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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太行山中脊西麓、晋冀两省边界岭下的孔氏乡黄安村，是山西省昔阳县离县城最偏僻边远的一个自然村，这里依山傍岭，较为封闭。全村70户，260口人，祖祖辈辈靠山吃饭，过着自给自足、勤劳俭朴的自然经济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后方总医院第三医疗分所，曾在这里驻扎过四年时间。这段历史由于群山阻隔、战乱淹没等诸多原因，至今鲜为人知。
为了追忆那一段辉煌而艰辛的历史，重温烽火岁月的情景与精神，诠释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鱼水深情，并留下教育后代的宝贵资料，当年仅18岁就开始担任黄安村村长、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已89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耿明义，与时任第三医疗分所看护一班班长、后成为黄安村女婿、现转业安置在石家庄市的离休老干部李秀山，借回乡探亲之机，他们二人强支弱体、争分夺秒，回忆、提供、录写了很多珍贵的原始素材，并向党支部和村委会建议，把这段未曾收集进地方党史、战史的红色经历整理出来，报呈上级，见诸报刊，以留住这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一）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向我太行各分区大举“扫荡”。为广泛开展游击战，有力消灭日伪军，以粉碎日军的大“扫荡”，一二九师与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以及分区独立营紧密配合，联合作战。战斗极为频繁残酷，伤员不断增加，为了及时救治伤病员，让他们及早康复归队，不减弱部队的战斗力，军分区在河北省赞皇县黄背坪村设立了临近战地的后方总医院。但是，医院容量小，接纳不下更多的伤员；第一军分区横跨河北和山西的八个县，即元氏、内邱、井陉、赞皇、临城、和东（和顺县东部）、平东（平定县东部）及昔东（昔阳县东部），伤员运送路程远，不能及时得到救治；总院比较开阔暴露，经常遭到敌人袭击。鉴于这些原因，军分区根据战场布局和战况需要，决定选择合适的地方设立医院医疗分所。
在农历三月的一天，黄安村突然来了三位八路军装束的军人，要找村长商谈要事。后来才知道，来人一个是指导员田敬之，一个是副指导员凌庆福，还有一个姓杨的所长。他们带来了上级的决定，说是要在黄安村设立后方总医院的第三医疗分所。后来，全村人都顺口叫它“三所医院”。
为什么要选择黄安村建第三医疗分所呢？指导员田敬之说出三条理由：一是黄安村地处赞皇之西，井陉之南，昔阳、平定、和顺之东，内邱之北，位置优越，运转方便；二是黄安村四面环山，山大沟深，不易暴露；三是黄安村是革命老区，1938年建立党组织，同年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群众基础特别好，是一个可保护、可保密、可依靠的敌后根据地。于是，从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三所医院在黄安村共开设了四年多时间，留下了许多珍闻和史迹。
（二）
三所医院的到来，打破了村里的沉静，给习惯于悠然生活的村民带来一阵“躁动”。然而黄安村群众并不麻木，共产主义的种子早已在这里生根发芽，在民族存亡的攸关时刻，村民识大体，顾大局，对三所医院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由衷的欢迎。
三所医院是营级建制，有80多名医护人员，平时伤病员一般在几十人至100人之间，当战场吃紧的时候，有时伤病员一拨一拨地送来，又一拨一拨地转走，无以计数。黄安村是个小村子，当时只有48户，200余口人，要安置医院这么多医护人员，同时还要为医院腾出所部办公室、司药房、制药房、医疗手术房、伤病房、看护室、伙房、骡马圈、太平房隔离室等房屋，困难之大，不言而喻。村干部挨门挨户挑选房子，让家家户户老少几代人合并起来挤到一个房间里居住，还让很多户简单地改修一下畜圈和草棚用来住人。
