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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家小传
竹内好（1910—1977），日本汉学家。高中毕业后就读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与当时日本国内汉学的主流——古典研究——不同，竹内好特立独行地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同好友武田泰淳组建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竹内好最初以郁达夫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后关注鲁迅，在对鲁迅的译介和研究上倾注毕生心血，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界的泰斗，学界对其鲁迅论有“竹内鲁迅”之美称。竹内好一生著作颇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1944年，被迫奔赴战场前以绝笔之心态呕心沥血完成的《鲁迅》。此书借由鲁迅这一他者，充分地表达出作者对中日两国近代化以及民族性的诸多思考，独到而深刻。
鲁迅很早就为日本所知。许多日本作家来上海拜访他，随后就把会见的印象记录下来。但是，鲁迅却曾对这些作家有过不满：他们完全错会了他说话的意思。尽管如此，他说，因着民族状况的差别，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有难度的。一般而言，这些拜访过鲁迅的日本作家并未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仅仅是倾羡于他的名声。换言之，他们的拜访完全是政治的。他们是作为“支那浪人”（China ronin）而不是作家去拜访鲁迅的。这些作家拜访鲁迅时，从未感到焦虑，也就不可能受到鲁迅的感染。这样的心理曾存在于日本文学，实际上如今也并未消失，它想当然地处事而不加任何反省。此等孱弱的心理致使文学委顿。在日本，作家们尚未意识到此种心理的厉害关系，而正是它导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样的闹剧上演。
鲁迅把中日作家间相互理解的困难归结于民族状况的差别，他的这一描述让我深有感触。这并非单纯地抱怨个人不被理解，而是在批评如此缺乏理解之根源。这里，我们能够辨认出鲁迅对这些无知的日本作家的同情或怜悯。他以作家的立场去关心日本文学，有人说，这感受是设身处地的，实际上，他把自己投入到了日本文学的内面，以便体会自己的反映，他反对仅仅从外部看取事物。换言之，他的批评得自行动的现场。
日本资产阶级文学传统之所以如此单薄，其明显的根源是缺少鲁迅式的人物，但是仅此而已吗？这背后存在“民族状况的差别”吗？即使把自二叶亭四迷以降的整个日本文学史全算上，我以为也是很难找到鲁迅式的人物的。
鲁迅从日本文学获益很多。作为一名明治末期来日的留学生，他通过其日语和德语知识，吸收了大量近代欧洲文学的养分。这种方式很独特，例如，他能讲德语，却无法真正投入德国文学（除了尼采）。比起德国文学来，他更感兴趣的是用德语翻译的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的文学，以及斯拉夫语中反抗压迫的诗歌。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鲁迅对这些文学的兴趣：他从中发现了某种重要信息。这一兴趣是时代的反映，他的很多同代人表达过类似的趣味。无论如何，追问日本在大量吸收外国文学中到底有何收获是有价值的。当日本作家引进欧洲作家的大量著作时，其接收方式和鲁迅的相当不同。日本作家在一流文学的屁股后面疲于奔命。即言之，他们只追寻那些被认为是代表欧洲主流文学的作品，首先找出其中最优秀者，然后加以研究。一般而言，這样的接收是受制于日本文化的。日本文化一心想靠赶超欧洲文化而全面实现近代化。在早期的日本文学中，这并非普遍现象。在政治文学的高潮期，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开始盛行起来，可以见之于二叶亭四迷的翻译中。到森鸥外和上田敏时代，这种态度几乎消失，代之以另一种信念，即：近代化=欧化。对近代化的这样一种看法与日本的国家基础是相互联系的，其余绪至今未绝。
日本文学是如何看待鲁迅对外国文学之接收的？答案如下：把它看成落伍的表现。鲁迅通过对欧洲主流文学的观察，介绍进来的几乎都是二流作品，这些作品十分冷僻，远离主流。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鲁迅有意忽略欧洲主流或一流文学，选择翻译其他那些作品，这代表着一条间接的近代化之路。这位近代文学的先驱单单同情那些并不重要的文学，这个事实已经解释了他的落伍——至少表面看来是。
