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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嗜书和博学著称的钱锺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
2014年5月29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馆低调而隆重地举行。三卷本的第一辑收入钱锺书1935年至1938年间在欧洲留学期间的十本笔记。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到钱锺书是如何做到学贯中西的，也能隐约看到动荡的岁月里命运的波澜。
字迹中的人生起伏
德国汉学家、《围城》的德文版译者莫芝宜佳负责整理这批《外文笔记》。1999年夏天，在钱锺书逝世半年后，莫芝宜佳第一次见到了装在大箱子里的外文笔记。
莫芝宜佳称之为“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将丈夫莫律祺也动员了起来——钱锺书《外文笔记》囊括七种语言，莫芝宜佳夫妇两人加起来懂六门语言。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大会议室里，钱锺书的笔记原稿摊开放在桌子上。莫芝宜佳和莫律祺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他们按年代，并根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将散页整理成第五辑；而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归入第六辑。
莫芝宜佳总结，整理这些笔记不仅需要侦探式的嗅觉，也需要慧眼识珠的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用，还需要勇气妥协或者留下空白。“像钱先生在牛津时期完成的最早两本笔记中那样准确记录时间和地点的并不多。”莫芝宜佳说偶尔会有好运气，如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的笔记本，他或者在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连笔记本的封皮也有用，还有偶尔印在笔记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
“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外文笔记的内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文字，可是钱先生精心挑选的细节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令我们刮目相看。”莫芝宜佳说，这些笔记是钱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对生活的好奇和兴趣。“他的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时候是优美的诗歌，有时候是通俗的笑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它们总是使你惊奇，让你有新的发现。”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他的涂鸦，画的是他本人的自画像。
1938年，钱锺书偕妻女回到战乱频仍的故国。在西南联大做了一年教授后，钱锺书前往父亲钱基博当时所在的湖南省蓝田师院工作了一年，随后在上海“孤岛”以靠给人补课和代课为生。从1938年至1949年的十一年有二十九本笔记。莫芝宜佳说，这个时期的笔记，内容比之前更加丰富，也有准确的目录信息。除了英文，还有用法文和德文摘录的文学原著。一部分系列笔记被钱锺书命名为“Rough Note Books”、“Noctes Atticae Notesinan Attic”（亭子间读书笔记）。“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他的笔记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到五七干校，钱锺书记下了八十二本笔记。其间，他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选入英译毛选专家组，也随政治运动而起伏。他的夫人杨绛描述，干校期间，女儿钱瑗每个月都给他寄各种外国报刊。其中凡有好的，他都看，看完做笔记，即使读马恩原著，也做笔记。1972年，钱锺书从干校回到社科院，到生命最后的1998年，钱锺书共留下了三十五本笔记，其中包括生病期间。
在杨绛的笔下，笔记本意味着过往钱锺书逝去的时光：“锺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特别有启发性的是钱先生的字迹，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随着他的生活状况发生着变化。”莫芝宜佳说，在早期的笔记中，能看出钱锺书年轻时候的洒脱，篇首字母写成花式的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上边出头部分和下边出头部分拖得长长的，非常遒劲有力。他偶尔插入的图画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准确、流畅的线条。“当然，他的字迹也随着岁月变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笔迹中留下了痕跡。”
70年代从干校回来之后，钱锺书有一段时间病得非常严重：路走不稳，话说不清，字写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经过医生诊断，确诊是哮喘使得大脑皮层因缺氧而硬化。对这个病没有药物，痊愈的唯一机会是静养。生病的这一段时间，钱锺书也还在记笔记。杨绛说：“那时他写的笔记字都飞出来了，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
钱氏读书法
其实，这些笔记首先解开的秘密是关于钱锺书读书过目不忘的“神话”。在翻译家陆谷孙看来，钱锺书的《外文笔记》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的第一手“实时”（real-time）观感记录，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著作，更多的可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不为人知。“钱锺书先生饱读中西诗书，精通多门外语，凡东西文化有交集或有相悖之处，引用经典，信手或信口拈来，精妙无比。确实，钱有摄影机般的天才记忆力，但是恐怕更多的是与钱嗜书如痴，读书全神贯注，对于书中内容巨细靡遗有关。凡有心得，即心动手至，不惮烦挐，随时取笔批注，摘引，记录。”
杨绛也在《钱锺书手稿集》的序中娓娓道来实情：“许多人说，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工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杨绛说，钱锺书做笔记习惯是在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钱锺书将这座英国最早的图书馆称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杨绛说，钱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两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是喜在书中画线并批注的，但牛津学习期间，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不过杨绛也解释，这一习惯的养成，也因为两位学者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锺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时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社科院外文所的很多学者都对钱锺书读书不藏书的习惯印象深刻。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曾经负责替钱锺书先生借、还外文书的薛鸿时有机会常与钱锺书打交道。“有时他把书留下，有时他一边和我交谈，一边迅速地翻阅一大堆书，等我辞行时，统统让我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薛鸿时当时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些书钱锺书早已读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后，发表前需要认真检核。他“甚至记得某书藏在哪个图书馆，封面什么样，拿到书时，如旧友重逢般高兴”。
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余冠英曾说过一句话，“如果社会科学院要评劳动模范的话首先应推钱锺书，因为他读书、治学最勤奋。”
翻译家李文俊看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借书卡上有钱锺书名字的书都尽量借来读。1959年他去看钱锺书，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夸西莫多，李文俊问夸西莫多怎么样。“他对我说夸西莫多没什么，他先用意大利文念了几句夸西莫多的诗，后来又翻译成英语，最后一句，it is dark（它是黑暗的），钱先生不以为然。他让我那时候知道对诺贝尔奖也并不能迷信。”
