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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4-1940年间，洛阳实验区进行了长达6年的乡村改造实验，在乡村政治建设、经济改良、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引导了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民政府新县制推行作了积极尝试。洛阳实验区的核心制度设计——民众基础教育制度体现了“政教合一”理念，是整合乡村基层政权、教育资源，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改造乡村社会的“总发动机”，在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上颇具开创性。
关键词 社会教育;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政教合一
20世纪上半叶，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与乡村改造大潮中，从政府到民间，不同派别、团体进行着形形色色的实验，各类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林林总总、层出不穷，而这些实验真正有实际成效和影响力，并对国家政治、社会建设及教育发展路径造成实际影响的并不多。中国社会教育社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教育学术团体，也是近代最大的中国社会教育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作创设的洛阳实验区在1934-1940年间进行了长达6年的实验①，在乡村政治建设、经济改良、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尤其社会教育方面有诸多创举，成效明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实验标本，不仅巩固了中国社会教育社“全国社教之总枢纽”的地位，而且主导了此后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径。洛阳实验区的理念、设计和模式影响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为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提供了重要借鉴。近年来，关于洛阳实验区已有零星研究，周慧梅在一篇文章中重点梳理了洛阳实验区的组织架构及其事业开展的“技术路线”，重点从乡村旧势力与社会新力量及实验区主导权方面分析了其不同于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1]。施克灿从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提出洛阳实验区实际上是与国家共谋：借助政治的力量，巩固与扩大民众教育事业，实现教育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共同发展，但导致教育的目标偏离了方向，教育的主体地位几近抹杀，民众教育变成了被政府利用的国民教育[2]。这些研究十分有见地，但由于受研究主题和视角的限制，皆未把洛阳实验区的基础制度设计——民众基础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梳理考察。洛阳实验区以“政教合一”为基本理念，以民众基础学校系统为中心的民众基础教育制度是其对内整合乡村基层政权力量、教育资源，对外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政治建设、经济改良、教育普及等乡村改造活动的核心，也是整个实验区运行的“机关”和“中枢”，在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上颇具开创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进行细致梳理考察，并加以分析论证，以期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发展理念、路径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洛阳实验区的提出及筹备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短暂迁都洛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不久，国民政府移回南京[3]。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利用考试院在洛财产创建中原社会教育馆，任铨叙部职员陈大白为主任，事业费由中央负责，职员薪俸开支由考试院负责[4]。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数月，使中央官员有机会直观地了解中原社会教育状况，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对河南、陕西一带的社会教育情况进行了考察，他感到“这些地方对于社会教育的需要是万分的迫切”[5]。陈大白也有同感：“中原土匪猖獗异常”，“老太婆念经拜佛，闺女们缠小脚，老百姓穴居野处，彼村与此村之械斗，以及卫生如何不讲究，知识如何不开通，这都是中原社会文化落后之实况”，“急待社会教育以启迪民智，复兴文化”[6]。
1933年3月，中国社会教育社在南京举行第四次理事会会议，陈大白与钮永建联衔提出“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案”。高阳“为实验社教新路线”也提出“请筹备民众教育实验区案”。理事会决议合并两案，成立一个实验区，定于洛阳附近，以便与中原社会教育馆联络办理[7]。
1933年5月，钮永建约陈大白到洛阳选区址。调查发现，第三区“在区域、人口、交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颇适宜”[8]。该区民众集村而居，“村单位实验极易奏效”[9]。经初步考察后，钮永建草拟《实验区实施计划纲要草案》，寄交中国社会教育社。6月5日，受中国社会教育社委托，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馆员陈增善、李可染、倪锡英、杨汝熊赴洛阳再次调查②。他们接洽了白马村保甲长、区长高鹏九、洛阳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王次甫等党政教各界，感到洛阳政界都十分热心[10]。可见，洛阳实验区十分注意争取党政各界支持，并有意识地从基层保甲长入手，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理念。
1933年8月，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在济南召开，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提《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理事会推定钮永建、高阳、赵光涛、王海涵、陈大白为设计委员。陈大白赴开封与教育厅长齐真如接洽合作，齐“极端赞成”[11]。1933底，赵步霞拟订实验区办法、进行程序，并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换文修正通过。1934年3月，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分别磋商后合设“洛阳实验区”，中国社会教育社主要负设计指导之责。随后，聘钮永建、趙步霞、王海涵、郑若谷、王维藩、郭芳五、宋香舟、赵光涛等8人为董事会董事，河南教育厅长齐真如、洛阳县政府王县长、中国社会教育社总干事俞庆棠为常务董事[12]。第二次董事会又聘戴季陶、张溥泉、刘峙、陈立夫为名誉董事，祝芾南为地方董事[13]。后来实验区董事扩大为20人，见表1。