但是，真实情况是，鲁迅并不以为这些作品应该被看作世界文学主流，他也并非不想翻译歌德、托尔斯泰。相反，他殷切地期望所有近代文学的作品全部被译介进来，并且要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再没有比鲁迅更加渴望培养年青外国文学学者了。但他坦言翻译这些巨制精力不足。他称赞日本翻译文学之丰富，以及对外国最新著作的阅读、吸收。他不仅鼓励年青学者这样去做，并且对那些国外最新著作的利用甚至胜于日本作家自身。终其一生，他从未停止过翻译，只要稍稍瞥一眼他晚年的翻译著作，就可看出他在译介国外最新著作方面所花的心血。鲁迅利用日本的翻译文学时，连边边角角都不放过，不论其多么幼稚和瑕疵毕现。但他并不爱出风头。他还与那些借着象征文学时尚或新潮的外国文学（即使是苏联文学）为虎作伥者进行论争。在这些论争中，他试图暴露出那些作家自以为是的嘴脸，他们倚赖着瓦雷里、罗曼·罗兰、卢纳察尔斯基这样的权威。
鲁迅在这里的态度可以与他对日本文学的接收联系起来，同样，他并不注目于日本的主流作品。他从不因作家的主流名声或地位而去介绍他们——无论是来自世界文学还是日本文学。他留学期间正是日本自然主义的高潮，他并未介绍日本或法国自然主义的任何作品。他与周作人共同编选的《日本现代小说集》（1923年）是项精彩的工作，清楚地表明编选者对他们的主旨有独到的理解。（这本书被芥川龙之介引入日本，说明他的理解同样独到）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想，鲁迅对日本文学是多么具有批判性（就像周作人，虽然他的观点与鲁迅不一样）。鲁迅的兴趣集中在日本文学中诸如有岛武郎和厨川白村这样名声稍逊的作家。他对日本文学的阅读（如同别国文学）集中在那些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那些只因倾羡其名声而来沪拜访他的日本作家，态度则完全相反。“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这是鲁迅当时的态度。 鲁迅决意只介绍那些不论名声而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著作，这是他强大个性的一个体现。我们一定记得，鲁迅杂文中所具有的这样一种个性力量。孙中山可以被视作和鲁迅同一类型的人，这种类型同样被日本人认为是落后的。日本人整体上不能理解孙中山的观念和行为，这种无能延续至今。
这里，我在接收欧洲文学（欧洲文化）方面区别出的鲁迅和森欧外之间的不同类型，恰恰反映出中日发展之基础结构的不同规则。日本的近代化作为可能性的成功实际上少得可怜，因为日本相信最终会来临。然后，日本向外侵略，借此解决实在性和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导致的国内矛盾。在一片争论声中，一项侵略朝鲜的政策出台了。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叫作“普鲁士式样”的运动规则。这种式样可以看作是靠着被殖民者的欲念而变成殖民者以摆脱殖民化，这在以下倾向中也有所体现：即为克服自己的落后而追逐新事物。鲁迅将这种自大的生命力量称作“日本人的勤奋”。当这种勤奋在自我意识层面出现时，它可以被看作是迈向先进民族的漫漫长途中发生的类似近代化的东西。这样，日本文学就不断地转向国外，恭迎新兴事物。此间一直存有希望，即使日本文学落后，仍要做出某种特定的许诺，并以牺牲自我而告终，希望仍在。自我绝望最终来临，实际上它却转化成了希望（如太宰治）。鲁迅的绝望并不在日本产生，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在那里产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理解不了它。
鲁迅的原则与众不同，因为创造他的与众不同。就像日本，中国在清朝晚期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虽然它不幸失败。由曾国藩和依附于他的高层政府官员发起的这场变革失败了，与康有为和他那帮更低一级的官员命运相同。这些失败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开始把民族发展的基础结构从向下向外的变为向上向内的。尽管，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统治中华各民族的君主专制，这一成功同时也是一次失败，它诱发了具有国际背景的军阀复辟。这些事件让另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成为必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这场革命中爆发。这个运动自下而上地发生，并在内在的方向上进行。这是一个让鲁迅成为可能的基础，他消极地建构自己，拒斥从外界而来的所有新鲜事物。
