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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人类经济生活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是用作交易媒介、储藏价值和记账单位的一种工具，是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人们的商品价值观的物质附属物和符号附属物。
货币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化转向
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经济学通常规定“一般授受性”为货币的本质。一般授受性是指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所具有的、人们既愿意支出（即“授”）又乐于接受（即“受”）的特性。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进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和构建，其最初的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时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如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也就是说，贵金属作为货币，其正当性即“一般授受性”，是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的。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条块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要求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货币形态从纯粹自然物到金属铸币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第一，这是人类理性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人类选择所依靠的正是工具理性，即从人类自身的需要出发，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可计算的、有目的性的考量。第二，这一过程不仅体现着人类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还体现着人类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它不仅在意识层面对自然物进行“去自然化”使之成为观念中的货币，而且开始在物质层面对作为自然物的金属进行熔炼、铸造、雕刻等加工，使之部分地失去原有的“自然面貌”，更多地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第三，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价值基础要么来自自然物的稀缺性，要么来自贵金属的天然价值。不难发现， 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特性，具有天然性。就此而言，以自然性质为价值基础是货币古典形态的显著特征。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注意到，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一是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二是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作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历史过程。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人类货币观念的扭转，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體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
信用的创造：现代货币的理性化特征
纸币与贵金属的完全脱钩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被抽离，货币职能将仅仅剩下流通工具一项。然而，构成货币的“正当性”即“一般授受性”的两个最基本要素是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后者由价值基础决定并且是前者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货币的价值基础被抽离，货币就不能充当价值尺度，货币的流通手段也就不具有实际意义，货币的“一般授受性”更无从谈起。信用货币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信用货币的币材价值低于其作为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甚至没有价值，只凭借发行者的信用而得以流通。这就意味着信用担保取代了货币之前因与贵金属挂钩而具有的价值基础，从而为流通手段提供了保证并和流通手段共同构成了信用货币的“一般授受性”。如果进一步追问信用担保的根据，那么，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们对此货币的信心；二是货币发行的立法保障。对货币的信心源自对发行者信用的信心，立法保障来自发行者的管理和监督。信用纸币是只能由政府发行并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两个条件都指向主权国家的政府信用，这是信用货币“一般授受性”的唯一基础。国家信用祛除了贵金属的天然价值而成为货币的“正当性”来源，是货币新的价值基础，也是货币的新“魔魅”。
信用货币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将继续担任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和媒介。然而这并非说明货币的理性化进程到达了终点。事实上，这一进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一些业已出现的重要的经济现象为我们理解这一进程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
货币理性化的两个未来走向
货币未来的理性化走向，可以根据货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理性化完成程度的不同，得到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形式不变、内容上实现的理性化，即“超主权方向”；二是内容不变、形式上实现的理性化；三是形式和内容上都实现了的理性化。后两者共同构成“去主权方向”。
首先分析“超主权方向”。就形式方面来说，从原始实物到金属铸币再到纸币，货币经历了从纯粹自然物到半自然半人工物再到纯粹人工物的过程，货币形式中的自然成分越来越少以至于消失，这是人类理性对货币不断“去自然化”的结果。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纸币仍将是货币的主要形式，所以货币的理性化进程就只能发生在货币的内容层面。纸币的最终内容是信用货币，信用指向一国政府或金融管理当局为之提供的信用担保，所以信用货币等同于主权货币。如前所言，信用货币的“魔魅”就在于由主权国家为之提供权威信用担保，使之能够被人们认可、接受和使用。因此，对信用货币在内容方面的“祛魅除魔”就理所应当地指对主权信用担保的超越，也就是说，新的货币形态可以不以主权国家为之提供信用担保就能够充当流通手段。换而言之，新的货币形态在形式上延续了信用货币载体“纸币”，而在内容上对信用货币进行“去政治化”操作，抽去了作为其价值基础的信用来源，这种理性化操作的结果就是一般所言的“超主权货币”。
“超主权货币”的产生有其现实原因。首先，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人类经济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统一市场，资本、人力、商品和知识愈加趋向无障碍的流动，出现了对区域性乃至全球统一货币的诉求；其次，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各国经济活动已不再仅仅为本国政治服務，而是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货币更加倾向依附市场主体而非主权国家，多种主权货币反而在客观上不利于全球经济的顺畅运行；另外，通过对“特里芬难题”的反思，人们认识到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运行中，任何一种主权货币都不能作为国际清偿货币，否则个中弊端迟早会引发经济体系的崩溃，更稳定的金本位或者更超前的“货币联盟”都可作备选方案。
