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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们党9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过，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李大钊故居北房的堂屋，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背靠的北墙上贴着一幅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改自明代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条文，而这一改就成为了他一生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李大钊在有限的青春生命中，不遗余力地撰写各种文章，毫不保留地对当时黑暗的旧制度、旧社会进行最严厉的谴责，不惜笔墨地对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寄予最热烈的期盼。在这些极为珍贵的遗文中，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聆听到李大钊对青年发出的句句箴言，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碰撞到李大钊对青年投来的期许目光。
（一）
“吾任重道远之国民乎！当知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
李大钊眼中的青年，是那个阴霾障天的国家的希望，是那个奄奄一息的民族的未来，中华的青年在这个不自由、不民主的时空里艰难地呼吸着，颤栗着。为了给肩负大任的青年人提供施展拳脚的平台，为了给满怀青春之志的青年人创造鸟飞鱼跃的天地，李大钊努力奋斗着……
高撞自由之钟——主编《晨钟报》和《宪法公言》
怀揣救国救民之梦的李大钊在汤化龙和孙洪伊的资助下，于1914年1月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他参与了《甲寅》《民彝》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并积极投身于反对二十一条以及反袁运动中。特别是在日本的最后几个月里，李大钊形成了建立一个崭新民族国家的理念，即“青春中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李大钊于1916年初春撰写了逻辑缜密且富有哲理的《青春》一文，提出“青春中华”的政治主张。在认真分析反袁斗争高潮的基础上，李大钊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即将来临，实际上回答了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即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华是否能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变成青春的民族，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回到上海。此时在国内外反袁势力的联合夹击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痛愤难持而不治身亡。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预备成立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新内阁。政坛的风云变幻为各党派重新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孙洪伊被列入新内阁成员名单，汤化龙等准备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并邀请留日归来的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
李大钊为这份报纸确定刊名为《晨钟报》，在第1号评论栏中写了《新生命诞生之努力》，并于同一号附加的创刊纪念版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作为发刊宣言。这是李大钊“高撞自由之钟”，第一次系统地向青年表明“青春中华”的政治主张，向青年发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热情呼唤。随后，李大钊在《晨钟报》发表了一系列激发青年斗志的文章。
《晨钟报》创刊不久，随着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日益升级，使已经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和坚持进步党主张的汤化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之后演变成以此二人为中心的“宪法研究会”和“宪法商榷会”的激烈对抗。由于在政治思想上更接近孙洪伊，忠厚耿直的李大钊不肯按照汤化龙的意思在文章中攻击孙洪伊，被迫离开了他曾经全身心投入并满怀希望的《晨钟报》。创造“青春中华”的政治理想是远大的，所以李大钊面对挫折毫不气馁，青春之志在新的战斗中雄起！
就在李大钊宣布脱离《晨钟报》的这一天，制宪会议正式召开。制宪会议是为恢复因袁世凯解散国会而被迫中断的制宪工作，这就成为立志要建立崭新民族国家、再造“青春中华”的李大钊所关注的头等大事。为了在中国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李大钊很快就和友人一起创办了月刊 《宪法公言》，继续努力地探索创造“青春中华”的方向。
李大钊在主编《宪法公言》期间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省制问题”和“思想自由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当时制宪过程中争议最集中的问题。李大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关于实现国家真正统一富强的政治主张，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出版、信仰和教授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自由，希望为“青春中华”的再造争取宽容的思想空间。
由于经费问题，《宪法公言》于1917年1月10日被迫停刊。府院之争进一步升级，同年6月13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制宪活动宣告流产。但是李大钊为再造“青春中华”而争取自由空间的努力成为其主编《宪法公言》的重要收获，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在李大钊自由钟声的启迪下，开始踏上了奋斗的征程。
培植青春之基——指导各地青年社团活动
1918年1月初，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为《李大钊先生传》作序时曾经写道：“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在北京大学这块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上，李大钊很快和周围的青年朋友们建立了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他参加了一些重要青年社团的创建，通过这些青年社团的活动，影响和推动了一批青年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青年社团的出现，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从思想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产物，很多青年社团根据自己的宗旨出版刊物，并实现各个青年团体之间的结合，以实践其宗旨。李大钊深刻认识到，这些青年社团是真正云集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所以他要在青年社团这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应尽之责，使青年社团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事实证明，李大钊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青年社团不仅为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且为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