但是，我在这里严格地限制对主流的讨论。我提到鲁迅类型和森欧外类型，我是想指出社会观念运动的不同原则，而不是区分人类个体精神的不同情形。换句话说，存在着一种类型，它试图破坏鲁迅所代表的东西而产生森欧外所代表的东西，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它把森欧外的因素吸收或同化到鲁迅的因素里面。像胡適或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就代表着鲁迅类型的反面，但他们尚未成为主流。我们通常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胡適是1917年文学革命背后的领导性力量，历史地分析可能揭示出，文学革命事实上代表了鲁迅因素和胡適因素的出场。这与中国在1930年的情形相似，当时左联从革命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当胡適试图把民主介绍到中国来时，鲁迅并不公开地反对他，只是暗暗嘲讽他天真的乐观。那时，鲁迅的“悲观”业已诞生，这使他不再抱有民主可以拯救中国的幻想。因此唯一可做的是写作，带着绝望，但不以为能得救赎。这超出了写《狂人日记》的经验。
鲁迅反对林语堂1925年提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假使有人将资产阶级的道德介绍进来，而没有给它提供基础，费厄泼赖必定会变形。一旦费厄泼赖失去其公平，它会变为一种仅仅使强者更强大、弱者更弱小的力量。鲁迅抓住这一要害，并非通过知识，而是来自经验，准确地说，他的“绝望”建基于同样的经验。这里的“绝望”与任何外在救赎之缺席相关。鲁迅看到的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而且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就要被吃掉。更甚者，一个人还要被迫参与到吃人中去。这不是单单意味着：世界是邪恶的，他必须进一步消解这一观念：世界不仅仅是邪恶的。在击毁邪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邪恶。一个人从善良人的立场去旁观邪恶，此时他实际上是置身邪恶之外。反之，一个人自己的邪恶只有无力去掩饰它时能被发现。
日本文学怎样看待像鲁迅这样的人？他们被看作落后，即发展中民族的封闭群体之典型。真正的问题是对落后的这种特定反应，当然日本文学意识不到这点。日本文学自以为已经逃脱这种落后，至少是将来能够逃脱。这里包含着很多可能性，一种被认作是自信的假想。虽然这种文学并不把自身看作已经近代化了，但它确信这种近代性在未来的可能。它知道，当近代性被介绍到日本这样落后的社会，它的本性会发生转变，但是对真理或权威近代性的追寻可以一再开始。其间充满了试验和错误，因为日本文学以为不可能来到穷途末路。日本社会错误地以对外侵略来解决它的矛盾，同样，日本文学试图凭借从外部寻求新事物来消除自身的贫乏。日本认为对困境或障碍的规避是进步的明证。当它看到其他国家起来反对同样的这些困境，它依然将自身的落后投放到它们身上。奴隶保持着希望仅仅因为他相信自己某一天会成为主人，那时他有可能不再是奴隶了。这样，他就不再把自己当成奴隶。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绝望来自一个人不想看到自己是奴隶或主人。当奴隶把自己当作奴隶，这最终会让他有可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对此，鲁迅将中国历史描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摇摆：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提出作为“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是“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从对日本文学的观察来看，这样一种对传统的拒斥可以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征兆。
对日本外界的新事物常常以流派的形式进来。普罗文学就是一个例子，那些期待着它的作家把它制造成一個权威。这种反权威的文学变成了一个权威。当权威变得反对现实并在日本失去价值，另一个权威就会被找到。鲁迅支持左联，但反对（或否定）普罗文学的权威，这样的事在日本从未发生过。甚至时至今日，当日本面对着作为战后恶果的困境时，唯一发生的新兴文学运动仍然是那些法国类型的、苏联类型的、中国共产主义类型的等等。作家们知道不能将这些类型直接介绍到日本，但他们只是思考如何适应它们。他们将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类型视为首要的，这种观点很奇怪。这些事情证明了日本文学的自卑，它拒绝看到自己的困境，拒绝面对自己的奴隶本性。