由表1可知，实验区董事会名誉董事多为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要员，常务董事为合作三方的代表，地方董事为地方各机关代表。这里需注意的是，王怡柯、李步青（李廉方）两个专家董事分别为这一时期山东邹平、河南开封教育实验区的负责人，且这两处实验区当时在一些方面已颇具影响力。此外，实验区由中国社会教育社指导设计，该社成员不少位居党政机关要职或具有官方背景，具备较强的联络及动员能力，这是考察洛阳实验区不可忽视的因素。
1934年4月3日，实验区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议决成立实验区筹备处，开始筹备实验区[14]。筹备处职员仅有4名，其中陈大白为主任，职员个人情况见表2。 4月4日起，钮永建同各董事乘汽车赴洛阳第三区白马寺、翟泉镇、吕家庙等村视察一周，最终选东吕家庙村为代表村，吕庙村在河南洛阳县城东北约15里，1928年划入第三区东里乡，为典型的农村社会。1933年改保甲制，隶属第三区第六十五保，联保办事处设于该村。“村系统是依剿匪区保甲制度编制，自卫组织非常森严，领袖也都能干”;农民“皆忠厚质朴”，但“仍报‘顺天’态度”，“乐天守命”;“村媪多诵经礼佛，迷信风气甚炽，妇女尚多缠足”;“一切积极事业，均未能举办”[15]。“该村住户全系吕姓，近邻洛孟（孟津）大道，住户多系务农，暇时做笔，人情朴素，风俗淳厚。”可知，吕庙村的优势是保甲编制比较严密、民风淳朴[16]。困难在于农民观念仍保守，乡村建设基础薄弱，这也是实验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协调，吕庙村小学及短期小学各让出一部分房屋作为筹备处办公处，董事会确定先进行村单位实验，通过“实施初步教育”奠定基础，并通过“组织民众领袖份子”建立组织，通过“联络政教热心人士”协助实验[17]。
1934年8月22日，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实验区在吕庙实验村举行开幕典礼，“到各机关代表及民众约三千余人”，有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河南十区专员王次甫、中央军分校主任祝绍周、教育厅代表王公度、行都孤儿院长郭芳五、建设厅代表叶振钧、军校政训科长胡轨、洛阳第三区长郭子彬、教育局长王价臣、第三水利局长孙贻易、洛师校长李名章、河洛中校长魏明甫、京西茂陵教育区总干事杨兴荣、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王季昭、佟振甲、李一非等[18]。
二、民众基础学校的理念及设计
民众基础教育制度的核心理念是“政教合一”。按照赵步霞拟定的民众基础学校方案，实验区每村设一所民众基础学校，数村择一村设一所中心民众基础学校，中心民众基础学校设初级儿童班、高级儿童班、青年班、成人班、妇女班、职业班6类，民众基础学校设儿童班、青年班、成人班3类[19]，并“外设高级班，以罗致各村初级小学毕业学生”[20]。可见，民众基础学校能够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失学人员，其组织系统见图1。
通过这个组织系统可知，实验区董事会为全区最高组织，全区根本大计及实验方针由其设计。董事会下设指导处。指导处又分总务、教导、生计三股：总务股指导全区乡村建设事业，教导股指导普及教育事宜，生计股指导农业推广及合作社事宜。中心民众基础学校负责学校“一切设计指导与材料供给”，还负有视察、辅导各基础学校之责。各基础学校学董会由全村保甲长担任，办理本村建设事业，并联合所隶各村，组建学董联合会，以办理该范围内各村建设事业。
这种方案的优势在于：乡村小学较普遍，如每村小学均能负起这种责任来，中国马上就可以有百来万推动乡村建设的中心场所;乡村农民向来都尊崇教师，教师的设计与建议，易为农民们所接受;乡村小学可作为农民交流平台，农民可不时来此聚谈，讨论与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21]。实验区计划通过这种制度设计，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建设政治、经济、文化三种事业，由村到乡、区逐渐递进扩张[22]。因此，整个民众基础学校组织系统十分严密，“不仅是一部开动乡村教育的机器，实在是一部开动乡村建设的机器”[23]。
由于“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面的，绝非人才两缺之民教机关所能负此重责”，而实验事多人少，没有大批人员专司一事，实验区又设计了一种“经济办法”，对内拟行“单元制”，对外采用“联合式”。所谓“单元制”，就是每种事业为一单元，推定专员主持，但活动应联络与其主持单元有关者协作进行[24]。所谓“联合式”，即实验要与其他机关广泛联络，如与农林局、水利局等联络推广农业、建设水利，与区公所、保安团等联合建设村政、保卫乡村，与教育局、师范学校等联合普及教育，其他诸如卫生、金融、军事等均与有关机关协作，共谋事业发展。第一年实验，事业分九个单元：政治方面为村政建设、公民训练、卫生设施等;经济方面为农业推广、合作组织、针织工艺等;文化方面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强迫征学、传习导生制。事业单元各自一体，但内容多关联沟通，如教育方面，先建立民众基础教育制度，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然后运用征学制强迫民众入学，最后试行导生传习办法进行教學[25]。
三、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实验区认为，义务小学偏重于儿童，短期义务小学又偏重于青年，民众学校偏重于成人，“均为割裂的、片段的教育”。而中国多数青年和成人都是失学的，他们应受的教育同学龄儿童一样为基础教育，这三种教育均应为民众基础教育[26]。而以往民众学校存在专设不经济、附设无成效的弊端，若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连成一贯，则费力小而收效大。因此，他们提出将民众学校与小学校“改组为一个学校”，并命名为“民众基础学校”，通过基础学校实施民众基础教育。可见，民众基础教育制度包含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两方面，其施教对象包括6～10岁学龄儿童、10～16岁年长失学儿童及16～40岁失学青年，基础学校分儿童、成人两部。课程上则要求注重劳作和生产，教材尽量采用民众生活需要的乡土教材，以“巩固民众乡土意识”，最终建立民众本位的新教育系统。
1934年5月3日，吕庙村学务委员会成立，决议先筹设民众学校[27]。吕庙村初小原有学生34人，“由一老先生教学”，另有短期女子小学一班，计23人，同样“由村中一老先生教学”，与小学“各不相谋”，实验区办事处设立时，“校务已久停顿，教师亦已辞职停教”。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开会时提出合作方案，经洛阳县政府第三科长及教育局长允许，将小学所在的行政区移交实验区，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成立[28]。
