教的东西，这就是礼乐。礼乐有着与宗教近似的两大功能：一是涵养每个社会成员的理性；二是以伦理安排社会。于是梁先生逆潮流而动，提出他的主张“以礼乐代宗教”。
“礼始于天而成于人”
东汉许慎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慎对“礼”解释是：“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行为，用来“事神”，即交好、招待、服侍、祭祀“神”，以求得到神的福佑。所谓“神”有二，一是上天，即天道自然神；二是祖先，即人道祖先神。人为什么要交好、服侍、祭祀上天和祖先呢？战国思想家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人的生命来源于天，人的行为离不开天，没有上天就没有万物生灵，就没有人类生命。没有祖先就没有后代的个体生命。因此我们要知恩报恩，感谢、回报大自然和祖先，回报其化育之大德。如何回报，空口无凭，只有送礼。那么，如何送礼？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投其所好嘛！上天喜欢什么就送什么，祖先喜欢什么就送什么。中国古代的先民基于对天的了解或感知，历史性地、明智地选择了山川之精——玉作为向上天贡献的主要礼物，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为什么做如此选择？
有三个原因：一是“精”，在我们先人眼里，玉是天地化育之精华。二是“理”，玉具有理性，理即纹理、肌理，肌理即事物的内在构成。就是说玉不仅有外在美，更有内在美。古人讲“瑜不掩瑕，瑕不掩瑜”实际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孔子赞扬美玉：“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内在美）胜，一则孚（外在美）胜。”他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于是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一种观念：以玉比德。君子配玉，相得益彰也！三是“美”，《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而有五德者。”石是什么？石器也。石器主宰了人类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历史。因此把石头中最美丽者作为礼物献给上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我们说，以玉作为礼天的主礼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石崇拜”观念的理性升华。
那么，给祖先送什么呢？与祖先相对容易沟通，他们生前与我们一样要吃要喝。于是我们的先人就选择了所谓牺牲（肉食）、黍稷（主食）和酒醴（饮品）。《礼记·礼运》有这样一段话：“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段文字看似艰涩，表达的意思其实浅显明了：人们向神灵奉献饮食，燔烧好黍稷，撕开猪肉，凿地为尊，用手掬水，再用草枝和泥做成鼓槌以敲击土鼓为乐，如此以虔敬之情报答祖先神灵。这反映的当然是祖先崇拜早期的情况，后来向祖先所贡献礼品便逐渐固定或规范为牺牲、黍稷和酒醴。而给祖先送礼一定要郑重其事，一定要有特殊的包装。盛装这些礼品的特定盛器就是青铜器。盛牛、羊、猪、犬之类牺牲的叫牺牲之盛，以鼎为首；盛黍稷黄粱的叫黍稷之盛，以簋为首；盛酒醴的叫酒醴之盛，即尊、彝两大类；为表示虔诚恭敬，祭祀时一定要洁身沐浴，用于盥洗者即盘、匜、鉴之属。这就是青铜器的主要功能。典礼时需要营造气氛，激扬情感，于是就又有了青铜钟、铃之属。为保证仪式正常有序地进行，就需要武装保卫，于是就有了青铜钺、戈、矛之类仪仗器及车马器。于是，一整套礼器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而其核心就是一个字：“序”。即送礼要讲程序、次序、秩序、顺序，要成序列，要有等级，要讲资格等。比如谁有资格给天送礼？只有天子，诸侯则只能给其管辖范围内的山川送礼，以下大夫、士各有对象，到了庶人则不必多礼，因为庶人血缘关系远，社会地位低，更重要的是他们财富有限，连肚皮都填不饱，哪有力量置办礼物？因此古贤说“礼不下庶人”，这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孔子学说的灿烂主线
这种祭祀上天和祖先时的秩序规定，最主要的意义其实还是在于生者，即祭祀者位置的安排和规定。朱光潜说：“行礼时，尊卑长幼，各就其位，升降揖让，各守其序”，“每个人都觉得置身于一个条理井然纪律森严的团体里”。于是从祭坛、宗庙推延到民间，推延到日常社会生活，一个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严整的社会等级政治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孔子感慨：“明郊、禘之礼，治理国家，如示诸掌乎。”王安石云：“夫礼，始于天而成于人”。最终如荀子所说：“礼者，人道之极（则）也。”礼终于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礼的基本精神是“序”。“有序”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主要区别。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也用它来规划社会运行模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充分体现出了孔子的智慧。
《礼记》讲：“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是说“礼”的具体功能。如何理解礼的功能，或者说礼究竟如何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呢？