2014年5月29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馆低调而隆重地举行。三卷本的第一辑收入钱锺书1935年至1938年间在欧洲留学期间的十本笔记。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到钱锺书是如何做到学贯中西的，也能隐约看到动荡的岁月里命运的波澜。
字迹中的人生起伏
德国汉学家、《围城》的德文版译者莫芝宜佳负责整理这批《外文笔记》。1999年夏天，在钱锺书逝世半年后，莫芝宜佳第一次见到了装在大箱子里的外文笔记。
莫芝宜佳称之为“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将丈夫莫律祺也动员了起来——钱锺书《外文笔记》囊括七种语言，莫芝宜佳夫妇两人加起来懂六门语言。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大会议室里，钱锺书的笔记原稿摊开放在桌子上。莫芝宜佳和莫律祺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他们按年代，并根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将散页整理成第五辑；而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归入第六辑。
莫芝宜佳总结，整理这些笔记不仅需要侦探式的嗅觉，也需要慧眼识珠的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用，还需要勇气妥协或者留下空白。“像钱先生在牛津时期完成的最早两本笔记中那样准确记录时间和地点的并不多。”莫芝宜佳说偶尔会有好运气，如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的笔记本，他或者在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连笔记本的封皮也有用，还有偶尔印在笔记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
“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外文笔记的内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文字，可是钱先生精心挑选的细节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令我们刮目相看。”莫芝宜佳说，这些笔记是钱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对生活的好奇和兴趣。“他的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时候是优美的诗歌，有时候是通俗的笑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它们总是使你惊奇，让你有新的发现。”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他的涂鸦，画的是他本人的自画像。
1938年，钱锺书偕妻女回到战乱频仍的故国。在西南联大做了一年教授后，钱锺书前往父亲钱基博当时所在的湖南省蓝田师院工作了一年，随后在上海“孤岛”以靠给人补课和代课为生。从1938年至1949年的十一年有二十九本笔记。莫芝宜佳说，这个时期的笔记，内容比之前更加丰富，也有准确的目录信息。除了英文，还有用法文和德文摘录的文学原著。一部分系列笔记被钱锺书命名为“Rough Note Books”、“Noctes Atticae Notesinan Attic”（亭子间读书笔记）。“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他的笔记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到五七干校，钱锺书记下了八十二本笔记。其间，他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选入英译毛选专家组，也随政治运动而起伏。他的夫人杨绛描述，干校期间，女儿钱瑗每个月都给他寄各种外国报刊。其中凡有好的，他都看，看完做笔记，即使读马恩原著，也做笔记。1972年，钱锺书从干校回到社科院，到生命最后的1998年，钱锺书共留下了三十五本笔记，其中包括生病期间。
在杨绛的笔下，笔记本意味着过往钱锺书逝去的时光：“锺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特别有启发性的是钱先生的字迹，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随着他的生活状况发生着变化。”莫芝宜佳说，在早期的笔记中，能看出钱锺书年轻时候的洒脱，篇首字母写成花式的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上边出头部分和下边出头部分拖得长长的，非常遒劲有力。他偶尔插入的图画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准确、流畅的线条。“当然，他的字迹也随着岁月变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笔迹中留下了痕跡。”
70年代从干校回来之后，钱锺书有一段时间病得非常严重：路走不稳，话说不清，字写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经过医生诊断，确诊是哮喘使得大脑皮层因缺氧而硬化。对这个病没有药物，痊愈的唯一机会是静养。生病的这一段时间，钱锺书也还在记笔记。杨绛说：“那时他写的笔记字都飞出来了，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
钱氏读书法
其实，这些笔记首先解开的秘密是关于钱锺书读书过目不忘的“神话”。在翻译家陆谷孙看来，钱锺书的《外文笔记》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的第一手“实时”（real-time）观感记录，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著作，更多的可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不为人知。“钱锺书先生饱读中西诗书，精通多门外语，凡东西文化有交集或有相悖之处，引用经典，信手或信口拈来，精妙无比。确实，钱有摄影机般的天才记忆力，但是恐怕更多的是与钱嗜书如痴，读书全神贯注，对于书中内容巨细靡遗有关。凡有心得，即心动手至，不惮烦挐，随时取笔批注，摘引，记录。”
杨绛也在《钱锺书手稿集》的序中娓娓道来实情：“许多人说，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工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杨绛说，钱锺书做笔记习惯是在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钱锺书将这座英国最早的图书馆称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杨绛说，钱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两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是喜在书中画线并批注的，但牛津学习期间，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不过杨绛也解释，这一习惯的养成，也因为两位学者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锺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时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社科院外文所的很多学者都对钱锺书读书不藏书的习惯印象深刻。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曾经负责替钱锺书先生借、还外文书的薛鸿时有机会常与钱锺书打交道。“有时他把书留下，有时他一边和我交谈，一边迅速地翻阅一大堆书，等我辞行时，统统让我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薛鸿时当时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些书钱锺书早已读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后，发表前需要认真检核。他“甚至记得某书藏在哪个图书馆，封面什么样，拿到书时，如旧友重逢般高兴”。
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余冠英曾说过一句话，“如果社会科学院要评劳动模范的话首先应推钱锺书，因为他读书、治学最勤奋。”
翻译家李文俊看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借书卡上有钱锺书名字的书都尽量借来读。1959年他去看钱锺书，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夸西莫多，李文俊问夸西莫多怎么样。“他对我说夸西莫多没什么，他先用意大利文念了几句夸西莫多的诗，后来又翻译成英语，最后一句，it is dark（它是黑暗的），钱先生不以为然。他让我那时候知道对诺贝尔奖也并不能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