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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芸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为了让下一代拥有健康的体魄和无压力的学习环境，她舍弃了铁饭碗，陪12岁的女儿到新西兰留学，成了一名全职陪读妈妈。从最开始对新西兰医疗的钦佩赞叹，到后来的摇头叹息，李国芸用了3年时间。2014年8月，回国过中秋的李国芸向笔者讲述了她在新西兰治病的可怕经历……
医不自医，苦心妈妈陪女留学
1999年8月，身为医生的我在结婚第3年的时候终于成功升级为母亲。每次看到可爱的女儿佳佳，我就感觉无比幸福，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可能给她最好的成长环境。可当女儿成了光顾我诊室最频繁的病号时，我的心真是酸涩无比，深刻体会到了医不自医这句话。
明明知道用抗生素等药对孩子的成长发育不好，可是不用猛药，佳佳的一个小咳嗽就能发展成肺炎，一个发烧就能恶化成脑膜炎，所以，女儿从小就是温室里的林黛玉，我觉得自己这个医生当得失败至极。
2011年5月大学同学聚会时，我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舍友林采妮。林采妮大学毕业后就出国去了新西兰。在聚会上，林采妮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这几年在国外的幸福生活，可是最让我羡慕的不是她优渥的生活条件，而是她那两个像猴子一样灵活、像狮子一样强壮的双胞胎孩子。
跟这两个孩子一比，我们家的佳佳简直像一只病猫。我好奇林采妮怎么把孩子养得这么强壮，她说：“这很正常啊，新西兰的小孩子都这样，孩子生病从不打针，流几天鼻涕自己就好了。”
那天一帮同学大谈特谈起了儿女经，又议论起了环境污染、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等等问题，随后一通感慨和无奈。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强烈的想法，为了女儿的健康，我要带她出国去生活。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2011年10月，12岁的佳佳成功地来到新西兰留学读初中，我则以陪读妈妈的身份来到了这个到处是蓝天白云绿草的国度。失去了“白衣天使”这个铁饭碗的工作，其中的遗憾难以言说，可是想到女儿的身体会开始变得强壮，学业上也没有压力，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在来新西兰的半年后，女儿头一次得了病，她发高烧了。在两天不退后，我带她来到医院看家庭医生。在家里我想尽办法让她出汗降温，可都没有效果，我只能寄希望于医生给她开点儿退烧药或者打一针，可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医生给她开的药竟然是两根冰淇淋。
后来我发现女儿吃冰淇淋还算最温和的方式，另外几个发烧的四五岁的小孩子，医生竟让他们脱得光光的，站在风口或者寒冷的地方来降温。我震惊不已，发烧不是都应该靠发热出汗来降温吗？这样不是雪上加霜？后来其他的华人妈妈告诉我：“这里的治病原理跟国内有很大差别的，你以后就见怪不怪了。”不管怎么样，女儿在兴冲冲地吃了几天冰淇淋后，烧总算退了。
除了治病方式，医疗保障也让我大开眼界。我邻居阿亚在工作中把脚给扭伤了，他因此休息了两个月。这两个月的各种治疗全是免费的不说，保险公司还赔付了80%的工资，说是不能让他的生活受到影响。
原来总听人说，新西兰的“生老病死”都被国家包了，接触了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后，我认为果然如此。
可是时间一久，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当地的华人和中国移民都很少生病，但是，一旦得病，总是不远万里地回中国看，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小题大做了，那样一点儿小病还要回国。一直到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跨国治病，万里奔波只为保命
新西兰看似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实际上特别潮湿。因为到处是树木和草地，再加上雨水特别多，所以这里的人80%以上都有关节炎或风湿病。
我和女儿来这里一年后，也因为潮湿皮肤变得又红又肿、搔痒不止。去看家庭医生，医生给化验了血，可始终说不出来皮肤为什么会过敏。后来，换了好几个家庭医生治疗了大半年，还是没见一点效果。最后没办法，我和佳佳决定趁着回国探亲的机会到国内的医院看看。
在医院抽血化验时，我这才猛然发现国内的医疗设备比新西兰不知要先进多少代。新西兰验血只能验出几十种指标，而国内医院一下子就能验出几千种。一个普通医院的门诊医生很快就能通过验血结果告诉我们病因：你和女儿的皮肤病是因为吃羊肉过敏。
事后回想，因为新西兰的羊肉既鲜美又便宜，我几乎把这当成我和女儿的主食了。回到新西兰，戒了一段时间羊肉后，我和佳佳的皮肤病果然好了。
张太太一家住在我们隔壁，也是我们在新西兰最要好的朋友。2012年圣诞，张太太一家人去斐济（新西兰管辖的一个小岛）旅行，从斐济回来后，她拍摄的风景照美轮美奂，让人无限向往。但同时，她也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海边玩的时候，她的手和腿被虫子咬了。
