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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晋商经过数百年的摸索和经验总结，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身股制度。这项制度，使职工以号庄的成败兴衰为己任，人人尽职尽责，个个奋发向上，号庄效益蒸蒸日上，劳资双方收益颇丰。
身股制度，就是在东家开办的号庄中，允许掌柜(经理)、职员、伙友以个人的劳动力顶股份(俗称顶生意)，与财东的银股(也称资本股)一起参与利润分配。
总号大掌柜或总经理的身股份额是由财东聘任后面商确定的；号庄内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分号庄掌柜及一般职员伙友是否顶身股，顶多少股，则由大掌柜或总经理向财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载入“万金账”，即算正式顶上身股。这项工作每届账期(三年或四年)进行一次，职工伙友顶身股者，没有违犯铺章号规、工作有成绩的优秀者，每届账期可能上调一次，但上有封顶，最多不能超过一股(十厘)。对没有顶身股而表现优秀者，届期有机会提议上报审批。身股的份额多少，是按员工伙友的资历、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贡献大小来确定的。一般最初顶身股为二厘或三厘，如果表现好，每个账期增加一次，渐次增加，最多不超过一股。管账先生和二掌柜可顶七厘八厘不等。其他员工伙友顶五六厘、三四厘不等，最少的也有顶一厘以下的。有一定的资历和突出贡献的方可顶身股。顶身股者大致占到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顶身股者的能力标准
以大盛魁商号为例，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六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经验，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生意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与分号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决断重大疑难。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顶整股的，最高顶九厘。
身股在一个商号或票号中占总股数的比例，没有一定的标准。一般来说，创立时期银股多，身股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身股渐次增多。老的商号或票号，后期身股分红所得占全部利润的一半以上。如著名的大德通票号，第一个账期(1889年)分红时，银股为20股，身股是9股7厘，到1908年的账期时，相距19年，银股仍为20股，身股则增至23股9厘5毫，身股增加了14股2厘5毫，超过银股3股9厘5毫，身股为银股的119.75%。
身股制度有利于调动员工伙友的工作积极性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记述:“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投资者为东家，在商号中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亡妻承，但对商号负有无限责任。身股只参加盈利分红，不承担亏赔责任，盈利大，分红多，盈利小，分红少。倘若营业状况不景气，没有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也可得到每年的“应支”报酬。应支实际上是“薪金”，按年发放，所有员工伙计都有。顶身股者，在商号中虽然不是多数，但由于所得红利丰厚，令人向往。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记述：“前清票庄全胜的年头，以总号经理来论，每届四年一股红账，可分得一万六千到二万两白银，则平均每年可得四五千两白银。再加上‘统事’一股约二千两，总数每年可得到七千两。如果有几个统事，则数目更多。”统事是由东家、经理及身股伙友，在账期由分到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的款额。统事不参与分红，但每年可得到利息，不能随意抽取。按现代的叫法，是风险基金。有的商号内可设几个或几十个统事。如大德通就有统事31个。就是一般员工伙友顶身股者，假如顶二厘身股，每年也能分到1200两白银。另外，对于顶身股者，还实行协账制度。所谓协账制度，就是顶身股者死后，仍然可按生前的身股份额，参加一至三个账期的分红，名为“故身股”。如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1854-1919年)在民国八年去世后，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账期分红时，仍以他原来的一股身股参与分红，得红利8000两银。又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德通的账期分红中，有陈通坦故身股一厘五毫，分得红利2550两银。身股者能得到如此优厚的红利，怎能不令人向往呢？由于人人都有这种向往，所以就充分调动了各处人位的工作积极性，使号内无身股者，奋发努力，搞好工作，争取早日得到身股待遇；有身股者，积极向上，多做成绩，争取多顶身股份额。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人向上的良好风气，全员上下，以号为家，“不责而勤，不检制而检”，为号事尽力尽责。
身股制度虽说还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如顶身股者不是大多数，不可能人人有身股，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创新；从实际施行中来看，身股制度利大于弊。这项制度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把财东利益、掌柜利益、职工利益和企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劳资矛盾化解到最小。因此，纵观晋商数百年的商务历史，还未发现因劳资矛盾激化而发生的冲突事件的记载。