黄安村地形不平，高低落差较大，为了让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出进方便，村里把比较平坦和较为集中的下头街整体让给医院占用，剩下的上头街和零散户由军民混合居住。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木板、家具等都拿出来在院内院外支起简易房子，遇到实在住不下的时候，就上房顶临时搭个简易棚，熬过一夜算一夜。当时，黄安村没有煤、没有电，烧水煮饭取暖全靠上山打柴；没有机器、没有粮店，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所需的米面全靠石碾石磨加工；没有缝纫机，没有洗洁品，衣服被褥破了脏了全靠人力手工缝洗；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接送伤病员只能身背肩抬。这些问题，单靠部队医院无法解决。所以，这些重担就落在了村民肩上。
在此期间，黄安村除了同别村一样完成上级分配的做军鞋、送军粮、出民兵、站岗放哨等各项支前任务外，还无偿地分担着三所医院的其他种种任务。为了全力帮助医院解决困难，许多村民甚至把多年积累下的产业都奉献了出来。据老年人回忆，医院的伙房设在村民赵域的院子里，用石头垒起四个大灶台，上安四口大铁锅，灶门又高又大，常年火苗不灭，村民从山上扛回的湿柴木，不用断截就一根一根地穿进灶堂里烧掉。开始几年人们先砍村前村后的灌木林，后来附近砍不到了，就砍掉村民最珍爱的核桃等果木树。村东面的一道山坡是本村刘氏家族的坟地，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蔡树，所以，这道土坡一直被村民叫做蔡树岭。后来为了保证医院的薪柴供应，只好忍痛把那片树林砍光，就连树桩也一同挖去。黄安村两旁的河沟，适宜生长杨柳树，树长得又大又粗，是村民盖房子、制作家具的用材林。为了给医院死去的烈士做棺材，村里专门指定两个木匠，整天在河沟里挑选树木，从大到小依次砍伐，几年工夫，两道沟的杨柳树便不见了踪影。
那时村里男人们的主要任务是打柴供应医院，接送伤病员，女人们的主要任务是碾米磨面、洗涮缝补衣服。当时村妇救会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她们每天从伙房领出原粮，按斤按两分发到妇女手中，然后再把妇女们加工好的米面按斤按两收回。村里共有四盘石碾，九盘石磨，妇救会把一盘碾和两盘磨编为一个小组，组织妇女开展劳动竞赛。那时，有碾有磨的地方常常爆出妇女们的欢声笑语，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黄安村水源比较充足，吃水用水不成问题，但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河水结冰，妇救会为伤病员洗涮衣服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民自发地到500米远的村北头刨出一口温泉，筑成池塘，专供妇女到冬季时为伤病员洗衣服使用。这个池塘的边沿至今还摆放着当年搓洗衣服用过的一排排石板石块。
医院进村的第二年春季，部队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让士兵到山上开荒种地。因为黄安村山高坡陡，可利用的坡度在25度以下的坡地已经被村民耕种，战士们只好向高山远坡进军。现在站在村里仍能看见当年士兵们垦荒时，在高山远坡上留下的一块块植被标记，它曾为艰苦卓绝的八路军医院的生存发展带来收获。
（三）
在三所医院驻扎期间，黄安村曾遭遇过两次敌情。一次是1942年正月十九，一股日军约20余人，从东冶头据点出发，走山路，横穿丁峪沟，准备“扫荡”黄安村八路军伤病员驻地，当他们深夜走到距黄安村三华里的方台村正会沟时，与山头上站岗的我方哨兵接火，日军追赶进村，杀死杀伤村民十几人，造成“方台惨案”。当黄安村得到情报后，干部和群众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转移伤病员，他们化整为零，分头行动，组成好几个小分队，很快把上百个伤病员护送进深山，隐蔽在安全地方。日军知道计划已经暴露，又看看黄安村方向的崇山峻岭，不敢贸然进犯，在天亮时仓惶撤走。关于这段史实，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本《党史文汇》上登载过一篇《一个难忘的小山村》，是时任昔阳县武装部独立营教导员王进录给记者讲述后刊登的。他那时正在黄安村住院治病，期间边治病边到各村开展工作，那天他正在外村开会，知道了敌人的动向后非常着急，生怕伤病员遭到袭击，设法抄小路赶回黄安村准备营救，到村后一看全村空无一人，感到有些诧异，连忙进山寻找，当他后来了解到全部情况后非常感动，称赞黄安村人民是三所医院的保护神。