通常的说法是，日本文化的分裂源于自身，比如我们看到的，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城市和乡村等等的区分，这导致了关于怎样弥合分裂的争论。但是日本文化真的如此分裂吗？如果是，那么是否会有人为这种分裂感到苦痛，但没有这样的人。认为日本文化是分裂的，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显得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实际上只存在一种表面上的文化多样性，似乎各文化之间千差万别。
鲁迅所谓的“民族状况之差异”是个重要的说法，必须彻底地加以研究。通过这个概念，他似乎还提到诸如区分社会和意识的不同发展（或扩张）规则之相异的基础结构。或许，他指出的东西比这还要深刻，即一些东西它可以区分那些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的人和太过奴化而排斥这种意识的人。我觉得，鲁迅把日本文学看作奴隶文学，因为他希望那些奴隶变成主人。这就是我在他的“民族状况之差异”这话中所感受到的。事实证明，日本文学的极端奴性在于自奈良时期以来的劣势情结，日本文化想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却失败了，它甚至从未意识到这种失败。这也表现在日本对他者的依赖上，它试图（徒劳地）靠融入到欧洲文化从而克服中国的影响。日本文学具有根深蒂固的本性，害怕独立和自由，而这让它对自身的奴隶本性视而不见。关于这点，我们也可以在以下事实中看到：反对用片假名而用汉字写“法国”二字，对日语词典和日汉词典不假思索的日常运用，所谓的“支那通”对中国并非有意的隐隐蔑视等等。这里必须探究的是，日本文学落后特征的不同类别——包括视鲁迅为落后，但鲁迅恰恰从奴性中解脱出来了。
鲁迅晚年用日语（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写过几篇文章，文中他对日本人民很感兴趣。日本文学从未对这些作品有所反应。虽然当今鲁迅十分流行，但其中缺少一种“需要”。对我来说，缺少了这种需要，读鲁迅变得毫无疑义。我担心的是日本文学会将鲁迅变作权威，把这位人民的诗人扭曲为官僚主义文化的偶像或神像。这一危险是真实的。难道我（不仅仅是我自己）不曾把鲁迅作为一个鲁迅类型来思考？
竹内好（1910—1977），日本汉学家。高中毕业后就读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与当时日本国内汉学的主流——古典研究——不同，竹内好特立独行地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同好友武田泰淳组建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竹内好最初以郁达夫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后关注鲁迅，在对鲁迅的译介和研究上倾注毕生心血，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界的泰斗，学界对其鲁迅论有“竹内鲁迅”之美称。竹内好一生著作颇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1944年，被迫奔赴战场前以绝笔之心态呕心沥血完成的《鲁迅》。此书借由鲁迅这一他者，充分地表达出作者对中日两国近代化以及民族性的诸多思考，独到而深刻。
鲁迅很早就为日本所知。许多日本作家来上海拜访他，随后就把会见的印象记录下来。但是，鲁迅却曾对这些作家有过不满：他们完全错会了他说话的意思。尽管如此，他说，因着民族状况的差别，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有难度的。一般而言，这些拜访过鲁迅的日本作家并未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仅仅是倾羡于他的名声。换言之，他们的拜访完全是政治的。他们是作为“支那浪人”（China ronin）而不是作家去拜访鲁迅的。这些作家拜访鲁迅时，从未感到焦虑，也就不可能受到鲁迅的感染。这样的心理曾存在于日本文学，实际上如今也并未消失，它想当然地处事而不加任何反省。此等孱弱的心理致使文学委顿。在日本，作家们尚未意识到此种心理的厉害关系，而正是它导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样的闹剧上演。
鲁迅把中日作家间相互理解的困难归结于民族状况的差别，他的这一描述让我深有感触。这并非单纯地抱怨个人不被理解，而是在批评如此缺乏理解之根源。这里，我们能够辨认出鲁迅对这些无知的日本作家的同情或怜悯。他以作家的立场去关心日本文学，有人说，这感受是设身处地的，实际上，他把自己投入到了日本文学的内面，以便体会自己的反映，他反对仅仅从外部看取事物。换言之，他的批评得自行动的现场。
