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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旁听文学大家们聊天”
“家里总是会来一些带着书来做客的朋友，大人们聊天，我也听不懂，但又很喜欢旁听。”
“小时候，父亲每天都用毛笔给我写一首诗，然后用国语和客家话教我读，会背诵了才能吃饭。母亲闲暇的时候，也总是边织毛衣，边给我讲从前的故事：‘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回忆起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张典婉觉得特别幸福。
圆圆的脸、齐耳短发、大的黑框眼镜，出生于上世纪 60年代的张典婉言语和举手投足中依然保留着年轻人的朝气。说到有趣的地方，她甚至会像个孩子一样，笑完还不忘用台湾腔的国语说一遍：“很有意思哦！”
张典婉的家乡在台湾的乡下——苗栗，母亲去世后，父亲把她送给了当地的张家，当时张家夫妇都已经五、六十岁了。养父张汉文是康有为的门下，养母司马秀媛则是上海滩的千金小姐。
因为父母都是文化人，所以即便家里条件再差，都会省下钱来给小典婉订儿童杂志。住在乡下果园里的张典婉惟一的娱乐便是阅读。
让张典婉印象最深刻的是家里总是会有不少抱着书来的客人，包括林海音、梁宗岱的妻子沈樱、罗兰、张秀亚。年幼的张典婉当然听不懂大人们在聊什么，但是却总是饶有兴致地旁听着，听了很多文学故事和文学圈的故事。耳濡目染多了，自然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对文字产生了兴趣。
“你知道吗？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琦君的《百合羹》。 ”说起童年，张典婉洋溢着喜悦。
喜欢阅读和写作的“小文艺青年”张典婉选择了去台北念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世新大学。这个“从苗栗乡下来的孩子”来到台北后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也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成立了诗社。“那个年代的台湾是各种文化交汇碰撞的年代，我们会一起看独立影片，接触外国文学，还会偷看 30年代的文学作品，包括巴金、鲁迅、萧红、丁玲的书，这些书当时在台湾都是禁书。”爱好文学的张典婉和同学们一起去买那些没有封面、纸张泛黄的影印本“禁书”，读完了还和大家一起讨论，十几岁的她也因此意识到“原来在台湾文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文学世界。”
“我喜欢写小人物、庶民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我喜欢去挖掘每个人的小历史。”
对于一个对文字有兴趣而且有感情的人而言，记者当然是一份很理想的职业。上大学的时候，林海音就推荐她给几个刊物写专栏。毕业后，新闻专业出身 的张典婉顺利地进入了《台湾日报》当地方记者。
“跑一些地方新闻，小地方新闻也不多，但很有意思，都是谁家的小猫小狗丢了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说起记者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张典婉觉得虽然没什么成就感，但还挺有趣的。也正因为几乎没什么新闻，所以曾经一次飞机失事坠入大山里的事件，这件事情张典婉印象特别深刻， “老远就能闻到尸体烧焦的味道 ”。
实在无聊了，张典婉就会腾出时间给一些杂志社投稿，写的也都是她所熟悉的小乡村的小趣味。但没想到，写着写着，居然赢得了不少奖项，而且还因此引起了领导重视，给调回了总社。张典婉在总社副刊工作如鱼得水，而且还认识了很多台中的文化人，并去台北文化大学戏剧系念了插班大学。“美学大师蒋勋给我们讲美学，《流星花园》的制片人柴智屏是我的同班同学。”显然，张典婉是个念旧的人，回忆往昔，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对于她自己的作品，更是不会忘记。
“我报导过苗栗一个小渔村里的海宝国小，年轻的老师们带着孩子们写诗；进华视以后，我也做了很多新闻类的采访，我去采访使用地沟油的餐厅，差点被打出来；我也报导过少女被卖到都市来卖淫的有争议的题材。”小人物、庶民的生活才是张典婉最感兴趣的，张典婉的朋友里其实很少名流，而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有渔市拍卖员、茶馆老板、村长等等。
视角独特而且天生好奇心强的张典婉还注意到了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群体 ——“海上女骑士”。“我发现在南部的很多渔港，比如高雄和屏东，有很多女人打渔，有夫妻档，也有姐妹档，我和她们一起上船亲身体验了近海打渔的经历，还和那些女船员成了朋友。”而这部作品也获得了“联合报报道文学奖”。