少年中国学会就是五四时期有较大影响的青年社团之一。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七人发起，经过一年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并于1925年停止了活动。该学会成立后李大钊被推举为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一直从事评议员、编辑等工作，学会的不少会议就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的。虽然少年中国学会仅仅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但是这个历时七年、有100多位会员的青年社团却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田汉等著名的青年共产党员。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青年进步学生邓中夏、徐德涵等发起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并出版《国民》杂志，李大钊应邀担任该社的导师，对该社的成立以及刊物的出版给予了热心的帮助和指导。1918年12月，北大的又一著名青年社团——新潮社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成立启事，李大钊也是这个青年社团的顾问之一，曾专门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供该社团使用，并积极支持《新潮》月刊的出版。李大钊曾多方调解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之间的不同思想倾向所引发的矛盾，使这两个优秀社团的青年学生们能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目的而并肩作战。
此外，李大钊曾应邀赴天津与1919年9月成立的觉悟社成员见面，给予这些青年社团以指导和帮助。1920年8月，觉悟社提出“各个青年社团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倡议，全体社员到北京请李大钊指导工作，李大钊非常支持这种青年团体联合的主张。在李大钊的积极努力下，8月16日，商讨联合的茶话会在北京陶然亭正式举行，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团等青年社团都派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面对民主危机的日益紧迫和军阀政府腐败无能的黑暗现实，李大钊告诫周围聚集的青年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只靠宣传教育、出版等活动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所以“直接行动”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李大钊在介绍国际工人的运动经验时多次提到的不经当局批准，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五四运动就是在李大钊领导下，由爱国青年开展“直接行动”的一次斗争。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李大钊在各个青年社团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为“青春中华”的再造奠定了重要根基。
倡导青年之志——赠送给青年的系列文章
李大钊为青年撰写了许多文章，他要把这些作品赠送给中华的青年，也赠送给世界的青年；赠送给那个时代的青年，也赠送给这个时代的青年。李大钊的遗文，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这位革命导师对他所热爱的青年的声声嘱托、句句叮咛。
1、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李大钊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今》《新的！旧的！》以及《青年厌世的自杀问题》等文章中提醒青年要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李大钊通过青年与“新春”的关系告诉青年人，青年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新春”是青年“黄金难买之至宝”，应该惜分惜寸地去珍爱“新春”，不可“轻轻泛泛听其虚掷以去”。李大钊曾经高呼：“我爱少年，我爱新春，我爱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少年与新春之介绍，并为少年与自然之介绍”，愿“少年与新春、与自然缔结深交之盟书”。与此同时，李大钊告诫青年，人生在世不可以满于现状，不做任何努力就徒思过去和将来，也不可以对现状彻底失去信心，轻率地放弃美好的生命。青年应该拿出青春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黑暗的社会制度，用自己的努力，去开辟一条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等方面繁荣发展的新道路，去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新生活！
2、中华青年的社会责任。李大钊认为中华青年的运动是世界政治的运动，中华的青年都应该是具有世界责任感的青年。李大钊指出,“今日亚细亚民族的青年运动”，都是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运动，所以中华青年必须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合起来，为了世界光明的明天，为了全世界的同胞，而付出努力！李大钊告诉青年，在这个欧风美雨咄咄逼人的时代，要履行这一神圣的社会责任，必须雄飞跃进，使中华民族文明在东亚发扬光大，而后使整个亚洲文明光耀世界！正如李大钊在《黄种歌》中所写的那样：
黄种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
只手挽狂澜。
方不负铜盘铁砚，
后哲先贤。
3、青年奋斗的正确方向。李大钊告诉青年，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了！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了！这种新世纪的新文明要想彻底输入社会，就必须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联合起来，而“我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明确地指出了青年奋斗的方向。李大钊用俄国革命发展的历程告诉中华奋斗中的青年，俄国能够开创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在那个阴霾障天的旧俄罗斯，青年纷纷来到农村，使之成为俄罗斯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李大钊要求、鼓励青年们,“速到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些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基于这样的判断，李大钊指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寂寞、痛苦、黑暗中“发见”出来的，而过多的热闹、欢乐和光明只会使青年日渐消沉，丧失斗志，所以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二）
“……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
作为20世纪的优秀青年，李大钊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要珍惜伟大的青春给予他的极其宝贵的生命，把20世纪的新潮流告诉国人，他要把20世纪的新思想宣传开来，他要把20世纪的新种子播种下去。为了不辜负短暂而美好的青春生命，为了去争取光明而幸福的民族未来，李大钊努力战斗着……
宣传革命之旨——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
李大钊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率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首传真”的启蒙作用，使一批青年进步知识分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李大钊作为宣传中国革命要旨的旗手，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开展工人运动，号召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条件。这是历史的机缘，也是李大钊敏锐政治观察力的一次成功实践。