张太太说的话我们当时都没在意，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变得相当严重。张太太发现自己手指离伤口不远处有黑色凸起，而且那黑色凸起还可以移动。她在一家私人医院开刀取出来一根两厘米血红色线，医生也说不出取出来的是什么虫子。不过不管怎么说，她的手指算是康复了。
但是没过几天，张太太的脚也出了同样的症状。可医生说目测看不到，就没管她。这之后张太太可就惨了，我们熟悉她的人都能看到，那虫子在她身体里蠕动，全身游走，而且虫卵还在繁殖，因为张太太的很多血管在变粗，她天天疼痛不已，饱受折磨。有时候，张太太睡觉醒来都能看到枕头上有虫子，很显然那是从她身体里爬出来的虫子。有一次，我和她把虫子装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管中，带去给医生看。结果医生看完后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虫子！”我很气愤：“不懂你可以研究一下、查查资料啊。”可医生却很不耐烦，嫌恶心地顺手把虫子往垃圾桶一扔，然后就让我们离开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止这一个医生，几乎没有一个医生愿意为张太太身体里的虫子深究，所有的医生都只是照本宣科，遇到不懂的问题，清一色地放弃。他们惜时如金，不愿意多跟你谈一句疾病问题，借口是有下一个病人在排队等着呢，这耽误别人的时间，浪费纳税人的钱。实在没有办法，张太太只能放弃新西兰的免费医疗，回到中国治疗。 后来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甚至一些普通的手术和疾病，一些华裔们也放着好好的新西兰医疗保险不享用，偏偏要跑回中国去自费做手术。这在本地人眼中难以理解，可是我却明白：新西兰虽然医疗是免费的，可是，要想做个手术，有可能排上三年才能轮到你上手术台。三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病情不知道会恶化成什么样子了。
而且，新西兰本地的人口少，医生接触的疑难杂症也少。万一在手术中遇到点紧急情况，他们是很难应对的。所以，论经验和技术，一旦得了大病，恐怕回中国医治才是良策。
医路崎岖，没病反被治出病来
在新西兰呆久了，我注意到了越来越多的医疗隐患。首先，因为是免费医疗，所以，所有的医生都想尽办法为国家节省成本。比如说，在中国医院非常普通常见的B超，在新西兰想做一次简直难比登天。
佳佳的老师琳达说她总有点儿胸闷气喘，有一次咳嗽还咳出了一点儿血丝。医生说没有问题，但我建议她赶紧去医院做B超，因为这样的情况，我在国内坐诊时见过不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很可能是大病的征兆。
我的建议让琳达有点害怕，她开始找医生要求做B超，所有的医生都不给她开B超单，一直到她折腾了几个月，专门给医疗部写信才完成了做“B超”这一简单要求。B超的结果是：琳达得了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我不由感叹：能在临死之前发现原因，不知道对琳达是幸运还是不幸。
因为职业原因，我比较关注新西兰的医疗事故。来新西兰没多久，我就发现新西兰耳聋的人特别多，当时没多想。可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斯蒂芬在网站上发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斯蒂芬有一次用国内带的金属挖耳勺掏耳朵，掏右耳时不小心戳深了，他当时就觉得有点儿疼，可能划伤耳膜。斯蒂芬知道如果耳膜刮伤了，过一段时间自己会愈合，所以他也没想过去医院。
正巧过了两天，他感冒咳嗽，在看医生的时候，他顺便把耳朵的问题跟医生讲了一下。医生用了十秒钟给他看了两只耳朵，随后给他开了一种滴耳朵里的药。
斯蒂芬认为滴滴药水就当杀菌了，总会有益无害的。他按医嘱一天滴十六滴的黏稠状药水在耳道里。结果两天之后，右边耳朵开始有高频率的嘶嘶响声，甚至左耳也开始有一点微弱的响声。
用了六天药后，斯蒂芬就停了，可是他一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因为耳朵里就像跑火车般轰鸣。斯蒂芬又去看医生，另一个医生发现他的耳朵里全是黄色的脓，又给他开了其它的药。
几个月过去，斯蒂芬的情况恶化到了让他想自杀的程度，因为他的耳朵里跑火车的声音，永不停止，白天都可以听到。到了晚上更夸张，声音更恐惧，很难入睡，即使睡着也睡得很浅。一晚上会醒无数次，醒着的时候也没有一秒钟的清静……
斯蒂芬的求助帖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作为医生，我仔细研究了斯蒂芬提到的那个“新霉素滴耳液”，这才发现，这药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是禁药，它对内耳的伤害，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可是在新西兰，它还没被禁止，最严重的是，这禁药在处方上，明明写着每天不超过三滴，可这个“无知的”、“害人的”医生竟然给斯蒂芬开每天使用16滴——就是再好的耳朵，也得被害残、害聋呀！
后来斯蒂芬把这件事告诉医生，可是医生完全不听他的解释，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斯蒂芬把此事写信给医疗部，希望能引起重视，让更多的人少受毒害，可是，他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我想，斯蒂芬的父母也许像我一样，为了子女的健康和前途送他来到新西兰，可没想到，他们的儿子却带着巨大的心灵伤痛和身体残障又重新回了中国。
在新西兰3年，我最大的感慨是：虽然新西兰自然环境对健康有益，相对成熟和医疗体制也值得称赞，但是哪里都不是天堂，论起医疗技术和医生经验，还是中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