第二次是1944年夏季的某一天，在攻打河北元氏的战斗中，我军俘虏了37名日军，连同战场上退下来的一些伤员，一起转送到黄安村。进村后的当天夜晚，这些日伪军被关押在一家窑顶上加层盖起的简易房里，由几个民兵看守。由于这些民兵白天去半路上接押俘虏，步行了几十里路，疲惫已极，加之认为关押俘虏的地方比较安全，有所疏忽，在看守过程中竟睡着了，等他们醒来后，发现日伪军全部逃跑。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村军民十分震惊，在医院田指导员的指挥下，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携带着大刀、红樱枪、农具等展开搜山追捕。黄安村山壑幽深、地势峻险，这些日伪军人生地疏，择路难逃。他们三五人一伙，四处逃窜，整整转了一夜，也没有走出黄安村范围，第二天在山上又一一被抓了回来。
另外还有一次，医院韩排长在放探时与一名日军侦察兵相遇，互相扭打在一起，韩排长被这个日军咬去两指，这个日军被韩排长用刀刺伤，当了俘虏，押回黄安村。这是黄安村民看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愤怒的群众要求医院领导进行严惩，但医院领导反复向群众解释，要优待俘虏，给他吃最好的饭，住最好的房。当时村民很不理解。这件事证实了我党优待俘虏政策的真实性，对后人很有教育意义。
（四）
三所医院在黄安村的四年多时间里，与村民患难与共，水乳相融，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对村民给予的无偿奉献，心存感激，常常拿出一些零花钱接济困难群众，对村民的看病用药一律免费。由于他们医术高超，态度和蔼，药品也比较先进，所以吸引本地区的人扶老携幼前来看病，黄安村民自然成了亲戚朋友的联络接待人，而三所的医护人员对村民引来的外村人一样热情服务，一样免费照顾，让全村人感到很荣幸。医院领导也十分关心地方工作，积极帮助村干部搞土改运动和减租减息，成为其他村学习的榜样。还组织村民开办学习班，教识字，讲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支前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时向村民宣传讲解婚姻法，教育妇女破除封建束缚，实行婚姻自主，其中有四名姐妹与医院战士结成了夫妻。为了向部队输送新兵，壮大抗战力量，医院干部战士走村串户搞思想政治动员工作，编排救亡文艺宣传节目，鼓励青年积极参军、英勇上战场杀敌雪耻。在他们的发动下，老区出现了踊跃报名参军的热潮和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局面。据统计，黄安村参加八路军的有16人，参加地方武装组织的有20多人，牺牲7人。在离黄安村二华里的郝家村，包括参加地方革命工作在内的人数达100多人，解放后分赴各地任职团级以上干部的40多人，现在陈列在村烈士纪念室的烈士28人。
有一次，黄安村在龄青年刘连寿积极要求参军，但他母亲以只有一个儿子为理由不同意，村干部做了几天工作，刘连寿与母亲闹翻几次，他母亲就是死活不松口，坚决不让儿子当兵，在村里成了棘手难题。这时田指导员专程到军分区，向上级领导请求给医院增加了一个编制，于是，留刘连寿在三所医院参军，化解了这个难题。被批准后，刘连寿破格成为一名当兵不离村的八路军战士。两年后医院随军南下，刘连寿后来被提升为武汉军区保卫科科长。
黄安村烈属刘二毛夫妇，有两个儿子先后牺牲在战场上，悲伤得夫妻二人整天嚎啕大哭，医院领导为了安慰他们，几天陪着做思想开导工作，让医生拿最好的药品给予治病。看到他家的房屋又矮又破，就把医院最好的办公室腾出来，转让给二位老人居住，并反复叮嘱村干部：一定要照顾好烈士家属，土改时把最好的农田分给烈属家庭耕种。医院领导用他们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工作关系慰藉村民的伤痛，帮助村干部化解矛盾，部队与地方之间同舟共济，战胜了一次次遇到的艰难险阻。