首先要明确，礼的基点是“分”，这就是《礼记》所谓“礼别异”。其实礼就是分化的结果，明确地说就是分化混沌的产物，礼是中国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所谓“分”有三个：一是天人之分，二是人人之分，三是身心之分，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三大工程。只有天人分开了，人和自然、和自然生物分开了，天人秩序方能建立起来；人人关系理清了，人伦秩序也就是所谓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的定位才建立起来；身心之分开展得晚些，孟子第一次把人分为身、心两部分。身、心分开了，人的身心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分的目的也可概括为三：一是明分，明白你的本分；二是得位，找到你的社会位置；三是知宜，知道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礼的基本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做到：各守其分，各安其位，各行其宜，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我们所说各行其道谓之礼。
孔子说“礼本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与主要学说。孔子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把“仁”纳入“礼”的概念体系。“仁”的字形作“二人”，指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但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则离不开外在自然环境，更离不开内在身心依据。因此“仁”是一个大概念，是旨在人与人之间，乃至天人之间、人的身心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人类行为无非是这三大关系的处理。如何处理这三大关系呢？孔子告诉我们，“仁”是最高准则或最适中方法和途径。
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使三大关系达到理想状态？《论语》中“仁”字达一百余条。孔子针对弟子们的不同提问，对“仁”做了不同解释。以前常有人引用孟子的“仁者爱人”这句话，说明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但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特别强调爱，只是回答樊迟问仁时说过一次“爱”。中国国学从来不强调“爱”，原因很简单：爱是人的自然本能，无师自通，与动物共有，长于感性而失于理性。同时爱有等差、有时限、可拒绝，尤其是爱以占有为目的，至于结亲与否，有无结晶，是在所不计的。因此爱并不是人的高尚道德概念，而充其量只是人的一种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那就不是人，而且不仅不是人，连禽兽都不如。总之，爱并不构成仁的主要内涵。因此，用如是之“爱”来处理天人、人人和身心三大关系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的。
那“仁”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敬”。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都特别强调“敬”。孔子说：“不敬何以别（犬马）乎？”“敬”才是人的专有特性，动物之间只有争夺，弱肉强食。“敬”没有等差、时限，主和而不可拒绝。因此《左传》讲“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敬是承载礼的车子。程子说：“人道以敬为本。”朱子说：“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儒学中所谓忠、信、智、慈、孝、悌及爱等无不建立在“敬”之上。处理天人、人人、身心三大关系必以“敬”为前提，为出发点。即敬天、人人互敬和珍重个体生命。敬则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层次，即“忠”和“恕”。“忠”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心尽力之谓忠，正面处理天人、人人、身心关系就是忠。“忠”以“信”为基础，要相信天，人与人之间要互信，对自己要自信。
消极的“敬”就是“恕”，即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恕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就是对他人他物宽容、理解、包容。《中庸》讲“天地之大也，人有所憾也”。老天爷也会犯错误，有时狂风骤雨下冰雹，还有海啸、地震。对上天大自然要既忠而恕，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是有限的存在，谁都会犯错误，谁都有缺点和短处。而且缺点和错误都是相对的，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因此对他人既要忠更要恕，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对自己也同样要忠要恕，严格要求但不能过于苛刻，决不能挑战所谓生命极限。忠、恕相较，更有价值和意义而又最难做到的是恕。所以孔子在回答子贡所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时，不假思索地说：“其恕乎！”现代社会自上而下所缺乏的不是别的，正是“恕”。
