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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二0年伊始，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而作为抗击疫情的一个小插曲，由女性医务人员卫生护垫供给不足引发的网络讨论，则让我们再次见证在人类文明已有如此发展的今天，女性基于生理性别所承受的别样委屈。
在中国，奔赴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有超过60%是女性，在美国这个数字约为78%。在全世界普遍肯定女性医务人员对抗疫工作的贡献，并倡导发挥女性性别优势、积极服务公共卫生事务时，卫生护垫这种在大众视野中通常被视为私密用品的女性必需品，作为一种非紧急物资储备，既未得到政府保障机构的重视，也未进入社会捐助视野，成了防守一线的“她们”在生理期中的一腔“说不出的委屈”。而发人深思的是，在这种时刻，依然不乏有人用旁观者语气指责对女性用品的募捐与呼吁是越界的“过分慈善”，与抗击疫情相比，女性卫生用品保障是无足轻重的部分，更无须过分夸张。
语言越狭隘，诱发的思考也越悲凉。此情此景中，女性“半边天”仿若只是口号与工具，在社会观念中，女性基于性别差异的基本人权需求并未得到承认与尊重，女性依然基于性别而承受着强烈的“耻感”，处于弱话语地位，弱视乃至鄙视女性生理话题依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整个人类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时期倡导男女禀赋上的平等，到文艺复兴时期赞美女性品质、提倡思想自由与解放，再到启蒙运动时期争取男女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对男女性别平等的追求、对女性权利的争取一直是不同历史时期共同的重要主题。尤其自启蒙运动以来，世俗主义与宗教分离的基点正是性别平等，然而在世俗话语中的性别平等至今困顿重重。这正是我们的疑惑所在，世俗主义话语框架中的性別平等是如何存在的？
世俗主义起先在与宗教的对立中得到确证。《牛津英语词典》关于“世俗”（secular）的记载可追溯至十三世纪——“世俗的牧师”，指离开修道院在世界上生活的神职人员，引申指向非教会、非宗教、非神圣，世俗是宗教的对立面。“世俗主义”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反教权运动。一八五一年，英国国家世俗社会的创始人乔治·霍利亚克（George Holyoake）提出“世俗主义”一词，用来描述一种独立于宗教、独立于无神论的价值替代体系，它基于纯粹人的考虑，追求一种人性法则、人类进步的条件和人类责任的本质，具有比无神论更积极的意旨。
在启蒙运动的中后期，世俗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替代宗教的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二十世纪末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伊斯兰教取代苏联共产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头号威胁，宗教被适当驯服，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基督教被包括在世俗的一边，基督教世俗主义作为种族优越感的标志，与西方民主相结合，成为当代世俗主义话语的一个持久特征。这种情形延续至二十一世纪，从而导致当前世俗主义的论述中所设想的政治和宗教领域与十九世纪明显不同——在二十一世纪的语境中，“政治”代表自由民主，“宗教”则直接指向伊斯兰教，是包含世俗政治表现与宗教精神实质的伊斯兰教。
一九九三年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使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陷入冲突之中。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Norris）则进一步提出“文明的真正冲突”在于“性别平等和性自由”，亨廷顿所称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固然极为重要，但历史上的宗教传统在当代价值观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一个社会对性别平等与自由的承诺是其社会对宽容和平等原则支持程度的最可靠指标，于是他们认为，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真正断层是性别平等和性自由。
性别平等和性自由是世俗主义所强调的西方优于伊斯兰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诸多关于世俗主义与宗教的辩论中，世俗主义被等同于西方的习俗和信仰，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美国和德国部分地区，世俗主义代表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方面，代表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它声称确保自由和性别平等，并巧妙地与理性、妇女权利、女性解放联系在一起。而伊斯兰面纱被误解为体现国家权力或社群主义对女性的施压，伊斯兰教似乎成为性别压迫、恐怖文化的同义词，尽管一些伊斯兰教的批评者明确指出他们的目标是政治和/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但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还是对整个伊斯兰教进行了指控。
基于此形成的世俗主义与宗教的对立，被框定在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但仅仅通过与伊斯兰教的消极对比来定义的性别平等敷衍且虚伪。新教世俗主义支持男女之间不对称的劳动分工，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成为其拥护个人自由的体现，他们辩称妇女自愿在家劳动，自主承认服从丈夫的权威是自然法则的结果，符合家庭和社会和谐的最佳利益。可见，这种世俗化的过程是从根本上削弱女性的社会能力，女性在此话语体系下自由、自主地“接受束缚”，并再造出性别不对称和不平等的新形式。
于是，在上述的循环中，性别平等越发成为世俗主义政治话语发射的“糖衣炮弹”。冷战时期，宗教与西方流行文化中的“自由”“民主”“西方文明”联结在一起，与被贴上“无神论”“野蛮论”和“极权主义”标签的共产主义苏联形成鲜明对立，“自由民主”与“基督教文明”的等式巩固了反共联盟，可以说宗教与政治的联合及其政治化是世俗主义的题中之意。而这正是“文明的性别冲突”化解难度之所在。关于不同文明的争论使得性别平等等同于世俗主义，从而一方面助长了伊斯兰恐惧症;另一方面，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家庭中，这种争论则成功分散了人们对不平等和性别不对称现象的关注，而这些被分散的才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性别平等从来不是世俗主义固有的观点，世俗主义尽管承诺性别平等，却使妇女的差异成为她们被更广泛地排除在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之外的理由。世俗主义借助国家权力话语打出性别平等牌，对性别平等的倡导被世俗主义用来证明其政治意义上的优越性，然而事实上，性别不平等是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分离开启了现代性进程，而今天被称为世俗主义的基本和持久原则的性别平等，在最初使用时根本没有被包括在内。
