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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蜀王建墓，即永陵，是五代十国时期西南地区的一座帝陵，虽面积不大，但对研究五代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在冯汉骥先生撰写的发掘报告中提及墓中十二神雕像应源于道教文化。王建的石刻造像放于墓中是否也基于道教的观念，本文主要围绕这一疑问进行讨论。
关键词：王建墓；永陵；地宫；石刻；道教
前蜀王建墓，史称永陵，于1940年成都西北郊修建防空洞时发现，1942年至1943年由冯汉骥带领考古小组对其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对墓葬发掘时的情况有详尽清晰的描述，并对其中的现象加以考证。
永陵地宫中的石刻主要集中在棺床和棺床两侧、后室石床和王建石雕像。王建的棺床石刻精美，东、西、南三面皆有龙纹和乐伎的雕刻，南面的四个壼门分别刻有两名乐伎和两名舞伎，壼们之间雕有鸾凤，东、西面各有十个壼门，內刻乐伎，壼们之间刻莲花，北面壼门内外皆刻莲花纹。棺床上雕刻的人物均为女性，共24人，所以也将这一组表现宫廷乐舞的人物称为二十四伎乐。冯汉骥先生结合诸多史料文献对其中出现的乐器也做了考证和说明，二十四伎乐中乐器种类丰富，反映当时宫廷乐舞场景。
地宫的设置实际上是帝王生前享受乐舞的情景再现，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非常明显。虽然，在地宫中有莲花纹，棺床为须弥座式，但是整个地宫的设置仍是生的主题，与佛教母题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这样从生前到死后的情景转移的原因是人对长生的向往，而长生的愿望在许多道教活动中有所体现。而二十四伎乐的石刻功用也类似于具有陪伴和娱乐功能的俑。
在棺床东、西两侧各有六尊半身圆雕神像，称为十二神。从十二神的表情来看，皆圆目 怒睁，双手放于棺床下呈托举状，似奋力抬棺，又有威慑作用。十二神的造型各异，虽被神化，却能从表情和面部特征对应到现实的人，所佩戴的冠和胄也为现实中的模版，实为人本的观念，而人本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体现。报告中指出十二神的设立应出自道教的十二神，而陵寝中设置十二神始于唐或五代，因十二神将主在驱凶避邪。而且冯先生认为十二神的位置应对应其方位并根据《大唐六典》和《五经总要后集》中的描述试将其排序，也符合隋六壬式盘的上十二神的顺序。我认为报告中实物与文献对应相当清晰，可信度极高，也便于求证，后来关于永陵地宫棺床两侧“十二神”的身份的各种其他猜测都不及本报告中证据充分。
在《宋史 礼制》中有对“玄宫”的记述中提及“十二神”，即工技家六壬式所使的十二神，源起更早。隋《五行大义》也对十二神、十二将有所注述。其功能主要是祛除，置于墓中意为驱凶辟邪。这种祛除作用也属于典型的道教方术的性质。
永陵地宫的后室有石床，浮雕有五条龙和两只狮形兽，石床上放置有王建石雕肖像和谥宝、玉册等。石床为仿制墓主人生前的御座而建，所以报告将其当作最庄严之地，置于后室石床上的所有文物也都体现墓主人的身份， 而且放置有墓主人的石雕像。
王建石雕像在墓中放置并非偶然，而是始于晚唐或五代风尚。报告中引用了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中的一段伪汉刘龑冢歌来说明当时陵墓中流行放置墓主人的像。在巫鸿先生《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就墓中放置石像的情况也有所介绍，巫鸿先生将墓中的石雕与“解除俑”做了比较，认为大约在晚唐或许更早的时候出现了“石真”这种真身的石质雕像，可能来源于解除俑。不同点在于“解除俑”是代替墓主人使之 免于地下世界的惩罚，而“石真”的意图更倾向于以自身的“不朽”和对真人的刻画来延长人的生命。在成都金鱼城某墓后室中也发现一件石质墓主人雕像，制于1182年，晚于永陵，然其铭文中“今将石真替代，报名延长”和这件石雕所放置的位置成为巫鸿先生认为王建的石雕像应该就是王建“石真”的重要依据。然而，王建石雕是否就是“石真”并没有在历史文献中得到印证。
在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主要是表现生活场景，以及为墓地祭祀所服务。汉代墓葬中强调死后另一世界的呈现，然而这个世界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其场景又都是取自愈生活的，只不过加以了艺术加工，同样是这样矛盾的心理也催生了西王母的形象，从而来满足人们对信仰的渴望。随着道教的形成，民众的信仰有了选择。道教活动中常有对长生愿望的满足，而佛教活动主要宣扬的是彼岸世界的宣传和对享乐的舍弃。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在不同的人群中发生的效力也就不同，生活优越的人更加向往永生，更怕失去现有的一切。