5月11日，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开学，学校分作儿童部、青年部及成人部，各部又分作男子班及女子班。这样，学制各个阶段紧相衔接，比较符合失学者心理，因为“错过了一个学习机会，还有另一个学习机会等着他，并没有‘时不再来’的缺憾”。学习阶段可自主选择，“如因个人境遇的不同，而欲延长或缩短学习期限，欲白昼或夜晚学习，均可听其自择”[29]。开班之初，成人部有“学生六七十名，多属壮年份子”。儿童部男生组于7月2日开课，学生62人，编制五级教学。女子小学10月2日开课，实施二部教学，上午为女子普通班，以国语、算术、常识为主，下午为家事班，以刺绣、毛织工、家政常识为主。 陈大白称赞民众基础学校“纳儿童、青年与成人于一堂，其相互感应结果，可使儿童自觉到己身非特殊阶级，而娴于生活活动，失学青年可自觉到己身在教育上原有其权利，而勇于向学”，且“恰好儿童班与青年及成人班的教室与时间并不冲突”，校舍校具均可尽其用，这种新学制实在“乃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打成一片的办法”[30]。
由于在原有乡村小学基础上建立，民众基础学校仅有一位教师、一个教室、一套教具，实验区指导处通过合理安排教学时间，使有限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一中心处所，上午教育儿童，下午训练青年，晚间教导成人，均可交替使用，教师可轮流训练”[31]。其教学场所及时间支配见表3。
通过将教学时间按不同受教人群忙闲程度分时段合理分配，便可充分利用教师、教室及教具。实验区报告显示，儿童部初级男子班后来由31人增至55人，高级班补习生从7人增至33人，普通可供三四十儿童教学之用者，今则可供百十人之用”，“原来一教师仅教三四十儿童”，重新编制后“可教七八十人，甚或百余人”。另外，这种设计还有利于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学以致用，“教室内的教学与农田家庭的教学相辅而行，庶不至养成用手不用脑或用脑不用手的偏枯病”。吕庙实验村民众基础学校虽仅有教室三处，但七八种班级的训练，仍“可支配得裕如”。唯一不足的是，一般乡村小学大多只有一位男教师，实验区认为男教师来负起妇女教学责任，教儿童尚可，但对青年妇女和成人妇女“仍有许多做不通处”[32]。
课程方面，儿童部完全照教育部颁发课程标准，分国语、算术、常识等科，采取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以冀在学习过程上，能与一般小学校进度齐一”[33]。此外，还设有晨会、整洁活动、个别阅读、劳作活动、康乐活动、郊外教学等特殊课程，“均属根据乡村社会之实际需要与儿童身心之发展过程”适度增加[34]。青年、成人部则略微变通。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课程情况见表4。
由表4可知，民众基础学校除“识字”等课程相同外，其他课程依据不同施教对象的已有经验及现实需要开设，不但儿童、青年和成人课程不相同，男子、女子课程也不相同，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及乡村建设需要，如对成年农民开设农业常识，对妇女授以家政、家事等科目。但课程设置又不囿于其实际生活，注意扩展材料增长其见识，如增设公民训练、康乐活动等。此外，时事报告、村治讨论等课程都取消课堂上课的形式，社会服务与缝纫、烹饪等课程不在教室举行，不使学生“具有求学就是读书的观念”[35]。
学制方面，民众基础学校修业期限基本遵循部颁法令，初级儿童班修业期限为四年，高级儿童班修业期限为二年，青年补习教育准部定短期义务教育办法办理，修业期为一年，实行半日制，如愿全日受学者须征收学费，成年补习教育修业期五个月，每日教学二时，为适应农民劳作时令，“均于农暇时教学”[36]。
吕庙民众基础学校各班修业进展较顺利：儿童部高级班六年级1935年暑期结业;成人部男子班自1934年8月征入，1935年1月结业;成人部妇女班自1934年10月入学，1935年3月结业。据实验区报告，一年中吕庙村学龄儿童、失学青年及成人“均受基础教育”。不过，仍“有若干成年妇女，以怩于积习”不肯入学，实验区采用导生传习制，“将教育送上门去，以使其受此至低限度之教育”[37]。
值得一提的是，吕庙民众基础学校在对儿童基础智识培植的同时，注重社会化的活动，“以冀小学生负起乡村运动的责任”。儿童高级班实行几种新的生活方式，如升旗典礼、精神训话、新闻报告、怡情活动、整洁活动等，作为“实行新生活的初步”[38]。
1935年3～7月份的吕庙实验村中心基础学校儿童部《逐月整洁检查评点一览表》详细列出了汲水、洒水、扫地、擦玻璃、倒痰盂、拭桌椅等项目参加人数及每月得优评次数[39]，对儿童个人整洁方面的检查要点有：手面是否清洁、衣服是否整洁、是否刷牙等。1935年1～5月逐周整洁评点这三项分数均呈上升趋势，见图2。
此外，每日早饭及午饭后大队集合，上午由大队长作10分钟的精神训话，下午由中队长作10分钟的新闻报告[40]。精神训话内容以生活习惯、德操方面最多，为人处事方面次之，團体意识、民族意识方面也占一定比重。讲话内容注意从儿童生活延伸到国家观念，“渐次将其自我领域扩大，且由具体行为而及于理想标准”[41]。具体情况见表5。
新闻报告方面，每日由大队长和国语导生轮流摘译各方要闻，书于壁报栏内，并由轮值员逐条报告。1935年3月之后的数月，新闻报告计达434次，几乎每日均未间断。其中：世界新闻86次，占9.81%;国内新闻132次，占30.40%;省政要闻45次，占10.30%;县政要闻84次，占19.30%;本区消息87次，占20.10%。由此可见，“国内新闻”最多，其中，中央政令及行营政令31次、战区问题18次、华北事件13次、剿匪消息21次、革新运动17次、教育消息仅4次。这显然与华北日益严峻的形势密不可分，同时遵照中央命令宣传新生活运动，教育消息反成次要。“本区消息”“县政要闻”次之，洛阳实验区由三机关合设，洛阳县政府对实验区的影响显然更直接一些，因此，“县政”更需关心。“省政要闻”“世界新闻”相对较少，世界新闻中，军备扩充占1/4强[42]，这显然也是为抗战动员做宣传。
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成立之初，实验区通过成人部学员进行了农户调查及农村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家庭人口、教育程度、职业与生计状况，吕庙村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教育与礼俗等[43]。据调查，1934年度吕庙村755人中已受或正受教育者289人（读书2.5年的占130人），平均受教育率高达38.28%，其中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39.64%。可见，吕庙村教育基础尚可，失学率并不算高，不过，女童失学严重，学龄儿童中没有一个女童在学。年长失学者40人，女子占39人，说明年长女子失学也十分严重。此外，成年失学总体也很严重，有284人（成人总数324人），且女子明显多于男子（成人男女人数基本持平）[44]。而到1935年9月，吕庙中心民众基础学校已经招生243人，其中儿童部89人（男55，女34），青年部66人（男34，女32），成人部88人（男57，女31）[45]。这时男女入学比例已经相差不大，这也反映了民众基础教育取得了成效。 四、实验区的发展扩大及其历史意义
由于第一年的实验“范围仅限于吕庙村一处，地方民众不知者亦占多数，故大半并未受若何影響”[46]。1935年初，实验区划吕庙村周围5里为推广区，欲将民众基础学校推广至附近各村，为第二年度实验打基础[47]。
实验区仍先与区公所合作，召集各联保办事处主任在3月间开始举行推广区社会概况调查[48]。指导员金绍武、黄理齐、沙居易分区指导，由各村教师保甲长负责调查，并由中心民校青年服务团协助工作。调查项目分人口、教育程度、原有社会组织、土地分配、农田与水利、主要农产物、主要副业等[49]。
