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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无线电视台2006年的收视冠军《女人不易做》所表达出来的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得到了很多香港女性、甚至是大陆女性观众的认可。该剧多少反映了香港社会对女性的形象和价值进行了多重设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些设定是如性自觉之后的认识和选择，那么“女人不易做”将是女性骄傲的自我评价，以及整个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极大肯定；否则，女性的生存境遇将变得极其艰难，而“女人易做”则会成为无奈的感叹。
关键词 香港电视剧 女性 价值观
“女人戏”是香港电视剧近几年热衷的题材之一。这类电视剧围绕女性展开叙事，以塑造不同特色的女性形象。香港电视人通过风格各异的“女人戏”，一方面展示了香港社会女性的生存环境、人生百态，一方面表达了香港女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整个香港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识。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港人的性别文化书写及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一种方式。
《女人不易做》(以下简称《女》)是香港TVB(无线电视台)2006年的收视冠军、TVB最佳剧集奖获得者，是近几年香港都市女性题材电视剧中的又一部力作。由于大胆地涉猎了姐弟恋、一夜情、借种生子等一系列社会敏感问题，该剧不仅在香港播出后激起很大的社会争议，被内地引进时，更是几经删改方才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不过，题材的大胆并不是该剧叫好又“叫座”(特别是在香港地区)的根本原因。题材只是一个表象，同类题材的电视剧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近些年来也都有不少佳作。事实上，使其成功的真正原因是编创者对题材的大胆、“前卫”(这里的“前卫”只是针对当今社会男权依然至上的普遍观念而言的，并非认为《女》的观点和态度太过超前或不合时宜)的处理，换句话说，是编创者借由这部女人戏所表达出来的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引起了很多女性观众的共鸣，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香港女性对现代社会都市女性生存境遇及对自身社会价值、两性关系评判等方面的认可。
“认可”，实际上就是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任何人的价值观都不是凭空产生和改变的，归根到底它反映了人的社会存在《女》所反映出来的香港女性的价值观念，既受现代香港这一时代语境的制约，又与千差万别的剧中人物的个体经验直接相关，这两者交互作用，在表达编创者女性价值观的同时，也反映了香港女性价值观念的总体特征。
高志玲——多重价值观的交叉融合
相较内地而言，香港地区更加多元开放，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能在这个现代大都市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香港对于这些明显带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秉持兼容并畜原则，有时甚至乐于直接拼接不同的文化元素，使其呈现出一种略显怪异的并存局面。于是我们看到，在港产警匪剧中警察们一面不断向疑犯反复念诵着“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的任何言论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将西方现代司法制度演绎得淋漓尽致，另一面却在执行任务前庄重严肃地向供奉的关二爷上香祷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着心理安慰和精神保护。我们甚至难以去估量到底哪种文化在香港人心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冲击下，香港女性的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带有交叉融合，甚至是混杂不明的特点。
《女》中的女主角高志玲就是一个在多重价值观的影响下努力生活的典型代表。由于担心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又不敢违拗大男子主义的父亲，在明知男友花心的情况下，依然踏入婚姻。婚后对丈夫的出轨一忍再忍，最终还是离婚了事。慑于父威，出于孝心，她不敢公开离婚之事：“姐弟恋”不符合世俗的眼光的社会舆论更让她在与同事小齐的恋爱当中退缩不前。这就是剧集伊始的志玲，一个对家庭问题和男女两性关系的认识与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孝即不逆)，而且带有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价值观特点的香港现代都市女性。此时的志玲对女性的自主和自觉意识是模糊的。她对自己的认可仍然带有男性目光的审视，认为女性的价值需要通过男性，借由婚姻家庭等方式来实现，因此女人一生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与男人结婚生子组织家庭，否则就会涉险。
然而，这样一种看似安全的人生信条却还是让志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不但爱情遭难、家庭解体，甚至还面临着工作、生存的危机，差点完全丧失自信而走进自我否定的黑暗当中。所章的是，志玲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她所成长的环境——香港，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这些“优势”让她拥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她还可以追求除了家庭、丈夫以外的天空。但这种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因为男女情感和家庭破裂的背景而多少都带有被迫的性质。因为在志玲看来，婚姻家庭是女性一生幸福的最重要保障，通过工作、事业来进行的社会活动，在其婚变之前也许只是受过教育之后的自然而然要做的事情。不过，就是这样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令志玲再度找回了自信、自足。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在经济独立的同时，慢慢地懂得并学会了思想独立。