总之，正如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礼—仁—敬—忠—恕”在孔子那里构成一条灿然主线。这就是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这就是孔子所揭示的人的生命之道、人之个体生命运行的应然之道。这就是孔子的智慧，是国学的基本意义和价值。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坚持走这条生命之道，就一定会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当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达到理想境界，人类大生命、人类社会就会达到它的理想境界。《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孔子所阐明的这条道，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人的个体生命运行乃至社会运行的内在依据，用现代话语表述就是形而上的本体论。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讲的是“礼”的基本功用和目的所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里必须要讲到“乐”。礼乐一体，不可分离。《礼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序”是“和”的条件和前提，“和”则是“序”的目的或归宿。“礼主敬，乐主和”。朱光潜先生说：“‘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生展的一种胜境，而达到这个胜境的路径是‘序’。”
“和”是一个大概念。古人讲“阴阳得适谓之和”，“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和”。“和”是天体宇宙的基本存在形态，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运作形态。如果再深入考察，“和”则是“阴”、“阳”这生命化育两大要件之外的第三大要件。在这里，道家做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显示出其非凡智慧。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混沌，即宇宙的最原始状态；“二”即天地、阴阳、男女。但为何“二”不生万物而是“三”生万物呢？“三”是什么？老子所说的“三”不是别的，正是宋人所揭示的“太极”。太者，大也。极者，则也。这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和”。“和”是万物化生的媒介和根据。天地不和，无以生万物；男女不和，无以生后代，“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而要达到“和”，达到和谐状态，其惟一条件或前提，就是“序”。《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真正含义。孔子还说“不知礼无以立”，不知礼，必“与物对”，必无序，必失和。
总之，对天、对人、对己都要以礼相待，即都要敬，都要行忠恕之道。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以“和”，实现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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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释义
仁：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宗法社会的德行所在。仁者爱人，十分温暖惬意。但从“仁”字的构成看，似乎并非一种普世之爱，而仅限于两人之间，即你我语境之中。施与他者的爱需要额外演绎。
义：狭义指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广义指一切文化。荀子曰“人能群而有义”，从而区别于禽兽，其“义”就是文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仅儒家提倡，当世也表扬。
智：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被视为“三达德”“四德”及“五常”之一。
信：从人，从言。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人言为信，人无信则不立。信是理想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作为人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的纽带。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规则社会，而是人情社会，不需要什么法律的凭证，但只要言从口出，就要一诺千金，为之负责。
忠：中心为忠。最大的忠诚不是忠于外表，而是人的内心。正如老百姓所说的，做事认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恕：曾子概括孔子之道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人把恕道的这八个字称为“道德黄金律”。它的前提是对对方自由、自主的充分尊重，这对于任何文化体系都适用。“如心”，也就是现今所说的将心比心，互相理解。如果人人做到恕，那么世界上的争端就会减半。
1915年6月，正在日本东京忙于协助章士钊编办《甲寅》杂志的陈独秀，接到好友告知妻子生病的信后，立刻打点行囊，乘船回国。不久，《新青年》创刊。陈独秀为杂志撰写了《本志罪案签辩书》一文，主张将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艺术等一并革除，主张惟有“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此文一出，立刻在国内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新青年》撰文抨击礼教的还有四川人吴虞。被胡适称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早年便与父亲关系不睦，视家父与魔鬼无异。父亲去世，吴虞写信给在寄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其欢快之情流于笔端。不仅如此，他对子女也甚为苛刻，胡适曾劝他每月从260块大洋的薪水里拿出一些供女儿吴棱读书，不料却反遭讥讽。“宁愿我负人，莫教人负我”，就是当时这位反礼教的老英雄给予胡适的回应。
这股“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使树立千年的“礼义廉耻”的大旗骤然倒塌，中国人在动荡的时局中顿时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靠，很多人变得茫然无措，信仰缺失。于是有人疾呼：“今救中国，舍宗教以外，诚无他途矣！”然而有识之士都明白，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长期靠天吃饭，因此没有生成宗教，也不需要宗教。那么外请洋宗教也必然无济于事。