通过调查发现，推广区范围内的15个村学校均为私塾，计25所，学童425人，教育经费全年约1500元[50]。平均每校经费仅60元，“教育之落后，为外人所梦想不到”[51]。如刘家坡110户人家，私塾4所，每校十二三人，教师待遇每年四五十元。各村“所谓学董仅负聘师集薪之责，平时对于教师概不过问，常见意见分歧，各树旗帜”。实验区调查人员认为，教育落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农村经济破产筹款不易;村民私见分歧致一村数塾;教师智识太差无振作精神，“籍教书以糊口”;由一二人包办谈不上科学化的组织[52]。
1935年上半年，实验区对学塾进行如下辅导：一是训练塾师。实验区趁县政府委托办理塾师训练班的机会，对塾师“实施集团的训练，变更其头脑，充实其学识，指导其方法，鼓励其社会服务精神”[53]。对成绩优良者呈请县府颁给证书，转为正式教师，年龄过高思想迂腐者略予裁汰，程度稍可者暂准各村聘用，继续训练以期能胜任[54]。二是协助教学。凡算术、注音符号、唱歌等塾师不能指导的科目，由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青年班学生试行传习制时协助教学，指导员示范教学则于视导时进行。三是指导学务。指导教室光线、空气及校具、教具、课程设置，废止四书、百家姓及千字文等。指示各村学生用自家所织土布染成黑色，雇工制成制服。学级编制、教学及训育方法也随时指导[55]。四是共同活动。凡遇盛大纪念日及重大活动皆通知各塾师率学生来中心民校参加。五是指导乡村建设。指导办理植树、筑路、疾病诊疗、农业推广、书帖、壁报、代笔处，举办各种纪念日等[56]。六是定期测验。中心民众基础学校月终赴各校测验国语、常识、算术，期终会考一次，对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恶劣者予以警告或取缔。通过一系列辅导，学校气象逐渐更新，“私塾之腐气，已逐渐消除”[57]。实验区又对塾师进行了两次会考，并进行了评定和奖惩[58]。
此后，实验区又采取如下措施改良推广区的教育事业：合并改良学塾，组成表证基础学校;由热心教育者及保甲长组成学董会，办理普及教育及乡村建设事宜;经费由学董筹划，学生酌收学费或由地方公款提充;教师由学董聘用私塾优秀者;学校实行传习制，教授不能来校的村民;全村学龄儿童、失学青年及成人均须应征入学;表证基础学校的事业设施及教学方法均按实验区指导，实验区派中心基础学校儿童班学生社会服务团协助教学及办理其他乡村建设事宜[59]。
吕庙村中心基础学校由实验区指导处直接指导，“较能灵活运用”。而推广区主要由中心基础学校导师负责指导，且“多系私塾”，容易发生困难。因此，指导处计划先将推广区学塾改为简易小学，再由简易小学改为民众基础学校[60]。并选择条件较合的学塾，特约为表证基础学校。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实验区先在各村组织学董会，由保甲长会议推举学董，保长担任主席，统一行政权能[61]。合塾设校工作由学董会负责办理，实验区趁塾师一年聘期满时，于腊月中旬宣布合塾设校，校址、经费、教师问题经学董会议商议皆“迎刃而解”。其中，经费由校董会筹划，学生酌收学费;校舍设备用学塾原有设备[62]。仅“费时三日”便完成了“改组十五村之私塾”[63]。推广区各村学董会合塾设校工作概况见表6。
推广区合塾设校后，各村民众基础教育行政由保长负责，教师从塾师中选择成绩较佳者，教师薪金由学生负担，年薪40～100元不等，公杂费由公款筹划补充。各校设备逐渐完善[64]。不过，由于“地方民众旧观念太深”，“对此种设施嫉视者颇多”[65]，各校学董会也“各自其政，进展较难”。为联络各村学董讨论观摩，并培养民众团体精神与社会服务观念，实验区发起学董联合会，以改进各村学塾设施，辅助实验区视导各村学塾教导状况[66]。
实验区在15村中特约西吕庙、大里王、马沟、小王村、刘家坡村改良学塾为表证基础学校，除教学外，学校还负有改良农业、建立自卫组织等乡建责任[67]。据1935年底统计，除指导处原设中心基础学校外，各村共设基础学校13所，教育儿童512人，教育青年及成人438人，读书求新知识之风“已弥漫于全施教区”[68]。
1935年度，施教区扩展至20村，基础学校增至17校。为适应实验区不断扩大的情况，实验区开办师资训练班，训练对象为民众基础学校高级儿童班学员及各村青年，使他们辅助各村基础学校教学[69]。凡推广区教师均强迫受训6个月，科目有教育概论、社会常识、自然常识与算术，既注重充实基本知识，也注意培养乡村建设能力。毕业考试及格者由洛阳县政府发给证书，准予永远执教，并介绍至各村服务。此外，实验区还发起组织基础教育研究会，组织各校教师的交流活动，如1936年4月26日，研究会便利用星期休假举行轮回参观，由指导员率领分别赴各校参观，使施教区20余村基础学校教师交换观摩[70]。
1936年度，实验区又扩至和乐、平合、耀里3个乡46村，涵盖261甲12534人，基础学校新增20校[71]。随着施教区不断扩大，原有中心基础学校难以辅导辽阔区域，实验区计划增设十里铺作为平合乡中心支部，尤家村作为和乐乡中心支部，办理中心基础学校。随后，实验区呈洛阳县政府请将十里铺庙拨充为平合乡支部屋舍，商同联保办公处迁入该庙，并划平合乡为“保教合一”实验乡，实验“保教合一”事业[72]。 实验进行一年的时候，中国社会教育社总干事俞庆棠对洛阳实验区进行了极高评价，“虽仅一载，成绩确有可观，将来或能成为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事业之中心”[73]。王怀良在《回忆洛阳民教实验区》一文中写道：“建立实验区后，施教未及一年，村内民风即有所转变：男的要求荷枪御敌保家乡，女的要求识字明理学文化。当时区内男女老幼啧啧称许说：‘洛阳东乡吕家庙村的风气变了！’”[74]总体上，经过几年的实验，民众识字率有明显提高，农村社会秩序得到改善。1940年，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加之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创洛阳实验区的合约期满，经由董事会商议后宣布项目结束。实验“业已六载，事业实验颇著成效”，“于乡建学术，殊多贡献”[75]。可见，实验区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可。
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的设计产生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农村濒临破产、民族面临危亡;另一方面，整个国家文盲遍地，亟需提高国民素质。在这种两难的情景之下，国内虽有各种名目的乡村改造、社会教育实验，但多成效有限。洛阳实验区限于人力物力，实验从“村单位”做起，一方面，注重利用保甲长这类在政治及宗法上具有双重地位的人推动实验事业，尽量采取迂回的办法获取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注重借助政府的力量，政策上尽量与官方保持一致，这样既能减少阻力，亦可推进国家建设事业。乡村改造必须改变乡民、动员乡民，“民众基础教育制度”是洛阳实验区乡村改造的基础和重点，征学制和导生传习制是民众基础教育实验的重要支撑，前者解决了招生留生问题，后者解决了师资及成年失学妇女教育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具体考察。洛阳实验区的民众基础教育制度通过精密有效的制度设计，提高了民众的入学率和受教育水平，进而较全面地提高了民众素质，较好地推动了乡村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整个制度设计体现了中国社会教育社“政教合一”的社会教育理念和建立社会本位教育体制的改革主张，为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发展路径和模式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本土化、现代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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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教育;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政教合一