日本资产阶级文学传统之所以如此单薄，其明显的根源是缺少鲁迅式的人物，但是仅此而已吗？这背后存在“民族状况的差别”吗？即使把自二叶亭四迷以降的整个日本文学史全算上，我以为也是很难找到鲁迅式的人物的。
鲁迅从日本文学获益很多。作为一名明治末期来日的留学生，他通过其日语和德语知识，吸收了大量近代欧洲文学的养分。这种方式很独特，例如，他能讲德语，却无法真正投入德国文学（除了尼采）。比起德国文学来，他更感兴趣的是用德语翻译的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的文学，以及斯拉夫语中反抗压迫的诗歌。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鲁迅对这些文学的兴趣：他从中发现了某种重要信息。这一兴趣是时代的反映，他的很多同代人表达过类似的趣味。无论如何，追问日本在大量吸收外国文学中到底有何收获是有价值的。当日本作家引进欧洲作家的大量著作时，其接收方式和鲁迅的相当不同。日本作家在一流文学的屁股后面疲于奔命。即言之，他们只追寻那些被认为是代表欧洲主流文学的作品，首先找出其中最优秀者，然后加以研究。一般而言，這样的接收是受制于日本文化的。日本文化一心想靠赶超欧洲文化而全面实现近代化。在早期的日本文学中，这并非普遍现象。在政治文学的高潮期，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开始盛行起来，可以见之于二叶亭四迷的翻译中。到森鸥外和上田敏时代，这种态度几乎消失，代之以另一种信念，即：近代化=欧化。对近代化的这样一种看法与日本的国家基础是相互联系的，其余绪至今未绝。
日本文学是如何看待鲁迅对外国文学之接收的？答案如下：把它看成落伍的表现。鲁迅通过对欧洲主流文学的观察，介绍进来的几乎都是二流作品，这些作品十分冷僻，远离主流。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鲁迅有意忽略欧洲主流或一流文学，选择翻译其他那些作品，这代表着一条间接的近代化之路。这位近代文学的先驱单单同情那些并不重要的文学，这个事实已经解释了他的落伍——至少表面看来是。
但是，真实情况是，鲁迅并不以为这些作品应该被看作世界文学主流，他也并非不想翻译歌德、托尔斯泰。相反，他殷切地期望所有近代文学的作品全部被译介进来，并且要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再没有比鲁迅更加渴望培养年青外国文学学者了。但他坦言翻译这些巨制精力不足。他称赞日本翻译文学之丰富，以及对外国最新著作的阅读、吸收。他不仅鼓励年青学者这样去做，并且对那些国外最新著作的利用甚至胜于日本作家自身。终其一生，他从未停止过翻译，只要稍稍瞥一眼他晚年的翻译著作，就可看出他在译介国外最新著作方面所花的心血。鲁迅利用日本的翻译文学时，连边边角角都不放过，不论其多么幼稚和瑕疵毕现。但他并不爱出风头。他还与那些借着象征文学时尚或新潮的外国文学（即使是苏联文学）为虎作伥者进行论争。在这些论争中，他试图暴露出那些作家自以为是的嘴脸，他们倚赖着瓦雷里、罗曼·罗兰、卢纳察尔斯基这样的权威。
鲁迅在这里的态度可以与他对日本文学的接收联系起来，同样，他并不注目于日本的主流作品。他从不因作家的主流名声或地位而去介绍他们——无论是来自世界文学还是日本文学。他留学期间正是日本自然主义的高潮，他并未介绍日本或法国自然主义的任何作品。他与周作人共同编选的《日本现代小说集》（1923年）是项精彩的工作，清楚地表明编选者对他们的主旨有独到的理解。（这本书被芥川龙之介引入日本，说明他的理解同样独到）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想，鲁迅对日本文学是多么具有批判性（就像周作人，虽然他的观点与鲁迅不一样）。鲁迅的兴趣集中在日本文学中诸如有岛武郎和厨川白村这样名声稍逊的作家。他对日本文学的阅读（如同别国文学）集中在那些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那些只因倾羡其名声而来沪拜访他的日本作家，态度则完全相反。“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这是鲁迅当时的态度。 鲁迅决意只介绍那些不论名声而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著作，这是他强大个性的一个体现。我们一定记得，鲁迅杂文中所具有的这样一种个性力量。孙中山可以被视作和鲁迅同一类型的人，这种类型同样被日本人认为是落后的。日本人整体上不能理解孙中山的观念和行为，这种无能延续至今。