经济学家们对“超主权货币”的构想有很多种，也提出了多种方案，但目前付诸实践的只有欧元，因而是唯一可选的分析对象。就形式而言，欧元仍然保留了纸币的形式，显然不存在理性化的进展； 在内容层面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般认为，信用货币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其以价值基础为底的“一般授受性”，而这取决于发行国主权的强制力和信用程度；信用货币在此等同于主权货币，其价值基础来源于国家主权的信用力量。国家主权政治上的权威性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以及人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同感，决定了国家主权是强大的信用主体，拥有强大的信用力量，能够支撑货币的顺畅运行。但欧元并没有主权信用作为担保，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在巨大的政治变迁中诞生的欧元最大的弱点恰恰在于政治：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是一种典型的内在“弱政治性”货币。欧元满足信用性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发行主体，这个主体拥有自主的资源和资源处置权，能够担当该货币的最后贷款人。在现行市场预期的基础结构中，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是信用货币的既定前提。对欧元来说，这个前提尚不存在。欧盟的现行机制决定了它离国家联合体相差甚远，尚无可能成为有独立主权性质的集合体，难以产生如国家主权那样的强大信用力量。在一个政治实体下，它的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资源总存量（经济总量）是货币的实物基础和最后担保。对欧元来说，名义上的最后贷款人是欧洲中央银行，而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的发行主体，却不是欧元真正的信用支持主体，而由于欧元是“没有政府”的货币，所以并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即使欧洲中央银行被这些国家授权来承担这个责任，也由于自有资本及其储备太少而不可能担此重任。此外，学界经常讨论的支撑欧元的与美国经济不相上下的经济存量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欧元区距离“欧洲合众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对各成员国加总的经济存量需要谨慎估计。
综上所述，从价值背景上看，欧元几乎建立在一种悬空性的虚拟价值基础之上。然而理论和设计上的缺陷并没有影响欧元的发行和流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使用者，也基本都将欧元看作信用货币。 那么就要追问，如果承认欧元是一种信用货币，作为其一般授受性基础的信用担保来自哪里？
所谓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实质上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公民认同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是随着这个国家的成长而日积月累地自然形成的。欧盟的信用，一方面来自理论，即欧盟各成员国将自己的货币主权让渡给作为单一共同体的欧盟，欧盟因此在理论上拥有了各国货币主权相加的总和，尽管这不是主权信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欧元的信用基础；另一方面来自现实，即欧洲发达的经济、愈来愈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统一货币的诉求，以及欧洲自古以来对政治一体化的追求，和对未来以欧元为纽带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展望和信念。就此而言，欧元的信用基础是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以协商和协议的非自然方式创造出来的人为产物。
欧元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的货币，在货币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不以主权国家作为信用担保，其信用基础超越了主权国家，在内容层面取代了基于价值理性的主权国家信用。经过以“超主权”为形式的“祛魅”，欧元将自身建立在了一种人为信用的价值基础之上，成为货币理性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节点”。之所以称之为“关键节点”而非“新的历史阶段”，是因为它的价值基础仍然来自于信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属于信用货币。但它又是一种新形态的信用货币，创新了货币的价值基础形式，为货币实现理性化的新历史阶段开辟了道路，可称之为“后信用货币”或者“人为信用货币”。
就货币形式而言，纸币对金属货币的取代并不意味货币“去自然化”的进程走到了终点，因为实体货币的最大自然属性即其物理存在并没有消失，只有把物理存在都否定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去自然化”。据此推之，“去实体化”或曰“去实物化”就应该是货币理性化在形式方面的最终发展方向。
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非实体或非实物化的货币形式已经初现端倪，各种各样的电子币便是典型代表，例如银行电子货币、大型网站自行推出的百度币、Q币，以及网络数字货币比特币、莱特币等等。由于这些货币摆脱了实物形态，只以电子信号的形式存在，故一般也称之为“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在形式上把货币的理性化进程推到了极致，然而历史经验说明，货币形式的理性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货币理性化进程在内容方面所呈现出的态势。就内容而言，银行电子货币是纸币的电子形式，Q币等则以企业信用为担保；它们实质上仍是信用货币，在内容上没有任何相对于信用货币的理性化推进。
在此以比特币为例对这种新货币形态进行分析。学界对于比特币的种种议论，无论褒贬抑扬，起初基本上是围绕“比特币能否算作货币”而展开的。随着比特币的合法身份在一些国家被逐渐承认，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始认可比特币是一种货币，轉而集中讨论比特币能否成为未来的主流货币。
比特币摆脱了“传统信用”的约束，其发行和流通的全过程完全建立在密码学原理的基础之上，通过数学运算来形成约束和规则，整个过程相当于由全体用户进行保证和“背书”，以此取得所有参与者的信任，通过得到用户的认同进行自我建设和自我扩张。
这种模式集合了货币曾经采取的“内在价值”和“信用担保”两种模式，然而又有所突破。具体来说，其“内在价值”来自于货币本身的唯一性、防伪性以及稳定的总量和发行速度，其“信用担保”来自于对这种理论上客观、公正、平等的货币体系的信心，其背后的一整套技术和思想架构消除了对国家政权的不信任，也消除了利用权力来攫取私人财富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形式理性要求经济活动无阻碍地在最大的范围内实现，体现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金融化；社会经济活动突破了地域限制，越来越以个人或机构等直接方式，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国家卷入世界经济之中；个人、组织机构乃至国家的资产被最大可能地金融化，成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数字或额度。人们出于经济理性不希望作被动的货币产品消费者，而是要去中介化，直接参与商品和货币的生产、创造和流通，从而不受任何政府和银行的掌控。
就理论而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网络数字货币在形式和内容上同时推进了货币的理性化进程；然而从实践来看，这只是货币未来形态的一种可能性，因此部分学者称之为“乌托邦货币”是有一定道理的。
货币归根结底是一种金融工具，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人类社会的福祉。从哲学的高度把握货币的发展和演变，将有助于理解各种金融工具和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演变规律，有助于理解看似复杂的金融创新背后所包含的简单而深刻的金融原理，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思索这些金融创新的价值所在，并促使我们进一步把握未来金融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