20世纪上半叶，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与乡村改造大潮中，从政府到民间，不同派别、团体进行着形形色色的实验，各类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林林总总、层出不穷，而这些实验真正有实际成效和影响力，并对国家政治、社会建设及教育发展路径造成实际影响的并不多。中国社会教育社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教育学术团体，也是近代最大的中国社会教育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作创设的洛阳实验区在1934-1940年间进行了长达6年的实验①，在乡村政治建设、经济改良、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尤其社会教育方面有诸多创举，成效明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实验标本，不仅巩固了中国社会教育社“全国社教之总枢纽”的地位，而且主导了此后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径。洛阳实验区的理念、设计和模式影响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为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提供了重要借鉴。近年来，关于洛阳实验区已有零星研究，周慧梅在一篇文章中重点梳理了洛阳实验区的组织架构及其事业开展的“技术路线”，重点从乡村旧势力与社会新力量及实验区主导权方面分析了其不同于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1]。施克灿从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提出洛阳实验区实际上是与国家共谋：借助政治的力量，巩固与扩大民众教育事业，实现教育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共同发展，但导致教育的目标偏离了方向，教育的主体地位几近抹杀，民众教育变成了被政府利用的国民教育[2]。这些研究十分有见地，但由于受研究主题和视角的限制，皆未把洛阳实验区的基础制度设计——民众基础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梳理考察。洛阳实验区以“政教合一”为基本理念，以民众基础学校系统为中心的民众基础教育制度是其对内整合乡村基层政权力量、教育资源，对外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政治建设、经济改良、教育普及等乡村改造活动的核心，也是整个实验区运行的“机关”和“中枢”，在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上颇具开创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进行细致梳理考察，并加以分析论证，以期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发展理念、路径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洛阳实验区的提出及筹备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短暂迁都洛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不久，国民政府移回南京[3]。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利用考试院在洛财产创建中原社会教育馆，任铨叙部职员陈大白为主任，事业费由中央负责，职员薪俸开支由考试院负责[4]。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数月，使中央官员有机会直观地了解中原社会教育状况，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对河南、陕西一带的社会教育情况进行了考察，他感到“这些地方对于社会教育的需要是万分的迫切”[5]。陈大白也有同感：“中原土匪猖獗异常”，“老太婆念经拜佛，闺女们缠小脚，老百姓穴居野处，彼村与此村之械斗，以及卫生如何不讲究，知识如何不开通，这都是中原社会文化落后之实况”，“急待社会教育以启迪民智，复兴文化”[6]。
1933年3月，中国社会教育社在南京举行第四次理事会会议，陈大白与钮永建联衔提出“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案”。高阳“为实验社教新路线”也提出“请筹备民众教育实验区案”。理事会决议合并两案，成立一个实验区，定于洛阳附近，以便与中原社会教育馆联络办理[7]。
1933年5月，钮永建约陈大白到洛阳选区址。调查发现，第三区“在区域、人口、交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颇适宜”[8]。该区民众集村而居，“村单位实验极易奏效”[9]。经初步考察后，钮永建草拟《实验区实施计划纲要草案》，寄交中国社会教育社。6月5日，受中国社会教育社委托，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馆员陈增善、李可染、倪锡英、杨汝熊赴洛阳再次调查②。他们接洽了白马村保甲长、区长高鹏九、洛阳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王次甫等党政教各界，感到洛阳政界都十分热心[10]。可见，洛阳实验区十分注意争取党政各界支持，并有意识地从基层保甲长入手，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理念。
1933年8月，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在济南召开，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提《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理事会推定钮永建、高阳、赵光涛、王海涵、陈大白为设计委员。陈大白赴开封与教育厅长齐真如接洽合作，齐“极端赞成”[11]。1933底，赵步霞拟订实验区办法、进行程序，并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换文修正通过。1934年3月，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分别磋商后合设“洛阳实验区”，中国社会教育社主要负设计指导之责。随后，聘钮永建、趙步霞、王海涵、郑若谷、王维藩、郭芳五、宋香舟、赵光涛等8人为董事会董事，河南教育厅长齐真如、洛阳县政府王县长、中国社会教育社总干事俞庆棠为常务董事[12]。第二次董事会又聘戴季陶、张溥泉、刘峙、陈立夫为名誉董事，祝芾南为地方董事[13]。后来实验区董事扩大为20人，见表1。