60多年时间过去了，黄安村关于三所医院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
（五）
医院进村后，带来一部电话。电话线从军分区总部河北方向跨山而入，这是黄安村有史以来见到的第一部电话机，比解放后本地区其他村庄安电话要早30余年。当时这部电话机放在一家屋里，村民叫这个屋为“电话局”。村里的老人不相信木杆上架着一根铁丝能够通话，他们经常几个人来到“电话局”看稀罕。一次医院司务长老于被调走，走后他想起借房东一件东西没有归还，就从赞皇县打回电话告诉战友代他赔偿，这时候守在电话旁的老人听到了老于的声音，并亲自在电话上对了话，他们才相信了这是事实。
离村五华里山路，翻过分界岭进入河北省地面的深草沟里，孤单单住着一家守山户，其房屋低矮破陋，一看便是凄凉苦寒人家，但这户人家却成了黄安村转移伤病员的中转站。一旦有敌情，都要先把伤病员抬到这里集中，然后打听打听敌人动向再做下一步安排。据医院看护班长李秀山讲述，有一次他尾随伤病员跟踪治疗，那些天连阴下雨，当他来到这个一家庄，一进门看到屋里挤放的担架上面，躺着的伤病员全部用碗扣住了脸，他感到诧异，仔细一看，屋顶到处滴滴哒哒往下漏雨，伤病员既动弹不得，又没有东西遮盖，只好用碗扣住脸，以免滴水溅进眼鼻。他说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他想起这个一家庄，碗扣脸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成为他一生中最伤感的记忆之一。
黄安村曾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词：
大黑小牛，二黑小马，
铁小放探，元来耍。
铁小放探没回家，
老富来急得不知道咋。
韩排长派兵上山查，
铁小带回罐头铁匣匣。
这首打油词是描述四个儿童在山上放哨，远远看见日军走过后丢弃的掠夺品，他们就捡了回来。其中大黑二黑兄弟俩赶回一牛一马，后面跟着一个不懂事的玩耍孩子元来，另一个叫铁小的儿童没有一起回来。铁小的父亲富来很着急，医院便派人帮助寻找，半路上看见他回来时带回一盒日本罐头。这个故事是真人真名真事，当时编的人只是为打趣，刻画老父亲找儿子的着急样子，但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幅少年儿童参加抗日和军民鱼水情深的活生生画面。
类似以上这些故事，黄安村人人能够讲出一箩筐，他们对三所医院的情谊，铭刻在心，难以忘怀。解放后，三所医院的医护人员经常给黄安村民来信，问寒问暖，黄安村民也经常把田指导员、杨所长、凌书记、韩排长、李班长、宋班长、老齐、老孟、老于等名字挂在嘴边。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田指导员在唐山市教育局局长的岗位上遇难，噩耗传来，村民感到无比悲痛，好一阵子留下啧啧叹息之声。
三所医院在黄安村驻扎期间，因治疗无效死亡而就地埋葬在黄安村的烈士约120——200人。坟墓安置在两条沟里，一条叫长洼，另一条叫陈家坟。据时任黄安村村长的耿明义介绍，长洼埋了40几人，陈家坟大约埋了100人上下。当时埋葬活动是由医院军人执行的，每埋葬一名烈士，都要在墓堆上插上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烈士姓名、年龄、籍贯、所在连队。从木牌上的记录看到，这些烈士大多是河北、河南籍人员，解放后有少数烈士家属前来取过尸骨，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坟墓保护基本完好。分田单干后，由于缺乏管理，坟墓逐渐失去了原貌，现在的坟头已经辨别不清了。
三所医院的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倘有这个记忆的人越来越少，后代们知道的也恐怕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传说和隐隐约约的故事，唯一目击到的两个烈士墓群是铁的佐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里埋葬的100多名为国捐躯的烈士遗骨，至今没人过问、没人寻找、没人安置、没人祭奠，就如黄安村这段红色经历一样，无人传播、无人颂扬、无人载册、无人纪念，让全村人总感到是一个不解的心结……