这里，我在接收欧洲文学（欧洲文化）方面区别出的鲁迅和森欧外之间的不同类型，恰恰反映出中日发展之基础结构的不同规则。日本的近代化作为可能性的成功实际上少得可怜，因为日本相信最终会来临。然后，日本向外侵略，借此解决实在性和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导致的国内矛盾。在一片争论声中，一项侵略朝鲜的政策出台了。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叫作“普鲁士式样”的运动规则。这种式样可以看作是靠着被殖民者的欲念而变成殖民者以摆脱殖民化，这在以下倾向中也有所体现：即为克服自己的落后而追逐新事物。鲁迅将这种自大的生命力量称作“日本人的勤奋”。当这种勤奋在自我意识层面出现时，它可以被看作是迈向先进民族的漫漫长途中发生的类似近代化的东西。这样，日本文学就不断地转向国外，恭迎新兴事物。此间一直存有希望，即使日本文学落后，仍要做出某种特定的许诺，并以牺牲自我而告终，希望仍在。自我绝望最终来临，实际上它却转化成了希望（如太宰治）。鲁迅的绝望并不在日本产生，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在那里产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理解不了它。
鲁迅的原则与众不同，因为创造他的与众不同。就像日本，中国在清朝晚期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虽然它不幸失败。由曾国藩和依附于他的高层政府官员发起的这场变革失败了，与康有为和他那帮更低一级的官员命运相同。这些失败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开始把民族发展的基础结构从向下向外的变为向上向内的。尽管，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统治中华各民族的君主专制，这一成功同时也是一次失败，它诱发了具有国际背景的军阀复辟。这些事件让另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成为必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这场革命中爆发。这个运动自下而上地发生，并在内在的方向上进行。这是一个让鲁迅成为可能的基础，他消极地建构自己，拒斥从外界而来的所有新鲜事物。
但是，我在这里严格地限制对主流的讨论。我提到鲁迅类型和森欧外类型，我是想指出社会观念运动的不同原则，而不是区分人类个体精神的不同情形。换句话说，存在着一种类型，它试图破坏鲁迅所代表的东西而产生森欧外所代表的东西，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它把森欧外的因素吸收或同化到鲁迅的因素里面。像胡適或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就代表着鲁迅类型的反面，但他们尚未成为主流。我们通常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胡適是1917年文学革命背后的领导性力量，历史地分析可能揭示出，文学革命事实上代表了鲁迅因素和胡適因素的出场。这与中国在1930年的情形相似，当时左联从革命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当胡適试图把民主介绍到中国来时，鲁迅并不公开地反对他，只是暗暗嘲讽他天真的乐观。那时，鲁迅的“悲观”业已诞生，这使他不再抱有民主可以拯救中国的幻想。因此唯一可做的是写作，带着绝望，但不以为能得救赎。这超出了写《狂人日记》的经验。
鲁迅反对林语堂1925年提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假使有人将资产阶级的道德介绍进来，而没有给它提供基础，费厄泼赖必定会变形。一旦费厄泼赖失去其公平，它会变为一种仅仅使强者更强大、弱者更弱小的力量。鲁迅抓住这一要害，并非通过知识，而是来自经验，准确地说，他的“绝望”建基于同样的经验。这里的“绝望”与任何外在救赎之缺席相关。鲁迅看到的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而且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就要被吃掉。更甚者，一个人还要被迫参与到吃人中去。这不是单单意味着：世界是邪恶的，他必须进一步消解这一观念：世界不仅仅是邪恶的。在击毁邪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邪恶。一个人从善良人的立场去旁观邪恶，此时他实际上是置身邪恶之外。反之，一个人自己的邪恶只有无力去掩饰它时能被发现。
