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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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那么较真的话,可以说老子和庄子都是河南人。老子故乡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今天的河南鹿邑;庄子是宋国蒙人,即今天的河南商丘,这使得两个人呈现出许多共同点。庄子所主要生活的时代较之老子更其衰败、混乱,对所处世界得出的结论更为醒目和深刻,其惊世骇俗的言论如“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谓,常常使得我们武断地把庄子归于狂狷、愤世嫉俗一类,却常常忽略他深存于心的对世间和民生的热切关注,甚至把他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加以否定。欲还原庄子的热诚,必先认识他的乡愁之本质。
  我们国家的文化架构里,是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的。社会、生活、政治、文化,每个层面上都有一个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资格上都压倒性地成为中心的高点。这些高点经过长久的抽象和代代的信仰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当然,在漫长的文化史中,这种抽象也伴随着永不停息的人格还原。如果没有这种还原,今天我们文化中的神话传说、三皇五帝、儒墨道法等等久远的文化符号便不会有如今直指人心的动人力量。
   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今天来看,似乎仍然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二十世纪初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尖锐冲击中,知识分子曾把矛头直指儒家的封建礼教和道家的蒙昧主义,但是,这负载救亡决意之矛头背后的力量仍然是儒家济世救国的文化道义和道家文化中的一种深沉的悲壮情怀。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赋予了中国人最深厚的文化土壤,也赋予了中国人最坚韧的人格力量,仅就这两项标准来考察,足够以成为文化之主流。
  今天,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内涵已经更加丰富,时代使然,文化语境亦使然。古典文化的深层意义逐渐因我们的不断学习和挖掘而显现,这学习和挖掘近年来表现得更加密集和热切,回头看看我们的文化史,不禁感叹,经过五千年的文化嬗递和演进,今天的回视和寻索难道不正是文化发生的乡愁吗?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代崔灏的这首《黄鹤楼》曾令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读之罢笔。李白飘逸的笔下,精妙绝伦的诗歌几乎完全笼罩着唐代热烈而活跃的诗坛,这种诗情和性情构成的豪迈身姿却在此停顿、迟疑、慨叹而终究罢笔。李白没有罢笔的准备,整个唐代诗坛也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乡愁,它的力量感是那样柔软,可是它的爆发力却几乎无人能御。
  而前文所说的道家文化中的悲壮情怀可作为这个乡愁的起点。庄子的生死之思是从形体消磨的不可逆还开始的: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庄子·齐物论》
  
  一个有限的身体已然存有,而无穷尽的欲望却无限延展,这个矛盾无数次摆在庄子的面前,“生也有涯”的悲剧事实面前如何去超越?庄子知道,如果不能脱离世俗事物的消磨,这个有形的形体终将殆矣。
  那么,如何避免世俗对形体的消磨就成为他思索的核心问题,庄子在秋风中远眺良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字——游。
  《庄子》在许多地方反复提到“游”,而《逍遥游》一篇可视为庄子对“游”构画的一个宏大图景。那么不妨就将这个“游”作为庄子乡愁的第一站。
  编辑/林青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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