除了女骑士，在做电视的时候还拍过侏儒题材的作品。“我当时采访了一个侏儒人的家庭，夫妻都是侏儒，靠卖玉兰花和卖香生活，而且还收养了一个正常身高的男孩，他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小小的，还有一些很小的梯子……”
张典婉坦言“并不喜欢写大人物的故事”，惟一给大人物写传记是应宏基电脑老板施振荣先生的邀请为其老母亲写传记。从那以后再也没写过名人传记，虽然不断有人来找她。“因为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很有名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写小人物的故事。比如女牛仔的故事，她们半夜起来挤牛奶、弄牧草、送牛奶……”社会百态、芸芸众生才是张典婉的兴趣所在。当然，让张典婉得意的是自己天生具有搭讪的本事。“我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不管是在飞机上、火车上还是在咖啡厅，先瞄准了可能适合聊天的人，便开始东问西问。
“写太平轮的故事最难过的是揭人伤疤”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血泪的故事，他们在太平轮事件后受到了很多痛苦和折磨，而我只能默默地做一个倾听者。”
2000年，母亲去世，张典婉本想只是写些文字，纪念母亲。但当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带锁的抽屉，里面锁着的竟是她和父亲早年在上海的身份证和一本写满了上海时光的记事本。随着采访的人越来越多，张典婉才知道，这个故事已经溢出了小家庭的范围。
2004年，张典婉参与《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的采访。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太平轮的故事，张典婉去了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寻找蛛丝马迹。纪录片拍完后，张典婉依然没有停止她的找寻，上海档案馆、台湾图书馆、台湾省政府资料处都留下了张典婉的身影，就连太平轮沉没后诉讼、赔偿的证据、证词都一一研读。总共采访了大约一百多人，包括直接行为人和间接行为人。有的采访最后可能只有一两句有用的，但张典婉乐此不疲。有时候，拨通遇难者家属的电话，那边是一阵痛骂或者直接挂电话，甚至还有一些老年妇女听到电话要找她们的先生勃然大怒，“你要找我老公干什么？你是他什么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最让她难过的便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揭人伤疤。
找寻太平轮的过程是痛苦的，每年的清明节，张典婉还会帮他们超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根本写不下去，太沉重了！”
在写《太平轮一九四九》的时候，张典婉经常在旧报纸里寻找死亡名单、生还名单，意外地发现，在1949年到1952、1953年期间 ,报纸上有很多寻人启事 ,“字字血泪”，寻找失散的孩子或者妻子。后来，张典婉和朋友们一起找了三百个这样的小寻人启事，开启了《寻人启事，我的爱》计划。
“我已经酝酿好了下一本书。”张典婉兴奋地说道，“连名字都想好了——《从桃江路 1号到斗焕坪 57号》。桃江路 1号是妈妈在上海的家，斗焕坪 57号则是苗栗的老家。上一辈的故事很值得挖掘”。
■ 《太平轮一九四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定期往返上海与基隆间的太平轮，从上海开出年关前最后一班船。子夜时分，太平轮与运煤船建元轮相撞，沉没于浙东舟山海域，九百多人遇难，仅 38人生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太平轮沉没事件，太平轮亦因此被称为 “东方泰坦尼克 ”。
“泰坦尼克号 ”由于一则美丽的爱情演绎而变得举世皆知，而这太平轮和它所牵引的生死别离却渐渐被人们所遗忘，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往事旧话。时隔六十多年，尘封的记忆又被翻新在历史的追寻之中。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典婉，通过多年探访幸存者与遇难者家属，结合大量珍贵史料与照片，写成《太平轮一九四九》，向我们讲述了太平轮的生死别离，再现了父辈集体流亡的辛酸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