由表1可知，实验区董事会名誉董事多为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要员，常务董事为合作三方的代表，地方董事为地方各机关代表。这里需注意的是，王怡柯、李步青（李廉方）两个专家董事分别为这一时期山东邹平、河南开封教育实验区的负责人，且这两处实验区当时在一些方面已颇具影响力。此外，实验区由中国社会教育社指导设计，该社成员不少位居党政机关要职或具有官方背景，具备较强的联络及动员能力，这是考察洛阳实验区不可忽视的因素。
1934年4月3日，实验区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议决成立实验区筹备处，开始筹备实验区[14]。筹备处职员仅有4名，其中陈大白为主任，职员个人情况见表2。 4月4日起，钮永建同各董事乘汽车赴洛阳第三区白马寺、翟泉镇、吕家庙等村视察一周，最终选东吕家庙村为代表村，吕庙村在河南洛阳县城东北约15里，1928年划入第三区东里乡，为典型的农村社会。1933年改保甲制，隶属第三区第六十五保，联保办事处设于该村。“村系统是依剿匪区保甲制度编制，自卫组织非常森严，领袖也都能干”;农民“皆忠厚质朴”，但“仍报‘顺天’态度”，“乐天守命”;“村媪多诵经礼佛，迷信风气甚炽，妇女尚多缠足”;“一切积极事业，均未能举办”[15]。“该村住户全系吕姓，近邻洛孟（孟津）大道，住户多系务农，暇时做笔，人情朴素，风俗淳厚。”可知，吕庙村的优势是保甲编制比较严密、民风淳朴[16]。困难在于农民观念仍保守，乡村建设基础薄弱，这也是实验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协调，吕庙村小学及短期小学各让出一部分房屋作为筹备处办公处，董事会确定先进行村单位实验，通过“实施初步教育”奠定基础，并通过“组织民众领袖份子”建立组织，通过“联络政教热心人士”协助实验[17]。
1934年8月22日，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实验区在吕庙实验村举行开幕典礼，“到各机关代表及民众约三千余人”，有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河南十区专员王次甫、中央军分校主任祝绍周、教育厅代表王公度、行都孤儿院长郭芳五、建设厅代表叶振钧、军校政训科长胡轨、洛阳第三区长郭子彬、教育局长王价臣、第三水利局长孙贻易、洛师校长李名章、河洛中校长魏明甫、京西茂陵教育区总干事杨兴荣、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王季昭、佟振甲、李一非等[18]。
二、民众基础学校的理念及设计
民众基础教育制度的核心理念是“政教合一”。按照赵步霞拟定的民众基础学校方案，实验区每村设一所民众基础学校，数村择一村设一所中心民众基础学校，中心民众基础学校设初级儿童班、高级儿童班、青年班、成人班、妇女班、职业班6类，民众基础学校设儿童班、青年班、成人班3类[19]，并“外设高级班，以罗致各村初级小学毕业学生”[20]。可见，民众基础学校能够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失学人员，其组织系统见图1。
通过这个组织系统可知，实验区董事会为全区最高组织，全区根本大计及实验方针由其设计。董事会下设指导处。指导处又分总务、教导、生计三股：总务股指导全区乡村建设事业，教导股指导普及教育事宜，生计股指导农业推广及合作社事宜。中心民众基础学校负责学校“一切设计指导与材料供给”，还负有视察、辅导各基础学校之责。各基础学校学董会由全村保甲长担任，办理本村建设事业，并联合所隶各村，组建学董联合会，以办理该范围内各村建设事业。
这种方案的优势在于：乡村小学较普遍，如每村小学均能负起这种责任来，中国马上就可以有百来万推动乡村建设的中心场所;乡村农民向来都尊崇教师，教师的设计与建议，易为农民们所接受;乡村小学可作为农民交流平台，农民可不时来此聚谈，讨论与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21]。实验区计划通过这种制度设计，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建设政治、经济、文化三种事业，由村到乡、区逐渐递进扩张[22]。因此，整个民众基础学校组织系统十分严密，“不仅是一部开动乡村教育的机器，实在是一部开动乡村建设的机器”[23]。
由于“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面的，绝非人才两缺之民教机关所能负此重责”，而实验事多人少，没有大批人员专司一事，实验区又设计了一种“经济办法”，对内拟行“单元制”，对外采用“联合式”。所谓“单元制”，就是每种事业为一单元，推定专员主持，但活动应联络与其主持单元有关者协作进行[24]。所谓“联合式”，即实验要与其他机关广泛联络，如与农林局、水利局等联络推广农业、建设水利，与区公所、保安团等联合建设村政、保卫乡村，与教育局、师范学校等联合普及教育，其他诸如卫生、金融、军事等均与有关机关协作，共谋事业发展。第一年实验，事业分九个单元：政治方面为村政建设、公民训练、卫生设施等;经济方面为农业推广、合作组织、针织工艺等;文化方面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强迫征学、传习导生制。事业单元各自一体，但内容多关联沟通，如教育方面，先建立民众基础教育制度，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然后运用征学制强迫民众入学，最后试行导生传习办法进行教學[25]。
三、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实验区认为，义务小学偏重于儿童，短期义务小学又偏重于青年，民众学校偏重于成人，“均为割裂的、片段的教育”。而中国多数青年和成人都是失学的，他们应受的教育同学龄儿童一样为基础教育，这三种教育均应为民众基础教育[26]。而以往民众学校存在专设不经济、附设无成效的弊端，若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连成一贯，则费力小而收效大。因此，他们提出将民众学校与小学校“改组为一个学校”，并命名为“民众基础学校”，通过基础学校实施民众基础教育。可见，民众基础教育制度包含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两方面，其施教对象包括6～10岁学龄儿童、10～16岁年长失学儿童及16～40岁失学青年，基础学校分儿童、成人两部。课程上则要求注重劳作和生产，教材尽量采用民众生活需要的乡土教材，以“巩固民众乡土意识”，最终建立民众本位的新教育系统。
1934年5月3日，吕庙村学务委员会成立，决议先筹设民众学校[27]。吕庙村初小原有学生34人，“由一老先生教学”，另有短期女子小学一班，计23人，同样“由村中一老先生教学”，与小学“各不相谋”，实验区办事处设立时，“校务已久停顿，教师亦已辞职停教”。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开会时提出合作方案，经洛阳县政府第三科长及教育局长允许，将小学所在的行政区移交实验区，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成立[28]。