日本文学怎样看待像鲁迅这样的人？他们被看作落后，即发展中民族的封闭群体之典型。真正的问题是对落后的这种特定反应，当然日本文学意识不到这点。日本文学自以为已经逃脱这种落后，至少是将来能够逃脱。这里包含着很多可能性，一种被认作是自信的假想。虽然这种文学并不把自身看作已经近代化了，但它确信这种近代性在未来的可能。它知道，当近代性被介绍到日本这样落后的社会，它的本性会发生转变，但是对真理或权威近代性的追寻可以一再开始。其间充满了试验和错误，因为日本文学以为不可能来到穷途末路。日本社会错误地以对外侵略来解决它的矛盾，同样，日本文学试图凭借从外部寻求新事物来消除自身的贫乏。日本认为对困境或障碍的规避是进步的明证。当它看到其他国家起来反对同样的这些困境，它依然将自身的落后投放到它们身上。奴隶保持着希望仅仅因为他相信自己某一天会成为主人，那时他有可能不再是奴隶了。这样，他就不再把自己当成奴隶。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绝望来自一个人不想看到自己是奴隶或主人。当奴隶把自己当作奴隶，这最终会让他有可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对此，鲁迅将中国历史描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摇摆：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提出作为“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是“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从对日本文学的观察来看，这样一种对传统的拒斥可以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征兆。
对日本外界的新事物常常以流派的形式进来。普罗文学就是一个例子，那些期待着它的作家把它制造成一個权威。这种反权威的文学变成了一个权威。当权威变得反对现实并在日本失去价值，另一个权威就会被找到。鲁迅支持左联，但反对（或否定）普罗文学的权威，这样的事在日本从未发生过。甚至时至今日，当日本面对着作为战后恶果的困境时，唯一发生的新兴文学运动仍然是那些法国类型的、苏联类型的、中国共产主义类型的等等。作家们知道不能将这些类型直接介绍到日本，但他们只是思考如何适应它们。他们将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类型视为首要的，这种观点很奇怪。这些事情证明了日本文学的自卑，它拒绝看到自己的困境，拒绝面对自己的奴隶本性。
通常的说法是，日本文化的分裂源于自身，比如我们看到的，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城市和乡村等等的区分，这导致了关于怎样弥合分裂的争论。但是日本文化真的如此分裂吗？如果是，那么是否会有人为这种分裂感到苦痛，但没有这样的人。认为日本文化是分裂的，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显得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实际上只存在一种表面上的文化多样性，似乎各文化之间千差万别。
鲁迅所谓的“民族状况之差异”是个重要的说法，必须彻底地加以研究。通过这个概念，他似乎还提到诸如区分社会和意识的不同发展（或扩张）规则之相异的基础结构。或许，他指出的东西比这还要深刻，即一些东西它可以区分那些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的人和太过奴化而排斥这种意识的人。我觉得，鲁迅把日本文学看作奴隶文学，因为他希望那些奴隶变成主人。这就是我在他的“民族状况之差异”这话中所感受到的。事实证明，日本文学的极端奴性在于自奈良时期以来的劣势情结，日本文化想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却失败了，它甚至从未意识到这种失败。这也表现在日本对他者的依赖上，它试图（徒劳地）靠融入到欧洲文化从而克服中国的影响。日本文学具有根深蒂固的本性，害怕独立和自由，而这让它对自身的奴隶本性视而不见。关于这点，我们也可以在以下事实中看到：反对用片假名而用汉字写“法国”二字，对日语词典和日汉词典不假思索的日常运用，所谓的“支那通”对中国并非有意的隐隐蔑视等等。这里必须探究的是，日本文学落后特征的不同类别——包括视鲁迅为落后，但鲁迅恰恰从奴性中解脱出来了。
鲁迅晚年用日语（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写过几篇文章，文中他对日本人民很感兴趣。日本文学从未对这些作品有所反应。虽然当今鲁迅十分流行，但其中缺少一种“需要”。对我来说，缺少了这种需要，读鲁迅变得毫无疑义。我担心的是日本文学会将鲁迅变作权威，把这位人民的诗人扭曲为官僚主义文化的偶像或神像。这一危险是真实的。难道我（不仅仅是我自己）不曾把鲁迅作为一个鲁迅类型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