怎么办？于是展开讨论。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让形而下的“赛先生”一身兼二职，取代形而上的宗教，显然是不可能的。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针对性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美与真（科学）、善（宗教）均为人类社会所必需，故只能相融，而不能取代，再说美的东西中听中看而不中用，因此蔡先生之说也是有其想而无其能。
这时，蔡元培先生聘请了一位教授印度哲学课的讲师梁漱溟。梁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毕生致力于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梁先生说，我们不必外请，不要舍己从人，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自己的类似于宗教的东西，这就是礼乐。礼乐有着与宗教近似的两大功能：一是涵养每个社会成员的理性；二是以伦理安排社会。于是梁先生逆潮流而动，提出他的主张“以礼乐代宗教”。
“礼始于天而成于人”
东汉许慎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慎对“礼”解释是：“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行为，用来“事神”，即交好、招待、服侍、祭祀“神”，以求得到神的福佑。所谓“神”有二，一是上天，即天道自然神；二是祖先，即人道祖先神。人为什么要交好、服侍、祭祀上天和祖先呢？战国思想家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人的生命来源于天，人的行为离不开天，没有上天就没有万物生灵，就没有人类生命。没有祖先就没有后代的个体生命。因此我们要知恩报恩，感谢、回报大自然和祖先，回报其化育之大德。如何回报，空口无凭，只有送礼。那么，如何送礼？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投其所好嘛！上天喜欢什么就送什么，祖先喜欢什么就送什么。中国古代的先民基于对天的了解或感知，历史性地、明智地选择了山川之精——玉作为向上天贡献的主要礼物，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为什么做如此选择？
有三个原因：一是“精”，在我们先人眼里，玉是天地化育之精华。二是“理”，玉具有理性，理即纹理、肌理，肌理即事物的内在构成。就是说玉不仅有外在美，更有内在美。古人讲“瑜不掩瑕，瑕不掩瑜”实际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孔子赞扬美玉：“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内在美）胜，一则孚（外在美）胜。”他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于是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一种观念：以玉比德。君子配玉，相得益彰也！三是“美”，《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而有五德者。”石是什么？石器也。石器主宰了人类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历史。因此把石头中最美丽者作为礼物献给上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我们说，以玉作为礼天的主礼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石崇拜”观念的理性升华。
那么，给祖先送什么呢？与祖先相对容易沟通，他们生前与我们一样要吃要喝。于是我们的先人就选择了所谓牺牲（肉食）、黍稷（主食）和酒醴（饮品）。《礼记·礼运》有这样一段话：“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段文字看似艰涩，表达的意思其实浅显明了：人们向神灵奉献饮食，燔烧好黍稷，撕开猪肉，凿地为尊，用手掬水，再用草枝和泥做成鼓槌以敲击土鼓为乐，如此以虔敬之情报答祖先神灵。这反映的当然是祖先崇拜早期的情况，后来向祖先所贡献礼品便逐渐固定或规范为牺牲、黍稷和酒醴。而给祖先送礼一定要郑重其事，一定要有特殊的包装。盛装这些礼品的特定盛器就是青铜器。盛牛、羊、猪、犬之类牺牲的叫牺牲之盛，以鼎为首；盛黍稷黄粱的叫黍稷之盛，以簋为首；盛酒醴的叫酒醴之盛，即尊、彝两大类；为表示虔诚恭敬，祭祀时一定要洁身沐浴，用于盥洗者即盘、匜、鉴之属。这就是青铜器的主要功能。典礼时需要营造气氛，激扬情感，于是就又有了青铜钟、铃之属。为保证仪式正常有序地进行，就需要武装保卫，于是就有了青铜钺、戈、矛之类仪仗器及车马器。于是，一整套礼器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而其核心就是一个字：“序”。即送礼要讲程序、次序、秩序、顺序，要成序列，要有等级，要讲资格等。比如谁有资格给天送礼？只有天子，诸侯则只能给其管辖范围内的山川送礼，以下大夫、士各有对象，到了庶人则不必多礼，因为庶人血缘关系远，社会地位低，更重要的是他们财富有限，连肚皮都填不饱，哪有力量置办礼物？因此古贤说“礼不下庶人”，这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孔子学说的灿烂主线