编辑/独渚
身股制度，就是在东家开办的号庄中，允许掌柜(经理)、职员、伙友以个人的劳动力顶股份(俗称顶生意)，与财东的银股(也称资本股)一起参与利润分配。
总号大掌柜或总经理的身股份额是由财东聘任后面商确定的；号庄内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分号庄掌柜及一般职员伙友是否顶身股，顶多少股，则由大掌柜或总经理向财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载入“万金账”，即算正式顶上身股。这项工作每届账期(三年或四年)进行一次，职工伙友顶身股者，没有违犯铺章号规、工作有成绩的优秀者，每届账期可能上调一次，但上有封顶，最多不能超过一股(十厘)。对没有顶身股而表现优秀者，届期有机会提议上报审批。身股的份额多少，是按员工伙友的资历、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贡献大小来确定的。一般最初顶身股为二厘或三厘，如果表现好，每个账期增加一次，渐次增加，最多不超过一股。管账先生和二掌柜可顶七厘八厘不等。其他员工伙友顶五六厘、三四厘不等，最少的也有顶一厘以下的。有一定的资历和突出贡献的方可顶身股。顶身股者大致占到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顶身股者的能力标准
以大盛魁商号为例，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六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经验，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生意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与分号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决断重大疑难。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顶整股的，最高顶九厘。
身股在一个商号或票号中占总股数的比例，没有一定的标准。一般来说，创立时期银股多，身股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身股渐次增多。老的商号或票号，后期身股分红所得占全部利润的一半以上。如著名的大德通票号，第一个账期(1889年)分红时，银股为20股，身股是9股7厘，到1908年的账期时，相距19年，银股仍为20股，身股则增至23股9厘5毫，身股增加了14股2厘5毫，超过银股3股9厘5毫，身股为银股的119.75%。
身股制度有利于调动员工伙友的工作积极性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记述:“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投资者为东家，在商号中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亡妻承，但对商号负有无限责任。身股只参加盈利分红，不承担亏赔责任，盈利大，分红多，盈利小，分红少。倘若营业状况不景气，没有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也可得到每年的“应支”报酬。应支实际上是“薪金”，按年发放，所有员工伙计都有。顶身股者，在商号中虽然不是多数，但由于所得红利丰厚，令人向往。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记述：“前清票庄全胜的年头，以总号经理来论，每届四年一股红账，可分得一万六千到二万两白银，则平均每年可得四五千两白银。再加上‘统事’一股约二千两，总数每年可得到七千两。如果有几个统事，则数目更多。”统事是由东家、经理及身股伙友，在账期由分到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的款额。统事不参与分红，但每年可得到利息，不能随意抽取。按现代的叫法，是风险基金。有的商号内可设几个或几十个统事。如大德通就有统事31个。就是一般员工伙友顶身股者，假如顶二厘身股，每年也能分到1200两白银。另外，对于顶身股者，还实行协账制度。所谓协账制度，就是顶身股者死后，仍然可按生前的身股份额，参加一至三个账期的分红，名为“故身股”。如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1854-1919年)在民国八年去世后，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账期分红时，仍以他原来的一股身股参与分红，得红利8000两银。又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德通的账期分红中，有陈通坦故身股一厘五毫，分得红利2550两银。身股者能得到如此优厚的红利，怎能不令人向往呢？由于人人都有这种向往，所以就充分调动了各处人位的工作积极性，使号内无身股者，奋发努力，搞好工作，争取早日得到身股待遇；有身股者，积极向上，多做成绩，争取多顶身股份额。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人向上的良好风气，全员上下，以号为家，“不责而勤，不检制而检”，为号事尽力尽责。
身股制度虽说还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如顶身股者不是大多数，不可能人人有身股，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创新；从实际施行中来看，身股制度利大于弊。这项制度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把财东利益、掌柜利益、职工利益和企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劳资矛盾化解到最小。因此，纵观晋商数百年的商务历史，还未发现因劳资矛盾激化而发生的冲突事件的记载。
编辑/独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