（责编郄智）
为了追忆那一段辉煌而艰辛的历史，重温烽火岁月的情景与精神，诠释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鱼水深情，并留下教育后代的宝贵资料，当年仅18岁就开始担任黄安村村长、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已89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耿明义，与时任第三医疗分所看护一班班长、后成为黄安村女婿、现转业安置在石家庄市的离休老干部李秀山，借回乡探亲之机，他们二人强支弱体、争分夺秒，回忆、提供、录写了很多珍贵的原始素材，并向党支部和村委会建议，把这段未曾收集进地方党史、战史的红色经历整理出来，报呈上级，见诸报刊，以留住这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一）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向我太行各分区大举“扫荡”。为广泛开展游击战，有力消灭日伪军，以粉碎日军的大“扫荡”，一二九师与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以及分区独立营紧密配合，联合作战。战斗极为频繁残酷，伤员不断增加，为了及时救治伤病员，让他们及早康复归队，不减弱部队的战斗力，军分区在河北省赞皇县黄背坪村设立了临近战地的后方总医院。但是，医院容量小，接纳不下更多的伤员；第一军分区横跨河北和山西的八个县，即元氏、内邱、井陉、赞皇、临城、和东（和顺县东部）、平东（平定县东部）及昔东（昔阳县东部），伤员运送路程远，不能及时得到救治；总院比较开阔暴露，经常遭到敌人袭击。鉴于这些原因，军分区根据战场布局和战况需要，决定选择合适的地方设立医院医疗分所。
在农历三月的一天，黄安村突然来了三位八路军装束的军人，要找村长商谈要事。后来才知道，来人一个是指导员田敬之，一个是副指导员凌庆福，还有一个姓杨的所长。他们带来了上级的决定，说是要在黄安村设立后方总医院的第三医疗分所。后来，全村人都顺口叫它“三所医院”。
为什么要选择黄安村建第三医疗分所呢？指导员田敬之说出三条理由：一是黄安村地处赞皇之西，井陉之南，昔阳、平定、和顺之东，内邱之北，位置优越，运转方便；二是黄安村四面环山，山大沟深，不易暴露；三是黄安村是革命老区，1938年建立党组织，同年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群众基础特别好，是一个可保护、可保密、可依靠的敌后根据地。于是，从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三所医院在黄安村共开设了四年多时间，留下了许多珍闻和史迹。
（二）
三所医院的到来，打破了村里的沉静，给习惯于悠然生活的村民带来一阵“躁动”。然而黄安村群众并不麻木，共产主义的种子早已在这里生根发芽，在民族存亡的攸关时刻，村民识大体，顾大局，对三所医院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由衷的欢迎。
三所医院是营级建制，有80多名医护人员，平时伤病员一般在几十人至100人之间，当战场吃紧的时候，有时伤病员一拨一拨地送来，又一拨一拨地转走，无以计数。黄安村是个小村子，当时只有48户，200余口人，要安置医院这么多医护人员，同时还要为医院腾出所部办公室、司药房、制药房、医疗手术房、伤病房、看护室、伙房、骡马圈、太平房隔离室等房屋，困难之大，不言而喻。村干部挨门挨户挑选房子，让家家户户老少几代人合并起来挤到一个房间里居住，还让很多户简单地改修一下畜圈和草棚用来住人。