这种祭祀上天和祖先时的秩序规定，最主要的意义其实还是在于生者，即祭祀者位置的安排和规定。朱光潜说：“行礼时，尊卑长幼，各就其位，升降揖让，各守其序”，“每个人都觉得置身于一个条理井然纪律森严的团体里”。于是从祭坛、宗庙推延到民间，推延到日常社会生活，一个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严整的社会等级政治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孔子感慨：“明郊、禘之礼，治理国家，如示诸掌乎。”王安石云：“夫礼，始于天而成于人”。最终如荀子所说：“礼者，人道之极（则）也。”礼终于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礼的基本精神是“序”。“有序”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主要区别。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也用它来规划社会运行模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充分体现出了孔子的智慧。
《礼记》讲：“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是说“礼”的具体功能。如何理解礼的功能，或者说礼究竟如何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呢？
首先要明确，礼的基点是“分”，这就是《礼记》所谓“礼别异”。其实礼就是分化的结果，明确地说就是分化混沌的产物，礼是中国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所谓“分”有三个：一是天人之分，二是人人之分，三是身心之分，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三大工程。只有天人分开了，人和自然、和自然生物分开了，天人秩序方能建立起来；人人关系理清了，人伦秩序也就是所谓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的定位才建立起来；身心之分开展得晚些，孟子第一次把人分为身、心两部分。身、心分开了，人的身心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分的目的也可概括为三：一是明分，明白你的本分；二是得位，找到你的社会位置；三是知宜，知道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礼的基本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做到：各守其分，各安其位，各行其宜，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我们所说各行其道谓之礼。
孔子说“礼本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与主要学说。孔子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把“仁”纳入“礼”的概念体系。“仁”的字形作“二人”，指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但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则离不开外在自然环境，更离不开内在身心依据。因此“仁”是一个大概念，是旨在人与人之间，乃至天人之间、人的身心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人类行为无非是这三大关系的处理。如何处理这三大关系呢？孔子告诉我们，“仁”是最高准则或最适中方法和途径。
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使三大关系达到理想状态？《论语》中“仁”字达一百余条。孔子针对弟子们的不同提问，对“仁”做了不同解释。以前常有人引用孟子的“仁者爱人”这句话，说明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但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特别强调爱，只是回答樊迟问仁时说过一次“爱”。中国国学从来不强调“爱”，原因很简单：爱是人的自然本能，无师自通，与动物共有，长于感性而失于理性。同时爱有等差、有时限、可拒绝，尤其是爱以占有为目的，至于结亲与否，有无结晶，是在所不计的。因此爱并不是人的高尚道德概念，而充其量只是人的一种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那就不是人，而且不仅不是人，连禽兽都不如。总之，爱并不构成仁的主要内涵。因此，用如是之“爱”来处理天人、人人和身心三大关系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的。
那“仁”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敬”。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都特别强调“敬”。孔子说：“不敬何以别（犬马）乎？”“敬”才是人的专有特性，动物之间只有争夺，弱肉强食。“敬”没有等差、时限，主和而不可拒绝。因此《左传》讲“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敬是承载礼的车子。程子说：“人道以敬为本。”朱子说：“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儒学中所谓忠、信、智、慈、孝、悌及爱等无不建立在“敬”之上。处理天人、人人、身心三大关系必以“敬”为前提，为出发点。即敬天、人人互敬和珍重个体生命。敬则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层次，即“忠”和“恕”。“忠”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心尽力之谓忠，正面处理天人、人人、身心关系就是忠。“忠”以“信”为基础，要相信天，人与人之间要互信，对自己要自信。
消极的“敬”就是“恕”，即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恕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就是对他人他物宽容、理解、包容。《中庸》讲“天地之大也，人有所憾也”。老天爷也会犯错误，有时狂风骤雨下冰雹，还有海啸、地震。对上天大自然要既忠而恕，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是有限的存在，谁都会犯错误，谁都有缺点和短处。而且缺点和错误都是相对的，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因此对他人既要忠更要恕，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对自己也同样要忠要恕，严格要求但不能过于苛刻，决不能挑战所谓生命极限。忠、恕相较，更有价值和意义而又最难做到的是恕。所以孔子在回答子贡所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时，不假思索地说：“其恕乎！”现代社会自上而下所缺乏的不是别的，正是“恕”。