在中国，奔赴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有超过60%是女性，在美国这个数字约为78%。在全世界普遍肯定女性医务人员对抗疫工作的贡献，并倡导发挥女性性别优势、积极服务公共卫生事务时，卫生护垫这种在大众视野中通常被视为私密用品的女性必需品，作为一种非紧急物资储备，既未得到政府保障机构的重视，也未进入社会捐助视野，成了防守一线的“她们”在生理期中的一腔“说不出的委屈”。而发人深思的是，在这种时刻，依然不乏有人用旁观者语气指责对女性用品的募捐与呼吁是越界的“过分慈善”，与抗击疫情相比，女性卫生用品保障是无足轻重的部分，更无须过分夸张。
语言越狭隘，诱发的思考也越悲凉。此情此景中，女性“半边天”仿若只是口号与工具，在社会观念中，女性基于性别差异的基本人权需求并未得到承认与尊重，女性依然基于性别而承受着强烈的“耻感”，处于弱话语地位，弱视乃至鄙视女性生理话题依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整个人类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时期倡导男女禀赋上的平等，到文艺复兴时期赞美女性品质、提倡思想自由与解放，再到启蒙运动时期争取男女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对男女性别平等的追求、对女性权利的争取一直是不同历史时期共同的重要主题。尤其自启蒙运动以来，世俗主义与宗教分离的基点正是性别平等，然而在世俗话语中的性别平等至今困顿重重。这正是我们的疑惑所在，世俗主义话语框架中的性別平等是如何存在的？
世俗主义起先在与宗教的对立中得到确证。《牛津英语词典》关于“世俗”（secular）的记载可追溯至十三世纪——“世俗的牧师”，指离开修道院在世界上生活的神职人员，引申指向非教会、非宗教、非神圣，世俗是宗教的对立面。“世俗主义”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反教权运动。一八五一年，英国国家世俗社会的创始人乔治·霍利亚克（George Holyoake）提出“世俗主义”一词，用来描述一种独立于宗教、独立于无神论的价值替代体系，它基于纯粹人的考虑，追求一种人性法则、人类进步的条件和人类责任的本质，具有比无神论更积极的意旨。
在启蒙运动的中后期，世俗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替代宗教的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二十世纪末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伊斯兰教取代苏联共产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头号威胁，宗教被适当驯服，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基督教被包括在世俗的一边，基督教世俗主义作为种族优越感的标志，与西方民主相结合，成为当代世俗主义话语的一个持久特征。这种情形延续至二十一世纪，从而导致当前世俗主义的论述中所设想的政治和宗教领域与十九世纪明显不同——在二十一世纪的语境中，“政治”代表自由民主，“宗教”则直接指向伊斯兰教，是包含世俗政治表现与宗教精神实质的伊斯兰教。
一九九三年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使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陷入冲突之中。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Norris）则进一步提出“文明的真正冲突”在于“性别平等和性自由”，亨廷顿所称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固然极为重要，但历史上的宗教传统在当代价值观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一个社会对性别平等与自由的承诺是其社会对宽容和平等原则支持程度的最可靠指标，于是他们认为，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真正断层是性别平等和性自由。
性别平等和性自由是世俗主义所强调的西方优于伊斯兰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诸多关于世俗主义与宗教的辩论中，世俗主义被等同于西方的习俗和信仰，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美国和德国部分地区，世俗主义代表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方面，代表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它声称确保自由和性别平等，并巧妙地与理性、妇女权利、女性解放联系在一起。而伊斯兰面纱被误解为体现国家权力或社群主义对女性的施压，伊斯兰教似乎成为性别压迫、恐怖文化的同义词，尽管一些伊斯兰教的批评者明确指出他们的目标是政治和/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但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还是对整个伊斯兰教进行了指控。
基于此形成的世俗主义与宗教的对立，被框定在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但仅仅通过与伊斯兰教的消极对比来定义的性别平等敷衍且虚伪。新教世俗主义支持男女之间不对称的劳动分工，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成为其拥护个人自由的体现，他们辩称妇女自愿在家劳动，自主承认服从丈夫的权威是自然法则的结果，符合家庭和社会和谐的最佳利益。可见，这种世俗化的过程是从根本上削弱女性的社会能力，女性在此话语体系下自由、自主地“接受束缚”，并再造出性别不对称和不平等的新形式。
于是，在上述的循环中，性别平等越发成为世俗主义政治话语发射的“糖衣炮弹”。冷战时期，宗教与西方流行文化中的“自由”“民主”“西方文明”联结在一起，与被贴上“无神论”“野蛮论”和“极权主义”标签的共产主义苏联形成鲜明对立，“自由民主”与“基督教文明”的等式巩固了反共联盟，可以说宗教与政治的联合及其政治化是世俗主义的题中之意。而这正是“文明的性别冲突”化解难度之所在。关于不同文明的争论使得性别平等等同于世俗主义，从而一方面助长了伊斯兰恐惧症;另一方面，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家庭中，这种争论则成功分散了人们对不平等和性别不对称现象的关注，而这些被分散的才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性别平等从来不是世俗主义固有的观点，世俗主义尽管承诺性别平等，却使妇女的差异成为她们被更广泛地排除在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之外的理由。世俗主义借助国家权力话语打出性别平等牌，对性别平等的倡导被世俗主义用来证明其政治意义上的优越性，然而事实上，性别不平等是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分离开启了现代性进程，而今天被称为世俗主义的基本和持久原则的性别平等，在最初使用时根本没有被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