尽管现代文明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欲望无限膨胀、情感日趋淡漠、人们在不断追求金钱和权势的过程中逐渐失去自我，然而就女性而言，现代文明的一大好处就是她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可以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所谓的“女性经验限制”，使得女性的存在也有了社会价值的体现(这要感激女权主义者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不懈努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女性在遭到男性的不公平对待时，还拥有自我生存的可能，从而至少可以在经济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而独立存在。经济上的独立让女性在处理两性问题时，可以不再将解决生存问题划入考虑范围，有关两性关系的价值观有了不被金钱左右的可能，从而变得更为纯粹一些。女性在设计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也可以将婚姻家庭、情感需求，与基本生存问题剥离开来。从而有可能去追求作为独立的人的自我决定与自我选择。经济独立与追求幸福并不矛盾。前者正是后者的根基和保障。人。女人。好女人，三者并不冲突，完全不必为了谁而被迫放弃自己。
志玲能学会独立，重新生活，一方面要得益于她自己的现代女性独立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全剧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海翘。海翘既是志玲职场上的上司，又是其思想独立的引领者。志玲认海翘作姐姐，也是她对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思潮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海翘——并非完全自觉的独立意识
如果说志玲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代女性身上同时杂糅的多种价值观念，那么从海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极为突出的价值信条——独立，经济独立的同时更要思想独立。这一方面反映出香港女性在寻求男女平等问题上更加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她们对女性自觉形成独立意识的否定。
相对于志玲的优柔软弱、感情用事来讲，海翘要强硬理性得多。上任伊始，她就对 人员进行大洗牌，凡是被认定为“不行”者，立刻辞退。毫不留情：她留下志玲，但却布置了极其严苛地的任务：她教志玲与前夫周旋，以“同意离婚”为条件换取合同上的利益：她在同时遭遇工作危机与女儿病重两大棘手问题时，仍能保持冷静地与医生探讨在半小时之内女儿是否有生命危险，以此为工作换取一点点转机。以上种种，完全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大都市职场中金领一族的典型作风：秉持“做事要拼命”的原则，以工作事业为第一要义，坚定地认为女性的社会价值要远远高于家庭价值。
这样的女性在香港这样的现代都市中屡见不鲜。不管社会对她们如何评价，海翘类的女性使我们相信了一点：只要肯做，女人在家庭、丈夫、孩子以外，是可以开辟出另一片天空的，男女之间生理上的差异并不能成为建构不平等的男女性别关系的权力机制的天然理由。
事实上，真正令男性感到害怕、令志玲等为之折服的是海翘思想上的独立和成熟。海翘坚信女性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男性来实现，女人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存在，因此。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完全可以与婚姻家庭剥离开来。同时，她也坚信女性，必须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判断、自我实现的意识和能力，不应该依靠外力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不管正确与否，海翘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自己选择的。同时，她也愿意向有需要的同性施以援手，哪怕是对方曾经伤害过她。《女》的特立独行之处就在于它旗帜鲜明地让独立意识极强的“海翘”。成为全剧女性的精神和思想领袖，从而明确地、毫不隐晦地表达出女人必须独立，特别是必须在思想上独立的旗号，这再次表明香港女性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清晰，价值观念更加明确。
所谓思想上的独立，并不是说让所有的女性都选择与海翘一样的人生道路，而是号召我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认定，女性主体意识应该从朦胧变为清晰，完成个人的由“依附”到“自主”的“心理革命”。女性要看到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两性可以并驾齐驱，比翼双飞，没有主次之分。女性应该充分认识到要彻底解放自己，不能只靠外力，更主要的是在自身的潜意识里树立起自强不息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下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自主的选择，并主动承担选择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女》中的海翘对独立的追求并非是完全自觉的意识。编创者特意为她设置了这样“合理”的原因：一是童年的家庭阴影。即母亲遇人不淑，含辛茹苦养育自己及妹妹：二是自己的惨痛经历，即年轻时遭受过男友的出卖和伤害。双重伤痛令她不再相信男人的承诺，同时也拒绝向男人承诺。于是我们明白了海翘外表的强悍，是为了自强自保，她的内心仍然是温柔的，会有寂寞，会软弱。也就是说，海翘的“自强”、“自主”、“自我”不是主动领悟的，是在两性关系的悲剧中被迫形成的，是“一朝被蛇咬”后的“十年怕井绳”。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些惨痛经历，海翘也许会成为剧集伊始的志玲，努力寻求家庭婚姻的保护。虽然或多或少依附男性而存在，但是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且“幸福”地生活着。这说明编创者认为，如果失去了这个“合理”的背景，海翘就不会独立，但是不独立的海翘依然可以在男性的保护下孱弱地幸福着。