李大钊和陈独秀曾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摇旗呐喊，但是李大钊很快意识到了民主主义的局限，他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揭开了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使后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期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之作，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明20世纪的新潮流已经到来。同年12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后又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国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月，李大钊又通过《每周评论》第3期社论栏重要论文《新纪元》告诉国人：现在的时代“是人类生活的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1919年5月5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等文章。李大钊还把由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并刊载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介绍《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而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则是我国第一篇完整、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献。
与此同时，李大钊于1920年3月秘密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中包括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他们后来基本上都发展成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的重要成员。李大钊领导会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德、英、法、日等各种文本的马恩著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李大钊组织会员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专题研究，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建崭新之党——推动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李大钊为首的播种者在中国辛勤耕耘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也日渐成熟。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于1920年4到5月间来到北京会见李大钊，他们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讨论了有关工人运动和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会谈之后，李大钊又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和陈独秀会面，李大钊就在北京开始了紧张的建党筹备工作。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专门派张国焘去上海和陈独秀联系，磋商建立全国性政党的相关事宜。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召开了建立北京党小组的会议，李大钊作了有关建立共产党的意义以及今后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不久之后改为支部，并推举李大钊为支部书记。
在俄共产国际和李大钊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宣告成立，到1921年3月底团员已发展到55人。另外，山东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王尽美、邓恩铭，在李大钊影响下于1919年11月成立“励新学会”，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协助，1921年9春建立了山东共产党小组。几乎同一时期，在长沙、武汉、广州以及旅日、旅法的中国学生中相继出现了共产党小组。
1921年7月23日晚8时许，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的一栋里弄式小楼的楼下客厅里，十几名神态庄重的青年围坐在一张长方形餐桌周围，开始举行一场秘密会议，这就是李大钊为之奋斗并付出大量心血的一次会议，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北京支部先后发展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共北方区委，但李大钊始终都是主要领导人。李大钊一直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首位，尤其重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他多次派青年学生到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山西党组织就是李大钊派遣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高君宇回到太原建立起来的。1921年4月，高君宇被李大钊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组长王振翼。1924年5月，李大钊又派遣高君宇回到太原，开展山西的建党活动，并发展了李毓棠、侯捷庵（即侯士敏）、潘思溥等人，建立了山西的第一个党小组。同年夏建立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先后为李毓棠、张叔平、傅懋恭（彭真）。
从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李大钊派遣大批青年共产党员到北方各地建立党组织。到1927年春天，在直隶、天津、山西、内蒙古、热河、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对开展工农革命运动，配合北伐军的顺利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北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不少地区的党组织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而且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做了必要的准备。
奏响青春之魂——巨星陨落，青春精神永存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作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支部发起的，各界群众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因“大沽口”事件提出“最后通牒”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在临时政府门口遭到军警残酷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次日，段祺瑞政府发出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经过较长时间的侦察，发现了李大钊等人的行踪。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300余名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在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此后的22天，李大钊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李大钊被捕后，表现出了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就是李大钊的青春价值观念，这就是李大钊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
在狱中，李大钊表现了青年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狱中自述》是他最后的遗文，文中他以国民党党员自称，对自己短暂的一生做了概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4月28日上午11时，特别法庭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下午2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首登绞刑台”而“神色未变”，从容就死，时年未满38岁。
白色恐怖笼罩下，李大钊的灵柩不得已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1933年4月23日，他的家属和许许多多的青年志士、社会名流，发起为李大钊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在全国各地以及苏联陆续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谴责奉系军阀的残暴，追悼李大钊革命先烈。大批的青年人冒着白色恐怖参加了李大钊的葬礼，再一次聆听了伟人留给青年的教诲。李大钊的生命虽是短暂的，但李大钊生命的价值是永恒的。李大钊的青春生命会与他用生命建立和呵护的中国共产党同在，万古长青。
