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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实现从出口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型，必须增加服务业在GDP与就业中的比重。同时，中国必须尽快通过加息解决通胀问题，否则将在今后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就业
“十二五”规划勾勒出一套条理清晰的增长模式，而这模式与过去三十年来一直遵循的增长模式迥异。规划的基本目标非常明确：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去的出口及投资为主导，转变为以国内个人消费为驱动力。这将是中国继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之后第三次引发重大经济战略转变的发展规划。
为了实现出口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型，必须实现国内以服务为主导的就业。2009年中国每百万人民币GDP，在第二产业可以产生14.2个工作岗位，而在第三产业则可以产生19.6个工作岗位，这意味着原因，中国第三产业的每单位GDP创造就业的人数比第二产业高35%。然而，在中国连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2000年至2008年间，中国的就业增长却不足1%，远低于印度、印尼、泰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
巨大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依赖于通过经济高增长创造就业机会，而以出口和投资带动的高增长却带来了经济过热、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发展服务业则将帮助中国跳出这一两难困局。
据我们统计，2009年，只有4%的中国非农城镇劳动力受雇于批发和零售业。相比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则有非农劳动力中的15%受雇于批发和零售行业。假设中美在物流与贸易行业的就业比例差距缩短一半，就意味着中国增加超过550万的城镇就业机会，大约相当于“十二五”规划五年新增4500万城镇就业目标的12%。
如果有了第三产业，中国只需要维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能够很好的帮助中国调整对于资源、环境的需求，并且能够使得中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小。
农村人口“进城”将成工资上调原动力
“十二五”中关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内容，将主要以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的形式推动。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口工资比例是农村收入的3.5倍，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构成非常大的挑战。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1500万到2000万的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收入可以增加到三倍以上。
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城乡迁移的人口预计将会增加3.1亿，这一趋势将为中国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持久的推动力。
“十二五”规划中也着重提出了几项旨在广泛促进农村地区收入的措施，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村金融建设等各方面。同时，也有财政措施关注在增长农村地区补贴，以及针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社区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但在这些针对农村地区的议程中，缺少关于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新举措，而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正是创造财富和扩大中国农商品购买力的关键。
应加息1%～2%抑制通胀
通胀正在威胁中国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努力。这是由于，工资上涨在促进劳动力收入中占有的角色，提高工资是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中国政府一方面提高工资，一方面又对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力，那就有可能出现工资及价格螺旋上升的堪忧局面。
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强调“审慎的货币政策”，但目前政府抗通胀的真正重点仍在于行政措施，尤其是通过国家指导库存、操作储备及其他市场管控措施来缓解粮食及蔬菜价格上涨压力。
随着通胀压力波及的范围日益广泛，抗通胀的政策性对策也应放宽范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需要将更多的努力转移到货币政策紧缩及提高实际利率上。
在过去四个半月中，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三次调高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为6.1%，较整体通货膨胀率仅高出1.2个百分点。对于抑制信贷过快增长，这一利率标准显然并不够高。必须要把中国的利率提高1%～2%，才足以给经济降温，缓和通胀压力。
如果中国政府未能在未来几个月中采取果断的措施，未来将会需要一轮更痛苦的货币紧缩调控才能够控制住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而这种紧缩调控，将大幅提高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也将是政府将无法开展促进消费的举措。
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就业
“十二五”规划勾勒出一套条理清晰的增长模式，而这模式与过去三十年来一直遵循的增长模式迥异。规划的基本目标非常明确：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去的出口及投资为主导，转变为以国内个人消费为驱动力。这将是中国继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之后第三次引发重大经济战略转变的发展规划。
为了实现出口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型，必须实现国内以服务为主导的就业。2009年中国每百万人民币GDP，在第二产业可以产生14.2个工作岗位，而在第三产业则可以产生19.6个工作岗位，这意味着原因，中国第三产业的每单位GDP创造就业的人数比第二产业高35%。然而，在中国连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2000年至2008年间，中国的就业增长却不足1%，远低于印度、印尼、泰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
巨大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依赖于通过经济高增长创造就业机会，而以出口和投资带动的高增长却带来了经济过热、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发展服务业则将帮助中国跳出这一两难困局。
据我们统计，2009年，只有4%的中国非农城镇劳动力受雇于批发和零售业。相比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则有非农劳动力中的15%受雇于批发和零售行业。假设中美在物流与贸易行业的就业比例差距缩短一半，就意味着中国增加超过550万的城镇就业机会，大约相当于“十二五”规划五年新增4500万城镇就业目标的12%。
如果有了第三产业，中国只需要维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能够很好的帮助中国调整对于资源、环境的需求，并且能够使得中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小。
农村人口“进城”将成工资上调原动力
“十二五”中关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内容，将主要以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的形式推动。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口工资比例是农村收入的3.5倍，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构成非常大的挑战。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1500万到2000万的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收入可以增加到三倍以上。
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城乡迁移的人口预计将会增加3.1亿，这一趋势将为中国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持久的推动力。
“十二五”规划中也着重提出了几项旨在广泛促进农村地区收入的措施，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村金融建设等各方面。同时，也有财政措施关注在增长农村地区补贴，以及针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社区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但在这些针对农村地区的议程中，缺少关于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新举措，而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正是创造财富和扩大中国农商品购买力的关键。
应加息1%～2%抑制通胀
通胀正在威胁中国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努力。这是由于，工资上涨在促进劳动力收入中占有的角色，提高工资是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中国政府一方面提高工资，一方面又对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力，那就有可能出现工资及价格螺旋上升的堪忧局面。
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强调“审慎的货币政策”，但目前政府抗通胀的真正重点仍在于行政措施，尤其是通过国家指导库存、操作储备及其他市场管控措施来缓解粮食及蔬菜价格上涨压力。
随着通胀压力波及的范围日益广泛，抗通胀的政策性对策也应放宽范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需要将更多的努力转移到货币政策紧缩及提高实际利率上。
在过去四个半月中，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三次调高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为6.1%，较整体通货膨胀率仅高出1.2个百分点。对于抑制信贷过快增长，这一利率标准显然并不够高。必须要把中国的利率提高1%～2%，才足以给经济降温，缓和通胀压力。
如果中国政府未能在未来几个月中采取果断的措施，未来将会需要一轮更痛苦的货币紧缩调控才能够控制住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而这种紧缩调控，将大幅提高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也将是政府将无法开展促进消费的举措。