在历史悠久的“男性主体文化”的主宰下。女性已经习惯了在男人的声音中校正自己，《女》的编创者概莫能外。所以海翘一定是因为受了伤害才变得强硬，决不可能只是因为受了高等教育，并耳濡目染着现代文明，而逐渐形成理性的两性平等的思想。由此可见，海翘的女性自觉仍然没有摆脱男性的审视，海翘的自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彻底独立的自主。
为了探讨二十一世纪香港女性的自我形象及消费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系于2002年12月期间进行了一项有关女性的调查研究，并于2003年1月发表。这份《香港女性价值观及消费模式调查报告》显示，虽然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城市，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香港女性仍然认同传统的家庭观念，认为生儿育女是女性一生最大的成就，照顾家庭是女性的主要任务，女人有义务为丈夫生育男孩以传宗接代，对已婚女性来说最重要的是照顾家庭而不是事业。不过，在夫妻关系破裂是否应该离婚问题上，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被访者支持离婚。同时，香港女性对两性关系持有开放的看法，认为女性追求男性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可以接受，更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被访者认为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女性应有权决定是否生育。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女性对待家庭问题、两性问题的价值观念是比较复杂的，正如《女》所反映的那样，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思潮都在香港女性的自我认识中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她们在认同贤妻良母带来的稳定与温暖的同时，也肯定并确信女性必须成为独立个体而存在，不管这种肯定与确信中带有多少自觉的意识。也正因为这多种价值观念的并存杂糅，使得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形象和价值进行了多重设定，既希望她们能更多地承担家务，又希望她们进入社会，工作赚钱。如果这些设定是女性自觉之后的认识和选择，那么“女人不易做”将是女性骄傲的自我评价，以及整个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极大肯定：否则，女性的生存境遇将变得极其艰难，而“女人不易做”则会成为无奈的感叹。
关键词 香港电视剧 女性 价值观
“女人戏”是香港电视剧近几年热衷的题材之一。这类电视剧围绕女性展开叙事，以塑造不同特色的女性形象。香港电视人通过风格各异的“女人戏”，一方面展示了香港社会女性的生存环境、人生百态，一方面表达了香港女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整个香港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识。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港人的性别文化书写及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一种方式。
《女人不易做》(以下简称《女》)是香港TVB(无线电视台)2006年的收视冠军、TVB最佳剧集奖获得者，是近几年香港都市女性题材电视剧中的又一部力作。由于大胆地涉猎了姐弟恋、一夜情、借种生子等一系列社会敏感问题，该剧不仅在香港播出后激起很大的社会争议，被内地引进时，更是几经删改方才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不过，题材的大胆并不是该剧叫好又“叫座”(特别是在香港地区)的根本原因。题材只是一个表象，同类题材的电视剧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近些年来也都有不少佳作。事实上，使其成功的真正原因是编创者对题材的大胆、“前卫”(这里的“前卫”只是针对当今社会男权依然至上的普遍观念而言的，并非认为《女》的观点和态度太过超前或不合时宜)的处理，换句话说，是编创者借由这部女人戏所表达出来的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引起了很多女性观众的共鸣，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香港女性对现代社会都市女性生存境遇及对自身社会价值、两性关系评判等方面的认可。
“认可”，实际上就是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任何人的价值观都不是凭空产生和改变的，归根到底它反映了人的社会存在《女》所反映出来的香港女性的价值观念，既受现代香港这一时代语境的制约，又与千差万别的剧中人物的个体经验直接相关，这两者交互作用，在表达编创者女性价值观的同时，也反映了香港女性价值观念的总体特征。
高志玲——多重价值观的交叉融合