（责编 雷蕾）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李大钊故居北房的堂屋，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背靠的北墙上贴着一幅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改自明代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条文，而这一改就成为了他一生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李大钊在有限的青春生命中，不遗余力地撰写各种文章，毫不保留地对当时黑暗的旧制度、旧社会进行最严厉的谴责，不惜笔墨地对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寄予最热烈的期盼。在这些极为珍贵的遗文中，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聆听到李大钊对青年发出的句句箴言，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碰撞到李大钊对青年投来的期许目光。
（一）
“吾任重道远之国民乎！当知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
李大钊眼中的青年，是那个阴霾障天的国家的希望，是那个奄奄一息的民族的未来，中华的青年在这个不自由、不民主的时空里艰难地呼吸着，颤栗着。为了给肩负大任的青年人提供施展拳脚的平台，为了给满怀青春之志的青年人创造鸟飞鱼跃的天地，李大钊努力奋斗着……
高撞自由之钟——主编《晨钟报》和《宪法公言》
怀揣救国救民之梦的李大钊在汤化龙和孙洪伊的资助下，于1914年1月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他参与了《甲寅》《民彝》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并积极投身于反对二十一条以及反袁运动中。特别是在日本的最后几个月里，李大钊形成了建立一个崭新民族国家的理念，即“青春中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李大钊于1916年初春撰写了逻辑缜密且富有哲理的《青春》一文，提出“青春中华”的政治主张。在认真分析反袁斗争高潮的基础上，李大钊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即将来临，实际上回答了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即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华是否能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变成青春的民族，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回到上海。此时在国内外反袁势力的联合夹击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痛愤难持而不治身亡。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预备成立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新内阁。政坛的风云变幻为各党派重新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孙洪伊被列入新内阁成员名单，汤化龙等准备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并邀请留日归来的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
李大钊为这份报纸确定刊名为《晨钟报》，在第1号评论栏中写了《新生命诞生之努力》，并于同一号附加的创刊纪念版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作为发刊宣言。这是李大钊“高撞自由之钟”，第一次系统地向青年表明“青春中华”的政治主张，向青年发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热情呼唤。随后，李大钊在《晨钟报》发表了一系列激发青年斗志的文章。
《晨钟报》创刊不久，随着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日益升级，使已经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和坚持进步党主张的汤化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之后演变成以此二人为中心的“宪法研究会”和“宪法商榷会”的激烈对抗。由于在政治思想上更接近孙洪伊，忠厚耿直的李大钊不肯按照汤化龙的意思在文章中攻击孙洪伊，被迫离开了他曾经全身心投入并满怀希望的《晨钟报》。创造“青春中华”的政治理想是远大的，所以李大钊面对挫折毫不气馁，青春之志在新的战斗中雄起！
就在李大钊宣布脱离《晨钟报》的这一天，制宪会议正式召开。制宪会议是为恢复因袁世凯解散国会而被迫中断的制宪工作，这就成为立志要建立崭新民族国家、再造“青春中华”的李大钊所关注的头等大事。为了在中国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李大钊很快就和友人一起创办了月刊 《宪法公言》，继续努力地探索创造“青春中华”的方向。
李大钊在主编《宪法公言》期间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省制问题”和“思想自由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当时制宪过程中争议最集中的问题。李大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关于实现国家真正统一富强的政治主张，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出版、信仰和教授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自由，希望为“青春中华”的再造争取宽容的思想空间。
由于经费问题，《宪法公言》于1917年1月10日被迫停刊。府院之争进一步升级，同年6月13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制宪活动宣告流产。但是李大钊为再造“青春中华”而争取自由空间的努力成为其主编《宪法公言》的重要收获，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在李大钊自由钟声的启迪下，开始踏上了奋斗的征程。
培植青春之基——指导各地青年社团活动
1918年1月初，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为《李大钊先生传》作序时曾经写道：“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在北京大学这块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上，李大钊很快和周围的青年朋友们建立了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他参加了一些重要青年社团的创建，通过这些青年社团的活动，影响和推动了一批青年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青年社团的出现，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从思想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产物，很多青年社团根据自己的宗旨出版刊物，并实现各个青年团体之间的结合，以实践其宗旨。李大钊深刻认识到，这些青年社团是真正云集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所以他要在青年社团这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应尽之责，使青年社团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事实证明，李大钊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青年社团不仅为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且为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