总之，正如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礼—仁—敬—忠—恕”在孔子那里构成一条灿然主线。这就是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这就是孔子所揭示的人的生命之道、人之个体生命运行的应然之道。这就是孔子的智慧，是国学的基本意义和价值。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坚持走这条生命之道，就一定会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当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达到理想境界，人类大生命、人类社会就会达到它的理想境界。《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孔子所阐明的这条道，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人的个体生命运行乃至社会运行的内在依据，用现代话语表述就是形而上的本体论。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讲的是“礼”的基本功用和目的所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里必须要讲到“乐”。礼乐一体，不可分离。《礼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序”是“和”的条件和前提，“和”则是“序”的目的或归宿。“礼主敬，乐主和”。朱光潜先生说：“‘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生展的一种胜境，而达到这个胜境的路径是‘序’。”
“和”是一个大概念。古人讲“阴阳得适谓之和”，“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和”。“和”是天体宇宙的基本存在形态，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运作形态。如果再深入考察，“和”则是“阴”、“阳”这生命化育两大要件之外的第三大要件。在这里，道家做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显示出其非凡智慧。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混沌，即宇宙的最原始状态；“二”即天地、阴阳、男女。但为何“二”不生万物而是“三”生万物呢？“三”是什么？老子所说的“三”不是别的，正是宋人所揭示的“太极”。太者，大也。极者，则也。这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和”。“和”是万物化生的媒介和根据。天地不和，无以生万物；男女不和，无以生后代，“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而要达到“和”，达到和谐状态，其惟一条件或前提，就是“序”。《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真正含义。孔子还说“不知礼无以立”，不知礼，必“与物对”，必无序，必失和。
总之，对天、对人、对己都要以礼相待，即都要敬，都要行忠恕之道。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以“和”，实现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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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释义
仁：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宗法社会的德行所在。仁者爱人，十分温暖惬意。但从“仁”字的构成看，似乎并非一种普世之爱，而仅限于两人之间，即你我语境之中。施与他者的爱需要额外演绎。
义：狭义指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广义指一切文化。荀子曰“人能群而有义”，从而区别于禽兽，其“义”就是文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仅儒家提倡，当世也表扬。
智：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被视为“三达德”“四德”及“五常”之一。
信：从人，从言。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人言为信，人无信则不立。信是理想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作为人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的纽带。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规则社会，而是人情社会，不需要什么法律的凭证，但只要言从口出，就要一诺千金，为之负责。
忠：中心为忠。最大的忠诚不是忠于外表，而是人的内心。正如老百姓所说的，做事认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恕：曾子概括孔子之道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人把恕道的这八个字称为“道德黄金律”。它的前提是对对方自由、自主的充分尊重，这对于任何文化体系都适用。“如心”，也就是现今所说的将心比心，互相理解。如果人人做到恕，那么世界上的争端就会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