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7年9月20日，是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由中共山西省委、河北省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联合主持，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当年战动总会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大会。会后，我有幸承担了编写《战动总会简史》一书的任务。但是，战动总会的史料尚在征集中，我脑海里空白很多，要写出这本史书，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难啊！这时，我听说在北京的穆欣曾为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写过一本《续范亭传》，他和《战动总会革命史》编委各老同志常有往来。他是当代有名的著作家、新闻界的老前辈。他从1937年至1947年在山西工作，亲身经历山西战场的八年抗日战争，是这段革命史的重要见证人之一。周恩来曾称赞他所写的大量通讯“对于粉碎国民党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于是我抱着求知若渴的心情，去登门拜访了这位长者。没想到从此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竟然23年没断过往来，近日得到确切消息，穆老因病已于2010年9月3日病故。
我因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常常翻阅他赠送给我的著作、信件和数以百万字计的党史资料，他那忠实于历史事实、严守史德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此，我仅以他指导我写《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特色》一文为例，略述他的忠于事实、对历史负责的高贵品质。
穆老对我说：战动总会的历史虽不长，却是山西抗日斗争史的主要部分之一。战动总会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虽因阎锡山强令宣布结束，但中共中央同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然存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结束。为推动阎锡山抗日救亡 ，续范亭主任早在1937年初就接受周恩来的派遣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回到山西担任了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参事。他不计前嫌，同曾经通缉过他的阎锡山共事。在山西他是中共作阎锡山当局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
穆老对我说，要写清山西的抗日斗争史，必须从中共中央、八路军写起。在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中共中央和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驻山西的中共代表）坚持最久，双方形成的协议对阎锡山也有一定的约束力。以战动总会为例，其工作纲领是阎锡山认可的，并且是以“阎司令长官命令”形式下发其各级政府必须执行的。接着他就毛泽东如何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向我讲述了几个问题。首先谈为什么选择阎锡山为重点统战对象，再谈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经过，最后谈到在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中共如何以斗争求团结，成功地争取了阎锡山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最终达到了既拖住阎锡山，没有让其降日，又支持了阎锡山，没让蒋介石吞并了山西，还对阎锡山的降日反共活动作了有效的制止。听后我说：“穆老，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看来，写好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也是写清山西抗日斗争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我接着说：“我愿意试着写一写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我手头资料太少，我的写作能力差，难以胜任。”他笑着说：“资料少，我提供，你写的文稿我修改，你就大胆地去写吧！”听他这一鼓励，我只好从命了。《战动总会革命史》编委的老同志为支持我写作，也送来了很多资料。于是我以《毛泽东统战阎锡山》为题先写了初稿。
为了编写《战动总会简史》，我每次去北京出差时，顺便带着文稿，面交穆老过目修改。他在指出稿中欠缺之处的同时拿出资料给我，让我重新修改。写好之后再交他修改。经过多次易稿写出了征求意见稿，送交《战动总会革命史》编委老同志审阅把关，最后以《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特色》为题定稿，寄往北京《党的文献》编辑部。
时隔不久，我收到了穆老寄来的挂号信。拆开一看才知道我寄出的文稿已在《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将复印件随信寄来并在首页的空白处写着：“梁正同志：读过此文，觉得很好。看时，顺手将我认为可以说得更确切或更完整的地方乱写一阵，供参考。爱管闲事的毛病难改。”看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眼泪夺眶而出。这位老人，在新闻战线上奋斗了一生。他用周恩来“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名言，时时教育着他的下级和他交往过的晚辈。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看见不符合实际的事，就要说一说，看见有的作者随意涂写乱划，故意歪曲历史，他就拍案而起，非要去“管闲事”不可。他曾因“管闲事”冒犯过江青、张春桥，坐了近八年的监狱，平反后，他“管闲事”管得更多了。别人写下的文稿，为了借用他的大名发表，请他署名，他说：“我从不在别人写的文稿上署名。”为此也惹得首长不高兴，只好以写作组的署名勉强出版。仅从上述事例中，便知他不是在“管闲事”，而是在忠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在党史学界，当前像穆老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以培养了我这个也“好管闲事”的晚辈而高兴。
穆老自知已近90高龄，疾病缠身，来日无多，便产生了要把他的部分著作，及收集的党史资料送我保存的想法。我高兴地说：“这是您给我的无价之宝，我求之不得。我一定将它保存好，利用好。”其实早在同我交往过程中，他就通过邮局向我寄过不少资料。这次我怎能再让老人破费邮寄呢？于是我委托在北京工作的外甥，用车把穆老保存的党史资料全部运回太原。这笔数以百万字计的史料，将是我从事党史研究、写好史书急需的“粮库”，是资料开发的“银行”。