少年中国学会就是五四时期有较大影响的青年社团之一。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七人发起，经过一年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并于1925年停止了活动。该学会成立后李大钊被推举为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一直从事评议员、编辑等工作，学会的不少会议就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的。虽然少年中国学会仅仅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但是这个历时七年、有100多位会员的青年社团却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田汉等著名的青年共产党员。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青年进步学生邓中夏、徐德涵等发起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并出版《国民》杂志，李大钊应邀担任该社的导师，对该社的成立以及刊物的出版给予了热心的帮助和指导。1918年12月，北大的又一著名青年社团——新潮社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成立启事，李大钊也是这个青年社团的顾问之一，曾专门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供该社团使用，并积极支持《新潮》月刊的出版。李大钊曾多方调解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之间的不同思想倾向所引发的矛盾，使这两个优秀社团的青年学生们能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目的而并肩作战。
此外，李大钊曾应邀赴天津与1919年9月成立的觉悟社成员见面，给予这些青年社团以指导和帮助。1920年8月，觉悟社提出“各个青年社团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倡议，全体社员到北京请李大钊指导工作，李大钊非常支持这种青年团体联合的主张。在李大钊的积极努力下，8月16日，商讨联合的茶话会在北京陶然亭正式举行，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团等青年社团都派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面对民主危机的日益紧迫和军阀政府腐败无能的黑暗现实，李大钊告诫周围聚集的青年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只靠宣传教育、出版等活动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所以“直接行动”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李大钊在介绍国际工人的运动经验时多次提到的不经当局批准，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五四运动就是在李大钊领导下，由爱国青年开展“直接行动”的一次斗争。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李大钊在各个青年社团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为“青春中华”的再造奠定了重要根基。
倡导青年之志——赠送给青年的系列文章
李大钊为青年撰写了许多文章，他要把这些作品赠送给中华的青年，也赠送给世界的青年；赠送给那个时代的青年，也赠送给这个时代的青年。李大钊的遗文，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这位革命导师对他所热爱的青年的声声嘱托、句句叮咛。
1、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李大钊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今》《新的！旧的！》以及《青年厌世的自杀问题》等文章中提醒青年要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李大钊通过青年与“新春”的关系告诉青年人，青年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新春”是青年“黄金难买之至宝”，应该惜分惜寸地去珍爱“新春”，不可“轻轻泛泛听其虚掷以去”。李大钊曾经高呼：“我爱少年，我爱新春，我爱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少年与新春之介绍，并为少年与自然之介绍”，愿“少年与新春、与自然缔结深交之盟书”。与此同时，李大钊告诫青年，人生在世不可以满于现状，不做任何努力就徒思过去和将来，也不可以对现状彻底失去信心，轻率地放弃美好的生命。青年应该拿出青春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黑暗的社会制度，用自己的努力，去开辟一条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等方面繁荣发展的新道路，去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新生活！
2、中华青年的社会责任。李大钊认为中华青年的运动是世界政治的运动，中华的青年都应该是具有世界责任感的青年。李大钊指出,“今日亚细亚民族的青年运动”，都是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运动，所以中华青年必须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合起来，为了世界光明的明天，为了全世界的同胞，而付出努力！李大钊告诉青年，在这个欧风美雨咄咄逼人的时代，要履行这一神圣的社会责任，必须雄飞跃进，使中华民族文明在东亚发扬光大，而后使整个亚洲文明光耀世界！正如李大钊在《黄种歌》中所写的那样：
黄种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
只手挽狂澜。
方不负铜盘铁砚，
后哲先贤。
3、青年奋斗的正确方向。李大钊告诉青年，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了！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了！这种新世纪的新文明要想彻底输入社会，就必须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联合起来，而“我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明确地指出了青年奋斗的方向。李大钊用俄国革命发展的历程告诉中华奋斗中的青年，俄国能够开创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在那个阴霾障天的旧俄罗斯，青年纷纷来到农村，使之成为俄罗斯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李大钊要求、鼓励青年们,“速到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些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基于这样的判断，李大钊指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寂寞、痛苦、黑暗中“发见”出来的，而过多的热闹、欢乐和光明只会使青年日渐消沉，丧失斗志，所以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二）
“……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
作为20世纪的优秀青年，李大钊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要珍惜伟大的青春给予他的极其宝贵的生命，把20世纪的新潮流告诉国人，他要把20世纪的新思想宣传开来，他要把20世纪的新种子播种下去。为了不辜负短暂而美好的青春生命，为了去争取光明而幸福的民族未来，李大钊努力战斗着……
宣传革命之旨——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
李大钊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率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首传真”的启蒙作用，使一批青年进步知识分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李大钊作为宣传中国革命要旨的旗手，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开展工人运动，号召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条件。这是历史的机缘，也是李大钊敏锐政治观察力的一次成功实践。
李大钊和陈独秀曾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摇旗呐喊，但是李大钊很快意识到了民主主义的局限，他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揭开了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使后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期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之作，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明20世纪的新潮流已经到来。同年12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后又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国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月，李大钊又通过《每周评论》第3期社论栏重要论文《新纪元》告诉国人：现在的时代“是人类生活的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1919年5月5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等文章。李大钊还把由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并刊载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介绍《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而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则是我国第一篇完整、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献。