5月11日，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开学，学校分作儿童部、青年部及成人部，各部又分作男子班及女子班。这样，学制各个阶段紧相衔接，比较符合失学者心理，因为“错过了一个学习机会，还有另一个学习机会等着他，并没有‘时不再来’的缺憾”。学习阶段可自主选择，“如因个人境遇的不同，而欲延长或缩短学习期限，欲白昼或夜晚学习，均可听其自择”[29]。开班之初，成人部有“学生六七十名，多属壮年份子”。儿童部男生组于7月2日开课，学生62人，编制五级教学。女子小学10月2日开课，实施二部教学，上午为女子普通班，以国语、算术、常识为主，下午为家事班，以刺绣、毛织工、家政常识为主。 陈大白称赞民众基础学校“纳儿童、青年与成人于一堂，其相互感应结果，可使儿童自觉到己身非特殊阶级，而娴于生活活动，失学青年可自觉到己身在教育上原有其权利，而勇于向学”，且“恰好儿童班与青年及成人班的教室与时间并不冲突”，校舍校具均可尽其用，这种新学制实在“乃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打成一片的办法”[30]。
由于在原有乡村小学基础上建立，民众基础学校仅有一位教师、一个教室、一套教具，实验区指导处通过合理安排教学时间，使有限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一中心处所，上午教育儿童，下午训练青年，晚间教导成人，均可交替使用，教师可轮流训练”[31]。其教学场所及时间支配见表3。
通过将教学时间按不同受教人群忙闲程度分时段合理分配，便可充分利用教师、教室及教具。实验区报告显示，儿童部初级男子班后来由31人增至55人，高级班补习生从7人增至33人，普通可供三四十儿童教学之用者，今则可供百十人之用”，“原来一教师仅教三四十儿童”，重新编制后“可教七八十人，甚或百余人”。另外，这种设计还有利于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学以致用，“教室内的教学与农田家庭的教学相辅而行，庶不至养成用手不用脑或用脑不用手的偏枯病”。吕庙实验村民众基础学校虽仅有教室三处，但七八种班级的训练，仍“可支配得裕如”。唯一不足的是，一般乡村小学大多只有一位男教师，实验区认为男教师来负起妇女教学责任，教儿童尚可，但对青年妇女和成人妇女“仍有许多做不通处”[32]。
课程方面，儿童部完全照教育部颁发课程标准，分国语、算术、常识等科，采取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以冀在学习过程上，能与一般小学校进度齐一”[33]。此外，还设有晨会、整洁活动、个别阅读、劳作活动、康乐活动、郊外教学等特殊课程，“均属根据乡村社会之实际需要与儿童身心之发展过程”适度增加[34]。青年、成人部则略微变通。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课程情况见表4。
由表4可知，民众基础学校除“识字”等课程相同外，其他课程依据不同施教对象的已有经验及现实需要开设，不但儿童、青年和成人课程不相同，男子、女子课程也不相同，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及乡村建设需要，如对成年农民开设农业常识，对妇女授以家政、家事等科目。但课程设置又不囿于其实际生活，注意扩展材料增长其见识，如增设公民训练、康乐活动等。此外，时事报告、村治讨论等课程都取消课堂上课的形式，社会服务与缝纫、烹饪等课程不在教室举行，不使学生“具有求学就是读书的观念”[35]。
学制方面，民众基础学校修业期限基本遵循部颁法令，初级儿童班修业期限为四年，高级儿童班修业期限为二年，青年补习教育准部定短期义务教育办法办理，修业期为一年，实行半日制，如愿全日受学者须征收学费，成年补习教育修业期五个月，每日教学二时，为适应农民劳作时令，“均于农暇时教学”[36]。
吕庙民众基础学校各班修业进展较顺利：儿童部高级班六年级1935年暑期结业;成人部男子班自1934年8月征入，1935年1月结业;成人部妇女班自1934年10月入学，1935年3月结业。据实验区报告，一年中吕庙村学龄儿童、失学青年及成人“均受基础教育”。不过，仍“有若干成年妇女，以怩于积习”不肯入学，实验区采用导生传习制，“将教育送上门去，以使其受此至低限度之教育”[37]。
值得一提的是，吕庙民众基础学校在对儿童基础智识培植的同时，注重社会化的活动，“以冀小学生负起乡村运动的责任”。儿童高级班实行几种新的生活方式，如升旗典礼、精神训话、新闻报告、怡情活动、整洁活动等，作为“实行新生活的初步”[38]。
1935年3～7月份的吕庙实验村中心基础学校儿童部《逐月整洁检查评点一览表》详细列出了汲水、洒水、扫地、擦玻璃、倒痰盂、拭桌椅等项目参加人数及每月得优评次数[39]，对儿童个人整洁方面的检查要点有：手面是否清洁、衣服是否整洁、是否刷牙等。1935年1～5月逐周整洁评点这三项分数均呈上升趋势，见图2。
此外，每日早饭及午饭后大队集合，上午由大队长作10分钟的精神训话，下午由中队长作10分钟的新闻报告[40]。精神训话内容以生活习惯、德操方面最多，为人处事方面次之，團体意识、民族意识方面也占一定比重。讲话内容注意从儿童生活延伸到国家观念，“渐次将其自我领域扩大，且由具体行为而及于理想标准”[41]。具体情况见表5。
新闻报告方面，每日由大队长和国语导生轮流摘译各方要闻，书于壁报栏内，并由轮值员逐条报告。1935年3月之后的数月，新闻报告计达434次，几乎每日均未间断。其中：世界新闻86次，占9.81%;国内新闻132次，占30.40%;省政要闻45次，占10.30%;县政要闻84次，占19.30%;本区消息87次，占20.10%。由此可见，“国内新闻”最多，其中，中央政令及行营政令31次、战区问题18次、华北事件13次、剿匪消息21次、革新运动17次、教育消息仅4次。这显然与华北日益严峻的形势密不可分，同时遵照中央命令宣传新生活运动，教育消息反成次要。“本区消息”“县政要闻”次之，洛阳实验区由三机关合设，洛阳县政府对实验区的影响显然更直接一些，因此，“县政”更需关心。“省政要闻”“世界新闻”相对较少，世界新闻中，军备扩充占1/4强[42]，这显然也是为抗战动员做宣传。
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成立之初，实验区通过成人部学员进行了农户调查及农村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家庭人口、教育程度、职业与生计状况，吕庙村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教育与礼俗等[43]。据调查，1934年度吕庙村755人中已受或正受教育者289人（读书2.5年的占130人），平均受教育率高达38.28%，其中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39.64%。可见，吕庙村教育基础尚可，失学率并不算高，不过，女童失学严重，学龄儿童中没有一个女童在学。年长失学者40人，女子占39人，说明年长女子失学也十分严重。此外，成年失学总体也很严重，有284人（成人总数324人），且女子明显多于男子（成人男女人数基本持平）[44]。而到1935年9月，吕庙中心民众基础学校已经招生243人，其中儿童部89人（男55，女34），青年部66人（男34，女32），成人部88人（男57，女31）[45]。这时男女入学比例已经相差不大，这也反映了民众基础教育取得了成效。 四、实验区的发展扩大及其历史意义
由于第一年的实验“范围仅限于吕庙村一处，地方民众不知者亦占多数，故大半并未受若何影響”[46]。1935年初，实验区划吕庙村周围5里为推广区，欲将民众基础学校推广至附近各村，为第二年度实验打基础[47]。
实验区仍先与区公所合作，召集各联保办事处主任在3月间开始举行推广区社会概况调查[48]。指导员金绍武、黄理齐、沙居易分区指导，由各村教师保甲长负责调查，并由中心民校青年服务团协助工作。调查项目分人口、教育程度、原有社会组织、土地分配、农田与水利、主要农产物、主要副业等[49]。