穆老在晚年更加关注中共山西党史的写作。他看过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等史书，立即不顾年老体弱，向我及作者写了数千字的长信，指出书中许多不实之处。当他得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决定要修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时，即刻给我写信，并让我转告室领导：“修改山西党史，不能补补贴贴，建议有关同志对其中抗日战争部分，能通盘冷静考虑，重新撰写。”
现在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穆老的是：您的来信，我已及时转交了领导及有关同志。因您的意见言之有理、出之有据而得到了重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中的抗日战争部分，已经采纳了您的许多正确建议。
（责编肖黎）
我因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常常翻阅他赠送给我的著作、信件和数以百万字计的党史资料，他那忠实于历史事实、严守史德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此，我仅以他指导我写《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特色》一文为例，略述他的忠于事实、对历史负责的高贵品质。
穆老对我说：战动总会的历史虽不长，却是山西抗日斗争史的主要部分之一。战动总会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虽因阎锡山强令宣布结束，但中共中央同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然存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结束。为推动阎锡山抗日救亡 ，续范亭主任早在1937年初就接受周恩来的派遣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回到山西担任了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参事。他不计前嫌，同曾经通缉过他的阎锡山共事。在山西他是中共作阎锡山当局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
穆老对我说，要写清山西的抗日斗争史，必须从中共中央、八路军写起。在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中共中央和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驻山西的中共代表）坚持最久，双方形成的协议对阎锡山也有一定的约束力。以战动总会为例，其工作纲领是阎锡山认可的，并且是以“阎司令长官命令”形式下发其各级政府必须执行的。接着他就毛泽东如何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向我讲述了几个问题。首先谈为什么选择阎锡山为重点统战对象，再谈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经过，最后谈到在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中共如何以斗争求团结，成功地争取了阎锡山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最终达到了既拖住阎锡山，没有让其降日，又支持了阎锡山，没让蒋介石吞并了山西，还对阎锡山的降日反共活动作了有效的制止。听后我说：“穆老，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看来，写好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也是写清山西抗日斗争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我接着说：“我愿意试着写一写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我手头资料太少，我的写作能力差，难以胜任。”他笑着说：“资料少，我提供，你写的文稿我修改，你就大胆地去写吧！”听他这一鼓励，我只好从命了。《战动总会革命史》编委的老同志为支持我写作，也送来了很多资料。于是我以《毛泽东统战阎锡山》为题先写了初稿。
为了编写《战动总会简史》，我每次去北京出差时，顺便带着文稿，面交穆老过目修改。他在指出稿中欠缺之处的同时拿出资料给我，让我重新修改。写好之后再交他修改。经过多次易稿写出了征求意见稿，送交《战动总会革命史》编委老同志审阅把关，最后以《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特色》为题定稿，寄往北京《党的文献》编辑部。
时隔不久，我收到了穆老寄来的挂号信。拆开一看才知道我寄出的文稿已在《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将复印件随信寄来并在首页的空白处写着：“梁正同志：读过此文，觉得很好。看时，顺手将我认为可以说得更确切或更完整的地方乱写一阵，供参考。爱管闲事的毛病难改。”看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眼泪夺眶而出。这位老人，在新闻战线上奋斗了一生。他用周恩来“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名言，时时教育着他的下级和他交往过的晚辈。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看见不符合实际的事，就要说一说，看见有的作者随意涂写乱划，故意歪曲历史，他就拍案而起，非要去“管闲事”不可。他曾因“管闲事”冒犯过江青、张春桥，坐了近八年的监狱，平反后，他“管闲事”管得更多了。别人写下的文稿，为了借用他的大名发表，请他署名，他说：“我从不在别人写的文稿上署名。”为此也惹得首长不高兴，只好以写作组的署名勉强出版。仅从上述事例中，便知他不是在“管闲事”，而是在忠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在党史学界，当前像穆老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以培养了我这个也“好管闲事”的晚辈而高兴。
穆老自知已近90高龄，疾病缠身，来日无多，便产生了要把他的部分著作，及收集的党史资料送我保存的想法。我高兴地说：“这是您给我的无价之宝，我求之不得。我一定将它保存好，利用好。”其实早在同我交往过程中，他就通过邮局向我寄过不少资料。这次我怎能再让老人破费邮寄呢？于是我委托在北京工作的外甥，用车把穆老保存的党史资料全部运回太原。这笔数以百万字计的史料，将是我从事党史研究、写好史书急需的“粮库”，是资料开发的“银行”。
穆老在晚年更加关注中共山西党史的写作。他看过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等史书，立即不顾年老体弱，向我及作者写了数千字的长信，指出书中许多不实之处。当他得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决定要修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时，即刻给我写信，并让我转告室领导：“修改山西党史，不能补补贴贴，建议有关同志对其中抗日战争部分，能通盘冷静考虑，重新撰写。”
现在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穆老的是：您的来信，我已及时转交了领导及有关同志。因您的意见言之有理、出之有据而得到了重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中的抗日战争部分，已经采纳了您的许多正确建议。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