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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社会纠纷，民众常以下跪的方式来“抗议”，往往成为社会热点。一出现此类事件，便有人指责是儒家文化的毒害，并把它看作一种奴化的表现，这大概也算是对儒家文化的误解之一。
跪拜礼其实是一种古礼，孟子说过“禹闻善言，则拜”，可见早在大禹时代就有了这种礼仪。
古代并没有椅凳这类坐具，多是“席地而坐”。如果客人来了，以示恭敬，最多再加上一张席子。所以古语中的“坐”，和我们现在说的“坐”完全不同，和今天日本人在榻榻米上的坐姿相同，也就是双膝跪地，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上，脚掌向后。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席不正，不坐”，说的其实是“席不正不跪”。在《论语》《孟子》等书中，没有出现过“跪”字。
待客讲话时以示郑重，伸直了上半身，坐也就变成了跪。而行礼之时，只要俯身向下，也就是拜了。拜在古代，是一种日常礼节，比如《礼记》中说“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可见吃饭喝酒时，也是要行跪拜礼的，并无明显的高低之分。这些礼仪都形成于儒家之前，并不是儒家创造了这种礼仪。与所谓的奴化思想可以说也关联不大。汉唐以后，尤其是唐朝后，椅凳的普及，人们多悬足而坐了，跪拜礼才日渐郑重起来。但古人也有“八拜之交”“拜天地”“拜父母”之类的礼仪，可见跪拜礼也并非专用的君臣之礼。
辛亥革命之后，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自然把跪拜礼视为君权和奴性文化的一种象征，看作一种应抛弃的对象。
从日本仍保持这种礼仪，但却进入民主社会来看，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可能正因为大家认为“下跪”是一种奴性的象征，反而催生了以“下跪”为抗争的社会现象。这种“下跪”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承认你强者的地位，但期望你迫于道德或舆论压力，也倾听一下弱者的声音。有人把下跪称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这种亮出武器的方式过于屈辱。
甘地曾把绝食看作是非暴力反抗的最后手段，我想中国民众的“下跪”，也算是非暴力反抗的新手段。它比绝食对自身伤害要小，但比绝食更为屈辱。甘地把非暴力看作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让它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直到民众最终变得不可战胜。从这种带传染性的“下跪”中，似乎也隐约地看到了这种力量。
民众正是用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他们通过对自己负责，来达成对组织和国家的负责。这种政治参与热情，理应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地方官员也理应做到与之呼应。当民众诉求能在公共空间得以声张时，民众才可能实现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民众从这种互动中，感受到的也是社会机制在向一个积极的方向转变。
“下跪”虽然屈辱，但仍然是一种社会抗争。在民主社会里，社会抗争从来就是民众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刻板的边界，而是一个民主形态不断递增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抗争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尤显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议会政治之外，社会达成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
从前些日子出现的江西抚州爆炸案、广东增城和潮州事件可看出，现在极需要对非暴力的社会抗争事件建立常态的制度认同，使民众因社会不公引发的各种矛盾，能被正常化解在社会机制中。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总是摇摆在暴力潜伏或爆发的两极之间，才能迫使地方政府建立高水平的协商机制，通过社会抗争机制的反复作用和磨合，社会才可能真正步入民主法制化的轨道。编辑/赵国瑞
跪拜礼其实是一种古礼，孟子说过“禹闻善言，则拜”，可见早在大禹时代就有了这种礼仪。
古代并没有椅凳这类坐具，多是“席地而坐”。如果客人来了，以示恭敬，最多再加上一张席子。所以古语中的“坐”，和我们现在说的“坐”完全不同，和今天日本人在榻榻米上的坐姿相同，也就是双膝跪地，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上，脚掌向后。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席不正，不坐”，说的其实是“席不正不跪”。在《论语》《孟子》等书中，没有出现过“跪”字。
待客讲话时以示郑重，伸直了上半身，坐也就变成了跪。而行礼之时，只要俯身向下，也就是拜了。拜在古代，是一种日常礼节，比如《礼记》中说“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可见吃饭喝酒时，也是要行跪拜礼的，并无明显的高低之分。这些礼仪都形成于儒家之前，并不是儒家创造了这种礼仪。与所谓的奴化思想可以说也关联不大。汉唐以后，尤其是唐朝后，椅凳的普及，人们多悬足而坐了，跪拜礼才日渐郑重起来。但古人也有“八拜之交”“拜天地”“拜父母”之类的礼仪，可见跪拜礼也并非专用的君臣之礼。
辛亥革命之后，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自然把跪拜礼视为君权和奴性文化的一种象征，看作一种应抛弃的对象。
从日本仍保持这种礼仪，但却进入民主社会来看，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可能正因为大家认为“下跪”是一种奴性的象征，反而催生了以“下跪”为抗争的社会现象。这种“下跪”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承认你强者的地位，但期望你迫于道德或舆论压力，也倾听一下弱者的声音。有人把下跪称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这种亮出武器的方式过于屈辱。
甘地曾把绝食看作是非暴力反抗的最后手段，我想中国民众的“下跪”，也算是非暴力反抗的新手段。它比绝食对自身伤害要小，但比绝食更为屈辱。甘地把非暴力看作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让它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直到民众最终变得不可战胜。从这种带传染性的“下跪”中，似乎也隐约地看到了这种力量。
民众正是用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他们通过对自己负责，来达成对组织和国家的负责。这种政治参与热情，理应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地方官员也理应做到与之呼应。当民众诉求能在公共空间得以声张时，民众才可能实现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民众从这种互动中，感受到的也是社会机制在向一个积极的方向转变。
“下跪”虽然屈辱，但仍然是一种社会抗争。在民主社会里，社会抗争从来就是民众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刻板的边界，而是一个民主形态不断递增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抗争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尤显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议会政治之外，社会达成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
从前些日子出现的江西抚州爆炸案、广东增城和潮州事件可看出，现在极需要对非暴力的社会抗争事件建立常态的制度认同，使民众因社会不公引发的各种矛盾，能被正常化解在社会机制中。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总是摇摆在暴力潜伏或爆发的两极之间，才能迫使地方政府建立高水平的协商机制，通过社会抗争机制的反复作用和磨合，社会才可能真正步入民主法制化的轨道。编辑/赵国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