相较内地而言，香港地区更加多元开放，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能在这个现代大都市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香港对于这些明显带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秉持兼容并畜原则，有时甚至乐于直接拼接不同的文化元素，使其呈现出一种略显怪异的并存局面。于是我们看到，在港产警匪剧中警察们一面不断向疑犯反复念诵着“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的任何言论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将西方现代司法制度演绎得淋漓尽致，另一面却在执行任务前庄重严肃地向供奉的关二爷上香祷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着心理安慰和精神保护。我们甚至难以去估量到底哪种文化在香港人心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冲击下，香港女性的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带有交叉融合，甚至是混杂不明的特点。
《女》中的女主角高志玲就是一个在多重价值观的影响下努力生活的典型代表。由于担心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又不敢违拗大男子主义的父亲，在明知男友花心的情况下，依然踏入婚姻。婚后对丈夫的出轨一忍再忍，最终还是离婚了事。慑于父威，出于孝心，她不敢公开离婚之事：“姐弟恋”不符合世俗的眼光的社会舆论更让她在与同事小齐的恋爱当中退缩不前。这就是剧集伊始的志玲，一个对家庭问题和男女两性关系的认识与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孝即不逆)，而且带有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价值观特点的香港现代都市女性。此时的志玲对女性的自主和自觉意识是模糊的。她对自己的认可仍然带有男性目光的审视，认为女性的价值需要通过男性，借由婚姻家庭等方式来实现，因此女人一生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与男人结婚生子组织家庭，否则就会涉险。
然而，这样一种看似安全的人生信条却还是让志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不但爱情遭难、家庭解体，甚至还面临着工作、生存的危机，差点完全丧失自信而走进自我否定的黑暗当中。所章的是，志玲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她所成长的环境——香港，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这些“优势”让她拥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她还可以追求除了家庭、丈夫以外的天空。但这种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因为男女情感和家庭破裂的背景而多少都带有被迫的性质。因为在志玲看来，婚姻家庭是女性一生幸福的最重要保障，通过工作、事业来进行的社会活动，在其婚变之前也许只是受过教育之后的自然而然要做的事情。不过，就是这样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令志玲再度找回了自信、自足。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在经济独立的同时，慢慢地懂得并学会了思想独立。
尽管现代文明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欲望无限膨胀、情感日趋淡漠、人们在不断追求金钱和权势的过程中逐渐失去自我，然而就女性而言，现代文明的一大好处就是她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可以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所谓的“女性经验限制”，使得女性的存在也有了社会价值的体现(这要感激女权主义者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不懈努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女性在遭到男性的不公平对待时，还拥有自我生存的可能，从而至少可以在经济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而独立存在。经济上的独立让女性在处理两性问题时，可以不再将解决生存问题划入考虑范围，有关两性关系的价值观有了不被金钱左右的可能，从而变得更为纯粹一些。女性在设计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也可以将婚姻家庭、情感需求，与基本生存问题剥离开来。从而有可能去追求作为独立的人的自我决定与自我选择。经济独立与追求幸福并不矛盾。前者正是后者的根基和保障。人。女人。好女人，三者并不冲突，完全不必为了谁而被迫放弃自己。
志玲能学会独立，重新生活，一方面要得益于她自己的现代女性独立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全剧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海翘。海翘既是志玲职场上的上司，又是其思想独立的引领者。志玲认海翘作姐姐，也是她对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思潮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海翘——并非完全自觉的独立意识
如果说志玲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代女性身上同时杂糅的多种价值观念，那么从海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极为突出的价值信条——独立，经济独立的同时更要思想独立。这一方面反映出香港女性在寻求男女平等问题上更加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她们对女性自觉形成独立意识的否定。
相对于志玲的优柔软弱、感情用事来讲，海翘要强硬理性得多。上任伊始，她就对 人员进行大洗牌，凡是被认定为“不行”者，立刻辞退。毫不留情：她留下志玲，但却布置了极其严苛地的任务：她教志玲与前夫周旋，以“同意离婚”为条件换取合同上的利益：她在同时遭遇工作危机与女儿病重两大棘手问题时，仍能保持冷静地与医生探讨在半小时之内女儿是否有生命危险，以此为工作换取一点点转机。以上种种，完全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大都市职场中金领一族的典型作风：秉持“做事要拼命”的原则，以工作事业为第一要义，坚定地认为女性的社会价值要远远高于家庭价值。