通过调查发现，推广区范围内的15个村学校均为私塾，计25所，学童425人，教育经费全年约1500元[50]。平均每校经费仅60元，“教育之落后，为外人所梦想不到”[51]。如刘家坡110户人家，私塾4所，每校十二三人，教师待遇每年四五十元。各村“所谓学董仅负聘师集薪之责，平时对于教师概不过问，常见意见分歧，各树旗帜”。实验区调查人员认为，教育落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农村经济破产筹款不易;村民私见分歧致一村数塾;教师智识太差无振作精神，“籍教书以糊口”;由一二人包办谈不上科学化的组织[52]。
1935年上半年，实验区对学塾进行如下辅导：一是训练塾师。实验区趁县政府委托办理塾师训练班的机会，对塾师“实施集团的训练，变更其头脑，充实其学识，指导其方法，鼓励其社会服务精神”[53]。对成绩优良者呈请县府颁给证书，转为正式教师，年龄过高思想迂腐者略予裁汰，程度稍可者暂准各村聘用，继续训练以期能胜任[54]。二是协助教学。凡算术、注音符号、唱歌等塾师不能指导的科目，由吕庙村民众基础学校青年班学生试行传习制时协助教学，指导员示范教学则于视导时进行。三是指导学务。指导教室光线、空气及校具、教具、课程设置，废止四书、百家姓及千字文等。指示各村学生用自家所织土布染成黑色，雇工制成制服。学级编制、教学及训育方法也随时指导[55]。四是共同活动。凡遇盛大纪念日及重大活动皆通知各塾师率学生来中心民校参加。五是指导乡村建设。指导办理植树、筑路、疾病诊疗、农业推广、书帖、壁报、代笔处，举办各种纪念日等[56]。六是定期测验。中心民众基础学校月终赴各校测验国语、常识、算术，期终会考一次，对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恶劣者予以警告或取缔。通过一系列辅导，学校气象逐渐更新，“私塾之腐气，已逐渐消除”[57]。实验区又对塾师进行了两次会考，并进行了评定和奖惩[58]。
此后，实验区又采取如下措施改良推广区的教育事业：合并改良学塾，组成表证基础学校;由热心教育者及保甲长组成学董会，办理普及教育及乡村建设事宜;经费由学董筹划，学生酌收学费或由地方公款提充;教师由学董聘用私塾优秀者;学校实行传习制，教授不能来校的村民;全村学龄儿童、失学青年及成人均须应征入学;表证基础学校的事业设施及教学方法均按实验区指导，实验区派中心基础学校儿童班学生社会服务团协助教学及办理其他乡村建设事宜[59]。
吕庙村中心基础学校由实验区指导处直接指导，“较能灵活运用”。而推广区主要由中心基础学校导师负责指导，且“多系私塾”，容易发生困难。因此，指导处计划先将推广区学塾改为简易小学，再由简易小学改为民众基础学校[60]。并选择条件较合的学塾，特约为表证基础学校。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实验区先在各村组织学董会，由保甲长会议推举学董，保长担任主席，统一行政权能[61]。合塾设校工作由学董会负责办理，实验区趁塾师一年聘期满时，于腊月中旬宣布合塾设校，校址、经费、教师问题经学董会议商议皆“迎刃而解”。其中，经费由校董会筹划，学生酌收学费;校舍设备用学塾原有设备[62]。仅“费时三日”便完成了“改组十五村之私塾”[63]。推广区各村学董会合塾设校工作概况见表6。
推广区合塾设校后，各村民众基础教育行政由保长负责，教师从塾师中选择成绩较佳者，教师薪金由学生负担，年薪40～100元不等，公杂费由公款筹划补充。各校设备逐渐完善[64]。不过，由于“地方民众旧观念太深”，“对此种设施嫉视者颇多”[65]，各校学董会也“各自其政，进展较难”。为联络各村学董讨论观摩，并培养民众团体精神与社会服务观念，实验区发起学董联合会，以改进各村学塾设施，辅助实验区视导各村学塾教导状况[66]。
实验区在15村中特约西吕庙、大里王、马沟、小王村、刘家坡村改良学塾为表证基础学校，除教学外，学校还负有改良农业、建立自卫组织等乡建责任[67]。据1935年底统计，除指导处原设中心基础学校外，各村共设基础学校13所，教育儿童512人，教育青年及成人438人，读书求新知识之风“已弥漫于全施教区”[68]。
1935年度，施教区扩展至20村，基础学校增至17校。为适应实验区不断扩大的情况，实验区开办师资训练班，训练对象为民众基础学校高级儿童班学员及各村青年，使他们辅助各村基础学校教学[69]。凡推广区教师均强迫受训6个月，科目有教育概论、社会常识、自然常识与算术，既注重充实基本知识，也注意培养乡村建设能力。毕业考试及格者由洛阳县政府发给证书，准予永远执教，并介绍至各村服务。此外，实验区还发起组织基础教育研究会，组织各校教师的交流活动，如1936年4月26日，研究会便利用星期休假举行轮回参观，由指导员率领分别赴各校参观，使施教区20余村基础学校教师交换观摩[70]。
1936年度，实验区又扩至和乐、平合、耀里3个乡46村，涵盖261甲12534人，基础学校新增20校[71]。随着施教区不断扩大，原有中心基础学校难以辅导辽阔区域，实验区计划增设十里铺作为平合乡中心支部，尤家村作为和乐乡中心支部，办理中心基础学校。随后，实验区呈洛阳县政府请将十里铺庙拨充为平合乡支部屋舍，商同联保办公处迁入该庙，并划平合乡为“保教合一”实验乡，实验“保教合一”事业[72]。 实验进行一年的时候，中国社会教育社总干事俞庆棠对洛阳实验区进行了极高评价，“虽仅一载，成绩确有可观，将来或能成为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事业之中心”[73]。王怀良在《回忆洛阳民教实验区》一文中写道：“建立实验区后，施教未及一年，村内民风即有所转变：男的要求荷枪御敌保家乡，女的要求识字明理学文化。当时区内男女老幼啧啧称许说：‘洛阳东乡吕家庙村的风气变了！’”[74]总体上，经过几年的实验，民众识字率有明显提高，农村社会秩序得到改善。1940年，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加之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创洛阳实验区的合约期满，经由董事会商议后宣布项目结束。实验“业已六载，事业实验颇著成效”，“于乡建学术，殊多贡献”[75]。可见，实验区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可。
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教育制度的设计产生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农村濒临破产、民族面临危亡;另一方面，整个国家文盲遍地，亟需提高国民素质。在这种两难的情景之下，国内虽有各种名目的乡村改造、社会教育实验，但多成效有限。洛阳实验区限于人力物力，实验从“村单位”做起，一方面，注重利用保甲长这类在政治及宗法上具有双重地位的人推动实验事业，尽量采取迂回的办法获取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注重借助政府的力量，政策上尽量与官方保持一致，这样既能减少阻力，亦可推进国家建设事业。乡村改造必须改变乡民、动员乡民，“民众基础教育制度”是洛阳实验区乡村改造的基础和重点，征学制和导生传习制是民众基础教育实验的重要支撑，前者解决了招生留生问题，后者解决了师资及成年失学妇女教育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具体考察。洛阳实验区的民众基础教育制度通过精密有效的制度设计，提高了民众的入学率和受教育水平，进而较全面地提高了民众素质，较好地推动了乡村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整个制度设计体现了中国社会教育社“政教合一”的社会教育理念和建立社会本位教育体制的改革主张，为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发展路径和模式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本土化、现代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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