与此同时，李大钊于1920年3月秘密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中包括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他们后来基本上都发展成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的重要成员。李大钊领导会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德、英、法、日等各种文本的马恩著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李大钊组织会员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专题研究，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建崭新之党——推动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李大钊为首的播种者在中国辛勤耕耘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也日渐成熟。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于1920年4到5月间来到北京会见李大钊，他们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讨论了有关工人运动和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会谈之后，李大钊又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和陈独秀会面，李大钊就在北京开始了紧张的建党筹备工作。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专门派张国焘去上海和陈独秀联系，磋商建立全国性政党的相关事宜。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召开了建立北京党小组的会议，李大钊作了有关建立共产党的意义以及今后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不久之后改为支部，并推举李大钊为支部书记。
在俄共产国际和李大钊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宣告成立，到1921年3月底团员已发展到55人。另外，山东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王尽美、邓恩铭，在李大钊影响下于1919年11月成立“励新学会”，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协助，1921年9春建立了山东共产党小组。几乎同一时期，在长沙、武汉、广州以及旅日、旅法的中国学生中相继出现了共产党小组。
1921年7月23日晚8时许，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的一栋里弄式小楼的楼下客厅里，十几名神态庄重的青年围坐在一张长方形餐桌周围，开始举行一场秘密会议，这就是李大钊为之奋斗并付出大量心血的一次会议，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北京支部先后发展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共北方区委，但李大钊始终都是主要领导人。李大钊一直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首位，尤其重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他多次派青年学生到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山西党组织就是李大钊派遣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高君宇回到太原建立起来的。1921年4月，高君宇被李大钊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组长王振翼。1924年5月，李大钊又派遣高君宇回到太原，开展山西的建党活动，并发展了李毓棠、侯捷庵（即侯士敏）、潘思溥等人，建立了山西的第一个党小组。同年夏建立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先后为李毓棠、张叔平、傅懋恭（彭真）。
从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李大钊派遣大批青年共产党员到北方各地建立党组织。到1927年春天，在直隶、天津、山西、内蒙古、热河、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对开展工农革命运动，配合北伐军的顺利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北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不少地区的党组织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而且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做了必要的准备。
奏响青春之魂——巨星陨落，青春精神永存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作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支部发起的，各界群众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因“大沽口”事件提出“最后通牒”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在临时政府门口遭到军警残酷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次日，段祺瑞政府发出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经过较长时间的侦察，发现了李大钊等人的行踪。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300余名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在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此后的22天，李大钊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李大钊被捕后，表现出了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就是李大钊的青春价值观念，这就是李大钊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
在狱中，李大钊表现了青年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狱中自述》是他最后的遗文，文中他以国民党党员自称，对自己短暂的一生做了概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4月28日上午11时，特别法庭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下午2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首登绞刑台”而“神色未变”，从容就死，时年未满38岁。
白色恐怖笼罩下，李大钊的灵柩不得已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1933年4月23日，他的家属和许许多多的青年志士、社会名流，发起为李大钊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在全国各地以及苏联陆续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谴责奉系军阀的残暴，追悼李大钊革命先烈。大批的青年人冒着白色恐怖参加了李大钊的葬礼，再一次聆听了伟人留给青年的教诲。李大钊的生命虽是短暂的，但李大钊生命的价值是永恒的。李大钊的青春生命会与他用生命建立和呵护的中国共产党同在，万古长青。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