黄安村地形不平，高低落差较大，为了让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出进方便，村里把比较平坦和较为集中的下头街整体让给医院占用，剩下的上头街和零散户由军民混合居住。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木板、家具等都拿出来在院内院外支起简易房子，遇到实在住不下的时候，就上房顶临时搭个简易棚，熬过一夜算一夜。当时，黄安村没有煤、没有电，烧水煮饭取暖全靠上山打柴；没有机器、没有粮店，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所需的米面全靠石碾石磨加工；没有缝纫机，没有洗洁品，衣服被褥破了脏了全靠人力手工缝洗；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接送伤病员只能身背肩抬。这些问题，单靠部队医院无法解决。所以，这些重担就落在了村民肩上。
在此期间，黄安村除了同别村一样完成上级分配的做军鞋、送军粮、出民兵、站岗放哨等各项支前任务外，还无偿地分担着三所医院的其他种种任务。为了全力帮助医院解决困难，许多村民甚至把多年积累下的产业都奉献了出来。据老年人回忆，医院的伙房设在村民赵域的院子里，用石头垒起四个大灶台，上安四口大铁锅，灶门又高又大，常年火苗不灭，村民从山上扛回的湿柴木，不用断截就一根一根地穿进灶堂里烧掉。开始几年人们先砍村前村后的灌木林，后来附近砍不到了，就砍掉村民最珍爱的核桃等果木树。村东面的一道山坡是本村刘氏家族的坟地，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蔡树，所以，这道土坡一直被村民叫做蔡树岭。后来为了保证医院的薪柴供应，只好忍痛把那片树林砍光，就连树桩也一同挖去。黄安村两旁的河沟，适宜生长杨柳树，树长得又大又粗，是村民盖房子、制作家具的用材林。为了给医院死去的烈士做棺材，村里专门指定两个木匠，整天在河沟里挑选树木，从大到小依次砍伐，几年工夫，两道沟的杨柳树便不见了踪影。
那时村里男人们的主要任务是打柴供应医院，接送伤病员，女人们的主要任务是碾米磨面、洗涮缝补衣服。当时村妇救会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她们每天从伙房领出原粮，按斤按两分发到妇女手中，然后再把妇女们加工好的米面按斤按两收回。村里共有四盘石碾，九盘石磨，妇救会把一盘碾和两盘磨编为一个小组，组织妇女开展劳动竞赛。那时，有碾有磨的地方常常爆出妇女们的欢声笑语，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黄安村水源比较充足，吃水用水不成问题，但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河水结冰，妇救会为伤病员洗涮衣服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民自发地到500米远的村北头刨出一口温泉，筑成池塘，专供妇女到冬季时为伤病员洗衣服使用。这个池塘的边沿至今还摆放着当年搓洗衣服用过的一排排石板石块。
医院进村的第二年春季，部队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让士兵到山上开荒种地。因为黄安村山高坡陡，可利用的坡度在25度以下的坡地已经被村民耕种，战士们只好向高山远坡进军。现在站在村里仍能看见当年士兵们垦荒时，在高山远坡上留下的一块块植被标记，它曾为艰苦卓绝的八路军医院的生存发展带来收获。
（三）
在三所医院驻扎期间，黄安村曾遭遇过两次敌情。一次是1942年正月十九，一股日军约20余人，从东冶头据点出发，走山路，横穿丁峪沟，准备“扫荡”黄安村八路军伤病员驻地，当他们深夜走到距黄安村三华里的方台村正会沟时，与山头上站岗的我方哨兵接火，日军追赶进村，杀死杀伤村民十几人，造成“方台惨案”。当黄安村得到情报后，干部和群众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转移伤病员，他们化整为零，分头行动，组成好几个小分队，很快把上百个伤病员护送进深山，隐蔽在安全地方。日军知道计划已经暴露，又看看黄安村方向的崇山峻岭，不敢贸然进犯，在天亮时仓惶撤走。关于这段史实，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本《党史文汇》上登载过一篇《一个难忘的小山村》，是时任昔阳县武装部独立营教导员王进录给记者讲述后刊登的。他那时正在黄安村住院治病，期间边治病边到各村开展工作，那天他正在外村开会，知道了敌人的动向后非常着急，生怕伤病员遭到袭击，设法抄小路赶回黄安村准备营救，到村后一看全村空无一人，感到有些诧异，连忙进山寻找，当他后来了解到全部情况后非常感动，称赞黄安村人民是三所医院的保护神。