这样的女性在香港这样的现代都市中屡见不鲜。不管社会对她们如何评价，海翘类的女性使我们相信了一点：只要肯做，女人在家庭、丈夫、孩子以外，是可以开辟出另一片天空的，男女之间生理上的差异并不能成为建构不平等的男女性别关系的权力机制的天然理由。
事实上，真正令男性感到害怕、令志玲等为之折服的是海翘思想上的独立和成熟。海翘坚信女性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男性来实现，女人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存在，因此。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完全可以与婚姻家庭剥离开来。同时，她也坚信女性，必须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判断、自我实现的意识和能力，不应该依靠外力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不管正确与否，海翘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自己选择的。同时，她也愿意向有需要的同性施以援手，哪怕是对方曾经伤害过她。《女》的特立独行之处就在于它旗帜鲜明地让独立意识极强的“海翘”。成为全剧女性的精神和思想领袖，从而明确地、毫不隐晦地表达出女人必须独立，特别是必须在思想上独立的旗号，这再次表明香港女性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清晰，价值观念更加明确。
所谓思想上的独立，并不是说让所有的女性都选择与海翘一样的人生道路，而是号召我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认定，女性主体意识应该从朦胧变为清晰，完成个人的由“依附”到“自主”的“心理革命”。女性要看到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两性可以并驾齐驱，比翼双飞，没有主次之分。女性应该充分认识到要彻底解放自己，不能只靠外力，更主要的是在自身的潜意识里树立起自强不息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下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自主的选择，并主动承担选择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女》中的海翘对独立的追求并非是完全自觉的意识。编创者特意为她设置了这样“合理”的原因：一是童年的家庭阴影。即母亲遇人不淑，含辛茹苦养育自己及妹妹：二是自己的惨痛经历，即年轻时遭受过男友的出卖和伤害。双重伤痛令她不再相信男人的承诺，同时也拒绝向男人承诺。于是我们明白了海翘外表的强悍，是为了自强自保，她的内心仍然是温柔的，会有寂寞，会软弱。也就是说，海翘的“自强”、“自主”、“自我”不是主动领悟的，是在两性关系的悲剧中被迫形成的，是“一朝被蛇咬”后的“十年怕井绳”。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些惨痛经历，海翘也许会成为剧集伊始的志玲，努力寻求家庭婚姻的保护。虽然或多或少依附男性而存在，但是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且“幸福”地生活着。这说明编创者认为，如果失去了这个“合理”的背景，海翘就不会独立，但是不独立的海翘依然可以在男性的保护下孱弱地幸福着。
在历史悠久的“男性主体文化”的主宰下。女性已经习惯了在男人的声音中校正自己，《女》的编创者概莫能外。所以海翘一定是因为受了伤害才变得强硬，决不可能只是因为受了高等教育，并耳濡目染着现代文明，而逐渐形成理性的两性平等的思想。由此可见，海翘的女性自觉仍然没有摆脱男性的审视，海翘的自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彻底独立的自主。
为了探讨二十一世纪香港女性的自我形象及消费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系于2002年12月期间进行了一项有关女性的调查研究，并于2003年1月发表。这份《香港女性价值观及消费模式调查报告》显示，虽然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城市，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香港女性仍然认同传统的家庭观念，认为生儿育女是女性一生最大的成就，照顾家庭是女性的主要任务，女人有义务为丈夫生育男孩以传宗接代，对已婚女性来说最重要的是照顾家庭而不是事业。不过，在夫妻关系破裂是否应该离婚问题上，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被访者支持离婚。同时，香港女性对两性关系持有开放的看法，认为女性追求男性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可以接受，更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被访者认为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女性应有权决定是否生育。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女性对待家庭问题、两性问题的价值观念是比较复杂的，正如《女》所反映的那样，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思潮都在香港女性的自我认识中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她们在认同贤妻良母带来的稳定与温暖的同时，也肯定并确信女性必须成为独立个体而存在，不管这种肯定与确信中带有多少自觉的意识。也正因为这多种价值观念的并存杂糅，使得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形象和价值进行了多重设定，既希望她们能更多地承担家务，又希望她们进入社会，工作赚钱。如果这些设定是女性自觉之后的认识和选择，那么“女人不易做”将是女性骄傲的自我评价，以及整个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极大肯定：否则，女性的生存境遇将变得极其艰难，而“女人不易做”则会成为无奈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