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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初见国维先生，就被他快乐不作伪的笑容感染。拍照时，国维先生有点紧张，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摆。摄影师一再说，您放松就成！还亲自上阵教国维老师摆姿势。国维先生挠挠头，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在镜头前摆出摄影师要的样子，一个劲儿问我们，这样成吗？在我们的鼓励下一脸憨厚笑容。采访结束后，记者跟国维先生闲聊，说起上网搜索资料时看到新闻说，某投资公司称其经销的“建党90周年和田玉金瓦宝玺”由张国维亲手篆刻“建党伟业”四字，并声称每一件玉玺都配有张国维出具的签名创作证书。石景山工商局前不久惩处了这家进行虚假宣传的投资公司，问及此事，国维先生哈哈一笑说我真没当回儿事！性情中人，不外如是。
罗格用的印章是我刻的！
2003年8月3日，“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正式亮相。电视镜头中，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会徽批准证书上端正的用印章盖上了四个汉字：罗格之印。那会儿张国维正在家看电视，看到这一幕时激动地回头对70多岁的老父亲说：“罗格用的印章是我刻的！” 时间回到2002年8月，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来京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发现，罗格对汉字书法很感兴趣。何振梁当即表示要送罗格一枚印章作为纪念品。之后何振梁给为自己刻过印的张国维送来一块3.2厘米见方、12厘米高的寿山冻石。国际奥委会召开执委会时，何振梁将这枚印章送给了罗格，还手把手教会了他的三个秘书怎样使用印泥，怎样才不会把章印反。“罗格之印”的四个字是阳文小篆，线条简洁。罗格本人非常喜欢这枚印章，嘱咐秘书凡是跟中国方面往来的重要文件都要使用这枚印章。这枚引起公众关注的印章对张国维来说与他平时刻的其他私章并无二致，“刻的时候并没有期望日后会有什么轰动效应，谁能想到罗格会在会徽确认书上用此印章呢？”
祖父刻了开国大玺
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在《国维印稿》一书序言中赋诗一首：六十年来铜鼓堂，印人三代一军张。曾侯钟峭散盘诡，宫瓦西京艳未央。一首诗，道出了张国维一家三代与治印的渊源。张国维的祖父张樾丞、父亲张幼丞都是篆刻名家，尤其是其祖父张樾丞，在民国年间是京 城的篆刻泰斗，被誉为“铁笔圣手”，为宣统皇帝溥仪制过宣统御笔、无逸斋精鉴玺等八玺。1912年，张樾丞得一汉代铜鼓，遂以之为镇店之宝，取“铜鼓”的谐音在琉璃厂开办同古堂。民国初年的物价，一个保姆一个月可挣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张樾丞治印一个字两块银元，求之者趋之若鹜。同古堂是诸多文人雅士往来的场所。《鲁迅日记》中记载，1917年3月到第二年10月，鲁迅先后3次到同古堂刻印，例如1917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三枚，颇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张樾丞先生手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开国大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但张樾丞先生从不拿镌刻国印之事炫人，外人知之甚少。
祖父留下的人缘比好物件更珍贵
虽家学渊源，家底丰厚，张国维的篆刻生涯却始于艰苦的岁月。1961年，张樾丞去世。“文革”中，张家数次被红卫兵抄搜，家人深怕红卫兵小将们责难，对于国印之事更是缄口不言。“抄家抄了8次，基本上是抄得什么都不剩。”张国维说起过往还是有些唏嘘。同古堂的镇店之宝铜鼓也不知所踪。幼时的张国维不爱与小伙伴玩耍，总是自己在家临摹小人书。七岁的时候他就对着残破的印谱进行描摹。究竟是十二岁还是十四岁开始操刀篆刻，张国维自己记不清楚了。最初是临摹其他的印，刻了磨，磨了再刻。“我小时候家里很清贫，过得很苦。”张国维言语之间并无怨愤，“但就是那样的家境，我母亲还是从家用里省出几毛钱给我买篆刻的石料。无论我刻了什么都夸我刻得好。这种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张国维说，“我爷爷久负盛名，我又是搞篆刻。想让人不提他也难。”张国维生于1965年，其祖父张樾丞于1961年去世。张国维并未见过祖父，但祖父对他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他给我‘创造’的环境，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和鞭策。”张国维说。但祖父留下的并不全是虚幻的东西，还有很实在的帮助。比如祖父留下的人缘。张国维至今还能记起小的时候，常常跟萧乾在琉璃厂街口闲坐请益，“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是什么名人，只知道是个伯伯”。叶浅予也常到他家串门，见张国维刻章，总说好好好。启功、史树青、刘海粟……这些跟张樾丞先生有交情的大师们，或许只是寥寥数语，鼓励或点拨，却给了张国维莫大的动力。因此后来张国维将祖父所刻印章的千余个印谱收集成册，整理出版了《士一居印存》一书，这其中包括溥仪、吴佩孚、鲁迅、张大千、邵飘萍等诸多历史人物的常用印章。有人说《士一居印存》就相当于半部民国名人谱。
北大求学让我领悟“耐得住寂寞”
说起在北大中文系的求学经历，虽时隔多年，张国维仍然充满了自豪感。“那时候二分钱一块的酱豆腐就是一顿美餐啊……同学们奔忙于各个教室聆听大儒们的课程，比如吴小如先生的古诗词课，听一次就是一辈子的福分……”他不知疲倦地广泛涉猎了古建筑，书画，服饰，音乐，诗词，古文字等诸多领域。治印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一人一灯，一石一刀，无数次的玩味，无数次的精研才能做到方寸之间，游刃有余。燕园问学，使国维先生对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大师们倡导的“治学认真”与“耐得住寂寞”的大境界有了更深的领悟。在北大的图书馆里与书相伴，张国维由此养成了读书，集书的爱好。如今他家里书房的书架从天到地，摆满了各种书籍，“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沏上一杯清茶，坐在书房里，看书静心，就像每天与老友相对……”
谁来求章，我都一样精益求精
1985年，张国维到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工作，依旧每日治印不辍。他的印章，字体质朴刚劲，充满汉印风韵。找张国维刻印的人，不乏刘海粟、黄永玉、吴祖光、新凤霞、冰心、吴清源、舒乙等名家，当代诸多书画家常用印多出自其手。无论是名家印鉴，抑或百姓名章，张国维皆不敢有一刀草率。“从心里说，谁来求章，我都一样精益求精。因为每一枚我刻的章，边款上都刻着‘国维’两个字。”每当刻完一枚章，看着边款上亲手刻上的“国维”二字，张国维说自己就有一种成就感，一种品牌感。史树青先生曾多次对众人说：“张国维年纪不大，却堪称当今有代表性的篆刻大家之一。”此言后传到张国维耳中，他连称不敢当。“这么多人求印章，会觉得烦吗？”“我每年都要送出去几百方章，我没有烦，还很高兴。这说明人家看得起我，抬爱我。”张国维笑呵呵地说。张国维所刻印章中引起社会关注的，或者能引以为荣的，固然有很多。但他还刻过一些印章，让他一想起来就感到心有暖意，张国维说他把这样的机会视为自己的“福分”。有一个在少年宫学画画的小女孩儿兴冲冲跑来找张国维，说她画了一幅画，要参加第二天在少年宫的画展，但是没有印章，让国维先生给她刻一枚。“我给她刻了。看着她拿到章时的高兴劲儿，我真的是十分受用。像这样的小孩子，我常想，给她刻个章鼓励鼓励，保不准三五十年后就成了徐悲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