隋唐五代乃至宋是道教的兴盛时期，王建与唐朝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唐灭之后，王建在四川称帝，其宫廷文化沿袭唐制，崇道之风盛行。任杜光庭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王衍继位后，亲在苑中受道箓，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杜光庭对道教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样也影响了蜀地当时的文化。
那么，自然前蜀皇帝王建的墓葬深受道教影响。在墓葬的设置中，王建的石雕像不仅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更是整个墓葬的中心主题，二十四伎乐反映帝王生前的享乐场景，整个地宫的设计也就没有像汉代西王母代表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而是直接的现实模板。道教的永生观念在墓中得以体现。同样，十二神的石刻雕像也就无疑是道教文化因素所影响的产物，保护墓主，祛除凶邪。永生长生观念下，石刻作品也就更加注重写实和人本，王建的真容雕像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论其是否承载了“石真”的功能，他都代表了对生的延续。
参考文献：
[1]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2]谢辉，《永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3]巫鸿，《黄泉下的美术》，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版.
[4] 张亚平：《成都永陵博物馆》，巴蜀书社出版行，1999年5月第一版.
[5]汪小洋 ，姚义斌：《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6]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关键词：王建墓；永陵；地宫；石刻；道教
前蜀王建墓，史称永陵，于1940年成都西北郊修建防空洞时发现，1942年至1943年由冯汉骥带领考古小组对其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对墓葬发掘时的情况有详尽清晰的描述，并对其中的现象加以考证。
永陵地宫中的石刻主要集中在棺床和棺床两侧、后室石床和王建石雕像。王建的棺床石刻精美，东、西、南三面皆有龙纹和乐伎的雕刻，南面的四个壼门分别刻有两名乐伎和两名舞伎，壼们之间雕有鸾凤，东、西面各有十个壼门，內刻乐伎，壼们之间刻莲花，北面壼门内外皆刻莲花纹。棺床上雕刻的人物均为女性，共24人，所以也将这一组表现宫廷乐舞的人物称为二十四伎乐。冯汉骥先生结合诸多史料文献对其中出现的乐器也做了考证和说明，二十四伎乐中乐器种类丰富，反映当时宫廷乐舞场景。
地宫的设置实际上是帝王生前享受乐舞的情景再现，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非常明显。虽然，在地宫中有莲花纹，棺床为须弥座式，但是整个地宫的设置仍是生的主题，与佛教母题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这样从生前到死后的情景转移的原因是人对长生的向往，而长生的愿望在许多道教活动中有所体现。而二十四伎乐的石刻功用也类似于具有陪伴和娱乐功能的俑。
在棺床东、西两侧各有六尊半身圆雕神像，称为十二神。从十二神的表情来看，皆圆目 怒睁，双手放于棺床下呈托举状，似奋力抬棺，又有威慑作用。十二神的造型各异，虽被神化，却能从表情和面部特征对应到现实的人，所佩戴的冠和胄也为现实中的模版，实为人本的观念，而人本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体现。报告中指出十二神的设立应出自道教的十二神，而陵寝中设置十二神始于唐或五代，因十二神将主在驱凶避邪。而且冯先生认为十二神的位置应对应其方位并根据《大唐六典》和《五经总要后集》中的描述试将其排序，也符合隋六壬式盘的上十二神的顺序。我认为报告中实物与文献对应相当清晰，可信度极高，也便于求证，后来关于永陵地宫棺床两侧“十二神”的身份的各种其他猜测都不及本报告中证据充分。