第二次是1944年夏季的某一天，在攻打河北元氏的战斗中，我军俘虏了37名日军，连同战场上退下来的一些伤员，一起转送到黄安村。进村后的当天夜晚，这些日伪军被关押在一家窑顶上加层盖起的简易房里，由几个民兵看守。由于这些民兵白天去半路上接押俘虏，步行了几十里路，疲惫已极，加之认为关押俘虏的地方比较安全，有所疏忽，在看守过程中竟睡着了，等他们醒来后，发现日伪军全部逃跑。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村军民十分震惊，在医院田指导员的指挥下，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携带着大刀、红樱枪、农具等展开搜山追捕。黄安村山壑幽深、地势峻险，这些日伪军人生地疏，择路难逃。他们三五人一伙，四处逃窜，整整转了一夜，也没有走出黄安村范围，第二天在山上又一一被抓了回来。
另外还有一次，医院韩排长在放探时与一名日军侦察兵相遇，互相扭打在一起，韩排长被这个日军咬去两指，这个日军被韩排长用刀刺伤，当了俘虏，押回黄安村。这是黄安村民看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愤怒的群众要求医院领导进行严惩，但医院领导反复向群众解释，要优待俘虏，给他吃最好的饭，住最好的房。当时村民很不理解。这件事证实了我党优待俘虏政策的真实性，对后人很有教育意义。
（四）
三所医院在黄安村的四年多时间里，与村民患难与共，水乳相融，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对村民给予的无偿奉献，心存感激，常常拿出一些零花钱接济困难群众，对村民的看病用药一律免费。由于他们医术高超，态度和蔼，药品也比较先进，所以吸引本地区的人扶老携幼前来看病，黄安村民自然成了亲戚朋友的联络接待人，而三所的医护人员对村民引来的外村人一样热情服务，一样免费照顾，让全村人感到很荣幸。医院领导也十分关心地方工作，积极帮助村干部搞土改运动和减租减息，成为其他村学习的榜样。还组织村民开办学习班，教识字，讲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支前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时向村民宣传讲解婚姻法，教育妇女破除封建束缚，实行婚姻自主，其中有四名姐妹与医院战士结成了夫妻。为了向部队输送新兵，壮大抗战力量，医院干部战士走村串户搞思想政治动员工作，编排救亡文艺宣传节目，鼓励青年积极参军、英勇上战场杀敌雪耻。在他们的发动下，老区出现了踊跃报名参军的热潮和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局面。据统计，黄安村参加八路军的有16人，参加地方武装组织的有20多人，牺牲7人。在离黄安村二华里的郝家村，包括参加地方革命工作在内的人数达100多人，解放后分赴各地任职团级以上干部的40多人，现在陈列在村烈士纪念室的烈士28人。
有一次，黄安村在龄青年刘连寿积极要求参军，但他母亲以只有一个儿子为理由不同意，村干部做了几天工作，刘连寿与母亲闹翻几次，他母亲就是死活不松口，坚决不让儿子当兵，在村里成了棘手难题。这时田指导员专程到军分区，向上级领导请求给医院增加了一个编制，于是，留刘连寿在三所医院参军，化解了这个难题。被批准后，刘连寿破格成为一名当兵不离村的八路军战士。两年后医院随军南下，刘连寿后来被提升为武汉军区保卫科科长。
黄安村烈属刘二毛夫妇，有两个儿子先后牺牲在战场上，悲伤得夫妻二人整天嚎啕大哭，医院领导为了安慰他们，几天陪着做思想开导工作，让医生拿最好的药品给予治病。看到他家的房屋又矮又破，就把医院最好的办公室腾出来，转让给二位老人居住，并反复叮嘱村干部：一定要照顾好烈士家属，土改时把最好的农田分给烈属家庭耕种。医院领导用他们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工作关系慰藉村民的伤痛，帮助村干部化解矛盾，部队与地方之间同舟共济，战胜了一次次遇到的艰难险阻。
60多年时间过去了，黄安村关于三所医院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
