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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房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293万余元，且横行乡里、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当地一大“官霸”。
按理说，一个县的住建局副局长，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在偌大官场中仅属“芝麻官”之列，然而。他却能毫无障碍地将2000多万非法所得尽入私囊，堪称为“小官大腐败”的典型。然而，历览当今，李志强之类并不鲜见：原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一个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官员，却能成为坐拥数亿家财的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官小权力大，个人资产高达两亿。
上述种种，用反腐败专家林喆的话来说，这叫“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许多贪腐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工作人员。根据《南方周末》的不完全统计，10年间中国出现在媒体视野数额上千万的贪腐案例中，科级(及以下)官员不下20，其中6个涉案金额近亿或上亿元。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干部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起势。
“腐败落势化”其实并不难理解。从政治学角度上讲，腐败与权力滥用只和是否受到监督制约有关，与官员本身级别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定理。特别是那身居肥差的官员风险系数更大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与小官大腐败相对应的，许多厅级干部却喋喋不休在人大、政协会上诉苦，称他们也买不起房子，因为，前者掌握了实权，而后者，虽贵为厅级，但实权有限。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如今某些级别较小的“贪官”呈现增多以及涉案金额打破一个又一个纪录的“腐败落势化”现象，常常和以下两种趋势有很大的关系。一是，科级与科级以下的干部所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至关重要的权力掌握在了科级及其以下的干部手中，从而也给了他们以“权力寻租”的极大空间；二是，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反腐机制仍然很不健全，预防腐败、制约和监督权力常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体制与机制建设根本无法起到有效遏制腐败的作用。尤其是肥差位置，所有监督都如牛栏关猫，形同虚设。治吏疏漏乏力，贪官可钻的空子实在是太多了。当年李志强的同事郭玉玺曾说，和李共事期间，他也多次找县委县政府的相关领导反映过情况，却总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他被调离了，而李志强则还稳坐其位。
消除“腐败落势化”，首先是要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惩治系数，该毙的一定要毙，这仍是震慑贪官的一个有效武器。但是，在对于科级及其以下腐败干部的打击，往往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会有上边的人出来说情。因此，还必须加强对“上”的查处，惩“小”的同时也要治“大”，要打掉小贪官背后的大“保护伞”。其次。仍然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头等重要位置，这种制度建设，从宏观上讲，则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比如纪委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民主的监督等：从微观上讲，我们给官员多大的权力，对于他的权力的公开透明和监督同样要有多大，不能让权力与受到的监督不对等。
(责编：山林)
按理说，一个县的住建局副局长，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在偌大官场中仅属“芝麻官”之列，然而。他却能毫无障碍地将2000多万非法所得尽入私囊，堪称为“小官大腐败”的典型。然而，历览当今，李志强之类并不鲜见：原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一个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官员，却能成为坐拥数亿家财的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官小权力大，个人资产高达两亿。
上述种种，用反腐败专家林喆的话来说，这叫“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许多贪腐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工作人员。根据《南方周末》的不完全统计，10年间中国出现在媒体视野数额上千万的贪腐案例中，科级(及以下)官员不下20，其中6个涉案金额近亿或上亿元。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干部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起势。
“腐败落势化”其实并不难理解。从政治学角度上讲，腐败与权力滥用只和是否受到监督制约有关，与官员本身级别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定理。特别是那身居肥差的官员风险系数更大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与小官大腐败相对应的，许多厅级干部却喋喋不休在人大、政协会上诉苦，称他们也买不起房子，因为，前者掌握了实权，而后者，虽贵为厅级，但实权有限。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如今某些级别较小的“贪官”呈现增多以及涉案金额打破一个又一个纪录的“腐败落势化”现象，常常和以下两种趋势有很大的关系。一是，科级与科级以下的干部所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至关重要的权力掌握在了科级及其以下的干部手中，从而也给了他们以“权力寻租”的极大空间；二是，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反腐机制仍然很不健全，预防腐败、制约和监督权力常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体制与机制建设根本无法起到有效遏制腐败的作用。尤其是肥差位置，所有监督都如牛栏关猫，形同虚设。治吏疏漏乏力，贪官可钻的空子实在是太多了。当年李志强的同事郭玉玺曾说，和李共事期间，他也多次找县委县政府的相关领导反映过情况，却总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他被调离了，而李志强则还稳坐其位。
消除“腐败落势化”，首先是要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惩治系数，该毙的一定要毙，这仍是震慑贪官的一个有效武器。但是，在对于科级及其以下腐败干部的打击，往往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会有上边的人出来说情。因此，还必须加强对“上”的查处，惩“小”的同时也要治“大”，要打掉小贪官背后的大“保护伞”。其次。仍然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头等重要位置，这种制度建设，从宏观上讲，则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比如纪委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民主的监督等：从微观上讲，我们给官员多大的权力，对于他的权力的公开透明和监督同样要有多大，不能让权力与受到的监督不对等。
(责编：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