在《宋史 礼制》中有对“玄宫”的记述中提及“十二神”，即工技家六壬式所使的十二神，源起更早。隋《五行大义》也对十二神、十二将有所注述。其功能主要是祛除，置于墓中意为驱凶辟邪。这种祛除作用也属于典型的道教方术的性质。
永陵地宫的后室有石床，浮雕有五条龙和两只狮形兽，石床上放置有王建石雕肖像和谥宝、玉册等。石床为仿制墓主人生前的御座而建，所以报告将其当作最庄严之地，置于后室石床上的所有文物也都体现墓主人的身份， 而且放置有墓主人的石雕像。
王建石雕像在墓中放置并非偶然，而是始于晚唐或五代风尚。报告中引用了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中的一段伪汉刘龑冢歌来说明当时陵墓中流行放置墓主人的像。在巫鸿先生《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就墓中放置石像的情况也有所介绍，巫鸿先生将墓中的石雕与“解除俑”做了比较，认为大约在晚唐或许更早的时候出现了“石真”这种真身的石质雕像，可能来源于解除俑。不同点在于“解除俑”是代替墓主人使之 免于地下世界的惩罚，而“石真”的意图更倾向于以自身的“不朽”和对真人的刻画来延长人的生命。在成都金鱼城某墓后室中也发现一件石质墓主人雕像，制于1182年，晚于永陵，然其铭文中“今将石真替代，报名延长”和这件石雕所放置的位置成为巫鸿先生认为王建的石雕像应该就是王建“石真”的重要依据。然而，王建石雕是否就是“石真”并没有在历史文献中得到印证。
在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主要是表现生活场景，以及为墓地祭祀所服务。汉代墓葬中强调死后另一世界的呈现，然而这个世界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其场景又都是取自愈生活的，只不过加以了艺术加工，同样是这样矛盾的心理也催生了西王母的形象，从而来满足人们对信仰的渴望。随着道教的形成，民众的信仰有了选择。道教活动中常有对长生愿望的满足，而佛教活动主要宣扬的是彼岸世界的宣传和对享乐的舍弃。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在不同的人群中发生的效力也就不同，生活优越的人更加向往永生，更怕失去现有的一切。
隋唐五代乃至宋是道教的兴盛时期，王建与唐朝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唐灭之后，王建在四川称帝，其宫廷文化沿袭唐制，崇道之风盛行。任杜光庭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王衍继位后，亲在苑中受道箓，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杜光庭对道教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样也影响了蜀地当时的文化。
那么，自然前蜀皇帝王建的墓葬深受道教影响。在墓葬的设置中，王建的石雕像不仅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更是整个墓葬的中心主题，二十四伎乐反映帝王生前的享乐场景，整个地宫的设计也就没有像汉代西王母代表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而是直接的现实模板。道教的永生观念在墓中得以体现。同样，十二神的石刻雕像也就无疑是道教文化因素所影响的产物，保护墓主，祛除凶邪。永生长生观念下，石刻作品也就更加注重写实和人本，王建的真容雕像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论其是否承载了“石真”的功能，他都代表了对生的延续。
参考文献：
[1]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2]谢辉，《永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3]巫鸿，《黄泉下的美术》，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版.
[4] 张亚平：《成都永陵博物馆》，巴蜀书社出版行，1999年5月第一版.
[5]汪小洋 ，姚义斌：《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6]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