（五）
医院进村后，带来一部电话。电话线从军分区总部河北方向跨山而入，这是黄安村有史以来见到的第一部电话机，比解放后本地区其他村庄安电话要早30余年。当时这部电话机放在一家屋里，村民叫这个屋为“电话局”。村里的老人不相信木杆上架着一根铁丝能够通话，他们经常几个人来到“电话局”看稀罕。一次医院司务长老于被调走，走后他想起借房东一件东西没有归还，就从赞皇县打回电话告诉战友代他赔偿，这时候守在电话旁的老人听到了老于的声音，并亲自在电话上对了话，他们才相信了这是事实。
离村五华里山路，翻过分界岭进入河北省地面的深草沟里，孤单单住着一家守山户，其房屋低矮破陋，一看便是凄凉苦寒人家，但这户人家却成了黄安村转移伤病员的中转站。一旦有敌情，都要先把伤病员抬到这里集中，然后打听打听敌人动向再做下一步安排。据医院看护班长李秀山讲述，有一次他尾随伤病员跟踪治疗，那些天连阴下雨，当他来到这个一家庄，一进门看到屋里挤放的担架上面，躺着的伤病员全部用碗扣住了脸，他感到诧异，仔细一看，屋顶到处滴滴哒哒往下漏雨，伤病员既动弹不得，又没有东西遮盖，只好用碗扣住脸，以免滴水溅进眼鼻。他说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他想起这个一家庄，碗扣脸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成为他一生中最伤感的记忆之一。
黄安村曾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词：
大黑小牛，二黑小马，
铁小放探，元来耍。
铁小放探没回家，
老富来急得不知道咋。
韩排长派兵上山查，
铁小带回罐头铁匣匣。
这首打油词是描述四个儿童在山上放哨，远远看见日军走过后丢弃的掠夺品，他们就捡了回来。其中大黑二黑兄弟俩赶回一牛一马，后面跟着一个不懂事的玩耍孩子元来，另一个叫铁小的儿童没有一起回来。铁小的父亲富来很着急，医院便派人帮助寻找，半路上看见他回来时带回一盒日本罐头。这个故事是真人真名真事，当时编的人只是为打趣，刻画老父亲找儿子的着急样子，但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幅少年儿童参加抗日和军民鱼水情深的活生生画面。
类似以上这些故事，黄安村人人能够讲出一箩筐，他们对三所医院的情谊，铭刻在心，难以忘怀。解放后，三所医院的医护人员经常给黄安村民来信，问寒问暖，黄安村民也经常把田指导员、杨所长、凌书记、韩排长、李班长、宋班长、老齐、老孟、老于等名字挂在嘴边。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田指导员在唐山市教育局局长的岗位上遇难，噩耗传来，村民感到无比悲痛，好一阵子留下啧啧叹息之声。
三所医院在黄安村驻扎期间，因治疗无效死亡而就地埋葬在黄安村的烈士约120——200人。坟墓安置在两条沟里，一条叫长洼，另一条叫陈家坟。据时任黄安村村长的耿明义介绍，长洼埋了40几人，陈家坟大约埋了100人上下。当时埋葬活动是由医院军人执行的，每埋葬一名烈士，都要在墓堆上插上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烈士姓名、年龄、籍贯、所在连队。从木牌上的记录看到，这些烈士大多是河北、河南籍人员，解放后有少数烈士家属前来取过尸骨，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坟墓保护基本完好。分田单干后，由于缺乏管理，坟墓逐渐失去了原貌，现在的坟头已经辨别不清了。
三所医院的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倘有这个记忆的人越来越少，后代们知道的也恐怕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传说和隐隐约约的故事，唯一目击到的两个烈士墓群是铁的佐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里埋葬的100多名为国捐躯的烈士遗骨，至今没人过问、没人寻找、没人安置、没人祭奠，就如黄安村这段红色经历一样，无人传播、无人颂扬、无人载册、无人纪念，让全村人总感到是一个不解的心结……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